Tuesday, 10 January 2017

走出雾霾，中国需要多少年

作者: 李迅雷

进入冬天之后，全国雾霾天数大幅上升，民众抱怨声一片，不少人拿出既往见诸于报端的地方官员关于治理雾霾的承诺，来指责地方政府不能兑现诺言。在如今互联网时代，“不让空气污染跨入二十一世纪”、“治不好污染提头来见”等豪言壮语不仅抹不去，而且还传播得更广。那么，治理好空气污染究竟还需要多少年呢？我不是治霾专家，只想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去推算空气污染可能持续的时间。

世界工厂导致环境污染的必然性

从经济增长模式看，中国仍是比较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尽管投资的增速在放缓，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不断上升，如今已经达到83%。2016年，基建投资增速接近20%，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出现反弹，这意味着钢材、水泥、石化、有色等产品的生产规模仍在扩张，治理环境污染的难度很大。举2015年的数据为例，中国的水泥、煤炭、粗钢、铝等很多大宗商品的产量均要占全球产量的50%左右甚至更高。

从产业结构看，中国的第二产业比重要远超发达国家，而GDP也要占全球的15%，这意味着作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第一的大国，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占全球第一。因此，中国要摆脱污染困局，恐怕需要改变其世界工厂的角色，把部分低端制造业向海外转移。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的部分制造业向日本转移，使得日本在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同时，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也非常严重，尤其是重金属污染对居民的伤害比当今中国要严重得多。到了70-80年代，亚洲四小龙又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地。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引进外资规模不断增大，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地，海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全球第一。那么，中国今后能否也像上世纪的发达国家那样，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印度、印尼等国家呢？

我认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全球制造业转移，从日本、四小龙至中国大陆之后，再往后看10-20年，估计很难大规模向外转移了。因为中国不仅是全球劳动力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又是基础设施最完备、产业配套最健全、市场容量最大的国家。而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等人口大国，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熟练工人数量等方面至少在今后十年内还不具备大规模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的能力，尽管这些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与中国所具有的制造业综合优势相比，差距仍较大。

既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仍将维持一二十年，便意味着治理环境污染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它们的空气质量一定很好，不仅因为第二产业的比重没有一个超过30%的，如美国不到20%，而且因为第二产业中低污染的高端制造业占比很高。即便是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的占比大部分只有30%左右，加之经济体量本身不大，故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像中国这样突出。

说白了，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GDP水平和增长速度都有很大相关性，低收入国家环境污染不严重是因为工业不发达，高收入国家则是因为居民对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追求，高污染的产业早就转移了。中国作为高增长的中高等收入国家，低收入群体还在为奔小康而奋斗，尚顾不上环保问题，但中产阶层已经觉醒，开始注重环境污染对自身的伤害。但在经济仍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污染源至少会保持中速增长，这是空气污染问题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所在。

高增长目标下雾霾难有根本改善

当大家纷纷指责政府官员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未能兑现承诺的时候，是否想过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污染与消费模式变化及投资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如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乱砍乱伐森林现象的谴责非常普遍，这些年来似乎很少听到“乱砍乱伐”这个词了，因为砍伐森林一般有三个目的：木材加工、作为燃料、增加耕地。如今，木材的替代品大大增加了，煤炭或煤气取代木材作为燃料，粮食可以大量进口，不需要更多的耕地。

但由于煤是中国最主要燃料，如发电主要是用煤，大量工业生产也是用煤，而美国既往主要是用油作为燃料，油的污染要比煤少得多，如今美国发电主要用天然气，则空气污染进一步减少。即便用油作为燃料的设备，中国油品也存在含硫量过高问题，据统计，截止2014年，全国135个城市里汽车使用国三（硫含量约为欧美的15倍）及其以下标准燃油的城市仍占46%。总体上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的燃油硫含量是现在欧美地区10年前的水平。

2016年在小排量汽车的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刺激下，估计汽车总销量突破2700万辆，再次出现两位数增长，这对于拉动消费和稳增长是好事，但对于空气质量而言却不是件好事。按照这一趋势，中国汽车的年销量很快就将突破3000万辆，进入到城乡小汽车普及阶段，像过去的彩电一样。这意味着今后的污染源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广。

2016年为了稳增长还采取了降低购房首付比例的举措，这也导致2016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基建投资的规模也非常巨大，使得钢铁、水泥等大宗商品的库存大幅下降，价格出现回升，但污染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展望今后四年，为了奔小康而稳增长的总基调不会变，这是否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不敢收紧，基建依然还得大干快上？

所以，把高增长作为目标和为实现该目标将采取哪些手段的认识和判断很重要，其实，稳增长是不应该作为最终目标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走向共同富裕，但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异化，即为了达到增速的结果会不惜代价，忘了目标是什么了。

走出雾霾，中国需要舍弃一些目标

据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报告提供的数据，这些年来，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大城市中，中国城市的上榜数量在不断减少，而印度的上榜城市最多。印度还不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污染却如此严重，这与政府、企业及居民不重视环保有关。

有人整理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统计数据，发现北京自2008年至今，PM2.5%浓度在不断下降，如PM2.5超过100的天数，从2008年占全年比重的66%，降至2016年的51%，这说明加大对环保的投入还是有显著效果的，毕竟这8年来随着GDP的上升，污染源仍在不断增加。最近人们之所以感觉北京污染更加严重，是因为2016年12月的重污染天数比往年多。相比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空气污染改善效果更明显些。

或许是受传统文化影响，国人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的时候，往往什么都想实现，过于理想化，就像一付中医药方般面面俱到——既要、又要、还要、再要，结果究竟怎样呢？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债务高企、坏账上升、资产泡沫、货币泛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都涌现出来。因此，减少目标或许才是实现目标的前提。

有些目标定得太高，就难以实现；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政府就提出到1980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我在读高中时，政府又提出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这两个目标迄今还没有完全实现。有些时候，同时提出很多必须实现的目标，且多个目标彼此矛盾，分子与分母纠缠不休，最终结局是难以实现；如汇率稳定与货币超发是彼此矛盾的，但货币超发的原因又与经济增长目标有关，所以，稳汇率与稳增长这两个目标似乎难以同时实现。

如今看来，举国上下已经对空气污染深恶痛绝，在这种背景下，防雾霾是否比稳增长更重要呢？既然现在提倡精准扶贫，即要把钱用到刀刃上，那么，是否也可以提倡“绿色GDP”目标呢？即不要为了实现GDP增速目标而大兴土木，让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上升，而是把重点放在改善社会福利上。如当前中国每公里高速公路对应的汽车保有量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说明中国的高速公路已经相对过剩的，不少见项目投资超前了，不如把这些支出基建的财政支出用在社会福利的增加上，既可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还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上面下达的目标过多，同样也会无所适从，最后说不准会虚报数据。尤其在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由于环保是约束性指标，存在弄虚作假的动机。因此，减少目标，或把目标设定得更加现实和理性些，则反而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如上海早在2008年，就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完整地定义为：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即届时人民币国际化如果实现不了，则国际金融中心恐怕也难以建成。如今看来，人民币国际化恐怕也是任重而道远，上海当时给目标加上假设条件就非常有水平。

同样，中国何时能走出雾霾，也取决于经济增长模式与现有的产业结构何时能得到改变，如果迟迟改变不了，则环境污染的大难题也会一直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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