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访问港澳，并在澳门发表著名的“蛋挞论”，指“葡挞比港式蛋挞好吃”，政治用意不言而喻。之前一年，澳门顺利通过第23条立法，胡锦涛到访之时，对“乖孙子”赞不绝口，指澳门“对维护国家安全有高度责任感”，是一个“讲团结、重协商”的和谐稳定社会。去年底，澳门特区15年庆，习大大亲身宠幸，其时香港发生占领运动之后不久，习提到香港时，要求“防范和反对外部势力渗透和干扰”，明显是在责骂“坏孙子”。
的确，澳门不仅是大陆贪官的“洗钱”和玩乐天堂，更由于在政治上“听话”，所以同时也是大陆的“不贪腐”领导人最爱。如此得“天”独厚，无怪澳门一飞冲天，在2008年世界经济陷入困境之际逆流而上，人均GDP成为世界第一（一说第二），给北京造了真金面子。对比香港，这三方面都可谓一无是处，无怪去年大陆某著名喉媒评论港澳之时，直指“香港成为世界笑柄”。
一、澳门GDP狂跌
不过，好景不常，澳门经济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变坏，年底进入衰退，今年差到极点，头三季GDP呈现严重负增长，平均是-25%（注意：不是-2.5%），全年数字大概会在-20%以上，原因当然是其赌博业的彩金总额大跌，跌了差不多四成；博彩收益一般情况底下占濠江GDP的几乎一半，雇用当地劳动人口的整整四分一。
澳门赌场的彩金少了一大截，一些人认为是大陆经济不振的结果，但那显然不对，因为（起码根据官方数据）大陆的GDP年增幅虽然经历七连跌，但今年据说依然还有7%；那么，按此以常理推测，澳门赌博业彩金还是应该有升幅，只不过放缓而已。但现在的情况是，“增幅”已成负数，而且非常负。毫无疑问，真正而且唯一的原因是坊间常说的大陆“打贪”，把澳门赌场的彩金也打散了，连7%大陆GDP增幅的正面因素也抵挡不住。这反映澳门10多年以来的骄人经济表现，都是大陆贪腐的结果。好吃的葡挞，原来已经严重污染。
像澳门那样，GDP一年之内掉去五分一，近年世界上有没有类似的事例呢？说有也可以，那就是2007至2012年的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不过情况还没有澳门今年的一半那么惨烈。美国2007年发生的次按危机引发严重经济衰退，首先波及的就是这个处于内华达州沙漠中间、规模和澳门相若的赌城（人口都是60万左右）。该地的GDP于2007年末开始下跌，2010年掉到谷底，跌去了11%之后，2011年开始复元。
期间，拉斯维加斯及周边地区的失业率从4%急升到14%，增加10个百分点，差不多双倍于同期美国的整体失业率升幅；房地产中间价指数从350跌到185，跌幅将近一半，比全美平均跌两成严重得多；彩金则与今年澳门一样，跌了差不多四成（38%）。一样的彩金跌幅，但澳门的GDP负增长却是拉市的两倍，原因之一是后者的经济比澳门多元化，赌博业的GDP比例比澳门低（在次按引起的金融风暴之下，美国所有行业都受到严重打击，只不过赌博业特别惨）。
由此可见，威力足以损害美国经济至少7年、牵连世界各国的一次金融风暴，对拉斯维加斯的影响，尚不及一次“打贪”对体积几乎一样的澳门的冲击。这说明了关于澳门的一个基本事实：澳门特区以赌博业为主的单一化经济是非常畸形的，世界上少有，增长风险极大，风光一时无两事实上却不堪一击；依赖大陆黑金养起来的经济，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便整个崩溃。如此虚有其表，却给大陆领导人吹捧到上天；香港长期以来相对优越得多的社会经济发展路线却给说得一文不值，而港人为抗拒“香港澳门化”而付出的努力却给污蔑为“笑柄”。这绝对不只是港陆两地意识形态有异所导致的看法分歧，而是北京一方蓄意的颠倒白黑。
其实，澳门经济的单一化、劣质化，都是大陆影响的结果。迟至七十年代，澳门纵有赌博业，但经济形态还是相当多元化的（生产爆竹、火柴和线香等传统手工业之外，还有制衣、纺织、玩具、电子和人造花等比较现代的轻工业）。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澳门产业空洞化一如香港；不过，香港其后走的是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方向，澳门却在中共的代理人管治下走上赌博业愈发独大的不归路。
1999年之后，中国更如同把一个漏斗插在澳门头上，整个大陆官场里、社会上的肮脏物，伴随贪官党棍从这个漏斗排泄到澳门，澳门于是变成表面上治安良好的大中华臭水坑。2002年，中共十六大有计划地发表“三个代表论”，把私企业主即资本家列为“进步生产力”。2004年3月召开的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三个代表论”正式入宪，资本家于是顺理成章可以入党，党员也可以当资本家。这是传统中共专制权力的最大一次决堤，黑金汹涌而出，与国际资本双剑合璧。随后发生什么呢？澳门赌博业首次向外资开放，2004年的第二季GDP增幅达到了人类发展史里空前绝后的51.8%。澳门特区这个祖国恩赐的“和谐稳定社会”，“和谐”不减却显然不怎么稳定了。
近年阿爷兴起“打贪”，没料乖孙子竟给“打到甩裤”。如此，“世界笑柄”的荣衔，到底应该归谁所有？
二、人仔升呢成IMF储备货币
11月30日，IMF宣布接纳人币为其SDR（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货币”之一；在SDR机制之下，地位等同了世界上4个其他主要货币（美元、欧罗、日圆、英镑）。关于这回事，非金融业人士不容易理解。笔者提供一些简单的资料给大家参考。
所谓储备货币，在金融界有3种意义：（1）世界各地的私人/私企，把自己资产的一部分，以某种实力货币作载具持有；（2）世界各国央行大都持有一定数额的实力货币，作为其本国货币的稳定保证（如同持有黄金）；（3）国际货币基金（IMF）为帮助众多成员国稳定其国内金融系统特别是其货币汇率，设立了SDR机制，发行一种虚拟“货币”即SDR，其“币值”由少数几种实力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决定。这个篮子里的货币，就是SDR意义下的“储备货币”。成员国遇上金融危机或由于其他原因，有需要取得外国货币支援之时，IMF便会要求有实力的国家央行作出有预设限度的货币供应保证；此时，贷出国和借入国之间的货币交易金额，都是按一定比例换算成SDR收支的。
IMF的这套比重，是怎样得出来的呢？简单来说，是根据有关国家的外贸总额、外汇市场里的交易份额和在其他金融活动中的重要性决定的。这次人币的比重订作10.92%，主要决定于大陆的外贸总额。不过，SDR作为一种虚拟的“储备货币”，其比重并不等同当今各国央行实际上拥有的储备货币总量中的各种主要货币的比重。后者一般称作COFER比重，即上述3种“储备货币”定义中更重要的第2种（COFER即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Reserve）。其实，COFER比重和SDR比重大有分别。
为什么说COFER意义上的储备货币才是“更重要”的呢？这首先是因为SDR资产池的总值是3200多亿美元，而各国央行的储备货币总和却相当于6666余亿美元，是前者的两倍多一点。此外，还有其他的因素。
一国之币要成为一种COFER意义上的重要储备货币（即要各国央行自愿购买你的货币用作储备货币），有相当多的条件要满足，包括该国的长期经济实力（GDP增长会否停滞、人口因素是否有利等，都是重要考虑）、币值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会忽然贬值4%的货币就比较“牙烟”）、货币的流动性（大手交易有多容易）等等。其实，大家的私人资产组合里的长期投资项目如果有不同国家的货币或物业的话，这些考虑就都是常识了。
相比，要成为SDR意义上的“储备货币”，条件里包含多得多的政治因素，不完全反映市场状况和规律；私人或国家投资者也不容易解释或观察到这些政治因素。毕竟，政治的黑箱比市场多，政治规律（有的话）比市场规律更难掌握。因此，大家可以想象，投资者若要选择一种货币用作资产的载具的话中的COFER比重的参考价值当会大于SDR比重。
人币的实力10多年来无疑大幅上升了，但显然，要继续升呢成为COFER意义上的重要储备货币，还有很多路要走，而且还不是简单增加出入口贸易量便可达致，而是要作出各种根本性的市场化改革。在这之前，美元的地位依然不可小觑。
一种错觉认为美元实力不断下行，但事实并不如此。1978至1991年期间，美元的COFER比重的确不断下跌，1992年时低见46%。不过，其后出现反弹，2000年时高达70%；但之后又下跌，2010年跌到60%，之后又回升，到今年第二季是64%。美国经济回稳、美元进入加息轨道之后，美元的COFER比重还会上升。若论美元在外汇市场里的总成交额比重的话，历年有升跌，近年也是从低点回升（85%），2013年是87%（这是IMF最新数据），人币则是2.2%，还在墨西哥披索的2.5%后面一点。
世界上的最强势货币，十八世纪中叶之前是荷兰盾，因为当时的荷兰是头号世贸大国。英国实现工业革命之后，成为史上首个“世界工厂”，英镑便取代荷兰盾成为世界贸易里的主要货币。上世纪三十年代，英镑失势；二战之后不久，美元便取而代之，成为国际通货中的执牛耳者，一直到今天。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实力如日中天，美国国力则大事不妙，故不少人认为日圆快将取代美元的一哥位置；现在回头看，大家会哑然失笑。
3到7年前罢，“中国模式”、“中国速度”、“中国奇迹”等词汇充斥国际金融媒体，不少人也认为大陆必定很快把美国的经济金融霸主地位打下来，但近两年愈看愈多疑问。改革停滞不前，有些方面还倒退了；人口问题到了（过了？）要正式面对的时候；贪腐问题已经成为制度的一部分；还有环境污染、水源不足、食物卫生等一大堆问题，统统都如逆水行舟，改善也难。归根结柢，是共产党权力和性质的深层问题未解决，所以管治还要靠高压。有这些问题，任何人要把自己的储备资产的好一部分换成人币资产，恐怕还是不会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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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澳门不仅是大陆贪官的“洗钱”和玩乐天堂，更由于在政治上“听话”，所以同时也是大陆的“不贪腐”领导人最爱。如此得“天”独厚，无怪澳门一飞冲天，在2008年世界经济陷入困境之际逆流而上，人均GDP成为世界第一（一说第二），给北京造了真金面子。对比香港，这三方面都可谓一无是处，无怪去年大陆某著名喉媒评论港澳之时，直指“香港成为世界笑柄”。
一、澳门GDP狂跌
不过，好景不常，澳门经济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变坏，年底进入衰退，今年差到极点，头三季GDP呈现严重负增长，平均是-25%（注意：不是-2.5%），全年数字大概会在-20%以上，原因当然是其赌博业的彩金总额大跌，跌了差不多四成；博彩收益一般情况底下占濠江GDP的几乎一半，雇用当地劳动人口的整整四分一。
澳门赌场的彩金少了一大截，一些人认为是大陆经济不振的结果，但那显然不对，因为（起码根据官方数据）大陆的GDP年增幅虽然经历七连跌，但今年据说依然还有7%；那么，按此以常理推测，澳门赌博业彩金还是应该有升幅，只不过放缓而已。但现在的情况是，“增幅”已成负数，而且非常负。毫无疑问，真正而且唯一的原因是坊间常说的大陆“打贪”，把澳门赌场的彩金也打散了，连7%大陆GDP增幅的正面因素也抵挡不住。这反映澳门10多年以来的骄人经济表现，都是大陆贪腐的结果。好吃的葡挞，原来已经严重污染。
像澳门那样，GDP一年之内掉去五分一，近年世界上有没有类似的事例呢？说有也可以，那就是2007至2012年的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不过情况还没有澳门今年的一半那么惨烈。美国2007年发生的次按危机引发严重经济衰退，首先波及的就是这个处于内华达州沙漠中间、规模和澳门相若的赌城（人口都是60万左右）。该地的GDP于2007年末开始下跌，2010年掉到谷底，跌去了11%之后，2011年开始复元。
期间，拉斯维加斯及周边地区的失业率从4%急升到14%，增加10个百分点，差不多双倍于同期美国的整体失业率升幅；房地产中间价指数从350跌到185，跌幅将近一半，比全美平均跌两成严重得多；彩金则与今年澳门一样，跌了差不多四成（38%）。一样的彩金跌幅，但澳门的GDP负增长却是拉市的两倍，原因之一是后者的经济比澳门多元化，赌博业的GDP比例比澳门低（在次按引起的金融风暴之下，美国所有行业都受到严重打击，只不过赌博业特别惨）。
由此可见，威力足以损害美国经济至少7年、牵连世界各国的一次金融风暴，对拉斯维加斯的影响，尚不及一次“打贪”对体积几乎一样的澳门的冲击。这说明了关于澳门的一个基本事实：澳门特区以赌博业为主的单一化经济是非常畸形的，世界上少有，增长风险极大，风光一时无两事实上却不堪一击；依赖大陆黑金养起来的经济，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便整个崩溃。如此虚有其表，却给大陆领导人吹捧到上天；香港长期以来相对优越得多的社会经济发展路线却给说得一文不值，而港人为抗拒“香港澳门化”而付出的努力却给污蔑为“笑柄”。这绝对不只是港陆两地意识形态有异所导致的看法分歧，而是北京一方蓄意的颠倒白黑。
其实，澳门经济的单一化、劣质化，都是大陆影响的结果。迟至七十年代，澳门纵有赌博业，但经济形态还是相当多元化的（生产爆竹、火柴和线香等传统手工业之外，还有制衣、纺织、玩具、电子和人造花等比较现代的轻工业）。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澳门产业空洞化一如香港；不过，香港其后走的是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方向，澳门却在中共的代理人管治下走上赌博业愈发独大的不归路。
1999年之后，中国更如同把一个漏斗插在澳门头上，整个大陆官场里、社会上的肮脏物，伴随贪官党棍从这个漏斗排泄到澳门，澳门于是变成表面上治安良好的大中华臭水坑。2002年，中共十六大有计划地发表“三个代表论”，把私企业主即资本家列为“进步生产力”。2004年3月召开的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三个代表论”正式入宪，资本家于是顺理成章可以入党，党员也可以当资本家。这是传统中共专制权力的最大一次决堤，黑金汹涌而出，与国际资本双剑合璧。随后发生什么呢？澳门赌博业首次向外资开放，2004年的第二季GDP增幅达到了人类发展史里空前绝后的51.8%。澳门特区这个祖国恩赐的“和谐稳定社会”，“和谐”不减却显然不怎么稳定了。
近年阿爷兴起“打贪”，没料乖孙子竟给“打到甩裤”。如此，“世界笑柄”的荣衔，到底应该归谁所有？
二、人仔升呢成IMF储备货币
11月30日，IMF宣布接纳人币为其SDR（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货币”之一；在SDR机制之下，地位等同了世界上4个其他主要货币（美元、欧罗、日圆、英镑）。关于这回事，非金融业人士不容易理解。笔者提供一些简单的资料给大家参考。
所谓储备货币，在金融界有3种意义：（1）世界各地的私人/私企，把自己资产的一部分，以某种实力货币作载具持有；（2）世界各国央行大都持有一定数额的实力货币，作为其本国货币的稳定保证（如同持有黄金）；（3）国际货币基金（IMF）为帮助众多成员国稳定其国内金融系统特别是其货币汇率，设立了SDR机制，发行一种虚拟“货币”即SDR，其“币值”由少数几种实力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决定。这个篮子里的货币，就是SDR意义下的“储备货币”。成员国遇上金融危机或由于其他原因，有需要取得外国货币支援之时，IMF便会要求有实力的国家央行作出有预设限度的货币供应保证；此时，贷出国和借入国之间的货币交易金额，都是按一定比例换算成SDR收支的。
IMF的这套比重，是怎样得出来的呢？简单来说，是根据有关国家的外贸总额、外汇市场里的交易份额和在其他金融活动中的重要性决定的。这次人币的比重订作10.92%，主要决定于大陆的外贸总额。不过，SDR作为一种虚拟的“储备货币”，其比重并不等同当今各国央行实际上拥有的储备货币总量中的各种主要货币的比重。后者一般称作COFER比重，即上述3种“储备货币”定义中更重要的第2种（COFER即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Reserve）。其实，COFER比重和SDR比重大有分别。
为什么说COFER意义上的储备货币才是“更重要”的呢？这首先是因为SDR资产池的总值是3200多亿美元，而各国央行的储备货币总和却相当于6666余亿美元，是前者的两倍多一点。此外，还有其他的因素。
一国之币要成为一种COFER意义上的重要储备货币（即要各国央行自愿购买你的货币用作储备货币），有相当多的条件要满足，包括该国的长期经济实力（GDP增长会否停滞、人口因素是否有利等，都是重要考虑）、币值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会忽然贬值4%的货币就比较“牙烟”）、货币的流动性（大手交易有多容易）等等。其实，大家的私人资产组合里的长期投资项目如果有不同国家的货币或物业的话，这些考虑就都是常识了。
相比，要成为SDR意义上的“储备货币”，条件里包含多得多的政治因素，不完全反映市场状况和规律；私人或国家投资者也不容易解释或观察到这些政治因素。毕竟，政治的黑箱比市场多，政治规律（有的话）比市场规律更难掌握。因此，大家可以想象，投资者若要选择一种货币用作资产的载具的话中的COFER比重的参考价值当会大于SDR比重。
人币的实力10多年来无疑大幅上升了，但显然，要继续升呢成为COFER意义上的重要储备货币，还有很多路要走，而且还不是简单增加出入口贸易量便可达致，而是要作出各种根本性的市场化改革。在这之前，美元的地位依然不可小觑。
一种错觉认为美元实力不断下行，但事实并不如此。1978至1991年期间，美元的COFER比重的确不断下跌，1992年时低见46%。不过，其后出现反弹，2000年时高达70%；但之后又下跌，2010年跌到60%，之后又回升，到今年第二季是64%。美国经济回稳、美元进入加息轨道之后，美元的COFER比重还会上升。若论美元在外汇市场里的总成交额比重的话，历年有升跌，近年也是从低点回升（85%），2013年是87%（这是IMF最新数据），人币则是2.2%，还在墨西哥披索的2.5%后面一点。
世界上的最强势货币，十八世纪中叶之前是荷兰盾，因为当时的荷兰是头号世贸大国。英国实现工业革命之后，成为史上首个“世界工厂”，英镑便取代荷兰盾成为世界贸易里的主要货币。上世纪三十年代，英镑失势；二战之后不久，美元便取而代之，成为国际通货中的执牛耳者，一直到今天。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实力如日中天，美国国力则大事不妙，故不少人认为日圆快将取代美元的一哥位置；现在回头看，大家会哑然失笑。
3到7年前罢，“中国模式”、“中国速度”、“中国奇迹”等词汇充斥国际金融媒体，不少人也认为大陆必定很快把美国的经济金融霸主地位打下来，但近两年愈看愈多疑问。改革停滞不前，有些方面还倒退了；人口问题到了（过了？）要正式面对的时候；贪腐问题已经成为制度的一部分；还有环境污染、水源不足、食物卫生等一大堆问题，统统都如逆水行舟，改善也难。归根结柢，是共产党权力和性质的深层问题未解决，所以管治还要靠高压。有这些问题，任何人要把自己的储备资产的好一部分换成人币资产，恐怕还是不会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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