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28 December 2015

《金融时报》中国在输掉国际反恐舆论战吗？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教师 陈振铎
中国外交部于12月26日正式确认了法国《新观察家》（L’Obs）驻京记者郭玉（Ursula Gauthier，又称高洁）新闻采访许可不再获准延期的消息，被很多国际媒体解读为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舆论、驱逐记者的外交事件。
为何这份法国新闻杂志上一篇本无足轻重、被法国读者认为非常主观的报道，会上升为中西意识形态战的政治事件？我们有必要理解整个事件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一
11月14日，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发布了11月12日在新疆击毙28名9月18日暴恐事件团伙行动的照片。虽然不久后即删除，但照片已被 路透社注意到，其驻京记者白宾（Ben Blanchard）以《中国展示其不寻常的反恐行动照片》（China shows unusualpictures of itsfightagainstterror）为题发布报道，并在评论部分利用了新疆问题其它议题进行了质疑。
中国官方与外国媒体之间在反恐问题上这样“你来我往”式的舆论战近年多次发生，每次也基本停留在媒体层面，并未引起多大波澜。然而急于表现自己在新 疆反恐成果的公安系统按耐不住。政法背景的微信公号“长安剑”做出应对，于11月15日发表了《一名中国网友致路透社的公开信》，批评路透社的报道和评 论。此文提出的问题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但官方部门以“中国网友”的口吻用中文在国内平台发言，显然无法吸引和说服西方读者。
法国《新观察家》记者郭玉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于11月18日发表了题为《巴黎恐袭后的中国声援别有用心》评论文章。她的文章未报道中国官方立场，除 了引用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RFA）早先的非正式消息“中国击毙妇女和小孩，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等消息外，还用各种似是而非的消息借题发挥： “中国政府要求所有新疆公务员在斋月公开入食”、“中国官方认为戴蒙面头巾的维族妇女、不抽烟、不喝酒的维族青少年就是极端分子”、“政府让所有维族餐厅 售烟酒”。
11月19日，中国政府证实中国公民樊京辉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杀害，中国领导人发表讲话 。第二天，《新疆日报》及其天山网“最后一公里”频道正式公布9月18日到11月12日围剿暴恐团伙的细节。新华社紧接着发布了英文简讯。这时《纽约时 报》、《世界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开始报道，虽有质疑但都较中立。
形势在《环球时报》介入后发生变化。11月20日，《环球时报》发布题为《法媒刺耳评述中国反恐，污蔑新疆暴恐为无情镇压》（后标题修改为《法媒刺 耳评述中国反恐问题，以怨报德充满优越感》）未署名评论稿，曲解《新观察家》相关语句以增加其立论基础，比如只字不提记者的评论基础是对妇女和小孩被当作 恐怖分子击毙的质疑，而指责法国记者用“中国人的灾难来为遭遇不幸的法国社会压惊”。
人民网、凤凰网及搜狐等多家门户和媒体转载了这篇文章，在对法语等原版文章并不熟悉的各类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法媒认为法国反恐是反恐、中国反恐就是迫害维族人 ，这是欺负我们中国人”的舆论心理形成。
舆情大范围扩散后，外交部公开召见郭玉，要求其“公开正式严肃道歉”。非官方渠道则出现了“重新考虑郭玉在年底即将到期的外国记者新闻采访许可”的消息，标志着本可以自然消退的舆论战，或本可以用法律解决的问题政治化了。
《新观察家》开始反击，郭玉公开拒绝道歉，主编社论声援支持郭玉，并指责中国政府打击新闻自由。外交部12月26日发言证实了之前的传言，话语非常 谨慎，只说“郭玉为恐怖主义张目，不再适合留在中国工作”，并未直接提“驱逐”。而《环球时报》随即用报道直接定性为中国政府驱逐法国记者，之后被西方各 国媒体引用，并广泛指责中国驱逐记者的行为，欧美主流舆论开始转向同情郭玉。
二
《新观察家》成立于1950年4月13日，前身是《政治经济文学观察报》，初期由原法新社持左翼立场的记者吉尔•马丁（Gilles Martinet）等人在萨特的支持下创办。其一开始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战斗（pugnace）的报纸，并围绕萨特的知识分子圈，批评一切违反左派精神的行 为，以推动法国殖民地去殖民化、反对法国政府强制堕胎出名。在80年代陷入财务危机后软化立场，以新闻杂志的形式报道社会、文化和经济。
在法国现任《解放报》主编劳伦•乔夫兰（Laurent Joffrin）于2011-2014年间任《新观察家》主编时，收购了2007年成立的另外一份小报Rue89。该报在创刊之初就利用2008年巴黎奥 运火炬传递事件歪曲事实，之后多次发布了针对华人和中国问题的、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报道，并引起了华人游行抗议该报纸的行为。《新观察家》在收购该报后开 始频繁使用非客观手法报道中国话题。
在全球范围内纸媒普遍遇到危机时，《新观察报》的读者数量也在减少。根据法国OJD统计显示，2014年被《世界报》集团收购、换主编后，该周报目前月发行量约47万份，但对比2013-2014年仍下降了10%左右。
此次针对中国的报道，在中国政府介入之前被未被人多关注。11月18日的报道到12月26日为止也只有23条留言。虽然有支持该记者的观点，但仍以 批评记者主观性强为主，比如法国网友西里尔（Cyril）并不认同郭玉说中国汉人不友好：“我在中国待过，中国人非常喜欢法国。”
其主编马修•克瓦桑多（Matthieu Croissandeau）12月22日发表的社论言辞悲壮，但4天过后只有15条评论，其基本以批评为主。比如巴黎一所民间开放式大学创始人让•斯多 （Jean Staune）就评论说，他自己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郭玉并不是真正的记者，是利用意识形态在破坏。他建议换位思考：如果外国驻法国的记者在法国发生恐袭 后批评法国政府不是真反恐会怎么样。另一位法国网友艾蒂安•布瓦耶（Etienne Boyer）直接批评该社论用笔在煽动仇恨。
三
尽管《新观察家》杂志在法国政治和文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中国政府的过激反应英雄化了该记者，显示了中国在国际反恐舆论应对上仍欠缺成熟经验，以国内宣传思维在应付反恐事务。
首先是发布时间节点失误。除了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突然发布又突然消失的微博外，正式官方消息是在《新疆日报》和天山网11月20日早上10点左右的消 息，新华社英文通讯也在此之后。事件两个关键节点——9月18日和11月12日——都没有见到相关公开新闻报道。9月18日暴恐袭击发生后，推特等国际社 交媒体已传出中国再次发生暴恐事件的消息，但迟迟不见官方发布消息，各种非正式消息遂抢占舆论渠道。即使相关部门出于维稳考虑要保密或低调处理，但延后到 巴黎恐袭及中国公民樊京辉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杀害后再向国际社会公布，在时机上过于被动，很容易被外界猜疑动机和消息的真实性。
其次，官方仍用传统宣传思维撰写对外发布的暴恐信息。比如《新疆日报》笔名“田山”的报道标题采用了“境外极端组织直接指挥”、“歼灭全部暴徒”等 词，但在整篇新闻稿中，并没有用足够的证据向国际社会公布是由哪个组织指挥、怎么指挥，相反看到的是负隅顽抗、强大攻势、寒冷刺骨以及最后口号式的呼吁等 传统宣传用语，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通报重大恐怖袭击事件，而是宣传官方成绩的汇报稿。
此外，新闻发布时，国际和国内网络社交平台已经在流传一张手写的现场日志，表明军警在接近恐怖分子时有听到妇女和小孩的声音。官方通稿中写明“歼灭 全部暴徒”，并没有交代现场暴徒的反抗方式、是否有妇女和小孩、他们是否也加入了武装反抗。国际媒体最先质疑的重点并不是中国的反恐诚意，恰恰是这些政府 觉得无关紧要、在国际反恐报道中却非常重要的基本细节。
虽然针对路透社的报道已有理性的质疑、批评声音，但能影响国际舆论的方式，应该是由真正的中国读者以来信或者反馈方式在西方媒体发声。显然中国官方 没有意识到这些。在中西方很多普通读者都能判断出《新观察家》记者原文有欠客观公正甚至冒犯良知的情况下，可以由法律机关依据国际和国内相关的法律对这份 杂志和记者提起诉讼，但中国政府没有尝试法律武器、仍用政治的办法在应对。
倒是《环球时报》在反击中用《新观察家》一样的手法夸大其词、刻意扭曲对手的言论。这种违反基本事实、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做法只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识，加深国内和国外普通民众对国内反恐的认识鸿沟。
以上策略失误的根本原因除了宣传思维根深蒂固外，与中国尚未建立起和国际接轨的反恐事务应对机制有关。此次对暴恐事件报道口径的混乱已经说明了背后 的体制问题。根据目前反恐事务的分工，反恐事务由公安部国家反恐局主导，但反恐是涉及到民族、宗教、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等一系列环节的复杂机制，单一部门 尚缺乏其它环节的应对经验和协调权限。
中国的《反恐法》正在讨论修改中，根据目前少数的公开讨论，预计将会出台更严格的反恐新闻事务管理机制。（此文撰写时，中国的《反恐法》正在讨论修 改中，但此文发表时，中国的《反恐法》已获通过。——编者注）笔者支持依据欧美的主流方法对反恐事务进行管制，但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公开理性讨论、而让国 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西方部分带有色眼镜的媒体有意无意地“里应外合”。
法国《新观察家》记者件也再次告诉我们，新疆问题在很多西方政客和观察者眼中不是国际反恐而是民族冲突，这非一日之寒，不只是部分媒体偏见和敌对使 然，还涉及利益和观念的博弈。中国若及时改进信息传播方式和对外话语习惯，还有机会赢得共识，但如果仍用旧式宣传思维和民族主义强硬面对复杂的反恐议题， 可能输掉的不仅仅是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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