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區議會選舉11月22日正式落幕，由於這是去年底雨傘運動爆發、以及今年6月立法會否決了「假普選」的政改方案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民意測驗。選舉結果考驗親北京的建制派與泛民主黨派，到底誰才能掌握香港民心。雨傘運動開啟了青年參政風潮，中產階級專業人士與積極的社區居民也發起種種「傘後組織」，再加上在運動期間號召勇武抗爭而大出風頭的激進本土派，這些新興勢力的參選也使得這場基層選舉格外有看頭。
在選舉前夕，大部分的觀察都認為民主派的選情吃緊。不只一位泛民資深領袖私下向我透露，要維持區議員不到四之分一席次的現狀，都算是艱困的目標。這樣的悲觀猜測是有下列理由：
首先，乘着2003年反23條國安立法遊行的聲勢，泛民一舉獲得近半數的區議員席次之後，北京決定直接插手香港政治，中聯辦的輔選與組織工作更加積極。因此，建制派的區議員席次從2003年的52%，提升為2007年的70%與2011年的76%。從逢年過節的送禮吃飯（亦即是香港人所說的「蛇宴齋粽」），到中聯辦的候選人協調與責任區劃分，以及區議會直接撥款給建制派所掌控的社團與協會。短短幾年內，北京已經打造了一道牢固的「選舉長城」，這使得反對黨逐漸喪失了基層支持，他們的舞臺僅存立法會與街頭。理所當然，如果建制派在這次區議員選舉能再延續以往的攻勢，甚至僅只是拔掉幾位指標性泛民議員，就更能理直氣壯地宣稱，這是香港人民對於佔領運動的公民投票。
其次，與臺灣的太陽花運動相比較，香港的雨傘運動持續更久，也獲得了更多的國際同情與關注，但是其政治後果卻是有明顯的不同。根據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所在2014年12月進行的調查，53%的臺灣人贊成太陽花運動，高於反對的47%；香港的比例則是相反，47%支持雨傘運動，而53%則是反對。
運動訴求反映民意
附帶傷害影響支持
如果說太陽花運動在臺灣是一項政治資產，而雨傘運則在香港則比較可能是負債。這並不是說，香港人追求貨真價實的特首普選之集體意志，低於臺灣人對於黑箱服貿的反感。真正的差別並不在於兩場大規模運動的核心訴求是否反應了人民心聲，而在於運動所帶來的附帶損害；畢竟79天在繁華市中心的封街佔領，對於小商家與居民的衝擊實在是太大了。
有跡象顯示，儘管臺灣的太陽花運動直接挑戰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但是其政治對手也不得不肯定運動的正當性。馬英九總統在今年元旦文告中，提到「年輕人懷有比較高的理想性與正義感，對不公不義的事，特別反感。如果政府說明不清或做法不當，很容易引發誤解與批評」。無論這樣的政治修辭是否真誠，可以確定的是，梁振英特首絕對不會講出類似的話語。也因此，這次區議員選舉中，儘管許多受雨傘運動感召的香港人投入，這些「傘兵」通常不會表明自己的運動經歷。他們反而採取因地制宜的選戰策略，在外國人與管理階層較多的社區，打出中英文對照的文宣，以西裝革履的打扮展現自己的專業形像；在公屋群聚的社區，則是強調社區服務與民怨的改善。反倒是有些拿黃絲帶標籤到處張揚的候選人，他們與建制派的關係被網民起底，原來根本是意圖瓜分泛民選票的「假傘兵」。
事實上，從公共論述與空間來看，「雨傘運動」看似成為一種充滿曖昧的符號，參與者低調避談，而反對者則是高調批評。在選前的香港街頭，到處都有「毋忘佔中禍害、慎防動亂再來」的圖片展，這群疑似有建制派資金挹注的反佔中人士，特意將雨傘運動描述成暴力抗爭，提醒選民不要投票給民主派人士。左報見獵心喜，痛斥反對派候選人「隱瞞佔中立場」，存心欺騙選民，完全展現了共產黨鬥臭、鬥倒的流氓無賴行徑。
第三，早在雨傘運動爆發之前，香港的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早就因為雙非子女、自由行、水貨客等問題而裂解成為對立的勢力。從激進本土派來看，向來抱持談判路線的民主黨即是壟斷了香港人與北京溝通的管道，並且從中謀利，無異是「離地賣港」。同樣地，長期領導社運的「左膠」分子倡導一套和平與非暴力的價值觀，無法形塑出強而有力的挑戰，根本是毫無用途的「維穩社運」。
在雨傘運動期間，勇武派崛起，甚至取代了原先較為溫和的公民抗命理念；等到運動落幕，四所大學公投決定退出專上學生聯會（學聯）之風波，反映了香港大學生對於學聯領導風格之不滿。大破才能大立，先置於死地而後能復生，因此，激進本土派認定追殺溫和的泛民，遠比挑戰執政的建制派是更為重要的任務。打着「本土起義」旗幟的熱血公民這次推派六位參選人，其中五位就是特意與民主黨「撞區」，明顯擺出「內除國賊」優位於「外抗強權」的姿態。
危機意識激發自救
本土認同團結對外
相對於此，早在臺灣太陽花運動出現之前，從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2009年的熱比婭事件、到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一般公眾所感受到的「中國因素」是越來越明顯，也更加侵蝕既有的言論自由與媒體自主。近幾年來，隨着本土國家認同日益高漲，黑箱作業的服貿協定激發了臺灣人的危機意識，「自己國家、自己救」，這個膾炙人口的口號即是有力地呈現了這樣的想法。太陽花運動主要領袖高舉「臺灣獨立」的旗幟，在當時完全沒有一點違和感，也不是令人意外的。在太陽花運動結束後，儘管有其不滿與怨懟，不同勢力仍決定「分進合擊」，共同將國民黨視為最主要的敵人，而不是製造無謂的內訌，即是顯示本土認同所帶來的團結效應。
最後，就選舉規模而言，香港的區議員選舉相當於臺灣村里長選舉，只要一兩千票就可以當選。理所當然，越是貼近基層社區的選舉，其關切的事項越是「去政治化」，像是捷運站的出口設置、路樹的維護、流浪貓狗的處理等，很難從這些零碎的議題拼湊出來具有原則性與理念的政治圖像。
臺灣目前一共有7,851位村里長，其中超過四分之三是無黨籍，連長期以來壟斷地方派系的國民黨也無法在此享有優勢。這顯示，在民主化後的臺灣，國民黨逐漸喪失其基層控制；相對於此，在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共產黨則是日益精進其操控基層選舉的治理之術。在港英時期，共產黨採用的是「交朋友」的統一戰線；如今一套綿密的恩惠與忠誠交換體系已經浮現，支撐起北京對於香港的持續控制。這樣的情況有點像是國民黨在戰後的臺灣，從一開始掠奪與屠殺的外來政權，逐漸轉形成為穩固的恩庇侍從主義，地方派系成為其可以運用的政權協力者。
香港雨傘運動的主力在於年輕人，而需要社區福利、關切基層服務則通常是老年人，這也是不利於泛民與傘兵之處。臺灣有戶籍制度，投票選區直接是由選舉人的戶籍所在地決定，而不需要選民登記。在香港，儘管在區議會選前，有些大學出現號召學生從事選民登記的活動，但是其成效仍是十分有限。此外，單獨舉行的基層選舉通常不會引發熱烈的投票意願，畢竟投票需要花費個別選民的時間與其他成本。臺灣去年底的村里長選舉投票率高達68%，那是因為在「九合一選舉」的風潮下，選民還可以一併投縣市議員、鄉鎮市長、縣市長的選票，提升了參與意願。相較之下，臺灣最後一次單獨舉辦行村里長選舉是在2010年6月，結果那次只有55%的投票率，遠低於動輒七八成的全國大選參與程度。
因此，「傘落社區」雖然是高舉的理想，但是要完整評估雨傘效應，卻不能只用傘兵的當選與否作為單一指標。香港的雨傘運動明明是一場吸引全世界關注的抗爭，但是在高度扭曲的選舉制度下，這場運動的第一次政治考驗卻被迫是在一場只有幾百或幾十票就決定勝敗的選舉進行，等於要求世界杯足球隊員來較量刺繡針織，這並不是一場公平的比賽。
儘管有上述的不利因素，選舉結果顯示，北京並沒有成功地在這次區議會選舉有所斬獲。根據立場新聞的整理，建制派席少了11席，成為298席，而民主陣營（含泛民政黨與傘兵）則是成長了25席，獲得125席。在沒有政黨與資金的奧援下，8位傘兵順利突圍，甚至有些當選者更是擊敗了資深的建制派議員，更是這次選舉中的亮點。
大部分傘兵是如預期落選，但是仔細檢視他們的得票，也比選前預期還高，這顯示雨傘運動並不是所謂的票房毒草。
在以往，冷清的選情如果出現了高投票率，通常意味着建制派的成功動員，因為他們的選票是來自於基層組織；然而，這次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卻達47%，創下歷年來的新高，這顯示有不少香港人不再政治冷漠，願意關切公共事務。理所當然，這樣難能可貴的成果是來自於雨傘運動所揚起的政治效應。
雨傘運動政治效應
提升公共事務參與
有證據顯示，臺灣的太陽花效應激發出更多的政治動能。就如同香港的傘後組織，立法院佔領活動結束之後，出現了許多青年人主導的政治改革運動，例如補正公投法（島國前進）、罷免立委（割闌尾）、國會監督（沃草）、降低投票年齡限制（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在去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光在縣市議員層級，運動型政黨（包括綠黨、樹黨、激進側翼等）就提名了37名參選人，其中當選了3位。儘管放在全國907位縣市議員的規模來看，這個比例仍是很低，然而這樣的參選風潮與當選席次卻是創下了解嚴之後的高潮。此外，國民黨在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選舉大敗，使得在野的民進黨大幅擴張地方執政版圖，也是明顯到受太陽花效應的衝擊。
為何太陽花效應釋放出比雨傘效應更強大而明顯的政治作用？選舉制度的設計與政黨政治的現況當然是重要的原因。
在香港，建制派的第一大黨民建聯嚴格來說並不是執政黨，因為他們根本不能決定特首的人選；立法會的職權高度受限，地方層級的區議會也只是諮詢性的機構，就算泛民政黨取得中央與地方的多數席次，他們仍無法取得權力。在這種情況，投票給泛民至多是強化政治制衡，而不太可能帶來實際的政治變遷，因為政黨輪替是不可能在香港發生。
此外，反對黨與新興的社會運動與素人參政之關係，在兩地也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在反政府運動爆發之前，兩地的反對黨表現都不是令人滿意的。反服貿人士認為民進黨為了擺脫「逢中必反」的標籤，不願意公然反對這項疑點重重的自由貿易協定；同樣地，香港學生認為某些泛民政治人物根本不堅持真普選，而寧願用「袋住先」的理由與北京妥協。佔領運動需要政黨的各種資源與支持，然而臺港的反對黨卻採取了不同態度。臺灣學生一旦成功地進佔了立法院，民進黨立即轉向支持「退回服貿」的訴求，並且低調地供應了許多必要的物資，而不求張揚。
反對勢力組織堅實
化解社運衝突競爭
民進黨沒有介入運動的決策過程，原因在於一方面他們根本無法參與，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坐實了國民黨的政治指控。相對於此，香港的泛民直接參與了雨傘運動的內部決策。隨着佔領行動陷入膠着，政黨之間的相異立場與其選票考慮，更深化了他們與學生之間的歧見。在事後，泛民認為自己的付出並沒有獲得應有的肯定，「三子請客、雙學點菜，泛民埋單」的講法即反應了這樣的怨憤。
臺灣擁有一個組織堅實而統一的反對勢力，較能吸納太陽花運動所開創造出來的新能量。在佔領立法院行動落幕之後，許多運動幹部被招募進入民進黨，他們任職於中央黨部、蔡英文的想想基金會與競選總部。在即將到來的立法委員選舉中，民進黨也主動在若干選區上「禮讓」新浮現的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而不提名自己的參選人。換言之，民進黨有本錢化解其與社會運動的潛在衝突與競爭，而將其關係於導向共生與互利的方向。
相較於此，香港泛民本身就是支離破碎的，每個政黨的黨員數目與組織實力都十分脆弱，這使得反對黨無法從突如其來的雨傘運動吸收新血，反而有時甚至與參選區議會選舉的傘兵出現了「撞區」的現象。舉例而言，推出九位候選人的青年新政，就有三位是與泛民的選區重疊，結果讓建制派坐收漁翁之利。因此，傘兵在這次區議會選舉的崛起，到底是意味着香港民主陣營的版圖擴大，亦或是其加深了其零碎化的趨勢，是有待觀察的。
總之，香港這次區議會選舉算是雨傘運動的政治成果之初步盤點，儘管有層層的不利因素，選舉結果仍是擴大了民主陣營的基盤，粉碎了建制派進一步掌控基層社區的企圖。在臺灣，民進黨在2014年九合一大選舉中的巨大勝利，以及接下來非常有可能的第三次政黨輪替，則是有相當大的比例可以歸諸於太陽花效應。但是無論如何，兩場青年世代所主導的大規模運動不會只有選舉政治的後果，等到雨傘世代與太陽花世代逐漸成長，成為社會中堅份子，甚至開始掌握實權，可以確定的兩地社會一定會呈現出煥然一新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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