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院9月20日研討會發言紀要（續）
“中國病毒”不戰而屈人之兵
高伐林（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主筆）：
用 細菌、害蟲來比喻、形容某種社會精神文化現象，不自今日始，法西斯被稱作“細菌”，希特勒則說“發現猶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1983年中國 清除“精神污染”，領導人說一搞開放，“蒼蠅蚊子飛進來了”到處傳染病菌——“精神污染”這個概念也是戈培爾最早提出的。
就在最近，海歸學者朱大可紀念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出版30年的文章中，強調魯迅、柏楊“醜陋性”或“醜性”、“國民性”，就寫道：
【也可以套用生物學語詞，把它跟“中國病毒”掛鉤，更可以租借心理學術語，將其描述為“中國綜合症”和“負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則更傾向於使用“文化人格障礙”之類的中性語詞。所有這些語詞都從各自角度，向我們描述了病變的基本狀況。】
柏楊的警告沒有奏效。朱大可描繪說，反而成為“難以解決的跨世紀難題。在‘中國式病毒’的大肆侵襲下，30年以來，國民人格的集體性崩塌，已經勢不可擋。 人們從正直、法治、誠實、信用、勇氣、膽略、獨立、尊嚴、教養、責任、勤勞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轉向貪婪、無禮、粗鄙、說謊、投機、好賭、鬨搶、欺詐、剽 竊、冷漠、甚至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氣、土壤、食品裡投毒……，滿目蒼夷，一地雞毛”。
“中國式病毒”的貢獻
朱 大可，以及他所紀念的柏楊，是從微觀、從對內、即從中國人個體的人格崩塌著眼——朱大可有句原話是：“文化人格障礙是一種高傳染性病毒”；而何頻從宏觀、 從對外、即從中國模式對普世價值、文明主流及其載體的衝擊和顛覆著眼。這一“警世通言”難能可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 們大家都知道這些史實：中國的經濟發展成績確實非常亮眼，“中國模式”受到許多人重視甚至追捧；但中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政治改革、民主法治轉型進程， 被“六四”打斷之後，幾代領導人幾無建樹，習近平上任之後的倒退步驟更引起很多人的擔心，胡平等人就曾警告：一黨專政的中國一旦強大，對世界的衝擊和危害 更大。
何頻“中國式病毒”，正是在這一點上具有開創之功：他指出了中國對西 方、對世界，並不是通常人們所以為的那種挑戰方式。何頻強調了：中國確實是“和平崛起”，沒有實力也沒有意願挑戰美國的地位，習近平並不想復辟“文革”， 更不想當希特勒——剛才有人說，讀到何頻的這些描述，誤以為他是要維護習近平的形象，安撫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者。
我 在讀何頻在美國國會證詞的前半部分時縷敘“中國不是如何如何”時，也一度迷惑；但我比較熟悉何頻的文風，果然他的證詞的後半部分就論證了“中國是如何如 何”：“中國式病毒”是用另一種方式、人們沒有想到、更沒有警惕的方式來危害西方和世界，不是轟隆隆的衝擊，而是靜悄悄的腐蝕。而這種方式，已經並正在越 來越明顯地收到效果，似乎接近了中國古代兵家所推崇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乘境界。
病毒攻入民主制度的死角
何頻本人和剛才發言的諸位列舉了西方如何被“中國式病毒”傳染而中毒的實例，這樣的例子在我們身邊一抓一大把，我舉一個最近的例子：中國作家劉慈欣的長篇 小說《三體》獲得世界科幻協會今年的大獎“雨果獎”。這是中國作家、也是亞洲作家的作品第一次獲得國際科幻創作界的最重要獎項，對中國科幻作品的創作會很 有推動作用。這部作品本身是出色的，但問題是，《三體》獲獎的過程。
雨果獎的產生不是像諾貝爾獎那樣由專家評選，而是通過會員投票產生，會員則是交會費就入會，每人40美元起步。往年通常兩三千人投票，今年有11300餘 人買到了第73屆世界科幻大會會員資格，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在6月31日投票截止前，雨果獎投票者的數字已劇升至5950人。《華爾街日報》指出，幾千個 新來的投票者“回擊了保守勢力”，“把兩個保守群體三振出局”。其結果是非白人作家的非白人主人公的作品《三體》得到最佳長篇小說獎；另一荷蘭作家的《世 界顛倒的那一天》獲得最佳小中篇獎。內鬥迫使今年五個獎項空缺，等於雨果獎歷史上全部空置獎項總和。
我沒有證據斷定這必定是“中國病毒”作怪——但是難道不奇怪嗎？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大外宣發力、許多中國富豪財力雄厚之後要向外擴張，要顛覆他們認為的不 公平秩序和規則、堅信“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信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等等因素，我們所看到的山東選美、重慶選美那樣的醜劇，是不是也會在亞洲小姐、世界小 姐評選、奧斯卡、威尼斯、戛納電影節乃至普利策獎、布克獎、諾貝爾獎……，等各行各業具有指標性的場合反映出來？
我們知道這句名言：“我還能保持正派，是因為我所受到的誘惑還不夠大”。中國在很多領域能夠提供足夠大的誘惑——還將越來越加大誘惑——那麼怎樣在“中國式病毒”的致命吸引力面前有定力“保持正派”？
何頻的“中國式病毒”別開生面，讓中國問題觀察者跳出了此前的左或者右的分析框架。對於“中國式病毒”本身，何頻也做了很多精彩分析，例如：他指出，“病 毒”並不是中國獨裁者的天才創造，而是各種主客觀因素因緣際會；某種程度上說，正是西方國家和社會，助長了“中國病毒”的蔓延。我看甚至還可以加一句：中 毒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是欲望，而不是權力，導致它降臨。
“中國病毒”為何對西方勢如破竹，讓各國紛紛中招？我認為，因爲它攻入了西方國家民主自由制度的死角。吳思曾經說過，追究社會歷史事件的動因，“理論的地 基要打到單細胞生物”。每個人都有從草履蟲進化以來不曾改變的原始本能，不外乎四個字：趨利避害——那些單細胞生物，遇到糖水游過去，遇到鹽水避開去，每 個人行爲選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和影響，簡化來看，仍然是這個四字基本原則。但著名的“囚徒困境”提示我們，個體的精明選擇，卻造成了整體的非理性後果 （王軍濤插話：造成了“劣幣逐良幣”。）。
既然人的本性難移，而按照普世價值中個人自由權利不容侵犯的鐵律，公權力不能去干預個人不觸犯法律的行爲，更不允許去改造人性——“改造人性”豈不是重蹈 毛澤東的覆轍？於是，這便成為一個“死結”、成爲“中國式病毒”無往不勝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何頻在回答美國之音專訪中對防毒消毒的前景表示樂觀，寄希望於 感染病毒的中共最先倒下。但我基於上述原因，對“殺毒軟件”“防毒疫苗”的成功率，不抱樂觀態度。即便中共真的最先倒下，病毒已經感染世界了！
（《“中國 病毒”蔓延：可有解藥？》連載14，記者蘇文森、沈峻、高伐林整理，《內幕》第46期）
from 明鏡雜誌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magazine/news.aspx?ID=M000004367&Pag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