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馬來西亞現有局勢，政治危機處處、公民社會欲振乏力、極端主義與濫權惡法猖獗，推進國家民主化是否仍有可能？此刻的你我也許對此困局備感無力，然而社會變革本就非簡單、快捷之事。
今年9月7日至20日，我有幸參與由韓國五一八紀念基金會舉辦的518學院課程（May 18 Academy），深入了解光州事件（Gwangju Uprising）、與其他國家的社運份子共聚。期間各類課程、交流與討論，讓人深刻了解國際民主腳步雖然緩慢卻依舊往前，社會正義與人權信念仍是國際社會不容妥協的共識。
以下是課程結業後的反思，特書於此與各位分享。
鮮血築成的民主牆
1980年5月18日，韓國光州市學生上街遊行爭取民主，卻遭軍人政府派以特種部隊殘酷鎮壓，進而激起市民群起反擊，並且自我武裝與軍隊對峙長達十日之久，史稱「光州事件」。5月28日，軍隊再次以武力入城強占，為抗爭劃上句點，造成大約150人喪生、4千人被捕。軍政府扣上「北韓共產主義同情者的叛亂」之名，加以詆毀抹黑。
然而，韓國民主抗爭並未就此停息。民間社會對受難者不乏支持與同情，因而各類抗爭一波接一波從未間斷，抗議者甚至以命昭示喚起關注。經過七年的組織與積累，公民社會才有了發動1987年六月民主運動的力量。軍人政府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之下，最終被迫交出政權，將直選總統的權利交還全民。
與此同時，要求平反光州事件的呼聲愈加強烈。隨著民主空間逐漸開放，韓國政府也打破禁忌，在官方場合公開談論光州事件。相關書籍資料相繼出版，外國傳媒所攝的圖像也在國內巡迴展出。一張張萬人市民大會的照片，一幕幕軍人無情毆打學生的血腥場面，甚至犧牲者以太極旗遮蓋的棺木，無不震撼韓國社會。
1993年，總統金泳三為光州事件平反，將之視為韓國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基礎，並允諾依循五大原則「查明真相、懲罰肇事者、集體補償、恢復名譽、紀念事業」，展開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工程。至此，光州事件終於獲得平反。
罪咎與羞愧的力量
光州事件抗爭期間，軍隊的圍堵封鎖、狙擊手的隨機射殺，並非人人都可承受。尤其當談判破裂，和平解決已無可能時，繼續反抗幾乎等同走向死亡。面對這即真實且迫切的恐懼，勇敢堅守者必然少之又少。正因為這一群人捨身取義，不妥協地堅守陣地，光州事件的反抗精神才得以延續。
不過，事件的旁觀者（bystander）對反抗者的呼喚選擇逃避，卻在親眼目睹軍隊暴行後疑惑不已。這種沉默與不作為讓他們成為了施暴者的共犯，自覺羞愧。一些承受不了孤單與恐懼而選擇逃離的反抗者，雖得以倖存卻終生背著辜負同志的罪咎。
其中，光州天主教主教因未及時阻止軍人暴行而慚愧自責，事後開始為受難者發聲；逃離者則繼承戰友的遺志，撰寫事件實錄以傳後世；原立志行醫賺大錢的大學生，因受抗爭影響而選擇從事疫苗研究，造福社會。
羞愧與罪惡感雖為負面情緒，卻轉換為正面的力量。由於多數光州市民無法堅持抗爭到最後，而共同承擔這份羞愧，卻也相互串聯，進而團結了整個社會。
民主須力爭才知價值
人權雖為天賦，但往往須經抗爭方可獲得。整體而言，光州事件教會我們的是，民主運動乃須長時間不斷積累，一波接著一波地不斷衝撞舊體制，徐徐推進。民運分子只能不斷耕耘，借以民意向政府施壓，以期高墻倒下的那一刻。好比沒人能預料光州事件發生，亦如無法預言1987年六月民運的成功。
馬來西亞社會總有著莫名的幻想，即社會改革能一蹴而就，國家民主化只需萬人集會既可成。殊不知每一次社會變革，背後須長年累月的組織、建設、失敗與檢討，方有望開啟社會變革之門。仰望他國民主改革成績時，不應對凈選盟集會無法喚起實質變革而自艾自怨，忘了應當承接起集會喚起的民意，繼續向當權者施壓，以致錯失良機、改革無望。
相較於馬來西亞逾六十年的民主體系，韓國民主發展至今僅三十餘年，已然躋身亞洲民主制度最健全國家之列。或許，只有以鮮血換來的人權民主才知可貴，才會更加呵護。反之馬來西亞的人權民主乃是賦予，立國之初已存在於憲法與政體之中。然而，不經爭取則不知其深義，本國憲法與政體現已被政客因一己私利肆意破壞，早已面目全非。
也許，馬來西亞社會須經歷更大的民主陣痛，方可真正醒覺，國家的民主化才能邁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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