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在美中关系紧张、台海局势升温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6日视察东部战区机关时称，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大”，要求“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加快提高打赢能力”。习近平发表此番讲话恰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北京、开启为期四天的“经济外交”。
在今年三月出版的新书《下一场重大战争：美国及其盟友能否战胜中国？》（The Next Major War：Can the US and its Allies Win Against China？）中，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罗斯•巴贝奇（Ross Babbage）博士指出，由于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习近平似乎急于行动，他有可能发动一场闪电袭击战，例如针对台湾、南中国海、钓鱼岛或其他冲突。
“发动一场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重大战争将带来高风险，但习近平可能相信中国的前景良好，采取果断行动将共产主义中国变成印太地区的主导力量是一种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
巴贝奇写到，习近平相信在他有生之年可能需要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并且努力让中国最迟在2020年代下半叶准备好迎接一场重大战争。中国计划的战争类型将涉及远远超出军事领域，持续的时间可能要比通常所认为的长得多。
尽管据《金融时报》7月5日报道，习近平曾当面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巴贝奇认为，北京反而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诱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核武器，例如高空爆炸以瘫痪整个战区的盟军指挥和控制系统，或者深海爆炸后产生引发大规模破坏的海啸。
该书得出结论，如果在2030年之前爆发这样的战争，美国领导的联盟将难以取胜并可能遭受毁灭性的失败。他们还未认真讨论战术方案，也未着手建立后备替补队或购买额外装备，大多数继续以一种放松的节奏进行日常活动，仿佛几乎没有可能要打比赛，而且上场能力参差不齐。
“一切取决于美国和合作伙伴的领导者是否愿意以及何时会将战斗力作为首要优先事项。”巴贝奇建议，如果盟国和合作伙伴决定迅速采取行动，仍然有能力在三至四年内取得重大进展。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中表示，在这场习近平为延续个人权力和中共执政合法性而发动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将被迫付出惨重代价。在饥荒和流民四散的情况下，这个高度极权监控的警察国家也未必能够完全掌控可能出现的政变、叛逃和流血事件。
“起初中共可能能够镇压异议，但随着食物短缺、能源耗尽，甚至连基本的烹饪用燃气都不够，人们会被迫到农村求生存，即使在那里，很多人也会挨饿。中国整个国家将处于半混乱状态（semi-chaos）。关于中共政权此时在国内可能尝试进行的极端安全措施是否会奏效，存在着一个重大疑问……就连安全部队的许多人也会受到苦难，可能会出现许多人从军队、政府等各个机构叛逃的情况。而且，你可能会看到许多人试图逃离中国。”
巴贝奇是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非常驻资深研究员，也是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战略论坛（Strategic Forum Pty Ltd）的首席执行官。他曾在澳大利亚多个政府机构任职，为国防部长担任过特别顾问，曾是澳大利亚国家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的战略分析负责人。
以下是美国之音对罗斯•巴贝奇的采访节选：
记者：美中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为什么？
巴贝奇：美中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但的确存在非常非常严重的风险，其原因主要是习近平已经下令解放军对台湾采取大规模行动做好准备，他一直坚持认为中共政权上会把台湾作为中国一省进行统一。当然，台湾人不太愿意参与此事，但习近平坚持如此。他使用非常强烈的语言，决心很明确。我们所知道的内部演讲等都强化了这一点。习近平在许多场合向公众和中共党员承诺，（收复台湾）这是一个优先事项，并且他已经采取了重大步骤来为此做好准备。
例如，中国现在的国防开支是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多，今年公布的国防开支约占GDP的7.2%。习近平还做了很多事情来建设军队。现在中国陆军和海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中国在西太平洋拥有的航空兵是该战区最大的。
当然，中国在（战争）准备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活动。比如，（国防）动员法得到升级，还有定期进行的动员活动。一位相当低级的解放军将领（何卫东）原本负责制定和准备针对台湾行动的主要计划，现在已经迅速晋升，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中习近平的两名最高级顾问之一。
此外，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驱动因素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和重组。习近平多次明确表示，现在安全和国防至少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同等重要。他将此作为首要任务，代价是巨大的，可能是以中国GDP增长的1%到2%为代价。习近平最近提到要为极端情况和惊涛骇浪做准备，他在这里谈论的是要减少中国受制于外部影响，包括在重大危机和战争中可能的恶劣影响。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经济一直在努力转向国内消费、国内经济活动，减少外部因素包括贸易的总体影响。中国非常努力地想要实现自给自足，在某些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还不够，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也不太可能足以真正使中国从这种（战争）危机中得到隔离。中国正朝着一种奇怪的方向发展，如果再过5到10年，中国将开始更像是一个大号的朝鲜。
中国针对台湾的实际行动非常积极，包括胁迫行动、网络（攻击）等等。这不仅仅是针对台湾，还有针对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一些盟国的行动也非常积极。这是中国主要的四个机构所实施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试图在任何军事冲突之前削弱、破坏、分裂和干扰西方，使其更难以抵抗。
另一方面，拜登总统自当选以来已有四次在公开场合被直接问到，如果中国进攻台湾，美国会怎么做？他四次都毫不犹豫地说，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去战斗，去帮助保卫台湾。
因此，印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在台湾的未来问题上争执不下。而且美国和中国对他们在危机中会做什么都说的非常直接。因此不幸的是，爆发战争的风险现在看起来相当严重。
记者：习近平发动这场战争的时间表是什么？
巴贝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已告知国会的委员会，习近平已命令他的军队在2027年之前准备好对台湾采取重大行动。
我认为习近平面临的另一组问题是，目前国内情况不太好，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而且急剧放缓。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不到2006年的1/3，经济加速增长、更加繁荣的前景正在逐渐减弱。中国在人口方面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人口正在老龄化，劳动力正在减少，总人口正在下降，因此，生产力水平等一系列因素也在衰退。
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总体前景确实给中国领导层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我认为习近平多次暗示这一点，也许他实施攻台行动的机会窗口（window of opportunity）正在关闭，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未来一两年内选择发动攻台行动，并很快引发一场大规模战争。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认为北京方面的盘算是，到了2030年，情况可能远不如现在对中国有利，因为美国及其盟友，还有理念相同的民主国家开始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更有韧性地应对中国可能带来的挑战。
所以（这个时间表）是动态的，它可以加速，这场危机可能会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快、更早地发生。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现在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放松。
记者：中国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核心目标分别是什么？两者主要都想在西太平洋争夺主导地位吗？
巴贝奇：我认为部分目标就是如此。中国基本上是希望把美国从西太平洋排挤出去，迫使美国撤退。中国希望未来至少与美国平起平坐，并且在邻近以及其它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准备付出很大努力，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不得不打一场战争，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我们感到中国领导层中有一种想要并且事实上准备打一场长期战的意识。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避免中国被击败，就可以继续对美国和其它盟友在西太平洋乃至更远地区施加痛苦，发动小规模的进攻，也许是意外攻击，给美国造成巨大混乱并让其付出严重代价。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领导层的考量是，最终美国人民的分裂分化会加剧，会在街头爆发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最终，美国政府将被迫让步，基本上按照北京的意愿达成协议。
在美国这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计划重点是防止在海洋领域、岛链地区遭受军事失败。有两三条主要的岛链，从北方的阿拉斯加和日本一直延伸到南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当然还有印度尼西亚。美国非常努力地确保，如果中国对台湾，或者甚至对日本或东南亚国家比如菲律宾，发动大规模行动，那将会非常困难。解放军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许多舰艇将被击沉，许多海岸设施也将受到严重破坏。
另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是贸易，中国经济继续相当依赖的贸易。（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几乎会在一夜之间停止。中国将非常依赖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中亚国家的贸易，但不会超过这个范围，因为几乎全世界都不会支持中国。
这将对中国造成巨大的问题，涉及从能源到食品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冲突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极端的困苦，相当于中国人在大跃进时期的可怕遭遇，也许还与文化大革命相当，尽管后者造成的死亡和伤害没有那么大。这是没有人真正希望看到的，也包括美国及其盟友。但坦率地说，这将是中共政权发动侵略的结果，迫使盟友陷入一场我们都不想要的冲突。
记者：中国在战时动员方面是否比美国有更多的行动和进展？中国的整个社会是否比美国更加适应战时状态？
巴贝奇：从全社会的层面上，我认为中国公众正在进行比美国公众更为全面、更为有效的准备。中国不仅仅是就可能发生冲突并加强宣传各方，甚至鼓励人们进入不同领域的工作，让一些公司做好准备，拥有能力将制造业突然转向军事相关产品。中国的所有这些动员计划和准备工作比目前的美国更为先进。
中国几乎实现了半动员的社会（semi-mobilized society）。半动员是因为中国以不同的方式重组整个经济，以在危机中保持主导地位和韧性。在民主世界中，很少有地方能够看到像中国现今（关于战争）的讨论水平、坦诚程度和资源分配的程度。
这实际上显示出美国和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自满情绪。而且坦率地说，西方媒体也没有指出我们面临的真正风险、指出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和含义，许多报道都非常肤浅。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清晰认识和整体观点，结合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在全社会进行的多层次准备，并向公众解释其含义。
当我私下与高级官员交谈时，他们对我们所讨论的大部分事情非常清楚，但大多数政治家不愿意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在中国，中共一方面非常直接地向公众讲述自己的战略目标以及重要性，快速军事建设的意义，并以一种民族主义的叙述方式包装起来，对许多中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领导人，只是非常谨慎地与公众交流当下的现实情况。这也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我们需要让大部分人不仅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而且有机会进行自我组织，以各种方式在自己的社区中对抗这个问题。我平时不仅向政府官员等人提供简报，还与企业高管进行讨论。他们的反应几乎总是相同的，“我们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以前我们没有被告知？”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忙？”大多数企业和个人并没有真正的抵制意见，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被蒙在鼓里，不知所措。我们应该保持开放并信任公众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历史表明，这不仅是公平的做法，而且势在必行。
记者：如果今天爆发战争，美国及其伙伴能否在针对中国的印太战争中获胜？美国及其盟友如何能够确保获胜，最优先事项是什么？
巴贝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及其盟友在未来三到五年内采取的行动。如果西方能够是组织起来，这不仅是关于应对军事挑战，来自中国的压力在其他三四个领域也将非常严峻，例如经济。
很多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可能还没有太多思考和意识到的是，他们在印太地区已经失去了近100年来的工业优势（industrial superiority）。过去，美国的军事能力得到了美国工业庞大的制造能力的支持。然而，在过去的25年中，情况已经发生了逆转。2004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但到了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出现在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这是因为中国的制造能力增长，一部分原因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而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及其盟友将制造能力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地方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流向了中国。这造成了巨大的问题。所谓的“民主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今不如昔，不再是罗斯福总统所描述的那样。现在需要的做是对此进行复兴，而美国无法独自完成。
我们需要新的经济和商业合作机制、制造业合作机制以及盟友之间的供应链合作等，确保基本需求可以作为一个团队得到满足。这是一个真正的团队，一个值得信赖的团队，而且规模相当庞大，其中包括许多非正式的成员国，但确实需要新的合作方式和模式，快速地行动。当东亚发生规模战争等危机时，我们可以共同做很多事情，但现实情况是，许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另一个问题是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即中国已经针对台湾、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盟友采取了行动，每天都进行大量的网络攻击，试图破坏我们、渗透进入系统、以各种方式削弱我们，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手段来分裂我们的国家。现在我们需要对于来自中共的操纵和胁迫加强防御。西方国家自冷战以来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重视，而在中国，有将近一百万人在四个主要机构中积极进行这些行动，并在危机中计划进一步扩展行动。我们需要更加协调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机制，行动起来，不能一切如常。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联盟范围内的规划、准备和协调机制对于维持并最终赢得这场战争至关重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成形？
巴贝奇：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的，但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方式。例如情报合作，民主国家之间有很多这样的合作，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整个东南亚地区。在最高层面上，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五眼联盟，几乎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合作。此外，还有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在高级技术开发方面进行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以及四方安全对话（QUAD）这样的合作机制。
我们需要加强合作，发展新的机制，特别是在经济韧性方面。双边伙伴关系可以发挥作用。例如，日本与美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甚至包括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合作。这本书探讨了危机爆发的后果，包括对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可能出现的压力点，缓解这些影响并度过危机的策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增加实质性的内容，彼此扶助的政治理解是必要的，但真正需要的是进行操练、试验和具体行动，特别是在重新引导和重构供应链方面。
记者：柏林、罗马和东京在1940年签署了三方协定（Tripartite Pact），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导致这只不过是一项松散的协议，防御条款从未被援引。针对中国的挑衅，亚洲国家有可能和有必要建立类似北约（NATO）的一个更加正式、紧密联结的集体防御机制吗？
巴贝奇：我认为亚洲版北约是不可行的，但我们可以与那些愿意接受这一观念的国家建立更强大、更正式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到通常所说的轴辐式网络（Hub-and-spoke），即以美国为轴心，延伸至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
例如，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国防和安全合作已经非常出色并且将进一步发展，双方在政治上没有严重阻碍。澳大利亚和韩国之间也是如此，还有韩国和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之间也有很多合作，印度在南太平洋和东南亚等地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区的重要国家对于建立经济和社会韧性感兴趣并愿意参与合作。
我们看到了这些互相重叠的合作安排，一种更加灵活的合作方式。尽管不太可能看到一个东亚版的北约，但我们可以做出快速而且相当有效的联合行动。我们经常与这些主要经济体和军事力量进行类似北约的演习，进行一些很杰出的行动。例如，几个月前在澳大利亚北部进行的大规模防空演习，我们不仅看到了日本、韩国、美国的飞机，还看到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德国、英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如果真的发生危机，我认为我们将能够更有效地协同行动，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
当下最重要的是军事能力，但我们可以在避免政治障碍的情况下做更多其他事情，帮助这些国家建立网络安全和经济韧性，并积极合作以提升其情报和监视能力。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合作）有更少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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