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香港”以严刑峻法“管治”社会的作风越发变本加厉，最新发展是两名医生的医疗失误被控“误杀”，引起不少医护人员哗然、惶恐不安。再联想到早前有医生签免针纸，居然被刑事检控为“诈骗”，这其实都是同一框架的剧情。
这次案件源自一位患肾病和乙型肝炎的病人邓桂思，于公立医院联合医院获处方高剂量类固醇药，但当时医生未察觉她是乙型肝炎带菌者，没有同时处方后者的抗病毒药，引发病人急性肝衰竭，大半年后不治。以往这类案例会有医疗监管机关裁定疏忽、专业失当，这次本来也是判决除牌缓刑，想不到却忽然变成杀人犯。
昔日苏联时代，医生往往成为批斗对象，斯大林将全国名医全部整肃，令自己死时根本没有名医敢处理，就是经典案例；后来“新香港”政府批斗所谓“黑医护”，不过照办煮碗。还记得一年前，《亚洲周刊》高层江迅先生不幸染病身亡，当时建制评论员就高调说要“追究医护责任”，认为是医护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故意延误医治。有了这次的“误杀”先例，类似“追究”可能层出不穷，而且在宁左勿右的新香港，只会被小人付诸实行。
好几位医护朋友传来不同讯息，对协助理解“本案”的来龙去脉，非常有帮助，只是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新香港”境内，已经不会有人敢说真话。然而根据已知信息，只要罗列时序和事实，一宗莫名其妙的无头公案，放在当刻“新香港”时空，暗黑兵法总会真相大白。
让我们仔细思考以下十点关键案情：
1. 根据英国普通法的法律，的确有重大医疗事故以“误杀”控告的条文，无论是英国、还是香港，都有先例。但要达到误杀的门坎颇高，通常有两个元素：第一是能够看到动机上有私心、私利，例如早前有一宗香港舞蹈老师被私人整容医生抽脂后死亡的案件，那位医生被控误杀，坊间就几乎没有任何争议。第二是医疗失误与个人行为失当有关，例如做手术前饮醉酒。否则，除了个别例外，通常绝大多数不符合上述前提的案例，都属于医护界自行聆讯专业资格、专业失当的程序。
2. 在香港，本来“自古以来”都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积极不干预，专业界别自治一直是成功之道。此所以律师、医生、教师、社工等持牌职业，本来都是行业公会自行发牌和监管。直到《港区国安法》后，一切权力都要收归中央，这些专业公会就成为政府的眼中钉。在医护界，有法定机构医管局管理、独立医委会则负责医生专业资格事宜，成员有不少民选业界代表，过往对各种各样的“一国”政策，例如引入海外医护，业界内部一直负隅顽抗。
3. 本案发生在2017年，然后医委会在两年前的2021年已经进行过聆讯，裁定两名涉案医生专业失德，停牌缓刑，二人也同意结论。这个审判过程，虽然不属于刑事法庭，但同样有律政司代表参加，身份在聆讯内部类似控方律师。假如当时在医委会聆讯期间发现刑事元素，律政司代表理应已经叫停审讯，转介律政司以刑事检控方式处理，但当时明显没有。也就是说，除非警方在上次审讯后掌握了新证据，否则就是连整个医委会的机制，也等于出了问题。
4. 本案死者的死因聆讯尚未进行，本来订于今年出现。但警方刑事拘捕两名医生后，死因庭已宣布无限期搁置死因聆讯，等待刑事法庭的判决。换句话说，控方是要避免交由死因庭查找新证据，可以是自己掌握了确凿证据、已经有信心必然入罪，又或许，刚好相反。
5. 控方有没有可能在六年后，忽然找到新证据，控告两名医生误杀？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根据常理和已经进行的连番审讯，似乎并不容易。所以逻辑上，要控告两名医生，很可能需要一并质疑2017年案发后、医委会已进行的纪律聆讯，例如认为当时的审讯不公平，存在所谓“医医相卫”的既得利益者内部偏袒，所以这是检讨医护专业自治的警钟。
6. 两名医生被控误杀后，自然承受莫大压力，而辩方律师只会有两个方向抗辩：一是强调两人自己的医学失德，并不足以直接构成死者死亡；与及他们的责任属于香港医疗体制的一部份，其实是结构性问题，假如真的是误杀，也是体制误杀。所谓医疗体制的一部份，就是指医管局的责任：公立医院医生不足，工作流水作业，未能确保轮值医生有足够时间详细处理每一病人的终身病历等。于是，这又是检讨香港公立医疗制度的契机，连有关监管机构的高层，就算不会直接被控误杀，也可能被问责下台。
7. 案中死者家属有传已经获得赔偿，但此刻党媒却高调说要为死者“彰显公义”，借刀之势非常明显，令人想起陈同佳案的“彰显公义”，最后变成甚么回事。但在国安法下的民粹极左路线，这却是“发动群众”批斗医护、让他们失去支持和光环的理想借口，继而合理化“黑医护”不配享有专业自治权。
8. 无论两名医生是否被判罪名成立，医委会的专业自治肯定会成为冲击对象，因为在法庭上，控辩双方都会重点引述当时的聆讯，一方强调其不足，另一方强调责任全在医委会。结果可能是整个发牌制度都要“顺应社会意见”、“响应法官建议”，收归政府直接控制。
9. 无论两名医生是否被判罪名成立，公立医院医护只会更掀起寒蝉效应，一方面更多人会离职、跳槽、移民，留下来的人也会拖长诊症时间、尽量保守断症以自保，医管局人手不足的问题只会更严重。一来一回，引入海外（其实是国内）医护，自然更中门大开，而且是以拯救香港人民生命的姿态君临天下。
10. 由于上述现象都涉及整个医疗制度的管理问题，医管局、医委会等可能要被彻底重组，加上法庭可能确定香港医护不足以提供足够服务，这些监管机构未来引入“一国”代表，而进一步降低一切门坎，更是顺理成章。
这种“勇于斗争”的权谋，滴水不漏，难道是香港人可以想到的？在这样的社会，人才还会选择读医吗？人才还会留下来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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