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卡謬在《墮落》（La chute）裏寫道：「在騙子的身上比起說真話的人身上，我們有時會看得更清楚。真理如同燈光，令人盲目。反之，謊言是美麗的黃昏，令每件東西變得有價值。」中國武漢作家胡發雲在SARS（非典型肺炎）後創作的小說《如焉@sars.come》，不僅記錄了十七年前中國政府隱瞞疫症，而且敘述了扭曲的人際關係裏一個又一個的騙局，讓人在謊言裏清楚看到威權體制的無能，告密文化的無恥，卻又無處不在。
《如焉@sars.come》在前面大部分篇幅裏，講述主角茹嫣這位四十多歲的寡婦，在兒子出國留學後，初次運用互聯網的討論區，展開其社交生活。在丈夫逝世後，茹嫣一直沒有戀愛，經同事江曉力介紹，認識了五十開外的鰥夫梁晉生，中年人的戀愛，令人生再次如沐春風。茹嫣有着傳統婦女的矜持，學植物學出身，在研究所任識，卻熱愛文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遍讀西方文學經典，厭惡政治，不通時事，個性如植物般單純。在互聯網討論區裏，她終於一嘗少年時代錯過了的文學生涯，發表文章，深受網友喜愛和轉發。梁晉生一生為官，雖然時有不明的收入，在大家口中尚算清廉，不愛花天酒地，所以妻子逝世後並無續弦。個性和茹嫣相似，喜歡簡樸單純，打算過幾年就退休享受寧靜生活。愛情和友情在茹嫣身上發酵，在中國還可以用Google的時代，令人對互聯網帶來言論和思想開放，稍有期待。可是，正如現實的中國一樣無法擺脫文革互相告發批鬥的文化，與西方世界接觸卻沒有變得更加自由，小說後的時代，更走向愈來愈嚴密的控制，純真和善良毫無用處。
愛情敵不過「黑材料」
一如所料，作者並沒有滿足讀者期待，反而讓茹嫣掉入一個又一個的騙局之中，梁晉生終不能擺脫官場的規則，做個誠實的平凡人。讀到小說高潮和結局就會發現，作者悉心安排了江曉力在兩人中間，一直哄騙茹嫣，把她玩弄在股掌之間。江曉力從小耳濡目染官場的常規，深諳中國官場裏無事就官官相衛，有事就層層卸責，找代罪羔羊，保住中央的威信，讓下層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得到宣泄。梁晉生甚至覺得江曉力比他更懂得為官，因為她不僅懂得適應官場的規則，揣摸上級的要求，而且懂得討好和操控他人為自己所用。小說高潮裏，作者最直接書寫江曉力惡毒的一筆，自然是她向梁晉生遞上茹嫣的「黑材料」。茹嫣運用動人的筆觸，在網上討論區經常發表關於SARS疫情的文章，把真實的事件隱去人名和地名，講述醫院裏傳染實况，人們為避免從動物身上感染，把家中的寵物狗殘酷地摔下樓等等，廣為轉載，在網上有一定影響力。江曉力全部收集起來，製成一個檔案給梁晉生看，指摘茹嫣蓄意破壞全國齊心抗疫的「居心」，暗合外國勢力打擊中國的「陰謀」，令梁晉生擔心中央怪罪下來，輕則被免職，重則被羅織罪狀，處理疫情不力，甚至煽動顛覆國家，晚年得在獄中度過。
密友老謀深算設騙局
江曉力由茹嫣的同事，變成密友，再變成情敵，這場女人之間的戰爭猶如官場的鬥爭，而且有更細緻的描寫，茹嫣卻一直蒙在鼓裏，可說是整部小說最引人入勝的地方。讀者一路揭穿跟茹嫣推心置腹的江曉力，原來是個老謀深算的大壞蛋，憑藉熟悉官場規則來操控茹嫣，最終奪去鍾情茹嫣的梁晉生。小說沒有直接描寫江曉力就是在網上中傷茹嫣的人，但讀者都可以推測到，「黑材料」裏用網上化名「我是狐狸精」對茹嫣人身攻擊的文章，抹黑其文章帶有反黨的動機，暗指其跟市政府中人有關，都是江曉力的部署。讀者甚至可以再往前推敲，江曉力之所以介紹梁晉生給茹嫣，可能一早有預謀令梁晉生認識茹嫣的個性，單純善良、不懂算計，並不及她自己更能為他解決官場的煩惱，保住他的權位，從而令梁晉生更欣賞她的能幹，徹底向她傾情。如果江曉力不是有預謀的話，又怎會一直向茹嫣隱瞞自己早已離婚，和梁晉生有過關係？如果江曉力不是茹嫣的同事，又熟悉她的網上行蹤，如何能把她的文章傳給梁晉生，令他在未認識茹嫣真人之前，對她留有印象？如果江曉力不是有預謀要引茹嫣認識梁晉生，又為何會編造謊言說梁晉生擇偶條件挑剔？江曉力瞎編了一大堆：「這個人的條件有些怪，老姑娘不要，小姑娘也不要。老姑娘脾氣怪，小姑娘脾氣壞。老姑娘單身太久，很多地方都已經難以放開，小姑娘呢，差異太大，又怕不能合拍。離異的不要，喪偶沒孩子的也不要，有孩子還在讀中小學的也不要。學歷太高的不要，博士啊，博士後啊，不要。學歷太低的也不要，最好大本、大專什麼的……」為的不過是攻入茹嫣久未敞開的心房，令她相信她完全適合梁晉生的要求，營造天造地設的愛情幻覺。
情場如官場容不下真相
然而，情場如官場，騙局就是家常便飯。這場愛情始終經不起「黑材料」的考驗。梁晉生欣賞茹嫣有話直說，甚至為她辯護說，共產黨的革命分子不就是敢於批判社會現實的人嗎？但是搞革命和為官是兩回事，官場並不容許真相，真相只會摧毁仕途，江曉力準確地指出了共產黨的邏輯：「叛逆只能有一次，第一次，是打江山的忠臣。第二次，就是謀反的逆子。 」正如梁晉生貴為副市長，仕途仍有上升空間，卻愛上出身普通、四十開外的寡婦，在男性主導的中國社會來說已經是「叛逆」。 但是第二次「叛逆」，任由茹嫣批評政府隱瞞疫情，將會付出嚴重的代價。在小說裏，梁晉生主管某市的教育科技衛生，多年來適應改革開放的步伐，大部分資源投進科技，衛生是最弱的一環。SARS發生後，他疲於奔命，經常來往醫院，每天身上帶有各種消毒藥水的氣味過活，指導防疫工作。小說裏描寫他為免感染茹嫣，暫時中斷來往，最多只是到樓下看她，而且搬到酒店暫住。然而，善良的父母官根本無法對抗官場的潛規則，與其說梁晉生着緊人民的生命安全，不如說他為免上級責罰抗疫不力，追究過去疏忽衛生管理的工作，所以全力抗疫。江曉力深明梁晉生面對的處境，於是在這個時刻提出發放成功研究疫苗的消息，目的是令人民相信SARS早晚有機會治癒，減少恐慌。這種公關騙局既可緩解疫情危機，亦可令梁晉生知道，他需要的不是單純善良的茹嫣，而是面面俱圓、曉得在官場角力裏勝出的江曉力。
小說記錄官方瞞騙疫情
茹嫣不僅一直被好友江曉力瞞騙，也被梁晉生和政府瞞騙，正如十七年前中國人被政府瞞騙SARS疫情一樣，小說也記錄了這段歷史。事實上，致命的SARS早於二○○二年十一月已經出現，但政府一直隱瞞，社會上以「怪病」稱呼。直至二○○三年二月 ，廣州多人染病，社會恐慌，中央政府才正式宣布SARS疫症大規模擴散，引致多人死亡。茹嫣從住在南方的妹妹身上知道「怪病」可怕，醫護人員多人感染，她把真相寫成個人見聞發布在網上，引起廣泛注意，但是馬上受到官方審查刪帖。今天年紀稍大的人或許會記起，十七年前網上討論區如雨後春筍，大家或多或少期待過互聯網提供了言論自由的空間，可是SARS一來，茹嫣才知道那不過是個美麗的幻想。梁晉生主管衛生事務，早就知悉SARS，但只在茹嫣問起時，才表示確有此事，不願多談。再一次看到，梁晉生完全受制於官場法則，沒有想過要「叛逆」。
對中國知識界的批評
小說裏真正的叛逆來自達摩，本職是個修理電器技工，但熱愛哲學，雖然出身低微，在凡事講身分地位的社會裏，卻是個真正懂得思考和熱愛真理的人。他經常在網上發表不拘一格的文章，把中西哲學融入生活反思，政治社會生活議題，都可以理論分析一番，引發大家關注和討論。他在網上討論區裏認識了大學哲學教授毛子，毛子就評論他：「這些東西儘管不規範，無章法，也不標榜身屬哪個體系哪個學派，但裏面都是一些有血有肉有真知灼見的乾貨。發乎情，起於思，抵於理。其思想理論價值，就是在學界圈內，也該是有一定分量的。只是中國的事常常這樣，首先要上枱面，然後才得聲名。即便是所謂真才實學，沒上枱面之前，人家是不認的。」達摩經常和毛子討論哲學，毛子都感到自愧不如。有一次，達摩讀了毛子新出的馬克思專論，問他為何這一段文字寫成這樣難懂，毛子尷尬地承認，那是他的一個研究生寫的，自己根本沒有細看，况且學術書推陳出新，很快就沒人在乎了。另一次，毛子向達摩坦誠用「文章」行賄單位領導，幫他寫一篇學術文章，以他的名字為作者刊登於期刊上，成功令領導受同行重視，打下穩固的地位。這就是經常聽到對中國知識界的批評，學術界為了升職而出版，對權力的忠誠遠遠重要過學術思想的忠誠。
文化只剩下代用品
小說並沒有停留於表面地批評中國學術界，更深刻地批評中國學者未能運用自己的學術語言，以及創造真正表達時代感受的藝術品。小說裏受人尊重的衛老師，憶起年輕時人人能唱的蘇聯歌曲的歌詞，「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能像這樣自由地呼吸」，隱微地表達了中國文化的疲弱，知識界嚮往外國的思想觀念，會輸入會模仿，但沒有真正落實到生活裏，再孕育出新的文化果實。他的感慨值得我們深思：「就像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可以非常冷靜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專制，批判俄蘇政治文化對於中國巨大的負面影響，但是那些俄蘇音樂，那些紅色音樂，在你情緒中所產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來控制它的。我想，這種時候，對一個具體的人來說，這種音樂，其實只是一卷磁帶，它記錄着你的一段生命歲月。這裏，就出現了一種雙重的悲劇，我們連自己個人的情緒記憶，都附着在一種無處不在水銀瀉地般的意識形態文化上了。我們竟然沒有我們自己的純正的潔淨的文化載體，來記錄下我們的生命。沒有，真是一點都沒有，乾乾淨淨啊。其他國家有，包括那些最貧窮最落後的國家都有，連前蘇聯這樣的極權國家都有，它幾乎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作家藝術家們留下的自己的聲音（……）許多年之後，他們不必像我們一樣，尷尬地，曖昧地，酸甜苦辣地從你剛才說到的那一類藝術中，喚起自己的記憶，尋找自己的生命過程。不管多麼恐怖，他們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記憶。（……）這一切，是比苦難本身更苦難的一件事。他們的記憶，是用自己的血寫在大地上的；我們的記憶，是別人用刀刻在我們的傷口上的。數十年來，我們失去了表達苦難和憂傷的能力，失去了表達愛的能力，我們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試想一下，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鎮壓影響深遠、二○○三年SARS致命傳染病，以中國如此多的人口，為什麼以此為題的文學作品竟然不合乎比例地少？答案自然是遏制自由思想的威權體制。由此可見，威權體制獨特的官場法則，不僅扭曲了善良單純的老百姓的愛情，延誤了對抗疫情，無辜犧牲了許多生命，亦扼殺了文化藝術治療創傷的根苗。土耳其裔政治學家杜福基斯（Zeynep Tufekci）評論中國處理冠狀病毒的手法一如以往，威權主義猶如眼疾，看不到問題的根源，利用謊言和監控來管治，猶如放棄身體的一部分感知，自絕於民間和真相。胡發雲的小說早就提醒了我們，純真的茹嫣和叛逆的達摩在殘酷的時代裏將會被遺忘，但威權體制會一直存在。
info：胡發雲
一九四九年生，湖北武漢人。當過知青、工人、企業幹部，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後成為一名職業作家。一九九七年憑小說《處決》獲武漢文學藝術基金獎，一九九九年憑小說《老海失蹤》獲湖北屈原文學獎。著有長篇小說《如焉@sars.come》、《迷冬》，小說集《死於合唱》、《隱匿者》，散文集《想愛你到老》等。
文//劉況
編輯//林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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