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姚新勇，男，西历1957年出生，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5－1995）》《悖论的文化——二十世纪末叶中国文化现象扫描》《观察、批判与理性——时代中一个只是个体的思考》 。
中国大陆种族民族主义观察
作者：姚新勇
原载于 《原道》第17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庚辰
耶稣2015年12月20日
小引：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大陆开始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少数族裔文化复兴的思潮，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大陆汉语主流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涌动，而少数族裔的文化复兴浪潮在某些族群那里则进一步演化成为冲击性更强的政治民族主义。进入新千年之后，大陆境内的各种形式的更为接近种族民族主义的观念、思想，借助于互联网的便利，在内外环境的刺激下，进一步激化、发酵，终于形成了2008-2009年间的大碰撞。所有这些，在中国大陆学界由于政治敏感性而被严重回避（尤其是有关少数族裔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现象）。而在大陆之外，这些本是复杂互动的情况，也似乎没有被加以全面化、整体性的观察：人们要么只是解读（国家）民族主义，要么主要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观察中国少数族裔的化复兴浪潮，要么是从更为简单政治化的角度言说某些族群的分离倾向，而且大多数来自西方世界的观察，往往还带着或明或暗的意识形态局限，缺乏对于多族群的中国人民整体性的同情。除此而外，那些更为散漫化地存在于互联网世界的多样性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言说，则更未得到全面的观察。
本文将以“种族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为焦点，对中国大陆的各种民族主义的思潮加以整体性、综合性地观察。无疑我所做的工作，是站在维护国家和平稳定的前提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国家至上主义者，因为在这一前提之上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对中华各族群、各地区人民基本的和平、安定的考量，对各族人民自由、和谐相处、共同繁荣之目标的追求。另外，为了突出问题的尖锐性、避免文章过于冗长，对于那些外界关注较多的现象，如国家民族主义，我将尽量概括阐释，同时本文也将尽量简化注释。尽管如此，由于所考察的范围的确太大，还是不得不将全文六部分的内容分成上下两篇。
中国大陆种族民族主义观察（上篇）
一、食腐的鸱枭漫天飞舞：种族民族主义的喧嚣
一只只鸱枭在漫天飞舞，一只只“种族民族主义”的鸱枭在中国大陆的上空漫天飞舞：同胞情谊被残啄，国家认同被腐蚀，平和的心境被击碎——乖戾的叫声刺响着中国的天空。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好像仍然没有听见它们乖戾的叫声，仍然感受不到它们啄体的伤痛；理性、清醒、深挚的思考依然找不到出口，而种族民族主义的喧嚣却在漫延……
“种族民族主义”的英语对应词是Ethnic nationalism，一般是指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以某一特定族群身份为本位认同的民族主义，如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藏民族主义。按一般情况来说，将ethnic nationalism译为“族裔（群）民族主义”似乎更合适些，因为它所概括的领域很广， 比如当下中国大陆（为行为便顺帮，下文有些地方也将用“中国”指代“中国大陆”）所存在的ethnic nationalisms就既有表现为主要以介绍自己本族群文化为特征的一般形式，有极端的、高度排他性的甚至主张分裂的族群认同的言说，还有更多的有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形式。而“种族”这一汉语（中文）词汇，则更多地指向高度极端排斥性的“种族主义”。而我之所以使用“‘种族’民族主义”而不是“‘族裔’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忽略中国ethnic nationalisms的多样性，也不意味着后文不会使用“族裔民族主义”的称谓，而是因为，无论是从近三十年来相关现象的演变趋势还是从它们当下的基本表现以及广泛影响看，在多种样式的中国ethnic nationalisms中，极端的、高度排他性的种族主义的性质，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对各族人民的团结、国家认同、国家安定、民众（尤其是边疆民众）安危，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所以大陆ethnic nationalisms中的种族主义的倾向是我要重点揭示的。
先让我们稍稍来看看大陆种族民族主义当下的基本表现。这方面的情况，主要表现于大陆互联网上，比如在2000年初中期非常活跃、非常疯狂的“皇汉网”和“东北满族在线”，就很有代表性。请看几例：
为什么不能称皇汉？“皇汉”一词从古到今就一直存在，作为汉民族的古称、代称、别称，它的意思就是指‘永远光辉灿烂神圣光明高贵强盛文明昌大’的大汉民族！（http://www.uighurbiz.cn/bbs/viewthread.php?tid=223364）
皇汉网被关闭了，但极端汉种族民族主义的思想，仍然随处可见：
汉民族主义者，顾名思义，就是以汉族利益为第一位的人，也通常简称皇汉。可见兴汉者就是在当今社会形势下以驱除满清余毒、正本清源、恢复古典华夏传统思想的政治地位为己任的汉民族主义者。（《中华汉立场的总结》http://www.uphan.com/dispbbs.asp?boardid=15&id=73681&page=&star=2）
再来感受感受满民族主义：
355年前，满洲民族及其祖先世世代代居住、生活、繁衍在西伯利亚及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之间 广阔的土地上，是满洲地区最古老的民族，同时也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主人。 满洲民族在这片富饶的黑土地上曾经建立过数个强大的国家，……皆是与中国无涉的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尼堪人(nikan满语汉人的意思)一向妄自尊大，却又无甚本事。尼堪民族喜欢吹嘘自己和掩盖自身的缺点，喜欢贬低别的民族，喜欢把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无耻，并且无知。看看尼堪国的社会现状，就知道他们的心态，他们连最起码的对历史应有的正确评价的勇气都没有。这也难怪，他们并不光彩的发展史确实令 他们感到自卑。（http://www.mmmca.com/blog_ak87/p/104249.html）
完全排斥性的言词充满种族主义的气味，就是还承认中华一体的言论也同样如此：
曾几何时我们风光一时，我们随意进出中原如入无人之地，叱诧风云。我们掠夺，征服，乃至强奸，我们快意恩仇饮马江湖直至位居人上……蓦然回首，我们却发现再也不能回到从前了，我们在得到一切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乃至于我们几乎每个族人的血统都已不再纯正，几乎都是满蒙汉混血而生。（http://www.manchus.cn/bb/thread-2940-1-1.htm）
虽然表现出极端种族主义特征的言说，直接看上去所分布的族群，并不是很多，但也绝不只是在汉族、满族中，就连种族体质和文化特征与汉族差异并不大的壮族中，都产生了一位“大僚民族主义”者梁大岭。至于他思维的癫狂性，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查看。
或许会有说，我过份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将某些散见于漫无边际的网络世界的个案，普遍化、突出化了。然而这种批评很可能是想当然了。首先过激的言论并非个别现象，网民对相关帖子的关注，常常很热烈。这里我先不再举相关例子，本文后面部分的一些内容将会予以佐证。如果大家没有耐心等待，不妨到王小东博客、铁血论坛、天涯论坛、藏人文化网等地去看看（尽管由于中共政府的网络控制，有许多帖子已经看不见了，一些论坛的激烈度，表面上也已经降低了）。其次更重要的是，不在于充满种族排斥性的言论多还是少，而在于它们与其所存在环境的本质主义精神向度的一致，这才是最可怕的。这并非是信口开河，大家不妨看看所有打着族裔旗号的网站、网页或论坛，无论其激烈与否，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有多少是有反省意识的？有几个注意到了族群认同中的本质主义、简单化、绝对论的问题？还可以去看看在众多有关族群问题、民族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中，有多少人是真正理性的、不以单纯族裔立场或国家立场发言的？有多少人在或激烈抨击、或洋洋洒洒侃侃而谈时，考虑过其他族裔的感情？尤其是众多主帖后的跟帖，又有多少是说理论事的？
读那些帖子，会让人感到，似乎每个族群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被压迫、被歧视的“民族”：不是说历史上中国、汉民族对XX民族施行了侵略、压迫或专制，就是说大汉族主义的阴魂仍然不散；不是愤怒地控诉所谓对少数民族赤裸裸地资源掠夺或专制镇压，就是痛斥所谓国家以现代化的名义，行文化同化、种族灭绝之实；反之所谓有关汉族被长久歧视与压制的愤懑也不难见到。似乎每个族群都是那样的脆弱、敏感，稍有不顺耳的言论，就群起而攻之，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甚至赞扬。不少少数族裔人士，平常都在讴歌自己“民族”的辉煌，诉说着自己族群的悲哀，但似乎只要一涉及与汉族（国家）与（某一）少数族裔之间的讨论、争论，他们就立即结成统一战线，群起而攻汉。不仅网上如此，就是在一贯严格控制的大陆期刊杂志上，也在新旧千年交替之际，掀起了中国本土少数族裔文学后殖民批判的浪潮。而且种种本质化、极端性的言语之刃，不仅在不同族群之间挥舞，而且在某些族群内部也互相砍杀。
总之普遍的本质民族主义的思维和单向性的“霸权—抵抗”的“反-后殖民主义”言说方式，的的确确造成了一种简单化、本质主义的文化环境，套用文革时期的流行语来形容就是：“反是X族反对的，我们就要坚决拥护；反是X族拥护的，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亲不亲民族分”，“对不对身份定”。只不过这些当下的类“文革”言说还夹杂了一些“时尚”的词藻而已，比如说什么“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边缘”、“中心”、“解构”、“抵抗”等等。正是这样的氛围，为种族民族主义的猖獗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也使得众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或被卷入到族裔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的大潮中，一起将中国引向撕裂之境。
二、从“文化民族主义”到“种族民族主义”：
种族民族主义生成简史一
根据我的观察看，与族裔民族主义相关的情况很复杂，其表现是多类型、多族群、参差不齐的，严格地说并不包含一个整齐划一的种族民族主义的演变进程。不过如果就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和对各族人民之间关系的影响来看，再参鉴A·D史密斯关于“双重合法性危机”与文化民族主义关系的理论，还是可以大致梳理出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由“文化民族主义的萌生与确定”到“文化民族主义的繁盛”再到“种族民族主义”。这又大致可以分为四阶段：文化民族主义的萌生（1980年代初）——文化民族主义方向的确定与扩展（80年代中后期）——文化民族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的繁盛（90年代中后期）——种族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90年代末之后）；若就激烈程度的演变来看，又可概括为：个别的文化乡愁感伤——昂首挺胸齐整的民族自豪——各种各样民族主义的众声喧哗——不同民族认同诉求的激烈碰撞。不过在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必须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将这里所说的演变或发展，理解为某一个叫做种族民族主义的东西，从弱到强的发展，这样将会冒否定所有族裔情感、族裔认同、爱国情感的危险；或者反之，会以为存在着一种“被压迫诸民族”反抗“中华帝国”的历史。另外，我所梳理出的这一生成史的线索，揭示的只是中国大陆“公开层面”的显性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情况，这并不排斥隐性或半隐性现象的错位性时间呈现。总之，不存在一个单一性的种族民族主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史。当下种族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是各种相同或不同的复杂因素相互影响、碰撞、酵化的结果；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同形式的族裔情感、族裔认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的“排斥性因素”被不断放大而滑向种族民族主义的结果。
在前述种族民族主义生成史的四阶段中，头两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少数族裔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萌生、确定与扩展，而这又集中体现于少数族裔文学中。1980年起，藏族和彝族汉语诗歌就开始疏离以往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抒情，向本族群文化认同的方向转移。不过起初（尤其是青年诗人吉狄马加所开启的现代彝族抒情）并不非常清晰、强烈，而且主要表现为感伤性的抒情（即便是伊丹才让的诗歌，虽然情感相当雄健且兼愤懑，已经表现出了相当强的族裔民族情感，但仍然还不能算是排他性的，而且也没有与藏族文化最核心的部分——藏传佛教——相结合）。大致到了80年代中期，早期个别人、各别族裔的感伤性“民族抒情”，就汇聚成为集体的、明确的“民族本位”性的抒情，少数族裔文学也呈现出全面、普遍、自觉的“民族文化寻根”的态势。当然由于族群规模的不同，以及具体作家个体之间的差异，少数族裔文学寻根之旅的文化民族主义演变的步伐、强度、规模、甚至方向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在“我――是――彝――人”那回荡山谷的“彝民族”自证的呼喊中，还搀杂着“其实我是千百年来/正义和邪恶的抗争”的善恶同一的自省（吉狄马加，《自画像》），更不排斥作为“长江和黄河多声部合唱中/一个小小的音符”（吉狄马加，《我的歌》）。但《通往大自在境界的津渡》（伊丹才让）中的翻然悔悟，则已经不再吁求式地呼喊：“当每一个民族骄傲地唱出他悦心的史诗乐章，/一个文明国度的形象就拓上子子孙孙的心屏”（伊丹才让，《鼓乐——历史的教诲》）；而变成了这样愤愤不平的质问：“难道我江河源头甘甜的奶茶，还要/从北溟汲取苦肠涩腹的海水调煮？！”“母亲双手举过头顶的儿子，/为什么要趴在他人的脚下匍匐?！”。不过尽管存在着差异，众多少数族裔对于自己“民族家园”的想象，则一起实质性地拆解了传统社会主义文学的“北京—边疆…世界”的空间想象，更多地代之以互不相关的或分散独在、或直接面对世界的家园。也就是说，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异质性、多样性、地域性的“民族家园”的空间想象，已基本替代了整体的“民族国家”空间想象。到了这时，可以说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已经大致完成了由社会主义民族文学向文化民族主义性质的族裔文学的转化，即明确地定位了族裔文化民族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
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束缚，转型后的大陆少数族裔文学并没有立即大规模迅速地激进化异变，只是个别族群（如藏族）的文学，向着这个方向推进，而绝大多数的少数族裔文学，在强化族裔认同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国家认同，即便是在已经表现出族裔认同排斥国家认同的族裔文学中，非排斥性、非纯粹族裔性、甚至非族裔认同主导取向的文学现象也同时存在（如新疆维吾尔族文学中的“朦胧诗现象”）。所以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文化民族主义方向的确定与扩展期。
进入1990年代以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开始全面扩展：汉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相继登场，并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合流，而少数族裔文学的文化民族主义中的种族、血统等更具排斥性、激进性的因素，也逐渐明显化、强化，在个别族群的文学中，已经表现出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明确的结合。这一阶段的文化民族主义，仅管内容、表现形式仍然庞杂，但已经演变为普遍的意识形态，其激烈性、分化性也已经普遍化，所以不仅可以用“文化民族主义”的繁盛来概括，而且用“族裔民族主义”泛滥来指称可能更为准确。进入90年代末期，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族裔文化自在性的强调、族裔本位文化认同的潮流，终于激化为排斥性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潮：极端化、排他性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性质的争吵、谩骂、喧嚣，开始在网上漫延；种族主义性质的网站或论坛（如皇汉网、满族在线等），也相继开设；各族群纷纷建立以本“民族”为名号的网站（页）、论坛；国家民族主义也开始与一般的爱国情感合流，日益地主流化、体制化；对复杂的后殖民主义学说的简单的本质性、对抗性的解读，也由汉语主流文化中的中/西抗衡，平移为边缘少数族裔文化（学）与主流汉族文化（学）之间的差异、对抗；网上各别、分散的族裔文化性的论争，不仅越来越剧烈地迅速扩大、集中，而且也与现实中的“民族矛盾”的激化相互促进、纠缠……
如果读者现在登陆大陆网站，或许会发现情况远没有我说得那样严重。这当然不是我危言耸听、夸大其辞，而是这两年来大陆政府管控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压缩了网络空间发言的自由性、放任性，但我所揭示的问题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弱。
三、从“文化民族主义”到“种族民族主义”：
种族民族主义生成简史二
“生成简史一”大致介绍性梳理了大陆“种族民族主义”的生成、演变线索，没有怎样涉及现象出现背后的原因，下面我将做些更深入的原因分析。当然相关原因非常复杂，包括历史、现实、内部、外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而我下面要展开的分析口径则相对狭窄，不仅只局限于大陆内部，而且主要聚焦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
提起文化民族主义，对其有所了解的读者可能会联想到社会转型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伴生关系。纵观现代世界历史，在许多国家或共同体中，当社会出现危机、开始大规模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组织结构等转型时，往往就会兴起文化民族主义浪潮。因为，往往在这个时候，国家或共同体不仅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危机，更面临着文化、道德、合法性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失范的危机，国家统治的强度，自然会降低，原有的维系多族群关系、维持国家稳定的有形或无形的链条，也开始断裂。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先被抑制的异质性族群因素，就会被释放，“死灰复燃”，不仅是少数族裔，也包括主体族群中的热衷于文化传承的人，就可能发起“民族传统文化复兴”运动，来进行“民族”自救或重构国家。转型中国的情况，似乎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但我们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同处于转型中国，少数族裔那里的文化民族主义却比汉族文化界要整整早了一个世代（十年）？或可以借助A·D史密斯的“双重合法性危机”假说加以解释。
这里所说的“合法性”是legitimacy而不是legality，后者是指“法律的制定符合程序”和“公民对法律持服从态度，并不追究制定或服从的这个法律是否符合正义”；而前者“合法性”中的“法”既包括法律，也包括社会公认的道德行为准则、传统习惯、信仰等。其所涉及的“合法”与否的关键是，“正义”与否。具体到政治领域，合法性就是指“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它既是统治者阐述其统治权力来源的正当理由，也是被统治者自愿接受其统治的价值依据”。（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合法性》，324—325）因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认同的合法性问题。而所谓“双重合法性危机”抽象地讲就是，在现代国家（或共同体）中，往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具有内在矛盾的合法性价值，并要求个人、群体、国家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或整合。一般情况下，双重合法性的矛盾，或被抑制、或被调合，并不明显，可是当社会、国家发生危机时（而转型社会，恰恰同时又是由危机所促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于是双重合法性危机就爆发了。
史密斯所给出的典型的双重合法性危机，是科学性的“法律—理性”和传统的“宗教观念”之间的认同的矛盾和冲突，但至于到当代转型期中国大陆，则首先集中表现为“中共国家合法性认同”与“（西方）民主价值认同”之间的冲突。（至于其具体概括方式，则是多种多样的，譬如：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专制极权还是要民主与法制，要威权统治还是要自由宪政……）这对矛盾不仅构成了1979年“北京之春”的核心问题，而且也始终贯穿于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中。1980年代，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一方面通过“拨乱反正”来化解“文革”包袱，另一方面则以改革开放、重新现代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等政策和许诺，赋予自己以领导中国走向未来的合法性。代表西方民主化方向吁求的知识分子团体，大致分为两派：激进的“民运分子”和持五四民主、科学话语的启蒙知识分子。前者被强力镇压，后者则既被控制，又被党内改革派作为对抗体制中传统“保守派”、整合社会异见的力量加以利用、融化和吸纳。因此，“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发展”就成了最具感召力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民主”的合法性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共有限吸纳。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危机，似乎得到了暂时的控制与缓解。这是一般人在80年代中期前后所看到的情况。但是在此主导、显性的合法性危机下，还掩盖着另一层的双重合法性危机，正是它们之间的悖论性关系，决定了文化民族主义的选择首先在少数族群那里开始了。这个双重合法性危机可以概括为“双重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危机，即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多族群国家中的（具体的族裔）民族认同的矛盾与冲突。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问题，自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现代转型起，夷—夏之辨与变的分合转换，天朝—四方之“怀柔远人”的传统帝国结构，就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国不得不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也正是从此时起，具有内在合法性矛盾结构的“双重民族认同”的问题，就开始成为“现代中国”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1949年建立的新政权，通过阶级斗争理念的推行、民族团结的大力强调和对“大汉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的双重批判，建立起了共产主义普世价值兼中华民族价值双重性的中华民族认同，族裔民族主义意识则被强力抑制，甚至好像都被消灭了。但是从长期的效果来看，文革之前的政策，只是暂时抑制了族裔性、地方性因素，并没能够铲除它们，相反倒为它们80年代之后的再生，聚集了反弹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国家主观意志的结果，可能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所努力建构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意识，虽然强调的是阶级、共产主义、中华民族这样的普世性、国家性的价值，但它本身还是建立在以血缘、种族、文化特属为基础的各个族群之上的。这种基础，虽不被意识形态强调，但却通过国家的“民族识别”和个人长期的民族身份的标识、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框架的设定，更为普遍、潜移默化地逐渐培养着人们的族裔性的“民族”身份意识。当然“民族”识别依据的不是简单的血缘种族性因素，而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四项标准，但一般人不大会清楚这些标准，即便是知道，也会习惯、下意识地将族群差异，归结为“人种性”的模糊标准，而特定族群的文化性特征，则被不言自明地视为特定人种的附属性标准。所以，尽管1980年代之前，族裔性的民族意识，被高度抑制，似乎不存在什么族裔民族认同的问题，但“民族差异感”，则一直被保存，甚至被“培养”。
二是主要受列宁的民族理论的影响，新中国从一开始就深陷于“双重民族属性”和“民族自决原则”的矛盾纠缠中。文革前中共通过阶级斗争理论、走向共产主义的共同发展憧憬、以及中华民族共同的反殖民历史的建构来克服这种矛盾。在这种克服中，有一个现在看来很有趣的现象，即具有“民族色彩”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普遍受到欢迎。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民族调查、民族识别的副产品，也是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意识形态整合族裔民族认同情感的表征，当然也是日益普遍激烈化的阶级斗争话语对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所带来的接受效果，同时也隐含着国家对于作为他者的少数民族建构的性质。进入文革之后，阶级斗争被高度强调，几乎成了判定一切事务的唯一标准。在文化意识方面，一切族裔性、传统文化性的东西通通都被围剿；在具体政治行动上，则开展了一些莫须有的清查“民族分裂份子”、“民族分裂政党”的运动，并且对包括各少数族群在内的生活文化习惯进行全面的铲除。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彻底消灭各种形式的“反动、没落、腐朽”的“封建”文化传统，而且严重地挫伤了所有人民尤其是少数族群人民的感情，破坏了民族团结，为后来特定族群共同身份认同的强烈反弹，反向性地奠定了情感及合法性的双重基础。
由此来看，文革结束后大陆意识形态的危机，既是非族裔政治性的，而且也是族裔文化性的，无论是作为对文革后遗症的清除，还是阶级革命话语的逐渐放弃，都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提出了重建中华民族认同的任务。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就必须进行转型，这在少数族群领域，成了一个紧迫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在一些族群规模较大、族群差异较为明显、族群记忆较强的少数族群那里，就开始萌生文化民族主义性质的本位“民族性”认同的情况。
对于那些完全反对中共或中国合法性的人来说，很容易将少数族群文学界的文化民族主义，解释为被压迫民族对于异族、帝国暴力的反抗，但却看不到，或有意忽略中共和国家，对于少数族群“民族文化复兴”的推动作用。这直接表现于“拨乱反正”运动中有关“民族工作”的部分，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工作政策的调整。这其实是中共80年代少数族群工作的一体两面。“拨乱”，是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反正”，就是调整“民族政策”，不仅允许少数族群一定程度地恢复本族群的文化，而且积极为少数族群的文化恢复创造条件。比如在西藏寺庙文化的复兴，不仅政策允许，而且政府还给予了财政支持。一位藏族作家曾经告诉我，当时在重修寺庙、复兴藏传佛教文化时，甚至提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方针。其所形成的热烈气氛，颇有些像大跃进。就此而言，可以说中共和国家的自我反思、自我纠错、对少数族裔的善意施放，直接助推了少数族群的族裔意识、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
然而问题是，为什么中共的善意，好像并不太被领情，少数族群传统文化恢复的政策宽松对待，不仅没有缓和“双重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危机，反而使得危机更加严重了？原因是多样的，但从多重中国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可能主要在于族裔民族认同价值取向缺少制衡性的“单向性”发展。
双重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内在冲突要求想对其进行整合者必须能够提出更高层次的综合性方案，比如说传统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理论，在当时就是高层次的综合性方案。它的行动纲领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将传统的地域、“民族”或XX种人（如湖南人、广东人、藏族人等）的群体，分化、区别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目标指向是帮助被压迫人民翻身得解放，并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政策纲领是各民族相互平等、团结的原则；而使所有这些聚合在一起并得以展开、推进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而他们又是国家的代表、象征。在这套“民族意识形态纲领”指导下的“民族文学艺术”的创作，则又将特定的族裔“民族文化”特征，弱化为“民族风情”、“民族色彩”这类附属的文艺欣赏性元素。这种复杂而高层次的综合关系，就有效地抑制并将双重层面的“民族认同”的矛盾降低到了（似乎是）无足轻重的程度，从而阶段性地完克服了双重民族认同的合法性矛盾，实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
但是1980年代开始转型的民族意识形态，虽然仍然强调着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阶级斗争”行动纲领的逐步取消，也带来了跨族群的“阶级人民”的逐渐消失，而代之以重新整体化的以族群为单位的“X族人民”；而作为推动这种转型的中国共产党，既是新型族群文化建构的推动者，又是族群文化过去的破坏者，所以，他们的拨乱反正性的善意之举，就很难不被理解为是对被损害族群的理所当然的补偿，也就很难得到持久、普遍的感恩性认同；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各民族大团结”的理念，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宣传，而并非绝大多数不同族群文学艺术家的自觉关心。这样，重新转型的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就既未建立起更高一层的综合性认同价值，同时被重新定位了的族群性“民族意识”又强化了“双重民族性”的矛盾，加剧了与中华民族认同价值的撕裂。所以族裔民族性认同的价值取向，无论从自觉意识还是从关系结构来说，都是单向性的。虽然1989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具有高层次综合性向度的国家民族认同的整合观念，但一是由于有关各方对多元一体说的阐释，存在重大的方法论缺陷，同时又因中共对“民族话语”言说权的高度垄断、主流思想文化界对此方面问题的长期冷漠，而使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族裔文化民族主义的单向性，仍然无法得到辩证的调适、节制，而是更加逐渐地偏执、激化。这就涉及到了汉语主流知识圈的作为了。
汉语主流知识界（主要指那些具有较大社会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于中国族裔文化民族主义的强化和种族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所起的助推作用可以分成三个类型：冷漠失职型，话语方式助长型，积极参与刺激型。“冷漠失职”型，主要是指汉语主流知识界，对少数族裔言说的漠不关心，没有开展与少数族裔知识分子的对话，更谈不上对话、质疑族裔民族主义话语。这种情况可以说是贯穿近三十年。其原因基本有二：一是主流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的文化傲慢和视野封闭，二是中共对“民族问题话语”的过度敏感控制与封闭。这两者可以说是相互作用的：自觉不自觉的汉文化中心兼西方中心主义，无意识地遮蔽了他们的视野，而政治敏感性的回避，又促使了他们自觉地远离“民族问题”。虽然主流知识界对族群问题冷漠是一贯的，但1990年代之前和之后的情况，还是有所差异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满腔热诚地投入到各种形式的启蒙主义实践中，反思、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成为了社会总体的关注，因此，他们没有关注少数族裔的言说，还有情可原。但是1989“六·四”风波之后，族裔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相继在汉文化圈登陆，少数族裔的文化民族主义言说也日趋激烈，但是坚持启蒙话语和主张宪政治国的知识分子们，仍然对异质文化圈的动态几乎是不闻不问。这就只能说是十足的怯懦与傲慢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汉文化人都对少数族裔文化、少数族裔文化的当代转型全然漠视，但是在这些不多的关注中，要么只是正面赞扬或某些“艺术性“缺陷的指出，要么就是对所谓神圣的圣洁文化的追风式肯定，真正尊重而坦率的倾听、对话则少之又少。关于此这里先点到为止，到后面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门分析中再细说。
再来看“话语方式助长”型，它是指主流知识界对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话语方式的学习与简单的套用，在90年代后期被少数族裔批评界所借用、延续，助长了少数族裔文化民族主义更趋激烈。更具体地说就是，新旧千年之交，在少数族裔那里开始了对本土性的帝国、文化霸权的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这种新的文化批判的说话方式，并不是直接来自西方后殖民理论，而是经过了汉语主流文化界的“中介”。我们首先要承认，本土的异质性文化批判言说是有道理的，我本人就是这种本土霸权最早的批判者之一。但必须指出的是，少数族裔知识分子们从主流知识界那里转借解构、文化批判、帝国、文化霸权、边缘、中心等概念的同时，也将他们对后殖民话语的单向批判性的运用沿袭了过来。于是我们看到，在主流文化界中，原本辩证的、非本质主义的后殖民理论，成为了边缘的、被压迫中国与主流的西方霸权之间的抗争（张艺谋电影是通过丑化中国人来猎取西方人的奖赏的说法，就是这种中国式文化批判的例子之一）；而到了少数族裔那里，则成了边缘的、被压迫少数族裔与主流的汉语文化之间的抗争（甚至是被殖民的西藏、新疆与中华帝国之间的抗争）。对立的双方虽然不同，但简单化、本质主义的“外向抗争性”思维，则如出一辙。
知识界的上述状态，本来就已经相当糟糕了，而“八九“之后，新儒学、国家民族主义思潮涌起，汉族主流知识界就直接积极加入到了种族民族主义的大合唱中，刺激着各种文化民族主义向着冲突性、激烈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大陆当下种族民族主义成因的分析，到此将告一断落。需要指出的是，“成因一”与“成因二”的分析，基本上局限于国内公开的文化意识领域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几乎没有涉及政治、经济方面的情况，境外因素也没有提及。并不是说这些都不重要，只是一方面，我对它们的了解还很不够，另一方面，为了使每一思考的主题相对集中同，我有意略去了其它因素，但在后面的思考中将会逐渐补充。
四、“爱国主义”的“汉化”：
种族民族主义生成简史三
“生成简史二”主要从“文化意识形态”的内部原因出发，分析了文化民族主义首先从部分少数族裔那里开始并逐渐激化的原因，尽管切入的口径相当狭小，但仍然很不全面，实际始终是围绕着1980年代少数族裔文化民族主义展开的，并没有涉及1990年代之后的“儒学复兴”、“民族主义”的兴起等现象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全面扩展、种族民族主义的激化之间的关系。不过专门讨论“儒学复兴”、“民族主义”思潮不是我的任务，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根据我的主题，我想重点揭示这些现象中所包含的“爱国主义”或国家“汉化”的这一问题。
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国家或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近代以来，每一个想掌握中国命运、主导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力量，都要千方百计地将爱国主义的阐释权、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比如同盟会的“汉民族主义”、蒋介石的国家民族主义、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等都是不同的。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现代的爱国主义的共同的主导倾向，则是尽可能地涵盖所有中华各族人民，使之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发全体中国人民为国家的救亡图强而奋斗。
但是，1990年代以来，全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则似乎出现了“汉化”苗头，并与日渐强化、普遍化的族裔文化民族主义一道，撕裂着中华民族的认同，成就着种族民族主义的猖獗。一句话，爱国主义已由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开始向种族主义与民族分裂的助推器方向异化。这从以下三方面的情况就可以看出：1.从儒学的复兴到皇汉民族主义的叫嚣；2.从民族主义边缘的提倡到“大国崛起”的迷狂；3.保卫中国行动的悖论。
从儒学的复兴到皇汉民族主义的叫嚣
众所周知，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开始于六·四之后的九十年代初。开始时，它主要表现为中共为了应对六·四危机而采取的某种意识形态的方向调整，它所针对的直接危机来自于社会与体制内部，即社会对于中共领导合法性的巨大的否定性倾向（至少是巨大的怀疑）和体制内部的左的保守派要求重返传统社会主义路线的压力。如果仅就直接的危机解决而言，应该说中共借助儒学复兴这一招是相当成功的。然而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家领导权合法性危机的应对，也是国家政治合法性性质的重要调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由一个激进返儒家传统的国家向“传统回归”，开始借用儒家这一传统符号，改造、转换国家认同的象征体系。但是这就给中共国家带来了更深刻的危机。因为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认同体系，虽然具有否定一切旧有传统的弊端，但它却建立起了一套超族群的中华民族共有的“反抗三座大山”、建立建设新中国的新型传统，这个传统的重要基石之一是各族被压迫人民的平等，因此，这个传统的一系列的象征符号系统（中国人民的解放史、党、毛主席、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都属于全国各族人民的，是不同族群共有的。但是儒学、儒家文明，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汉族的。所以很自然，国家的“儒化”就理解为，尤其是被许多少数族裔理解为是国家的“汉化”。而这正好与少数族裔民族本位文化认同的转向相互背反，构成了对国家一体性的撕扯。
或许，有人会说我的分析存过于强调了中共政府在儒学、儒家文化复兴中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它的自发性和多种力量的推动性。不错，我们是不能将儒学、儒家文化的重新复兴，理解为中共政府一手的操纵。一方面，从众多具体现象来看（如“新儒学”的讨论、国学热、孔子炎黄祭奠热、孔子学院境内外纷纷开设、读经运动、汉服运动、网络汉种族主义的兴起等），儒家文化的复兴，的确经历了一个由少数学者倡导到社会普遍接受的过程，经历了由较为学术性的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思考到相当偏激的网络汉文化民族主义叫嚣的过程。此一过程中不仅卷入其间各方的身份非常繁杂，而且也包含着文化、经济、台海互动等多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任何族裔性的文化民族主义，都与现代国家理念存在着冲突，中共也不可能看不出儒家文化复兴，对多民族国家共同认同的威胁，所以，它在利用儒家文化符号时，也对其实施着控制，通过各种方式让它看上去“汉属”色彩不那么突出，好像是社会在自动推动。
但是所有这一切，恰恰没有否定我的观点，反而更加证明了儒学、儒家文化复兴之于国家认同象征符号系统的“汉化”改造性。因为，任何国家或共同体的认同符号体系，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被国民或共同体的个体普遍认可、赞同。尽管并非所有中国人乃至汉族人，都支持复兴传统儒家文化，但是他们的言或未言的反感、反对，恰恰没有遏制儒家文化复兴之于国家汉化的影响，相反倒是加深了这种影响。这一点在下面关于国家民族主义复兴的讨论中，将会表现得更清楚。
当然有人还会说，汉族占中国人口的90%以上，历史悠久的中国，就是由儒家文化来维系的，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族群的文化，都必然有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分，而且国家都允许少数族裔复兴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允许乃至鼓励复兴儒家文化、汉文化又有什么不对的呢？
这种观点的简单、轻率、汉族中心是一目了然的，只须反问一句，如果少数族裔不认同你这个主流传统那该怎么办？你是允许有条件独立的少数族群都独立呢，还是准备强迫他们认同呢？这里我想补充说明的是，90年代以来的儒家文化复兴思潮，是双重的倒退：既是对超族群国家现代认同的倒退，也是对普世的、超族群的儒家文明的倒退。儒家学说本质上讲的是文化并不讲种族，正是这一点，无论是对于庞大比例的汉民族还是对于中国的形成与维系，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数千年的历史上，不仅汉人为儒家学说的创立、传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他少数族裔，也为此做出过不小的贡献。所以，儒家文化与其说是汉文化，不如说是古代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普世性”文明。正因为此，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族群政权，才积极主动地儒化，学习中原文化。将儒家文明的这一特点，与日益扩大化的汉文化民粹主义、汉民族本位认同潮相比较，当下儒家文化、汉文化复兴的问题，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从民族主义边缘的提倡，到“大国崛起”的迷狂
广义的民族主义包括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这里要讨论的是前者，但它也带有后者的色彩。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致力于摆脱列强奴役、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这一点上，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相同的，但是后者是民族主义的，而前者则是非民族主义的，至少从共产主义的普世理想来说就是如此。所以，民族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长期都是受到批判的，常常被等同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主义。然而，大约与新儒家登陆大陆同时，民族主义也开始复活。按照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王小东的说法，民族主义并不是自称，而是他称。当初他并无意于张扬什么民族主义，而是意在批判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逆向民族主义”，即那种自认为“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的劣等民族，从他们的原始祖先开始，中国人就是一个劣等民族”的观点，但是西方学者却从中读出了民族主义的意味，并将他的观点视为中共、中国政府恢复民族主义的信号。所以，王小东认为自己及其同道，是被迫接受了民族主义这个头衔。不仅如此，当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从它开始诞生起就既不是体制的，也不是主流的，而是受到西方和大陆主流知识界批判的民间性文化思潮。（王小东：《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主义》，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48937/）
王小东说出了历史事实，但却没有正确地解释历史，历史人物往往最多是历史的代言者，却不是历史本身。
其实早在西方学者赋予王小东们以民族主义称号之前，当代国家性质的民族主义就已经以“新权威主义”的名号半遮半掩地出场了。“新权威主义”讨论出现于1988年前后，其主要的观点是，强调国家在民主转型中的权威性、控制力，克服地方的诸侯性无序状态，反对简单、激进、跳跃式的民主化进程。虽然由于六·四风波，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很快偃旗息鼓，但一些基本观点，则被以后的民族主义、“新左派”等所吸收。与儒家民族主义的复兴思潮一样，国家民族主义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在“在野”到“登堂入室”的过程，而且两者都受到了主张更快地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不过儒家民族主义一开始的学术圈色彩较浓，后来才逐渐网络化、普及化、青年化，而国家民族主义正式兴起之时，就带有相当的网络青年“草根性”。开始时这种草根性，主要还是表现于爱国主义情感的诉求，表现于对西方“中国威胁论”和境内外的民族主义批判声浪的网络反击。后来由于境外因素，越来越“境内化”（详见下一部分），“网络空间”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活动，就越来越频繁地进入现实空间，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时至今日，国家民族主义已经从一开始的网络空间个别人的言说，变成了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尽管常常它常常混杂于不同形式的爱国主义之中，这只要看看《中国可以说不》、《大国崛起》、《中国不高兴》、《货币战争》等作品有多么热就一目了然了。而前三部作品，正是由王小东等人创作或策划的。
虽然王小东说他对“逆向民族主义”的批判，是反种族主义的，而且我们往往也很难分清现实中那些行为是爱国主义的，哪些是民族主义的，但是这都不能掩盖当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汉）种族主义的因素，而且是基础性因素。王小东为他的民族主义找了很多的理由，但其最基本理由就是，在当今这个有限的生存空间中，唯一能够把中国人聚集起来以抵抗外来威胁的东西，不是所谓的中华传统文化，而是民族主义，因为它是以鲜明的种族差异的生物学基础为前提的。一个中国人可以完全为西方文化所浸透，如讲英语等等，但如果他想把自己与西方人的身体差异也消除掉，那恐怕需要许多代的混血。因此这难以消除的体质生物学特质，既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被白种人接受的基本原因，又构成了中国人之间彼此认同的天然民族标志。因此，当这种以种族标志为基本认同价值取向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中国崛起的狂想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别时，爱国主义、国家，就已然在悄悄地行进在汉化、迷狂化、霸权化的道路路上了（最近在网络空间极为走红的戴旭少校的言论，更能说明问题）。
保卫中国行动的悖论
从文章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是在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的范围中打转，所涉及的各种族裔性的主义之争，似乎也都是“理论的实践”，而非“现实的行动”。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以后，理论或观点性的抗争，则越来越多地演化为网络发言与现实行动相互结合的抗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类现象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保卫中国”的中国抗议。例如：1998年的中国住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的大规模民众抗议，中美南海撞机所引起的风波，抗议日本“入常”、“保钓”行动，奥运火炬保卫战，通过游行、网络反击等方式抗议西方世界在奥运、西藏、新疆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的表演等等。
外部世界和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人士们，大都将这些保卫中国的抗议行为，解读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冲动，甚至比拟为愚昧、迷信、排外的义和团式的“拳民”暴动；而相反的观点则将其理解为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者，从对西方民主的盲目迷信中摆脱出来，重拾爱国主义的价值，为独特的中国富强、崛起而奋斗，因而，这恰不是愚昧而是中国认同有力重建的表征。这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但都失之简单、绝对。不过我不准备在此做具体辨析，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在各方以中国、中国人民、中国青年、愤青、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称谓相互论战时，是否注意到了这里的“中国”的不完全性：那些与事件相关最为密切的族群——藏族、维吾尔族——几乎是集体缺席。在那些自发的游行队伍中，你可曾发现有藏族、维吾尔族同胞的身影？在愈演愈烈的“网络中华保卫战”中，你又能听见几声藏、维同胞的声援呢？不仅如此，更有一些激进的少数族裔青年，还站在“中国抗议”的反面来发言，更不要说接二连三地发生的3·14、6·26、7·5这样亲痛仇快的惨剧。正是在这里，当下爱国主义行为的悖论，就深深地绽裂开了：我们所保卫的领土、我们所捍卫的尊严、我们所声讨的暴力、我们所抗议的偏见，却恰恰被与其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同胞所冷漠或反对！因此，这样的爱国主义行为，在发挥着巨大民族凝聚力时，又在加深着中国、中华民族的裂痕，助推着同胞之间仇恨的滋长。
这时，我们再回头去看各种激进的种族民族主义的表演，也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从中国认同、民族认同的整体断裂来看，与其说是爱国主义的“汉化”，不如说是爱国主义的“种族化”，“中国”、“国家”，在不同族群的心目中，可能已经有了不同的指认：
爱国主义——爱谁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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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注：本文首刊于《原道》第17辑（2012年），此处提交的版本或与首刊版有所差异。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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