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至今二十多年，香港社會的生活質素遭受全方位破壞：土地儲備大缺失、「劏房」及危樓有增無減、公營醫療系統瀕臨「爆煲」、莘莘學子被教育制度魚肉……香港由最富有最自由的都會，變成掙扎求存之城，原因何在？誰人要負上最大責任？港英時代最後一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在新作《失治之城》直言：令香港陷於危急存亡的境地，正是歷任行政長官的一連串災難性的失策及弊政；從董建華到林鄭月娥，令人自豪的香港良好管治制度全然崩壞，嚴重威脅香港的福祉，以至此城未來的存亡價值。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失治之城 — 掙扎求存的香港》，天窗出版
序言
2013 年，我寫了一本名為《富中之貧 — 香港社會矛盾的根源》的書，讀起來已令人沮喪擔憂。當時我並沒有為意到另一場危機正降臨香港，並即將完全失控。潛在的災難威脅著私人樓宇內數以百萬戶計的家庭，因為建築物的狀態正以愈來愈快的速度惡化。由於缺乏維修和專業管理，香港房屋的狀況變得殘破不堪。但即使媒體羅列的最新證據多麼驚人，強調情況對健康和安全的威脅已是多麼嚴峻，政府在面對私人樓宇的問題時始終堅決拒絕肩負起相關責任。
這種狀況跟香港其他方面的表現質素相比，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儘管政治改革和激進的抗議運動冒起，並令局勢日益緊張，香港仍被列為世界上最安全和最成功的社會之一。自 1997 年起，香港的經濟已經面對過多次嚴峻挑戰。二十年後，香港按實質本地生產總值計算，經濟增長了 80%。在此期間的大部分時間內，勞工生產力的增長速度快於新加坡、美國和其他先進經濟體。
然而在本世紀，香港卻無法向其市民保證，他們的家庭可以獲得最基本的設施，即安全而可負擔的房屋。
房屋問題 — 最嚴重的政府失治例子
房屋問題已經成為最嚴重的政府失治例子，但悲哀的是，大體相同的問題已遍及政府每一層面。事實上，政府每個部門都在提供低於標準的服務，更不時無視相關法規。幾乎所有行政架構層面都因工作人手和資金不足，而令工作質素受損。
因此，必須在更廣泛的背景下審視房屋危機，才能看清行政失當的全貌。本書所選擇的失治範疇，均是這目的之下的案例研究，當中包括專上教育學生不獲大學取錄，並被學歷證書供應者剝削，這一紙學歷對他們的職業生涯幾乎毫無用處，但政府對此事袖手旁觀。另一組案例研究政府對公共衛生、運輸工程和建築安全的監管不力，令公眾安全直接受威脅。此外還回顧了廉政公署如何不願介入問題。
本書以中港問題開始，亦以中港問題結束，因香港未來存亡取決於內地。本書先論行政失當表現中最令人側目的例子：《基本法》，以及行政長官及其團隊多年來如何選擇性執行《基本法》。內地起草人原意希望香港在 1997 年後維持現行社會狀況以及相關服務標準，並帶來進一步改善。這些規定均被忽略，行政長官並沒有聽取前總理溫家寶所提出的批評，某程度剝奪了公眾社會權利。本書最後審視處理與內地關係的嚴重錯失。有證據顯示，香港領導人一直誤解了內地地方行政系統所築起的經濟合作屏障，並高估了一般香港投資者和企業家對「中港融合」的期望程度，溫總理的建議亦再一次受到輕視。
「離地」的行政長官
本書揭示了為何過去二十年來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弱勢政府模式：行政長官對香港及其復原能力缺乏信心。他們離社會太遠，「離地」使他們無法識別出香港本身的卓越特質。他們只將香港過去的成功視為某種歷史意外，又不斷警告香港人，指香港跟內地城市相比是多麼不濟，很快會被超越。
對於香港存亡，行政長官往往表達得信心微弱，除了在將香港置於受照顧角色的時候。這些話語根本無法說服公眾，他們的領導人能夠竭盡全力保護香港利益。行政長官的消極態度與國家領導人的訊息產生了直接衝突。在本世紀，三位總理都強調香港對國家的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貢獻。本書著眼於香港的無能領導層以及哪裡出了錯。
幸運的是，儘管在民主化方面存在爭議，但過去二十年間，加強問責制和政府開明度一直是香港的特質。這些特點維繫了公眾和政治領袖間的合作，以及公眾對公務員服務的信任。如果沒有這些香港政治制度上的特徵，不可能寫出這本書。
香港政府總部 l 資料圖片 l Colin Tsoi @ flickr —Attribution-NoDerivs 2.0 Generic (CC BY-ND 2.0)
引言
（一）
此書論及存亡，但不是數以百萬計被官方定義為「貧窮」的個體，亦非官方評估為數 60 萬的殘疾人士的存亡。此書亦無意討論香港的政治存亡或相關的政改議題，儘管這個不安的源頭已喚起社會極大關注，佔據了整個政治議題。以下章節所分析的存亡，所指的是廣泛影響民生福祉的基本威脅。
行政長官的失策和弊政
打個例子，中產人土胼手胝足儲蓄，再運用按揭才買到的住宅，為什麼不能夠確保傳承給下一代時仍是一個安全、舒適的家？自 2009 年起，愈來愈多證據顯示數千幢私人樓宇已岌岌可危，更多住宅亦將會淪為危樓。
為什麼大批願意全額支付孩子專上教育費用的家長，竟被政府資助的替代方案嚴重誤導？他們子女的考試成績已符合大學入學要求卻得不到學位，於是被鼓勵入讀一些以商業模式營辦的副學士學位、文憑或其他專上課程。然而，自 2008 年起已出現多番警示，指出大部分課程的水準強差人意，並不能改善就業前景或提高收入。
還有，當人命安全顯然受到威脅，大眾的安危依然備受忽視，為何有關當局並沒有適時介入阻止重大悲劇發生？
凡此種種現象都有一個共同原因，就是行政長官及其轄下多位局長的失策和弊政。尤其是他們的財金政策，導致公共服務在質量與數量每況愈下，以至影響香港這種先進城市的根本及有效的運作。
還有另一類威脅影響著整個社會。無論經濟層面或社會層面，《基本法》都為香港的存亡作出保證。此書將會道出，這些法律上的保障已被破壞，皆因行政長官及其轄下局長在執行《基本法》時作出篩選。此外，論危害香港未來的存亡，要算政府面對中國內地這個最大的「客戶」時，在處理兩者的商業關係上嚴重管理不善。
本書每一個章節都將會清楚剖析香港的現況和未來存亡所面對的威脅，歸根究底，就是行政長官的執意決定以及面對一些大型政策失誤時堅拒撥亂反正。這些失策和弊政在民生及經濟各個重要範疇內大幅度逼迫公眾。
良好政府的崩塌
管治香港理應不難。這一批市民都是理想的公民，他們在 1997 至 2017 年間經歷一系列意想不到兼具災難性的威脅，本地生產總值（GDP）實質卻提升超過 80%。政府財政充裕，2017 年的儲備錄得 9,360 億港元，幾乎是 1997 年的雙倍，足夠政府未來兩年的開支。香港生活的各個階層，都將優質標準視為理所當然，惟獨香港管治者一直未能跟得上此標準。
此引言先特寫各屆行政長官，以及其領導下的失誤。
1997 年 7 月 1 日，董建華展開香港首任行政長官的任期，對前景充滿信心。他的樂觀態度自有理據，按他解釋，這是由於香港驚人的成就：「香港現在是世上最自由兼最具活力的經濟體。它擁有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謹慎的財務管理和低稅制、法治和行政主導的政府，以及極具效率的公務員團隊，這一切都成為我們傳統的一部分。」他亦坦然承認箇中的挑戰不容忽視：通脹、人口老化、房屋供應短缺以及就業問題等。然而他堅信香港會找到問題的出路。
到了第四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 2017 年上任，香港已經面目全非，大多每況愈下。董建華所自豪的香港成就頓成過去，同時失去了迎難而上的自信。在她就任後第一份公開演說，林鄭月娥強調嚴重的管治失效：政府表現強差人意，施政者與公眾期望失諸交臂。她聲言「施政新風格」乃當務之急，「政策將會回應市民相關的期望」，這篇自白點出事情關鍵。
林鄭月娥在她的競選宣言曾經形容，她引入的改革將致力根治管治失效。「施政新風格」將會包括「客觀研究以及找出堅實證據檢討現行政策」。這樣看來，專業主義將會取代決策層面上籠統的概括以及毫無根據的假設，確保管治能改善。不幸的是，她那依據「堅實證據」的承諾未有兌現。
失治源於行政長官，為了贏得信任，夸夸而談，誇下海口，貿貿然制定政策，卻遠離了香港生活實況、經濟及社會所需。首三任行政長官無能的程度無從掩飾。董建華和曾蔭權最終公開自省，總結了自身災難性的弊端，梁振英則申明他無力連任。2002 年引入的「部長」制度令行政長官的弊政惡化，普遍來說政治任命的高官質素實在不敢恭維。
（二）
董建華缺乏政治智慧，打從上任第一天已顯而易見。他是富裕商人，其社會取態及政治立場跟其他商界領袖相若。商界特別傾向將公共事務的管理和表現跟企業作對比，一同詬病其不足之處。1998 年他承認感到迷茫，「作為商人需要明暸底線，當我上任（行政長官）亦很清楚底線。我有感自己建立了底線的話，箇中發生的事便不予插手。」多年之後他才明白到「這一套在政治生涯行不通」，因為箇中發生的事關乎社會民生。
資料圖片：董建華
董建華 — 難以立足政界的富商
2003 年起，國家領導再也容忍不了他的弊端。董建華失敗了，他缺乏所需的政治手腕。那一年國務委員唐家璇點評董建華只是一名「企業家」，並無政務經驗。董建華已盡力做好一份不合適的工作。唐家璇的論斷正中要害，正因為他本人作為前外交部部長，對香港施行西方行政管理方面經驗充沛。
最終董建華的聲望降至冰點，迫使他作出絕望的決定以作留任。他在 2005 年立法會跟前承認「各項弊端及不足之處阻礙了公眾對政策制訂及管治能力方面的信心」：
「在制訂政策方面，我們對於『想市民所想』以及『急市民所急』兩方面乏善足陳。其次，有關一些政策帶來的衝擊，在面對社會的接受能力以及這些政策所帶來潛藏爭議方面，我們未有充分的思慮。我們引入太多改革措施過於迫切，為市民帶來重擔。我們同樣缺乏危機意識、政治敏感度、相關的經驗及能力去迎接政治及經濟上的變化。我們未能果斷行事應變危機。」
以上的自省準確地概括了他任內的不足，六個月後他離開政府，以健康問題為由辭任。
他對自己弊端作出公開描述，有助於解釋過去七年的殘酷而不合理的經濟緊縮、盈餘下跌、房屋狀況惡化以及醫療教育開支上漲等等煎熬香港家庭的問題。他的個人決定帶來這種煎熬，他在 2000 年亦公開承認：「短期而言對我們公眾來說，能回去另一個泡沫經濟或許更易捱過。然而我們選擇另一種方式，需時更久，需要更多努力更多學習，或許在短期來說更為痛楚，長遠而言卻更為健康。」
可是，他的政策並沒有證實到「長遠而言更為健康」。商界信心下沉，連帶私營企業投資減少。整體經濟復甦期自 2006 年至 2012 年，才回復 1997 年的水平。對普通家庭來說，只有少數能避過嚴重的經濟損失。正如他在 2004 年承認，他決心減少公共開支，帶來的通縮，他形容是自 1920 年代以來世界史上最惡劣的一次。「幾乎 90% 的勞動家庭面對失業以及收入減少」，連隨物業價格下降 70%，個人資產跟隨收縮。
然而董建華的離任並沒有使其錯誤方式一同遠去。相反，他遺下一連串的流弊，令弊政在公共行政所有方面一一擴散。
（三）
自董建華於 2005 年以身體抱恙為由下台，香港真正鬆一口氣。但難以置信的是在繼任人曾蔭權管治下，一般家庭生活質素，相比在前者的管治下更見惡劣。
曾蔭權
同樣「離地」的曾蔭權
更難以置信的是曾蔭權似乎同樣「離地」，遠離香港普羅大眾，對他們生計的無感猶如董建華當政時一般。
曾蔭權出身自社會低下階層。他沒有任何社會背景優勢或商界關係，只憑僅有的基本學歷便攀升至公務員頂層。然而他得以脫穎而出，多得他能力上足以迅速處理重大政治及經濟挑戰，自 1989 年六四悲劇後處理複雜的「居英權」計劃，以減輕政治上的恐慌，然後他在外貿政策及磋商方面被委以全權重責。憑藉這個背景，再經過當庫務司的歷練，他在 1995 年以優異的履歷獲任命為財政司。當時陳方安生於 2001 年突然請辭政務司司長位置，曾蔭權成為代替她的最佳人選，維持了公務員的士氣，這亦是自行政長官用一年時間考慮引入部長制後的事。
以商界利益為先
然而曾蔭權並非典型的公務員，即那些被期望能表現政治中立，警覺商人的動機，立心捍衛公眾利益的公務員。曾蔭權曾公開表明提升商界利益，被游說以商界為先，這並非單純局限於政策制定者，更達至整個公務員體系。1996 年他在財政預算案內的聲明已經明確點出：「我相信整個政府有責任創造一個有利營商的環境。」
在預算案的附錄中他提出實際的方案。他的目標在文件中已確立，正是政府政策制定時提升商界的地位，「公務人員不應只視自己為監管角色，更應該是作為商界的支持者和夥伴。」曾蔭權的思維在他餘下的公務生涯中貫徹始終。
曾蔭權定義下政府與商界的正確關係，為良好管治埋下破壞性的惡果。在此後多年間，政府在多個範疇內面對日益增多的嚴重醜聞，從食水安全問題以至海難事件，危樓問題以至機場管理不善。
這亦難怪，公務人員在執行商務有關的法律規範及合約責任時，無論在領導地位、推動力以及資源上都日削月割。當中最羞於啟齒的，莫過於在政策上公開表明減輕檢控違反勞工法例的僱主。
與此同時，提供社會和房屋服務的政府部門或相關機構，亦被行政長官及部長們詆毀。故此，整個公務體制內有各種理由相信其首要任務是協助商界，即使不惜犧牲公眾利益。當曾蔭權在 2005 年出任行政長官時，他充分關注到公眾大聲疾呼的問題。他列舉出：「低學歷及低技術工人的就業困難、部分工種實質薪酬水平下降、中產兩極化、收入差距擴大以及人口老化問題。」但他並沒有提供任何應對措施。對於公眾對香港貧富懸殊情況不滿的訴求，他的回應就是堅持沒有解決方案。他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的收入待遇不平等是無可避免的現象。
停建居屋ㅤ減建公屋
政策制定者再也不用掩飾個人利益取向。曾蔭權在 2001 年提出停建居屋，減建公屋的計劃，令公營房屋的供應經年仍未能恢復元氣。他老實承認自己的目標就是終止公營房屋所造成的潛在競爭，令私人物業的價值不再回落，當中亦包括他自己所擁有的物業。
自 2011 年開始，公眾普遍有個印象，就是高層官員可以無視法律，任意整修自己的物業。曾蔭權在 2008 年明白到他身處危機當中。他亦公開表示他的聲望急劇下滑：
「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出現了變化。疑問來自數方面，包括特區政府的核心價值是否已經改變？是否誠實可靠？是否公平公正？是否能力下降？是否仍然用人唯才？政策是否以民意為依歸？」
但實際上，曾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重拾公眾信心，反而花費更多時間和精神跟商界領袖商討，他隨後更在立法會承認，這樣做是由於他需要他們的洞見和建議。
直到他的演說的結尾才點出有待解決的根本問題。他以三項重點歸納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房屋、貧富懸殊及安老服務」。
誤解當權者的特權
在 2012 年他步董建華後塵，聲望盡失。曾蔭權在立法會前作出深切自省，然而這番自辱並沒有為他換來絲毫同情。他嘗試說服公眾指出此乃無心之失。「四十五年來公務經驗……有時會令自己有盲點，只相信自己一套，忽視了時代轉變後，公眾期望也跟着改變，對公職人員有更高的要求。」
事實上，這些標準並沒有隨歲月改變。對於公職人員的可疑行為零容忍已成常態，早已見於 1974 年高級警務人員被揭發貪污瀆職，因此最後成立了廉政公署。曾蔭權未能了解同樣標準可加諸在他身上，正如他未能體察到私人物業被懷疑違規，將會在社會內構成醜聞一樣。
他對當權者所謂特權的誤解令他付上毀滅性的代價。他自 2012 年已接受刑事調查，但直至 2017 年才正式受審，這次延誤對重視法治的香港來說不可原諒。這種漫長的等待也為曾蔭權帶來了財務和情緒的壓力，令他遭受了相當大的痛苦，加上媒體對他日常活動和交往作出不懈的監視，徹底摧毀了他的私人生活。縱然如此，他的法院聆訊成為了香港核心價值的重要示範，任何人 — 無論地位崇高還是人脈非凡，都逃不過刑事調查及檢控。
（四）
第三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後立即面對無情的批評，他未能贏取民望，任何政策建議亦徒然。公眾亦感覺到他並沒有奉行香港的核心價值。梁採取一種抽離的，幾乎是學術式的方式去應對那些關乎危急存亡的議題。
梁振英 — 錯誤理解中港經濟融合
打個例子，他確信經濟融合將會令香港打通中國全國的市場，他以為內地市場的競爭程度及運作方式猶如任何現代經濟體。這個觀點可謂錯誤得令人絕望。他完全沒有為意 1990 年代所面對的掙扎，當時中央政府為提升商業質素，移除了地方政府為保障本土商業，就商業及經濟發展所設置的門檻。內地並沒有如梁振英所言提供理想的營商環境，香港亦不是他描繪的脆弱經濟體。
梁振英在 2012 年上任時自以為獨佔優勢。他相信自己比兩位前任擁有更好的背景及網絡，足以跟內地高級官員確立一個更親密的關係。在殖民地時代，他曾擔當重要的公關角色在香港宣揚內地國策，亦似乎贏得了北京當局相當的信任。他在1997年獲委以重任，加入行政局並提升為召集人，足見他獲得國家領導人高度信任。
梁振英本身亦覺得理所當然。他在 2013 年大力推動「強勢政府對政府之間的接觸」，同時聯繫中央當局以及省級政府，給予他特別待遇。他公開表明會拋棄一個「不明文規定」— 即過往行政長官一年內不多於兩度出訪北京，自己則更頻密上京。進一步而言，梁振英對採取這種他稱之為「內交」的新協商策略充滿信心，認為自己將會贏得甚少關注香港的內地官員讓步。
不過梁振英估算錯誤。他隨後發現國家級領導人並無任何誘因給予他相比兩位前任更好的待遇。他訪京的行程以及次數經已表現明確，一切均在北京操控之中。即使他感到有需要，他亦未能跟北京的決策人隨時商談。隨之而來更可悲的是，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著傳媒錄下他的言論，未來任何官式訪問國家主席或總理，行政長官必需點明自己的弊端多於重申自己的功績。這番言論被演譯為對梁振英施政表現質素作出的一番暗示。
言行矛盾ㅤ侮辱公眾智慧
梁振英未能在社會建立聲望導致地位不保。他要為這失敗付出代價，他所倡議的政策被死硬派的反對人士以及針對性的抗議所阻撓。很多時他的倡議都有漏洞。然而重要的改革都受到阻延，原因不外乎是他個人不受立法會議員、壓力團體、媒體以及公眾歡迎。不幸的是，他曾經公開發表言論，顯示自己對大部分市民存有重大的不信任，更加激起公憤。
在他 2014 年的報章訪問當中，他指出政治制度必須讓行政長官免於所謂選舉的壓力，以防製造了一個福利社會，才可更確保對營商有利的政策得以主導。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月入只有港幣 14,000 元或以下的都不應配有全面的政治權利，但事實卻是有一半勞動人口屬於此界別。梁振英此刻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當初他競選時所建立出來的形象。
他指稱兩位前任因為缺乏辦事效率而阻礙發展。但是，面對社會迫切需要解決問題時，他的辦事效率更見遜色。再者，在他的任命之前，他曾經說過庫房並不缺乏金錢。但上任後，他容許財政司司長立即削減社會福利的開支，以防出現財政危機。這種言行矛盾侮辱了公眾智慧，他亦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梁振英並沒有效法董建華和曾蔭權，他並沒有發表自省宣言挽回民望。反之，他在任內末期記錄了自己累積的政績，視之為值得自豪的豐功偉績。他解釋《第四屆政府施政報告 2012-2017》是為了「簡述我們工作的進展及成就」，但這亦是他犯錯的有力證據。
整個工作報告的陳述混亂不堪，內容亦難有建樹。該文件足證主導者絕非行之有效的政府或能幹的政治領袖。這份工作報告將三倍的篇幅放在運輸，餘下的才留給香港的住屋危機。這種失衡反映了梁振英政府在政治和財政上，均給予運輸問題優先順序。
在梁振英的第一個任期尾聲，他僅存的民望可以用支離破碎來形容。他聲稱，由於他的家庭受到壓力，自己難以繼續擔任行政長官。事實證明，他比董建華更容易受到位高權重的壓力所影響。
（五）
林鄭月娥晉升為香港第四任行政長官，是一個典型的香港成功故事，與她的三位前任截然不同。她在被任命為行政長官前仕途似錦，她的特殊政治優勢在於她比起前三任行政長官更具民望。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 迷信私營企業模式
她描述自己的家景不佳。其選舉宣言中的第一句話是這樣的：「我出身基層家庭，是一個曾在『碌架床』上做功課的學生。」林鄭月娥以行政精英成員身份加入公務員團隊，並被選中參加英國劍橋大學的課程。她回到香港後成為政府明日之星。她在庫務局長期而出色的工作表現，在此得出的一個結論，政府提供社會服務所需的成本潛藏毒性。她開始相信，香港的公共財政總是有危機，故此削減成本是絕對的優先事項。她還相信，只有政府部門採用私營企業模式運作，才能確保財政穩定。
當她於 2000 年被調到社會福利署擔任署長時，她開始著手改革其管理和資金調配。她宣稱，「花費在福利上的每一元都是以犧牲其他政策領域為代價」，這讓人覺得她的部門服務在香港的年度預算中只屬末席。她對該部門計劃資金短缺的補救措施是尋求商業領域的合作夥伴。她聲稱以「私營機構參與」，通過其企業和效率，可以提供更經濟的解決方案來提供公共服務。她無視了關顧弱勢的事業人士，以及以利潤主導的商業行政人員有著動機差別。
林鄭月娥在 2007 年接受政治任命成為曾蔭權的部長之後，繼續效仿商界。她最重要的職責之一是解決日益嚴重的私人房屋危機。缺乏維修和管理不善導致愈來愈多樓宇威脅公眾健康和安全。她將緊急維修措施與創造就業機會聯繫起來，令政府成功以最少的力量處理危機。
儘管 2010 年一座破舊的建築物倒塌導致傷亡，但她對政府奉行極簡干預的堅定信念絲亳沒有動搖。如果有足夠的政府人員執行安全規定，就可以防止這起事故。儘管如此，作為負責建築安全的部長，林鄭月娥評說「說到底，維護建築物的責任終究是業主的責任」。這份政府的免責聲明使公眾處於無法控制的危險環境中。
悲觀主義的政治
過去二十年，政府制定政策時有一個決定性觀點，他們與商界和專業精英一樣，深感財政危機不斷威脅香港，因為社會積累不滿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開支，而經濟危機隨著內地城市現代化只是時間問題。他們低估了香港生存文化中的復原能力是如何在上個世紀形成，並將繼續在這一世紀運作。
雖然行政長官，一眾部長和商界領袖對香港前景一直持負面看法，但論存亡，香港的經濟絕非問題。這本書將會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證明現今香港有力承擔足夠規模的公共服務，以按這個複雜的後工業社會的需要，滿足福利和社會服務要求。
多年來公眾對政府的拙劣表現愈來愈不滿。置身這種複雜的環境中，客觀的分析和討論同樣重要且具挑戰性。
幸運的是，現代香港有一個舉足輕重，而且令人放心的特點。每當發生嚴重的施政錯誤和行政失當事件時，在這個開放的社會中幾乎無所遁形。通過一周又一周驚人的信息流，幾乎可以立即向公眾提供可見的問題。提出質詢的，包括立法會及其委員會或事務委員會，面對法院或司法機關的研訊，甚至審計署署長及申訴專員的調查。
香港的信譽端賴公眾仍然可以要求政府高度問責，行政長官、部長和其他政治任命者亦不能免除這種責任。這一獨立監督對於確保政治制度的完整性尤為重要，正如本書所見證那樣，一個開放而負責任的行政機關仍然是香港核心價值中賴以求存的強大力量。
（標題為編輯所擬）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4/8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