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13 December 2018

《衛報》 解密北京雄心勃勃的全球宣傳佈局

原文: Inside China's audacious global propaganda campaign
作者: Louisa Lim (林慕蓮 @limlouisa)、Julia Bergin (@juliabergin1)
日期: 2018年12月7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中國國營廣播機構在倫敦新開設了辦事處,負責招聘的小組在翻閱簡歷的時候面臨一個令人羡慕的難題:太多求職者了。只有90個“以中國觀點來報導新聞”的空缺,申請的人數卻幾乎有6,000之多。光是閱讀申請書這一簡單工作也會需時接近兩個月。

對受到預算削減影響而土氣低落的西方記者來說,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提供了具吸引力的選擇:領取優渥的薪酬在位於倫敦西部奇西克地區那設備先進的工作室工作。CGTN—前身為央視國際,在2016年改用目前的名字—是中國媒體在全球快𨒪擴張行動最受注目的機構。這機構的目標,用習近平主席的話來講,就是 “把中國的故事說好”。實行起來,把中國的故事說好就像是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目標服務。

幾十年來,北京塑造其形象的手法都是防禦性的、被動的、並大致以國內觀眾為目標。這些功夫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中國境內使內容消失的做法:外國雜誌的內頁被撕去,或者BBC新聞在播出諸如西藏、台灣或1989年的天安門殺戮等敏感題材時畫面轉黑。北京的基本工具就是境內審查、向新聞機構總部發出官方批評和把記者驅逐出境。

但是,在過去十年,中國推出一種更為精巧、更為主動的策略,日益轉為以國際觀眾為對象。中國正在嘗試以大把大把的金錢來改變全球資訊環境,由撥款購買包含置入性行銷的評論,到贊助宣揚正面資訊的新聞報導等,不一而足。在中國境內,媒體受到的控制日益嚴密;在海外,北京則尋求利用新聞自由的弱點來推進自己的利益。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付錢讓中國的宣傳物以副刊的面目在華盛頓𨙼報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出版品中出現。這個策略還有其他更隱晦的實行方式,比如說,把國營電台的內容安插到那些看起來「獨立」的廣播機構播放,由澳洲至土耳其都有。

同時,在美國,由中國支持的機構出錢委託的說客正在扶植一些別號“第三方代言人”的支持者,由他們傳達北京的訊息和改變大眾有關中國對西藏統治的看法。中國也在運用各種方式討好全球各國的記者,例如組織費用全包的觀光旅行團,以至—也許可說是最雄心勃勃的做法—頒發免費的通訊傳播研究學位,每年培訓幾十名外國記者,讓他們“把中國的故事說好”。

2003年,界定人民解放軍政治目標的官方文件有所修改。由那時起,所謂的“媒體戰”便成為了北京軍方戰略的一個顯性部份。其目的為影響外國民眾的看法,從而驅使外國政府制定有利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他們對於國家安全的看法包含對想法的搶先控制”,前CIA分析員、目前於專注安全事務的華盛頓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出任中國項目研究員的馬蒂斯 (Peter Mattis) 說。“之所以向外推出那種宣傳,就是要排除那些會對人民共和國不利的決定,又或者是搶佔先機。”

有時候,這會涉及傳統的審查:恐嚇持有異見的人,打壓可能會傳播這些看法的平台,又或者乾脆收購那些媒體。北京也在耐心地通過私營中資公司增加對全球數碼基礎建設的控制。這些公司主導了非洲某些地方由模擬電視轉向數碼電視的過程,它們通過發射電視衛星、建設光纖網絡和數據中心來開拓“數碼絲綢之路”,以之向全世界發放資訊。這樣,北京不僅能加強控制新聞製作人及新聞製作的方式,也能強化對傳播方式的掌握。

雖然北京的宣傳攻勢很多時都令人覺得拙劣乏味,我們歷時5個月的調查卻顯示出這個旨在改寫全球訊息秩序的攻勢之細密及其規模之宏大。這並不只是為了爭奪點擊數。重中之重的要點在於意識形態及政治方面的鬥爭,中國決心要提升自己的“話語權”,打擊它眼中數十年來無人挑戰的西方媒體帝國主義。

同一時間,北京也尋求把全球的重心向東移,宣揚一個以復興的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當然,推廣影響力的做法不是新鮮事。包括美國、英國在內的一些國家也曾積極的取悅記者,以免費旅行、和高級官員接觸的特權等來誘惑他們。但和那些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並不接受觀點的多元性。相反,對於把媒體看作共產黨的“耳目喉舌”的中國領導人而言,新聞學的概念建基於一種只傳𨔛黨認可的版本,其他通通排除的敍事紀律。對中國來說,媒體既是“全球訊息戰爭”的戰場,也是用以攻擊的武器。

央視在肯亞開設了非洲分支。數年後的2012年,尼日利亞調查記者Dayo Aiyetan 接到一個電話,對此他還有記憶。Aiyetan 設立了尼日利亞調查新聞學中心,並且揭露了中國商人在尼日利亞的森林非法伐木。來電的人給出了一個誘人的條款:接受聘請,在中國國營廣播機構的新辦公室工作,你的收入將至少是你目入薪金的兩倍。Aiyetan 對那個金額以及工作上的安全感覺得心動,但最終決定不接受,因為他的中心才剛開辦不久。

作為中國媒體首次大型海外擴張的地點,非洲成了試驗場。2008年的奧運會時,中國領導人對於一系列的批判性報道,特別是國際媒體對火炬接力途上出現有關人權和西藏的抗議作的報道感到不滿。一年之後,中國宣佈將投放66億美元來加強自己在國際媒體的可見度。它的第一個國際分支就是央視(非洲),甫成立就試圖延攬諸如Aiyetan 等有聲望的人物。

對當地記者來說,央視承諾了優渥的薪金和在無須迎合西方論述的情況下向全球觀眾講述非洲故事的機會。我喜歡這裡的原因是我們在用自己的角度來敍事,由肯亞其中一所主要電視台 KTN 被挖角的肯亞記者 Beatrice Marshall 說道。她的存在加強了央視(非洲的公信力,而她繼續強調記者自己的採編自主。

曾經研究過央視(非洲)報導的西敏寺大學訪問學者 Vivien Marsh Marshall 的說法有懷疑。在分析央視對2014年西非埃博拉大爆發的報導時,Marsh 發現當中有17%提到中國,大體是強調中國在派出醫生和提供醫療物資的角色。“它們試圖進行正面報導,” Marsh說, “但在我看來,它們把中國描述為仁愛的父母這個做法,使它們喪失了媒體公信力”。和講述非洲的故事相比,更主要的目標看來是要強調中國的影響力、慷慨大方以及在全球事務的中心位置。(除了英語頻道,CGTN 還開設了西班牙語、法語、阿拉伯語和俄語頻道。)

過去6年,CGTN 穩定地提升它在非洲的覆蓋率。在非洲聯盟的權力走廊上所擺放的電視播放它的內容、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那裡也一樣,並且由一家和國家有緊密關聯的中國媒體公司StarTimes 向盧旺達和圭亞那等非洲國家數以千計的農村免費廣播。 StarTimes 最便直的套餐包含中國和非洲的頻道,相對地,BBC和半島電視台的收費則較高,超過了大部份觀眾的負擔能力。如此,它們的影響就是使觀眾更容易接收中國宣傳。它們說,這些觀眾佔了非洲24個月付費電視訂戶中的1000萬。儘管行業的分析人士認為這些數字有可能被誇大,廣播公司還是開始擔心 StarTimes 會把當地的公司擠出非洲某些媒體市場。9月時,圭亞那的獨立廣播公司協會 (Independent Broadcasters Association) 警告,假如 StarTimes 得以控制圭亞那的數碼傳送基礎設施以及衛星,圭亞那就等同向中國交出廣播空間的控制權,成為發佈中國內容的工具。

對非華裔的記者來說,不論是非洲還是其他國家,為中國國營媒體工作可以得到優厚的待遇和新的機會。當央視於2012年在華盛頓開設總部的時候,不少於5BBC駐拉丁美洲的記者加盟了。其中一人是目前在半島電視台工作的 Daniel Schweimler,他說自己在央視的經歷好玩、而且相對的沒什麼麻煩,雖然他不認為自己那時寫的東西有多少人真會看。

但是,在國營新聞機構新華社工作的外國記者看到,他們寫的東西有相比之下大得多的受眾。新華社營運開支的140%由政府津貼,而它自己則和美聯社等新聞機構一樣,通過向全世界的報章出售報導來創造收入。“我寫的東西,會看到的讀者人數不是100萬,而是一億。”一位前新華社僱員吹噓說。 (和我們採訪的幾十人中的大多數一樣,他暢所欲言的條件是要求匿名,為了免受報復的緣故。) 新華社於1931年成立,那時共產黨還沒有在中國掌權。作為黨的喉舌,新華社發表的那些術語充斥的文章被用作傳達新指示和解釋黨政策的轉變。許多欄位也用於刊登習近平那些長肩累牘的演說以及他的日程,不論是和多哥總統會面,檢視長得超大的蔬菜,還是和玩具老鼠工廠的工人閒談都會一一刊印。

在講述自己在新華社的工作時,那位前職員說,“你得把它看成創意寫作。你要把新聞學和某種創意寫作相結合。”另一位在20102014年間在新華社的悉尼分支工作的前職員 Christian Claye Edwards 說,“他們的目標很清楚:推進明確的中國議題。”他繼續說,“除了找出制度的漏洞並加以利用之外,就沒有其他清晰的目標。”一個例子是把在八年間換了6次總理的澳洲政治之混亂和不可預測大寫特寫,從而瓦解人們對自由民主的信心。“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找方法投射那種影響力。從來都沒有什麼白紙黑字,沒有人向我下過命令。”

和別的中國國營媒體公司前僱員一樣Edwards 覺得,他的工作當中有絕大部份是在進行國內訊息傳遞,或是轉達能顯示對黨路綫效忠的消息,好能取悅高層官員。他的工作如何可以推進中國在海外的軟實力目標的想法都是次要。 但自從 Edwards 2014年離職之後,新華社開始向外看,顯示這個轉變的一點就是新華社在推特開立了帳戶,並有1,170萬人在關注,儘管推特在中國遭受封鎖。

一般而言,在中國的國營媒體機構用不著明顯可見的審查,因為大多數記者很快就領會到什麼樣的報導會合適,什麼的化粧才是有需要的。“我意識到我們是軟性宣傳的工具—但和 BBC 及半島相比還差一點,俄羅斯國際電視網的話更是完全不如。” 在央視(南美)工作了兩年的 Daivd Schweimler 說,“我們經常都開玩笑說,只要達賴喇嘛不來訪問,北京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就都不會干涉我們。”

當達賴喇嘛在2012年訪問加拿大的時候,新華社渥太華分局的一名記者 Mark Bourrie 的處境變得為難。在達賴喇嘛到訪的那一天, Bourrie 收到指示,要他用國會採訪證出席西藏精神領袖的新聞會,並找出達賴喇嘛和時任總理哈珀在閉門會談中發生了什麼。 Bourrie 問蒐集到的資訊是不是要用來寫報導,他的老闆說不會。“那天,我覺得我們就好像間諜,” 他在後來表的文章中寫道。“是時候劃清界線了。”他回到辦公室之後,辭職了。目前從事律師事務的 Bourrie 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Bourrie 的經驗並不稀奇。三個曾經任職於中國國營媒體,彼此沒有關連的信息源說,有時候他們會撰寫機密報告,他們知道下筆寫的是一些不會在媒體上發佈,只供高級官員閱讀的東西。Edwards 曾經就阿德萊德的城市規劃寫過一份這樣的報告,他認為那是 “為中國官員撰寫的最低層次的研究報告” ,本質上是向政府委託人提供非常低層次的情報。

中國的新聞學、宣傳工作、影響力投射和情報蒐集之間似有還無的分野引起了華盛頓的憂慮。今年9月中,美國命令 CGTN 和新華社依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 作登記。那個法案要求以官方或準官方身份代表外國政府利益的代理人記錄他們和所代表政府的關係,他們的活動以及付費項目。最近,特朗普的競選經理 Paul Manafort 就因為沒有依照這法案的要求記錄他從事和烏克蘭有關的說客工作而遭檢控。 “中國在情報蒐集和信息戰爭方面的工作會牽涉國營媒體組織的職員,這是人所共知的。” 去年國會一個委員會這樣表示。

“令外國人為中國服務” 是毛主席最喜歡的策略之一。他在1930年代同意接受美國記者斯諾 (Edgar Snow) 採訪的決定就是一例。採訪後寫成的《西行漫記 (Red Star Over China)》把共產黨員刻劃成進步和反法西斯的人,對他們贏得西方同情支持至為重要。

八十年過去,“令外國人為中國服務”不再單單是提供內幕消息來換取有利的報導,還會利用聘請了外國員工的媒體公司來為黨的利益服務。在2012年,在北京兩會舉行期間舉辦的一系列新聞發佈會上,一位在場外國記者都不認識的年輕澳洲女性一再得到政府官員的提問邀請,她流利的中文和刻意提出的那些容易回答的問題使人印象深刻。

原來,那位名為 Andrea Yu 的年輕女性當時在一家以墨爾本為總部,名叫 Global CAMG Media Group 的媒體公司工作。那公司由澳洲商人 Tommy Jiang 開設,其所有權結構使人難以察覺它和中國的關係:該公司60%的股權由位於北京的國光世紀媒體諮詢公司持有。而國光世紀媒體諮詢公司的擁有者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Global CAMG 以及 Jiang 開設的另一家公司 Ostar 在澳洲至少有11 個電台,它們播放 CRI 的內容並向其他以澳洲龐大華語人口為目標的社區電台出售𣍝行製作的親北京節目。

本質上為中國政府工作的 Yu 在受到北京新聞界指控為 “假外媒” 之後,對採訪她的人說, “我加入這公司的時候,對它和政府的關係只有某種認知。舉例說,我不知道公司和政府有什麼關係。” 不久之後,她離開了 CAMG。同樣的戲碼在兩年後的人大會議期間由另一位說國語、為 CAMG 工作的澳洲人 Louise Kenney 演出。她公開反駁了[和中國政府]串通的指控。

使用外國電台傳播[中國]政府認可的內容這種策略,CRI 的主席稱之為 "借船出海"。路透社在2015年的報道指,有三家公司在14 個國家經營一個由 33家播放CRI 內容的電台所組成的隱蔽網絡,CAMG 是其中之一。三年過去,根據那些網絡在自己網站上的資料,它們—包括 Ostar 在內—目前在35個國家經營58家電台。根據美國副總統彭斯近期一個戰意高昂的演講,單是在美國,播放 CRI 內容的機構就有超過 30家。然而,有什麼人在收聽,以及這內容事實上有多大影響力卻很難確知。

對於印刷出版品,北京也運用了類似的 "借船" 做法。國營的英語報紙《中國日報》和至少 30 家外國報社—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英國《每日電訊報》—達成了協議,那些報社的報紙會包含4至8頁的中國觀察內頁,頻度可以高達每個月一次。那些副刊採取了老派、說教式的宣傳。近期的頭條包括"在西藏見證成就耀目的40年"、"習主席公佈開放措施"和—最不令人驚訝的—"習總書記讚揚中國共產黨黨員"。

這些協議涉及的金額得之不易,但根據一份報道,《每日電訊報》每個月出版包含中國觀察內頁的報紙一次,每年收到的款項為75萬英鎊。連《每日郵報》這樣的小報也和中國政府的中文喉舌《人民日報》達成了協議,由《人民日報》提供以中國為主題、吸引人點擊的東西,例如伴娘亡命喝酒、年輕媽媽為了買化妝品而向人口販子出售自己的孩子等等。這些內容分享協議是《中國日報》在美國的開支高得嚇人的其中一個原因。2017年至今,它為了提升在美國的影響力而花費了2,080萬美元,成為了非外國政府類別當中開支最高的登記者。

這個"借船"策略的用意也可能是要增加內容的公信力。始終,我們不清楚有幾多讀者會真的打開這些虛浮、充斥宣傳話語的副刊來看。"這部份是為了正當性,"馬蒂斯說。"假如這些內容在《華盛頓郵報》出現,假如它在好幾份別的報紙出現,那麼某種意義上,它傳遞的內容就會得到公信力。"

9月時,特朗普批評了這個做法,他指稱中國在推廣"假消息",目的是要讓他在中期選舉失利。使他光火的是愛荷華州《得梅因紀事報 (Des Moines Register)》 的中國觀察副刊。那份副刊意圖瓦解那個農業州對貿易戰的支持。特朗普在推特上說,"中國真的把宣傳廣告植入到《得梅因紀事報》和其他報紙,把它們裝成新聞。那是因為我們在貿易和開放市場的議題上正在擊倒他們,而這一切完結之後,農夫會賺大錢!"

在習近平的時代,宣傳變成了商業活動。在2014年發表的演說中,宣傳部沙皇劉奇葆贊同了這個手法。他說,其他國家成功利用市場力量外銷它們的文化產品。使宣傳變得會賺錢的計劃使精打細算的商人有機會取悅高層。他們不是藉和國營媒體公司合作,就是向中國的海外代理提供資金。現在,中共最愛用的手法不再只是"借用外國的船隻",而是直接收購,就像坎特伯雷大學的布雷迪 (Anne-Marie Brady) 教授所寫的那樣。

這做法最為人所知的事例在2015年出現。當時,中國首富收購了《南華早報》,一家有115年歷史,曾經以採編獨立和深入報道聞名的香港報社。馬雲名下的電子商貿帝國阿里巴巴估值達到 4,200 億美元,他不否認大陸當局指使他進行收購的說法。"如果我要顧慮別人想法的話,我還能做得成什麼事情嗎?" 他在2015年12月說道。大約在那時候,阿里巴巴的執行副主席蔡崇信明言,在新擁有人之下,有關中國的事情,《南華早報》會提供一種有別於西方媒體中可見的看法: "許多西方新聞機構的記者可能不認同中國的管治體系,而這會影響他們的報道。我們對事情的看法不一樣,我們認為,應該忠於事情本來的樣子,看到什麼就寫什麼"。蔡對訪問他的人說。

落實那個目標的責任落到35歲的首席執行官 Gary Liu 頭上。他在加州長大,會說國語,擁有哈佛的學位,曾經擔任數碼新聞聚合平台 Digg 的首席執行官,在那之前於音樂串流公司 Spotify 的業務部門工作。通過 Skype 交談的時候,我們問在落實蔡的方針這一點上,《南華早報》的表現如何, Liu 顯得有點不自在。 "擁有人有他們的一套語言,而報社也有自己的信念," 他說。 "而我們的信念就是要客觀地報道中國。" 那報𥿄的角色,在他看來,是"主導有關中國的環球對話。" 為了實現那個目標,大量的資源交給了 Liu 調度。 職員提及 "令人咋舌" 的開支,其中一位僱員形容,新聘請的人數目就像《賓墟》的演員那麼多。

即使在新擁有人之下,《南華早報》在處理有關中國議題的時候走一條微妙的路綫,它還是會繼續進行細緻的政治分析,對人權律師和宗教打壓等敏感議題也仍然會作原創報道。雖然報章內容不至於是新華社的複製品,但有關習近平的新聞,親北京的社論和帶有政治訊息的文章佔的比重越來越大,懷疑論者打趣說,那報章本身就正在演化成《中國日報》的輕盈版本。還有就是恒常出現的那些巴結擁有者馬雲的報道,說他是“當世的孔子”。

其中兩篇報道受到廣泛批評。其一是在2016年發表對人權活動者趙威的訪問。趙在前一年被警察拘留,失踪了。訪問中引述了趙為過去行為認錯的說話,就彷彿是毛時代的“自我批評”。對於她是在脅迫之下發言的憂慮在一年後得到證實:她表示,自己是在有嚴密監視的囚室過了一年之後作出 “坦誠悔過”的。那段日子裡“禁止談話。禁止走動。手怎麼擺,腳怎樣放…每一個動作都受到嚴格限制”,她寫道

其二是在今年較早時候,《南華早報》接受了由政府安排,對書商桂民海進行的 “專訪”。桂是瑞典公民,是五名在2015年失踪的政治敏感書籍商人之一。他是從自己在泰國的寓所被帶走,在2016年在警察的拘留下在中國出現。 南華早報的訪問是在一個拘留所內進行的,桂的左右都有保安人員。

但 Liu 堅稱,在他的管理下,報社沒有犯過失誤。他說,報社是受邀請,而不是被逼發表這些報導。在桂的案例,他說決定是基於新聞價值: “高級採編團隊聚在一起,表示:我們有必要出面。不然的話,別的報導很可能沒有反映事情的全貌。事實上,許多其他的報導都沒有提到,在訪問開始和結朿的時候,桂民海左右都有保安人員這一點。 Liu 強調,“我們報導的方式和我們所預期國家宣傳的報導方式有很大不同。” 但是,香港有許多人對於這一家曾經被視為首屈一指的報社會在事實上替中國政府發表強逼認罪的報導感到苦惱。

對知情者來說,該報那些有關中國的直白報導也只是更大佈局的一部份。 “一切都是假象,” 長期撰稿人 Stephen Vines 說。 “它的害處很大,因為有很多東西都很似是而非。”在11月, Vines 發表了公開聲明,宣佈不再為《南華早報》撰稿。 一名目前在《南華早報》工作的記者提到了 “表面上的新聞自由”,說, “重點不是撤稿、修改,而是刊登在什麼位置,怎麼推廣。數碼革命使這一切都變得簡單。你想寫什麼都可以,但他們主宰我們可以看到的東西。” 《南華早報》 對於指責它進行審查的公眾批評大力反擊,甚至開了個專欄,刊登一位資深編輯的文章,把審查的指責怪到“因感到被羞辱而想報復的前職員”頭上。

中國的資金也有用於對距離中國很遠的地方出版的印刷品進行投資,比如在南非,和中國有關的公司持有該國第二大媒體公司,旗下有20份主要報章的獨立媒體公司20%的股權。在類似的情形下,北京對報社日常運作的影響力可能很小,然而還是會有不能說的事情。南非記者 Azad Essa在獨立媒體旗下幾份報章都會刊登的專欄批評北京大規模拘禁維吾爾人。幾個小時之後,他發現自己的專欄被取消了。公司說是因為要重新設計報章,所以有必要改變所聘用的專欄作家。

事後,Essa 在 《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發表的文章 (中譯) 中直言不諱: “紅線又粗又不容討論。考慮到對中國的依賴和編輯部內的危機,從來沒有人反抗。而這正正就是中國想它的非洲盟友複製的媒體環境。” 這說法不僅在非洲適用,在世界各地被中國看中的媒體也一樣。

近日,澳洲被視作中國海外影響力的培養皿。爭端的核心是富爭議性的中國富豪黃向墨。他和工黨政客 Sam Dastyari 的關係引致 Dastyari 在2017年辭職。黃提供了180萬美元的種子基金,作為在悉尼科技大學成立澳中關係研究所(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ACRI) 的經費。該智庫的宗旨是推廣 “正面樂觀的澳中關係觀點”,其導領人是前外交部長 Bob Carr。

過去兩年, ACRI 牽頭開辦一個以至少28位知名澳洲記者為對象的中國遊學團項目。旅程費用全包,參加者更可以特別的訪問對象。旅程之後,參加者以 “ACRI客人” 或 “全中國記者協會客人”的身份寫了許多令人咋舌的文章,立論和北京的戰略重點非常相近。除了謳歌中國現代化和面積,那些文章還建議澳洲人不要拒絕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不要公開批評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政策,別的什麼都不要批評

觀察人認為這計劃是要改變澳洲境內報道中國的方針。經濟學人 Stephen Joske 在ACRI 的第一次遊學團期間就中國面臨的經濟挑戰發表演說。他對參加者以大體上缺乏批判性的語調所寫的報導感到不快。 “澳洲的精英缺乏對中國的切身接觸,”他說。 “這裡欠缺了有見地的[中國]評論,而他們(指ACRI贊助的記者)用來填補真空的資訊非常、非常的一邊倒。”

參加遊學團的人並沒有淡化旅程的影響。 “我覺得行程很棒”,一位要求不要公開姓名的記者說。 “在澳洲,有關中國的報道通常止於它的單一政黨共產主義制度。中國在科技、商貿等方面有正面的事情在發生,而那些沒有得到多少正面報道。” 其他人對行程的取態比較謹慎。 “參加這種遊學團,你就知道你是要接收他們的觀點。”澳洲廣播公司的經濟記者 Peter Ryan 說。他在2016年參加過 ACRI 贊助的遊學團。

ACRI 對我們有關遊學團的提問以發佈聲明回應。聲明表示,和美國、以色列組織的類似遊學團相比,它們的遊學團 “無足掛齒”。 發言人寫道:“ACRI 從來沒有就記者下筆寫什麼勸說過他們。不論他們想採取什麼立場,都有自由。” 那發言人也確認了,全中國記者協會向那些遊學團提供了實物資助。全中國記者協會是共產黨屬下機構,宗旨是 “講好中國的故事,宏揚中國的聲音。” 黃向墨表示他沒參與 ACRI 的運作。

相對而言,ACRI 是這個遊戲的新手。由2009年至今,由香港前行政長官、富豪董建華主持的中美交流基金會(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帶了127名在美國40家報社任職的美國記者到中國遊覽,參議員和眾議員也在受邀請之列。由於董有官方身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中美交流基金會以 “外國資本”的名義按照FARA法案登記了。

為了影響美國國內對華報導,中美交流基金會所做的事情可以在 FARA 網站看到記錄。資料來源是由 2009 年開始為基金會工作的公關公司 BLJ Worldwide。 那公關公司的客戶還包括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卡扎菲家族以及卡塔爾的世界盃申辦等。BLJ 為基金會做的工作是策劃記者旅行團,以及培養一批它稱為“第三方支持者”的人,由這些人去推動美國國內對中國的正面報道。 在 2010 年這一年之內, BLJ 的目標是平均每星期在美國媒體上刊出三篇文章,對象包括《華爾街日報》。該報社每個月可以收取大約 20,000 美元的費用。在 2017 年 11 月的一份備忘錄上,BLJ 推薦了8名 “第三方支持者”,聲言可以聘用他們撰寫專欄、為基金會提供認可、也可能和指定的媒體說話。FARA 的記錄也顯示,在 2010 年的時候, BLJ 討論了可以如何改變美國學童在學校學習到中國在西藏的作為備受批評的情況。在審閱了4本高中教科書之後, BLJ 提議 “引入一種有力的、基於事實的反向論述,藉此為中國在西藏自治區的行動作辯護和宣傳。” 
 
在過去10年,中美交流基金會擴大了它的付款對象範圍,推動文化外交計劃,從而影響美國公眾的看法。 根據20181月的一份備忘錄,這些項目中包括一個在“底特律興建名為工合(Gung-ho)的中國城”的計劃。該備忘錄建議重新發展整個城市街區,以運用中美兩國設計元素的方法來突顯中國的創新能力,項目的預算為 800 至 1000 萬元。備忘錄甚至建議拍攝實況電視節目來追踪工合社區的進展,以之作為美中關係保證的真實比喻。考慮到底特律的危險狀態,備忘錄的總結是,“新聞媒體很難對這計劃作批評。”

中美交流基金會對有關其活動的提問以聲明作回應,表示:“基金會支持可以促進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溝通和彼此了解的計劃。我們所有的項目和活動都是在法律框架內進行,而我們也致力於持正直無私的方式來做事。” BLJ 對評論的要求沒有回應。

中國對記者主動討好的做法遠遠不只短期的遊學團而已,還包括以發展中國家的記者為對象的長期項目。這些活動都在2012年成立的中國公共外交協會 (China Public Diplomacy Association) 主持下正規化了。 它們的目標極有雄心:在 5 年間培訓 500 名拉丁美洲記者,以及每年培訓1000 名非洲記者,到 2020年為止。

通過這些計劃,外國記者不僅接受了有關中國的資訊,連它對新聞學的看法也一併學習。對中國的領導人來說,批判性報道和客觀原則等新聞學理念不僅不友善,還構成了一個生存威脅。一份被洩漏出來的政府指示,即所謂的9號文件 ,甚至認定西方媒體的最終目標就是要 “挖開一個缺口,從而滲透我們的意識形態”。 CGTN去年發佈的一系列視頻進一步突顯了這個新聞學價值觀的分野。一眾知名中國記者在那些視頻出鏡,指斥其他國家的同業被不負責任而且對社會有害的“西方新聞學價值觀洗腦”。 新華社編輯羅軍(音譯)為審查辯解說,“我們得為自己的報導負責。如果那叫做審查的話,我認為那是好的審查。”

憑藉為外國記者而設的各項奬學金,北京正著手培訓年輕一代的國際記者。菲律賓記者 Greggy Eugenio參加了一個費用全包的計劃,目前來到尾聲。那計劃的對象是加入了中國大型環球基建計劃—一帶一路的國家的記者。在10個月的時間內, Eugenio 參加了[官方]安排的遊學團在中國各地遊歷、學習,以及在國營電視台實習六星期。他目前在攻讀通訊碩士學位,每星期在北京的人民大學上課兩次,學習語言、文化、政治和新媒體的知識。

“這個計劃持續的開拓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到自己對於中國的許多錯誤認知,” Eugenio 在電郵中寫道。 “我學習到,國有官方媒體是最有效的新聞學手段。 中國的媒體依然運作良好,這裡的人對媒體工作者抱有謝意。”待在中國期間,他都有為國營的菲律賓新聞社供稿,當他下個月完成課程之後就會返回原來的崗位,為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總統通訊團隊寫作。

一些觀察員認為,有關俄羅斯的俄羅斯國際電視網 (RT) 和伊朗的Press TV (伊朗英語新聞電視台)等威權宣傳網絡擴張的事情被過份炒作了,它們對環球新聞學的實質影響有限。 但是北京的網絡更龐大、也更多樣。在國內,它正在把旗下的三家巨型的電台及電視網絡合併,成立全球最大的廣播機構中國之聲。同一時間,架構重組把宣傳機器的責任由國家機構交到共產黨手中。這樣,黨加強了對訊息的控制。在海外,利用模擬廣播向數碼廣播的轉變之機,通過 StarTimes 等代理來加強對全球電信網絡的控制,同時修建新的數碼高𨒪公路。“真正高明之處在於它不但試圖控制所有的內容,而在於控制信息流通的關鍵節點,”自由之家的薩拉•庫克(Sarah Cook)說。 “目前或許不算是明確的威脅。但一旦控制了信息的節點,你想怎麼用都行。”

這種公然的力量展現顯示出一種自信的新心境。在信息戰爭中—許多其他東西也一樣—鄧小平那著名的 “韜光養晦” 箴言已經過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認為它需要和自己目前的全球地位相稱的話語權。上星期,一群美國最傑出的中國專家發表了一份使人吃驚的報告 ,對中國更趨積極的力量投射表達憂慮。那些中國專家當中有許多人用了幾十年時間提倡和中國接觸。但是,他們總結說: “中國活動的野心,就廣度、財政資源投資的深度以及強度而言,[我們]對它進行審視所需要的力量比現時的要大得多。”。

北京及其代理在擴大影響範圍的同時,也在利用市場力量使競爭者噤聲。看來,對中國來說,話語權是個零和遊戲。批評北京的聲音要麼受到拉攏、被噤聲、落得沒有可供發言的平台、或是在北京“借用”或 “購入”的船隻所構成的正面訊息海洋中被淹沒。西方媒體巨人凋零的同時,中國自己的媒體帝國主義正在興起。最終的戰場可能不是新聞製作的手段,而在於新聞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