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這邊跟空氣清新的哥本哈根截然不同，甫一抵埗，就能夠嗅到空氣中濃濃的柴油氣味。似乎，這裏跟其他許多東歐國家一樣，幾十年過去了，還是經歷着擺脫共產主義之後急速發展的躁動、興奮與不安。
克拉科夫（Krakow）是波蘭舊都，是華沙之後，該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繼耶路撒冷之後，筆者人文歷史遊的第二個目的地。不過聰明的讀者諸君當然已經猜到，醉翁之意不在酒。這次到訪的主要目的不是克拉科夫這歷史名城本身，而是其城郊一處堪稱地獄的所在。
這次也是周末窮遊。乘晚機抵達後，胡亂在克拉科夫簡陋的旅舍睡了幾個小時，翌日清晨就在深秋的寒風之中出發前往這惡名昭彰的二戰遺址——奧斯威辛集中營。
關於這個地方的書和電影，筆者早就讀了許多看了許多。但親身踏足此地時，還是震撼得無以復加。身處真正的地獄裏，讓人再次認識到，原來我們人類是有能力作如此多的惡；原來身為受害者的人們，有時可以變得如此扭曲；原來他們現在所做的與當年納粹黨做的，又是如此驚人地相似。
集中營與滅絕營
這一天，奧斯威辛的遊人如鯽，但人人噤若寒蟬。周遭靜得可怕，耳朵嗡嗡作響。於是我戴了耳機，播着坂本龍一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在門口「ARBEIT MACHT FREI」的詭異橫幅下面，踏進了這昔日的煉獄。
奧斯威辛集中營可分為3期，幅員甚廣，始建於1940年，波蘭被納粹德國吞併期間。華語世界習慣把所有納粹德國用作集體拘禁的監獄稱作「集中營」，但其實其中又可分作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和滅絕營（death camp）。顧名思義，前者用作集體拘禁、虐待、勞役；後者則為大量屠殺、種族滅絕之用。
在希特勒肆虐歐洲期間，大量興建集中營，但其中只有少數為滅絕營，最初為囚禁異見人士、吉卜賽人、共產黨人之用，後來猶太人才慢慢成為迫害的主要對象。其後，萬湖會議通過「猶太問題之最終解決方案」，納粹黨始有系統地大量屠殺猶太人。遍佈歐洲各地集中營的猶太人，被大批大批地運往像奧斯威辛這樣，同時兼備集中營和滅絕營兩者功能的大型監獄，進行種族滅絕。估計二次大戰前後，在奧斯威辛被屠殺的人數約為110萬至120萬之譜，被殘忍虐待者不計其數，是最惡名昭彰的納粹集中營。
名為醫生的惡魔
進入正門後不久，踏在昔日猶太人踏過的碎石路上。身為醫生，倍感不寒而慄。
這條石路被稱為「死路」，因為當一列列載滿猶太人的火車抵達奧斯威辛後，他們首要面對的就是「分類程序」。每個猶太人會由納粹軍醫用肉眼檢查，挑選當中精壯健康者，且留活口，以作勞役，為第三帝國貢獻血汗至死；其餘的，包括絕大部分的老弱婦孺，就會踏上這條直接通向毒氣室的「死路」。
因為每次到達的猶太人人數眾多，醫生無暇逐一仔細檢查，結果通常他們只會用肉眼，用每人幾秒的速度，判定每個猶太人孰生孰死。
納粹軍醫的暴行不止於此。其中最泯滅人性者如Carl Clauberg和Josef Mengele，有死亡天使之稱，曾在奧斯威辛進行駭人聽聞的人體實驗，如試驗化武、試驗放射線對婦女生殖器的影響、在無麻醉的情况下往眼球注射顏料、把囚犯關進壓力艙直至肺部爆裂或者窒息而死，以觀察人體對極端氣壓的反應等等。
集中營內的衛生環境惡劣，傳染病和寄生蟲時有爆發。這些納粹軍醫就曾不止一次，為杜絕蝨患，而把一整個營房的囚犯統統殺光。諸如此類，惡行如麻，可謂罄竹難書。
對抗惡之平庸
「但他們和我一樣，都是醫生耶。」踏在死路上，我心中升起一股惡寒：「他們年輕習醫之時，總不會想着將來學成大開殺戒吧？大概，他們本來都和我們一樣是滿懷熱忱的醫者吧？」
大概，他們不是天生的惡魔。大概，他們當時只是有意無意之間在浩浩蕩蕩的社會潮流之中隨波逐流，改變初心。
人類的本性，原來就是這樣容易被擺弄的。
亂世潮流之中，各行各業的香港人，我們有沒有警惕這種「惡之平庸性」？（愚以為Banality of Evil譯作「惡之平庸」比起「平庸之惡」更為恰當。有機會再談這個。）
我們究竟有沒有以自己的專業，為社會的極速崩壞做了一點點的抵抗？
又或者退一步問：起碼，我們有沒有拒絕利用自己的專業，為當權者助紂為虐？
（下）
上次談到納粹軍醫作為施虐者的暴行，還有惡之平庸（註）。但其實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這人間煉獄中，在作為受害者的猶太人身上，我們同樣可以看見人性複雜而扭曲的一面。
上次筆者提到猶太人抵達奧斯威辛後首先會被分類，精壯者且留活口，孱弱者則直接步進毒氣室。留意，他們是自己「步進」毒氣室，而不是被人綁起來扔進去。在紀錄片和偷拍得來的珍貴照片中，也可看見猶太人井然有序排隊入毒氣室。事實上，甚至連他們搭乘往奧斯威辛的火車，也是他們自己掏腰包買車票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猶太人是自投羅網乖乖受死嗎？
甘願受死的猶太人？
在奧斯威辛比較完整保留的幾個毒氣室遺址裏，可看見天花板上除了用來投放毒氣罐的天窗外，還有沐浴用的蓮蓬頭。他們說，原來被分類為無用、準備步入毒氣室的猶太人，都以為那個是浴室。德軍編了這個謊言，在天花安裝了這些假蓮蓬頭，讓受死前的猶太人不致因恐慌而變得難以控制。
但實情真是這樣嗎？聰明的猶太人難道看不見眼前的死亡陷阱嗎？
當日筆者站在陰森昏黃的毒氣室，抬頭望着頭頂的蓮蓬頭。我看見的除了德軍欺騙猶太人的謊言，還看見猶太人自我催眠的謊言。
從猶太隔離區或其他集中營送到奧斯威辛的人，從來沒有一個人回來。甫一抵達奧斯威辛，家庭、朋友就被拆散，強壯健康的留下，孱弱無力的就送往「淋浴」。在淋浴前還得脫光衣服、剃光頭髮，把所有值錢家當先交出來，再赤條條走進「浴室」。一切一切都在告訴當時的猶太人：眼前是一去不返的死路。迹象太明顯了吧？
或許當時猶太人不是察覺不到，而是下意識地不願意面對可怖的現實，而選擇比較容易接受的假象，好活得下去？
自我催眠的猶太人？
心理學告訴我們，遭逢巨變或壓力後，人們通常會經歷5個階段。而第一個，也是最即時的反應，就是「否認」。情况就像失去至親的人，明明知道親人離世的事實，但有時還是會無法接受甚至否認眼前的事實。
英國廣播公司前創意總監Laurence Rees，在其著作Auschwitz訪問過一些奧斯威辛倖存者。他們回憶被送往奧斯威辛時，當時都「隱約感到事情大大不對勁」，但還是「總覺得或許還沒那麼糟」，或許「德國人已殺夠了吧」。當猶太人面對即時的死亡威脅時，產生了否認心理，這時候納粹德軍的謊言與蓮蓬頭就為猶太人提供了繼續自我催眠的最佳材料。
事實上細心一看的話，奧斯威辛裏類似「蓮蓬頭」的拙劣謊言比比皆是。例如槍決囚犯的場地，跟旁邊營房只有兩三米距離。他們在營房的窗口封了木條，說是為了不讓營房裏其他囚犯看見處決過程，引起恐慌和動亂。但是槍聲明明就在耳邊砰砰響。
可是，德軍還是選擇了架起木板，而猶太人還是選擇了眼不見為乾淨。
但是我們不必怪罪猶太人軟弱。因為事實太可怕，人的意識就會作出防禦，野蠻地拒絕接收支持事實的證據。畢竟是軟弱的人類。
曼德拉說「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蟲」。如果軟弱的猶太人就是卑微的塵土，那麼或許下面要說的就是扭曲如蛆蟲的猶太人。
出賣同胞的猶太人？
集中營內展出了一些當時監禁猶太人的囚室。大部分囚室的環境都十分惡劣，讓訪客可以想像到當時囚徒的非人生活。但是惹人疑竇的是，其中有少數囚室居然有單人牀、獨立的洗濯器皿，還有被子呢。雖然簡陋，但條件明顯比其他囚室遠為優勝。
原來為了對大量的猶太囚犯加強控制，德軍設計了一個可怕的權力遊戲制度。
他們會在每個營房中選出一名囚犯作為領袖，稱為「Kapo」，並賦予莫大權力，可以嚴厲懲罰其他囚犯。這些Kapo的工作就是負責監督所屬營房的紀律和工作表現。營房表現滿意的話，Kapo就可繼續擔任領袖、繼續享受特權；相反營房表現欠佳的話，Kapo就會被革職，然後面對恐怖的命運。
納粹德國內政部長、親衛隊首領Himmler曾說：「Kapo必須把任務完成，因此也得對他的同囚多加鞭撻。否則我們不滿意的話，他Kapo的地位將不保。而Kapo清楚知道，他被革職後到普通囚室的當晚，出於積怨，他肯定會被其他囚犯即場活活打死。」
就是這樣，Kapo往往會虐待甚至殘殺同胞，不惜讓他們本來的非人生活更絕望，藉此取悅親衛隊和軍隊，以換取持續的特權和高級囚室——即使到了最後，身為猶太人的Kapo們，在奧斯威辛當然也是難逃一死。
納粹黨人想出如此喪心病狂的權力遊戲，讓猶太人相殘，固然是十惡不赦。但是選擇參與這場遊戲成為特權階級、出賣同胞的猶太人，其心理狀態更值得我們深思。
命運都能選擇
德國戰敗後，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Rudolf Höss被捕定罪。在問吊前幾天，他終於為自己的反人類罪行懺悔。他在給兒子的遺書裏寫道：「兒子啊，不要放棄思考，不要停止聆聽你的心靈。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毫不懷疑地接受和相信上級告訴的一切。」
其實在被徵召成為親衛隊，再晉升為集中營指揮官前，他本來已是一個遠離世事的鄉間農夫。1934年Himmler邀請他放棄農莊，重新投身納粹的那一刻，Höss本來是可以選擇的。Höss本來可以選擇，不要變成一個謀殺350萬人的惡魔。
Carl Clauberg和Josef Mengele本來可以選擇，不要當一個名為醫生的死亡天使。Kapo本來可以選擇，不要幹那些助紂為虐、戀棧特權的勾當。
在今日香港，「高牆」和「雞蛋」之間、「容易」和「正義」之間，我們都可以選擇——沒有什麼身不由己的。
作者是杏林覺醒發言人，現旅居丹麥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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