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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十八日召开会议，研究拟提请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讨论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稿、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这标志着，十九大的文件准备工作已从长达数月的“征求意见”阶段进入到最后二十几天的完成定稿阶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新华社报道中共高层会议的常用句式，虽然只是寥寥十个字，但涵义十分丰富，依照惯例来理解，所谓“其他事项”，通常是指那些不够冠冕堂皇、只可黑箱作业、“不足为外人道”的会场争斗、派系纠纷、利益勾兑、权力分赃等内容。至于此次政治局会议，其所“研究”的“其他事项”，毫无疑问指的是高度敏感、绝对机密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其他高层机构的人事班底问题。
九月十八日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一个月后召开的十九大的政治架构、人事布局已经基本完成。这也就意味着，从去年六月开始的大范围、长时段的省部级官员密集调整，到今年八、九两月刚刚结束的军队人事大洗牌，从去年八月张春贤投闲置散，到今年七月孙政才意外落马，从去年一整年的“四个意识”造势表态运动和六中全会“习核心”的粉墨登场，到今年“七‧二六讲话”习近平一锤定音，亲自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戴上了“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的桂冠……，已经持续了两年之久、围绕十九大的政治斗争与权力博弈至此已经基本结束。如果不出现重大事变，此次政治局会议所“研究”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正案、中纪委报告将会如期在十九大出台，已经内定的高层人事班底将会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以“党内民主”方式隆重推出。如果党内反对势力欲改变未来五年的权力分配格局与政治走向——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除非采取非常规斗争手段，否则，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毫无疑问，对于中共与中国的未来走向，十九大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大选对于该国的意义，虽然十九大仅有换届，而没有“交接班”。就目前中共的政治态势而言，十九大有极大的可能将是一次思想上加强禁锢、政治上急剧倒退的大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习近平的党内独尊地位将在十九大上获得加持，其政治上返毛、经济上趋邓的新型独裁体制将以党代会的名义被“合法化”，而邓、江、胡时代所形成的“集体领导”体制以及附属于这一体制的中共派系分权制衡局面将会被局部打破，虽未制度化但业已形成惯例的高层离退休机制（比如“七上八下”）、交接班机制（比如“隔代指定”和“双接班”）也将从此对习中央失去约束力。
当然，江、胡时代的“集体领导”体制并非好制度，在“集体领导”名义下所形成的权力与利益条块分割，江派、团派、“太子党”权力勾兑、利益分赃的腐败均衡，更不是什么好局面，以年龄划线的“七上八下”和屈服于老人统治的“隔代指定”，也不是什么好规则，然而，经历过毛时代的人们都不会忘记，有制衡好过无制衡——哪怕制衡的中介是高层派系，有规则强于为所欲为——哪怕这规则不是基于民意而仅仅基于年龄，错乱迭出的“集体领导”胜过整齐划一的极权独裁——因为一个“伟大领袖”的破坏性能量比一千只“大老虎”更加恐怖。
关于十九大，海内外舆论最关注的有两点：一是习近平将如何扩张个人权威、提升“道统”地位，此中最大看点，是造势已久、呼之欲出的“习近平思想”将以什么措辞、什么“提法”进入党章；二是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与结构，此中最大看点，是王岐山是否留任、及其留任后的分管领域，政治局常委会的规模是否变化、及其变化的目的何在，以及传说中的重设中共中央主席是否在十九大成真。
九月十八日的政治局会议宣布，党章修正案“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体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可以认定，十九大的党章修正案是专为“习近平思想”量身定制。但是，“习近平思想”将如何写入党章，是像毛、邓一样冠名写入，还是像江、胡一样只留思想不留名，是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邓小平去世之前对所谓“邓小平理论”的官方正式称谓）那样称之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还是不加定语，像“毛泽东思想”一样直接称之为“习近平思想”，此中区别，大有玄机。若习思想以冠名方式写入党章，就意味着习近平将名正言顺地获得高于两位在世超级元老江泽民、胡锦涛的党内地位，且从此以后，反习即可视同反党；而若不加定语直接以“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按照“主义”高于“思想”、“思想”高于“理论”的中国特色政治语义学，习近平更将一步登天获得高于邓小平、比肩毛泽东的中共“道统”至高地位，此举明显有“德不配位”之嫌，是福是祸，则未可知。
在中共特殊的政治伦理、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情之下，冠名推出“习近平思想”其实是一件有高度风险的事情。因为“习近平思想”的确立不仅有羞辱江泽民、胡锦涛之心，亦有僭越邓小平之意。毛泽东“打天下、得江山”有“开国”之功，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有再造共产党之恩，而习近平尽管以“强起来”自比于“站起来”、“富起来”，但事实上，“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政治上左右摇摆，左不过毛，右不过邓，未曾有过任何突破，经济上吃江朱、胡温老本，更有兴中资抑外资、国进民退等非开放化、反市场化的改革倒退之举，政经业绩乏善可陈，唯有反腐败一事超出邓、江、胡，却又无力（或无意）创立制度化、法治化的反腐体制。邓小平作为整个“后三十年”中共“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基本方略”的创立者，“邓小平理论”尚且是在邓死后以“追封”形式加入党章，习近平在任期间便自建生祠、自我供奉“习近平思想”，未免操之过急，党心民心未必服气。
十九大人事方面，王岐山是否留任，胡春华是否入常，习家军是否占居人数和职务分工上的优势，是审视习近平个人集权程度的一个重要观察点。习王联盟是“打虎”战役的重要保障，王岐山的才干、能力、魄力明显高于同侪，其是否留任对十九大之后反腐运动的后续进展、对明年三月即将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初始运作（这一整合纪委、政府监察机构、检察院反贪防腐机构的超级委员会原本就是为王留任而设），以及对目前愈演愈烈的金融整治运动（王岐山是现有高层人物中金融整治经验最丰富的人）均有重要意义，但碍于王的年龄超过六十八岁，且因海外爆料对王的声望形成拖累，其是否留任常委，可视为习近平是否完全掌控高层人事权力的重要指标。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以反腐之名对“拉帮结派、团团伙伙”重拳出击。拿下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以重创江派，拿下令计划、雪藏李源潮、冷待李克强以重创团派，赶走刘源、刘亚洲、张海阳以疏远“太子党”，拿下孙政才以搁浅“双接班”计划，但尽管如此，习近平仍无从处理其最大的人事难题，即废弃旧接班体制、自选新接班人的难题。习家军成型太晚、资历太浅、又大都年龄偏大，按照政治局新任常委优先从政治局委员提拔的惯例，陈敏尔、李强、蔡奇、应勇、李希、刘鹤、丁薛祥等习氏亲信很难在十九大入常，而胡锦涛相中的接班储备人选胡春华则资历充足，在此情形下，十九大是否缩小政治局常委会的规模——比如缩至五人——以阻止胡春华，或者是否重设中共中央主席以削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是观察中共接班体制变革的重要看点。
《争鸣》480期《动向》381期合刊，2017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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