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31 October 2017

徐瑾：神户制钢造假——日本制造神话的另一面

当餐厅出现一只老鼠，往往这只老鼠不会单独出现。
日本神户制钢(Kobe Steel)因为系列造假新闻而深陷丑闻。10月初，公司承认篡改铜铝产品检验数据，随后爆出造假涉及钢铁等核心产品，波及企业也扩大到数百家，从日本国内的丰田等汽车制造商到海外的波音飞机制造商，甚至防卫行业与新干线等都可能受到影响，其造假历史也追溯到十年之前。
作为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钢铁有着特殊地位。不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经在此工作过，神户制钢也一直是日本制造尤其精密材料制造的名片之一，旗下拥有多款代表日本良好的品质日本工业标准（JIS）认证产品。神户制钢产品虽然不直接针对消费者，却是无数大企业背后的供货商，比如拳头产品钢丝占据全球市场份额大头。事发之后，神户制钢高管一路道歉，公司股票随之一度大跌。
无不讽刺的是，神户制钢丑闻牵扯如此之广，全球才意识到诸多产业如此依赖日本供应商。这一方面揭开沉寂已久日本制造业的老问题，另一方面却也显示了日本制造业对世界的潜在影响力。
神户钢铁的故事不是孤例，近年日本制造丑闻不少。此前日产(Nissan)被曝光用未经授权的技师来检测，计划招回上百万辆汽车；2016年三菱汽车被曝光数十年来伪造超过60万辆汽车的燃油数据；再早的2015年，高田被迫承认其制造的汽车安全气囊存在缺陷，在支付高额罚金之后，最终酿成日本制造业战后最大的倒闭案。
日本制造怎么了？对此国际关注，日本国内也不乏反思，是流年不利还是积重难返？欧美商界曾有一句说法，日本是最适合把事情搞砸的地方，因为一旦出事，往往可以借口文化因素。某种程度，这也是中国社会对于日本经济认识的误区之一。甚至很多自诩知日者甚至在日本的经济研究者也难脱窠臼，往往把文化因素过分放大，看日本成功的根源时如此，比如对于日本匠人精神的膜拜，失败时候也是如此，比如当下集体说日本制造跌下神坛。
然而，这一思维定式不脱文化决定论迷思。文化差异当然重要，日本文化自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把一切归结为文化因素只反衬洞察力的薄弱。相反，经济动力具有更普遍的解释力。实际上，神户制钢的问题，恰恰暴露了日本制造业衰落的冰山一角。
曾几何时，日本制造业被认为是日本立国之本，与此同时，对于金融、互联网等行业却存在一定偏见。制造业对于日本确实有着特别的意义，凭借着日本制造以及出口，日本经济腾飞之旅制造业出力不少，例如让70、80年代的美国汽车制造业备受打击，“日本第一”的口号由此奠定，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自豪地表示“当美国人忙于培养律师时，我们更加忙于培养工程师。”。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势头随着美日贸易摩擦、各种反制以及日本人力成本的增加而止步，尤其随着2002年之后中国等加入全球市场，日本制造业优势不再。对制造业的强调难掩制造业在日本GDP比重下降的趋势，之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日本制造业比例从四分之一已经下滑到不足五分之一。
原因之一，日本制造业长处在于技术，但是这种对于技术的迷信并非全是优势。日本对于造物（ものづくり）的着迷使得他们极为重视打磨技术，看重的现场观点也使得生产一线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的话语权极大，企业战略选择也往往出现技术主导而市场次要的情况。
但好技术不等于高科技，也不等于好收益。日本不少技术其实聚集在中小企业手中，并相当依赖人力。我在东京访学期间，拜访过其中一家典型日本企业。这是一家机械自动化中小企业，公司创办于1936年，从为麒麟啤酒代工瓶塞起家，目前正在转型半导体等行业。雇员不过100人，但在自动化包装领域是领头企业，算隐性冠军，获得不少奖励，曾为苹果以及特斯拉等代工。社长今年68岁，是公司第三代传人，在日本中小企业算是有国际化眼光，也有中国设厂计划，他说大企业擅长科技，小企业擅长技术。他所谓技术也就是skill，主要靠训练。不过即使这家企业在技术管理层面堪称同类中优秀，但如我所料，他们虽然有核心技术，但无法获得垄断利益，也没法扩大规模，市场方面也不很重视，利润并不高。日本中小企业如此，大企业也有类似问题。
某种意义上，过分追求技术的完美，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成本的上升，更严重的是可能脱离市场需求方向，错失推出革命性产品的机会。日本产品过去依赖技术单边突进而赢得市场份额，曾经有不少经典案例，然而，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时代，这一策略也可能遭遇高风险。例如，索尼的随身听等产品曾经风靡全球，但是当遭遇产品换代更为激进的三星之后就倍感压力，而曾经领先世界的半导体行业也被台湾韩国等地赶超。就最近而言，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喜欢去日本抢购电饭煲，据说日本电饭煲做米饭能保留米饭的特有香味，这是日本产品的优势，但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家电并非没有竞争力，其优势恰恰体现在成本低、规模化，这恰恰是日本制造业在新兴市场失利的原因。
以神户制钢揭露的事实来看，造假之所以可以追溯如此之久而没有被发现，一个原因就是人员岗位的长期固定。随着老龄化的来临，不少日本企业的关键技术岗位往往后继无人的局面。日本制造业往往是有大公司为核心的多层供应商体制，彼此之间合作关系固定，处于供应链末端的中小企业往往比较弱势。我在东京大学访学期间，曾经拜访长期关注丰田等公司的东京大学制造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藤本隆宏(Takahiro Fujimoto)教授。他谈到到过去二十年日本公司的生产率没有提升，但工厂一线工人效率却一直在提升。这事实上也是日本制造业值得肯定与骄傲的地方，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人力提升效率往往并不如资本投入带来的效率大。
更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日本对技术的痴迷，没有得到资本深化的支持。技术归技术，资本归资本，没有资本支撑的创新，单单纯熟技术，往往无法带来效率的极大提升，尤其是无法创造出新的产业。与之比较，美国人并无对工匠精神的推崇，却擅长于创造新行业——互联网、智能手机等行业可以作为典型代表；中国虽然不擅长于创造新行业，却以持续投资不断追从求产业升级换代，也维持了快速的效率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在制造业之外：当日本国内投资回报降低，日本企业投资资金减少、盈利压力加大的时候，日本的创投体制、金融体制，并没有以足够高的速度挖掘出充分的创新机会。宏观方面产业升级换代速度降低，微观方面也就必然体现为企业竞争力的下滑。
某种意义上，依赖勤劳而不是资本也日本的传统。现代日本人的思维多定形于江户时代。日本学者速水融曾将日本走向工业化进程路径总结为“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即在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的同时，日本江户时代的农业发展更多依靠替代家畜劳动力的人类劳动投入增多，而不是提高单位劳动生产力的资本增加。
值得一提，率先提出“勤勉革命”的速水融本人，其实反对将勤勉定性为日本的国民性，他认为这更多是一种精神状态（mentality）。文化或者所谓国民性，并不是日本制造的核心问题：日本制造的成功和失败，虽然与匠人精神有关，但是放在更大视野中，仍旧是与回报率下滑下的投资萎靡的紧密相关。
目前的日本制造业泥沙俱下乱象，并非当下犯错，而是“失去二十年”的后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经济已经付出代价，其最坏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中国，或许是最应该从日本成败中汲取教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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