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10 August 2017

许成钢：文革的制度起源

文革：世界文明史独特的政治现象

讨论文革的性质，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文化革命会不会重演，或者更宽泛一点的问题是：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

文化革命是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又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对中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但是，无论是从学术界看，还是从民众广泛的认识看，人们对文化革命的认识仍然非常不足，甚至肤浅。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文革的终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制度是在文革形成的制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因此，一点不夸张地说，认识文革是认识改革开放，认识中国未来的重要基础。
文化革命作为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政治运动的第一个特点是，这是由国家领袖发动、由全国群众参与，全面破坏领袖自己领导建立的党政制度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世界历史上可能与其最有相似之处的，是希特勒刚上台后发动的群众运动。在纳粹德国的这个群众运动中，其核心成员是所谓的冲锋队，这个由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构成的组织是纳粹党的前锋组织。中国文化革命时期所谓的红卫兵，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他们的影子。有意或无意、知道或不知道，红卫兵们使用的暴力手段、使用暴力的理由、对领袖的崇拜，以至于他们的各种装束比如袖标等等，都和纳粹冲锋队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这种相似只是部分相似。如果我们被两者形式上的相似所蒙蔽，我们就会误解这场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的本质。文化革命和纳粹初始时的运动，尽管都可以被称作是针对自我制度的革命，但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准确地说，两场运动的目的不同。首先，希特勒是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宪政的制度下，通过使用许多政治上的手段上台，但受到宪政制度的制约。纳粹发起群众运动的目的之一是破坏当时存在的民主宪政制度，代之以极权主义制度（极权主义制度是政治学术语，统指一党永久性、制度性地在所有领域全面控制全国、全社会的制度）。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运动的目的则是破坏当时存在的、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并领导的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代之以一个不同的极权制度。因此，两个运动的内在实质不同。
文革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受迫害的人数之众创造了世界纪录。如果我们在世界文明史寻找类似的案例，与之最相近的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肃反运动。根据苏联人权组织的数据，1亿6千8百万人口的苏联，有130多万人在肃反运动中遭到迫害，即每129个苏联公民中就有一人受到迫害。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数字。但与文革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80年代做的统计，有超过1.13亿人在文革中受到政治迫害。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八亿多人，换句话说，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文革时期中国人口中有七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的人受到迫害（许多受迫害的人也曾迫害过别人）。同时，文革造成超过100万人死亡，超过1000万人受伤或致残，这是在非战争、非自然灾害情况下，人类历史中最为黑暗的一项纪录。
特殊的制度根源是文革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制度能酝酿或制造出如此奇特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又形成了什么制度？这是本文的重点所在。文革的制度根源包括外来的极权主义制度和中国的传统帝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个人的想象力和个人的特殊性得以发动如此特殊的群众运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过去和今天都有很多关于“反对全盘西化”的讨论，这类说法无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和组织方式都来自西方，极权主义制度来自西方的基本事实。
为了分析文化革命，首先要了解文革的目的。文化革命自始至终的原则性口号一直是“打倒封、资、修”，指的是打倒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去思考一下，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实际上，这些革命对象并不存在。
首先，口号里反对的所谓封建，指的是中国的过去。而中国自从秦始皇以来的过去，是皇权帝制，并不是封建制。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铲除封建制以后，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社会的传统和文献都极少，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更是丧失殆尽。早在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中就清楚地把他自己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描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9日。——作者注）。他讲得非常清楚：马克思指的是共产党的制度，或政治学称的极权制度；秦始皇指的是秦帝国以来建立的，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基本制度——帝制。毛泽东在此后多年里多次讨论马克思加秦始皇，意味着要把中国从1950年以来，全面从苏联复制来的典型的极权制，变成一个极权主义与中国帝制的混合制度。
文革口号里的“资”指的是资本主义。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哪里有什么资本主义？在1960年代之前，即便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1930年代初，中国也是世界公认的落后的农业社会。以后经过战争的摧残和国有化，在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更是荡然无存。实际上，任何从外面传来的思想，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都给它们贴上一个标签“资本主义”来打到。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的核心之一就是创业，就是大众创业。相当确切地说，今天中国改革中成功的部分正是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
文革口号里的“修”指的是修正主义。现在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里的“三个代表”理论，是典型的当时批判为修正主义的内容。“三个代表”理论比当年苏联共产党的全民党理论走的更远一些。全民党的核心是把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改变为全体人民的党。这正是中共强烈反对的修正主义。此外，任何反对使用暴力的观点，试图使用和平手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归为必须打倒的修正主义。因此，所谓“打倒封、资、修”是舆论运动，舆论准备。
文化革命的实质目的之一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刘少奇。如今几乎无争议的事实是，刘、邓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们没有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的大量文革研究文献里，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文革的实质是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所谓走资派是权力斗争的借口。但是毛在全党全民中具有的崇高威信和政治权力，使这个流行看法缺乏说服力。
文革中的另一个基本口号，“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更清楚地表达了文革的实质。文革是破坏，是建立。这里的“破”指的是全面地破坏现存的体系和制度。这里的“立”指的是要用一个新的制度系统地来代替旧制度。即，文革绝不仅仅限于权力斗争，绝不仅仅限于政权的更迭。这是一场由领袖发动和操纵的群众运动，有目的，有意识的全面破坏中国共产党和该党领导的政府的整个体系，全面地破坏公安、检察院、法院的体系；全面的破坏教育、科研、文化的体系，包括查禁多数书籍，迫害多数教师。文革破坏的是1950年代起建立的极权制。破坏这个极权制之后取而代之的制度，我把它称为“向地方分权的极权制”，或简称为分权式极权制，即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最让人费解的是，文革这类的想法能发动亿万群众狂热地参与，甚至主动推动，去破坏现存的制度，去迫害大群的无辜民众。问题是，为什么？所谓文化革命，与任何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相似，都是以一大群绝对忠实于领袖的群众为基础的。事实上，文化革命产生之前，绝对忠实领袖的群众已经形成。以此为基础，在文化革命期间，对领袖的忠诚不仅被进一步推向宗教式的狂热，更被引导到残酷惩罚任何不同的人。由此形成了“全民的忠诚”。当然，有的人真正忠诚，有的人出自被迫，例如许多农民，包括贫下中农，他们对于失去土地产权的痛苦，对于1960年的饥荒记忆犹新。重要的是，真正绝对忠诚的人是群众运动的基础。
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或暴民运动，是由北京的学生开创的。在学生里又首先由中学生充当冲锋队，大学生跟在中学生之后。史称红卫兵运动。物理上形成一个晶体，总是始于成核，即一个结晶的点。红卫兵运动的结晶点是北京市的几个最强的中学，其中包括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人大附中、四中、八中、女一中、101中等。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其创始时的全称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本身就证明忠诚领袖与这场群众运动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红卫兵运动的火种从这几所中学产生、传播的过程背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起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和鼓动总数以千万计的全国红卫兵，以及直接给他们各种指示、暗示等等。在领袖和他的战友们的亲自支持和煽动下，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所有大学，中学，再扩散到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工人，到市民、到农民，以至于全中国八亿人都被卷到这场狂热的暴民运动里。从时间和参与者上来看，文化革命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群众分成许多种互相残酷斗争的派系。但无论是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他们打击其对象的残酷，都和纳粹的冲锋队对待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极为相似。他们为领袖服务的功能也与纳粹的冲锋队极其相似。战后的德国，几十年来一直把反省纳粹年代的暴行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成为德国精神的一个基本部分，成为德国重建复兴的道德基础、法律基础、制度基础。
群众运动的狂热和暴行从来只是领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毛泽东的亲信们（后被称为“四人帮”）在1967年的1月风暴中，鼓动上海的造反派，“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权。并模仿巴黎公社的名称，宣布其新政权为上海公社，在政治上绝对忠诚领袖的前提下，在行政上和经济上享受高度自主权（当时全国的中央计划已经荡然无存）。上海公社是领袖亲自授意的，文革最终要建立的新制度的表率。追随上海一月风暴，从此文化革命进入了全国夺取政权的时期。谁来夺权？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称为造反派的暴民。夺谁的权？夺共产党的权，夺政府的权。中央个部委，全国各省、各市、各县、各个单位夺权运动全面展开。中央各部除军队外，全面瘫痪。在暴力夺权运动的过程中，许多省市发生了内战（当时官方称之为武斗）。最终靠军队介入，直到1969年才平息。
1975年通过的文革宪法，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两次群众运动建立的分权式极权制。同1950年代全面复制的斯大林式的典型极权主义制度相比，分权式极权制在行政和经济上给地方党-政更大的自主权。这使领袖和中央可以更集中力量在政治和人事方面，能够在最重要的方面对社会控制的更严更紧。在这个制度下，在文革期间，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由地方政府运作。在中央部委全面瘫痪的情况下，这使得全国整体没有出现重大经济灾难。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在时间上起始于文革的终点，口号上继承实现“四个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口号是继承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不是改革），更重要的是，它起始于文革形成的分权式极权制。因此，弄懂文革造就的制度的性质既是了解改革开放，及改革以来制度演进的基础，也深刻影响我们如何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
但很不幸的是，无论是从学术界看，还是从民众的普遍认识看，包括严肃的国内和国际的学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各个领域，对比人们对其他极权主义运动的研究，对文化革命的认识非常零散、狭窄、甚至肤浅。原因是因为在中国以外，人们对这十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了解很少。但在中国，相关的研究充满障碍和禁区。至今全世界最大部头的关于文化革命的著作由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所著。以毕生精力去了解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文革前发生了什么，但其讨论过于限于党内高层的派系斗争。问题是，文革远远超出共产党上层的权力斗争，没有亿万国人深深卷入其中的权力斗争不是文革。是什么制度特点能造成如此规模的狂热群众运动？这个基本问题几乎被忽视。国际学术界对纳粹和苏联极权制的分析，远远超出对中国文革分析的深度。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际学术界对纳粹和苏联极权制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学者，多数既有深厚学术训练又曾深涉于所讨论的制度之中。
讨论文革的性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文化革命会不会重演，或者更宽泛一点的问题是：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真的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这取决于中国的制度，取决于人们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取决于人们如何推动中国的制度向什么方向演变。

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

文革会不会重演？类似悲剧会不会重演？私有产权、对私有产权保护等等，都朝着给我们信心的方向发展。

文化革命是一场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它有着典型的群众运动的特点，另一方面，与其他极权制下发生的群众运动相比，文革又有其明显的独特性。
极权主义依赖恐怖统治社会。这种恐怖统治分两类，一类是由党和国家的统治机器直接进行，例如斯大林用秘密警察监督全社会，这是极权制的常态。秘密警察是极权主义恐怖统治的基本方式。但是，在一些国家，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在一些时期也会以另外的方式呈现：由暴民操作的恐怖暴政。也就是说，不由党和国家的秘密警察来执行，而是发动群众运动，用“群众”的手清除，甚至杀害反对者。作为非常重要的发动文化革命的领袖人物，林彪说：“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种血淋淋的话，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为什么民主宪政极为重要，因为它的对立面的是镇压之权，是用镇压之权组织起来的政权。
文革之前的数次群众运动
实际上，文化革命之前中国已经有过多次极权主义的群众运动，或者说暴民的暴政。第一次是土改。土改是以煽动的方式，煽动成为暴民的农民，在对地主富农施以暴力的基础上，剥夺其财产。在全国各个地区，残暴的程度有相当的不同，大体上是北方更残暴，南方好一点，比如说江浙一带就比较温和一点，最残暴的事件发生在东北。在东北土改时，经常发生所谓的地主富农被贫下中农当场施暴致死，如乱石砸死的情景。典型的过程是召开极具煽动性的控诉-斗争大会，斗地主、富农，越斗气氛越高涨，越斗气氛越暴烈，口号从仇恨变成血淋淋，直至血淋淋的口号变成了血淋淋的暴行。这些暴民运动是在有组织的煽动下进行的。有很多活报剧、话剧等就是用来煽动的。其中特别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白毛女》。
文革前的第二次群众运动是镇反。镇反一半是党和国家有组织进行的，一半是鼓动起来的群众暴行。紧跟着的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也是一半有组织的，一半是煽动起来的群众暴行。在这些运动中，各个单位发动群众，煽动群众仇恨这些反革命、右派，揭露、控诉他们，直至施加暴力。
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或暴民运动，在苏联、意大利法西斯时期和德国纳粹时期都发生很多。德国纳粹能够在迫害犹太人和政敌上走那么远，非常重要的就是通过煽动暴民施加暴政。纳粹的暴政是一面迫害犹太人，一面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迫害所有其他的党派。纳粹上台以前的德国本是民主宪政的制度，原本存在多个互相和平竞争的政党。纳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煽动起的暴民以暴力去摧毁其他党。从这点看，这与文化革命时发生的事情惊人相似。红卫兵们、造反派们，在领袖及其助手们的暗示下，用暴力摧毁领袖的敌人和自己的敌人。他们用的是与德国纳粹及其相似的手段。这样的运动在东欧发生过，北朝鲜发生过，越南发生过，古巴发生过，红色高棉发生过。其中红色高棉的群众运动走得最远，这场运动杀掉了整个国家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当时世界上，唯一支持他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
群众运动：极权主义的起源
人类文明史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多如牛毛，但其中绝大部分思想都只是说说而已，从没有被尝试过。极权主义是少数被执行并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思想。极权主义制度曾经统治过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文化大革命是一种付诸实施的，极权主义的一种极端的变异，是从一种极权主义到另一种极权主义的运动。极权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极权主义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什么？这是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对这个问题，学术上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在世界上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中，包括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有一个相同的成分：群众。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群众”的概念，其来源和含义，与在中国常用的“群众”的概念（作为一个人所共知的非常正面的基本概念）大相径庭。但首先需要认清，群众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来的。“群众”是从英文“the masses”翻译而来（对于任何真的要反对西化的人来说，“群众”这个西来的词和概念应该被从汉字中消灭）。群众指的是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意识到自己利益的，人数众多的群体。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利益的意识的群体的突出表现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不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没有基于自己的利益，自发组织的团体，例如，行会、商会、业主会、宗教团体等。
在政治学里，一个刻画“群众”特点的用语，叫做“原子化”（atomization）。原子化的个体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利益的意识，而且经常没有知识。由没有个人特点、没有自我意识的原子化的人形成的人群称为群众。这样的人群易于被煽动、被利用，易于互相煽动，是暴民的基础，是暴政的基础，是极权主义的基础。
“群众”这个外来的概念涵盖各国历史上的重要相似现象。例如，19世纪欧洲的一些暴民组织，20世纪欧洲的许多群众运动，以及中国清末的义和团运动等。这些群众在社会里都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只有自己选举出来领导人的才可能代表自己，而误认为伟大的领袖是天赋的。但有群众的地方并不一定会发生极权主义运动。群众成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的一个条件是，有足够多的群众，在外力的推动或者引导下，形成无条件的对领袖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形成暴力。而这外力就是领袖和他的组织的引导和煽动。因此，极权主义运动永远都有领袖和群众。群众创造领袖，领袖创造群众运动。领袖和群众是不可分割的一对。
发动群众运动的核心就是发挥领袖的作用。领袖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代表一种意识形态。领袖鼓吹意识形态，群众追随着领袖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将群众和领袖紧紧结合在一起。
无条件的忠诚于领袖，忠诚于党，这是极权制中的基本成分。但是什么样的人会无条件地完全地忠诚？这些人一定是孤立的，孤立的意思就是没有朋友，没有家庭，甚至没有熟人，他才可能忠诚。他名义上可以有家庭，名义上可以有朋友，名义上可以有熟人，但是无论是家里的人，他的朋友，他的熟人，一旦他发现这些人违背了他的忠诚的原则，他一定要告密。从这意义上讲，他们没有家庭，没有朋友，没有熟人。在这种忠诚之下，这些人不属于家庭，不属于朋友，不属于自己任何熟人的圈子。他只属于运动，他只属于党。而且他认为只有当他属于运动、属于党时，他才是一个人，他才重要。所以，他们的野心和志向全都属于运动、属于党。这样的人就是群众的骨干。
哈耶克在1945年，基于对纳粹、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的观察，对极权主义和群众运动有精辟的概括。他指出，群众和群众运动是19世纪末产生于欧洲的概念和现象。群众和过去所有的社会群体相比最不同的地方，是群众没有财产，不属于任何阶级，也不属于任何文明的传统。除此之外，他们的第一个特点是人数众多，并且一体化。前面用“原子化”这个概念，指的就是他们都是一体化的。在什么基础上可以众多的人像原子一样相似？如果他们有比较高的知识水平，他们人会辩论，会有独立的不同的看法。而群众共同的特点就是知识水平低、趣味低、见解水平低。甚至道德水平也低。这里说的没有知识，指的不是工程技术知识。一个群众可以在工程技术上受过相当的训练，可以是技术专家，但是，他对于社会没有知识，对于人没有知识。事实上，破坏道德标准，保持低下的道德水平，是告密的先决条件。在极权制度下，告密是生活的常态，人们甚至可以告发自己的家人，这是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
群众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没有个人的信念和意志。群众在面对外界的鼓吹和灌输时，极容易接受外界的观点。有自己信念和意志的人，当外界鼓吹的时候，本能的做法是辩论，辩论本身就是抵制。但是群众缺乏这样的信念和意志，很容易接受外界的鼓吹。
第三个普遍的特点是群众的仇恨心态。仇恨有多种多样，纳粹时期仇恨的对象是犹太人，是持不同政见的人。任何不同意纳粹党的人，哪怕他是白种人或雅利安人，暴民都可以把他这个异见分子打死，不用判刑而处极刑。在文化革命的背景下，群众的仇恨称为阶级仇恨。为什么文化革命如此的残酷暴烈？因为群众有强烈的阶级仇恨。为什么文化革命时候，十几岁的女孩子们可以把她们的校长、老师、不相识的“阶级敌人”活活打死？因为他们有阶级仇恨。这种阶级仇恨从哪里来？其实他们什么阶级也不是，这都是灌输和煽动来的仇恨。暴民（或称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往往是最没有道德的人。文化革命期间，无论是红卫兵还是造反派，其中最骨干、最残暴的个人、领袖或者小团体，通常都有这个特点。
群众并非在任何制度下都大量存在。剥夺了人权的制度，最容易制造出没有权利意识的群众；创造出群众运动的基础。当所有个人的基本权利从来就被剥夺时，这些个人从来就依赖权力的恩赐和惩罚。在压力和引诱下，很容易被迷惑，使其成为崇拜领袖的信徒。产权是所有的个人权利中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是决定绝大多数人自我意识的基本权利。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成为群众的人，大都是没有产权，或者其产权被剥夺的人。反之，拥有坚实的产权的个人，在其产权被剥夺之前，很难成为群众。作为对比，在北欧、澳洲、北美和英国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下，虽然也存在符合群众定义的人群，但是不仅人数少，产生能使群众崇拜的领袖的机会更少。因此发动群众运动的基础极其微弱。剥夺产权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经济层面。首先，被剥夺产权的人的精神和自由，立即因此受到深刻影响。在剥夺产权时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理论，称剥夺个人产权为了造就所谓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但国有经济的运作和计划，归根结底意味着要将某个特定意志强加给全体国民。当国民对经济运作有不同利益和意见时，哪怕只是为了操作，国有经济的统管者也必须压制任何不同的看法。由于国民已经丧失了对财产的控制权，他们也已经丧失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法理和力量。
文化革命与其他极权制下群众运动的相似点与主要差异
文革前的十几年里，国民都已经丧失个人的产权和政治代表权。从来未曾有过产权和政治权等基本权利的青年人，从不知道自身利益所在，充斥他们教育内容的是阶级仇恨，以及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他们中的精英们等待着领袖和党的召唤，等待着为其效忠。文化革命与所有其他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的共性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
第一，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决定了领袖是完全不受任何法、规、道德约束的，领袖的至高无上决定了社会里的任何人，包括共产党内最高的其他领导人都只能完全服从他，只要有稍微的不服从，就会导致灭顶之灾。
第二是，在领袖领导的群众运动中，煽动、仇恨和暴行紧密结合，三合一。领袖之所以会如此的至高无上，原因不仅仅是有秘密警察，更有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群众运动里，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仇恨。没有仇恨，就没有这样暴烈的群众运动。群众的仇恨被煽动到如此程度，为了他们爱戴的领袖，他们中的一些可以杀害自己家人的、朋友的性命，更不用说自己的敌人、对手或不相识的被冠为敌人称号的任何人。彼时的中国，最重要的仇恨是“阶级”仇恨。所有人接受的教育就是仇恨阶级敌人。谁是阶级敌人呢？首先，任何对伟大领袖有丝毫疑问的人都是阶级敌人。但是，“阶级”本来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里，某个人的阶级是由其社会、经济地位，收入来源而决定。例如没有财产的人为无产阶级，依赖工资收入的工人为工人阶级，主要收入依赖资本的叫做资产阶级，主要的收入是从土地而来的叫做地主阶级等等。在文革之前，阶级的概念普遍被用来塑造阶级敌人，用来统治社会。所谓阶级路线是全社会中所有人就职、升迁、升学等有关前途的决定因素。在文化革命期间，所谓“阶级”的概念则更推到了极端。把任何要在政治上打击的人都称为阶级敌人。德国纳粹时期在这点上与文革时期非常相似。和文化革命不同的是，纳粹仇恨的敌人是犹太人，以及任何不信纳粹的，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人。
仇恨离不开对群众情绪的煽动。煽动的目的是创造仇恨的情绪，创造暴力。煽动既包括领袖对群众的煽动，也包括群众之间的互相煽动。所以，煽动、仇恨、暴力三者合在一起的群众运动，清楚显示整个运动的本质是暴民的暴力活动。
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清肃。清肃的对象非常宽，包括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这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一样。在这方面，文化革命的清洗范围要超过所有其他的群众运动。在文化革命期间，知识界所有的的精英全部受到打击，连中学老师也大都成为革命的对象。打击面之宽是世界唯一，没有任何一个极权制度会打击到这么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可能是唯一例外，而红色高棉是学习文革的产物）。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文化革命与其他极权主义体制的群众运动之间的巨大差异。第一个巨大的差异是文化革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由领袖来煽动群众，从制度上全面自我破坏的运动。这个全面自我破坏初看很奇怪，但这不是神经分裂。领袖的目的就是破坏一个旧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旧社会就是官僚制度统治的极权社会。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就曾经有组织、有计划地大幅度削弱过中央官僚体制的权力，但遭到了中央各部委的各种抵抗，尤其是事后。在1962年清算大跃进的错误（或灾难）时，在全国所有县级及以7000党政官员参加的大会上，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并放弃第一线领导权。到了文化革命，他不仅要打倒所有这群耳闻目睹他自我批评的官僚，而且更要被破坏给予他们权力的制度。文革不仅把中央的党政官僚人员的多数都关进牛棚，送到农村去种田，而且更从制度上，正式关闭了中央的多数部门。
第二个巨大差异是文革破坏旧制度的方法。文革能“砸烂旧世界”，靠的是“群众运动”。领袖和他的助手们通过创造“群众”，煽动群众，制造“阶级斗争”，制造全面的混乱，摧毁破坏他们自己建立的极权制度。在1967年发布的毛泽东的一个“最高指示”中宣称，现在全国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天下大乱。不在其中的人们一定觉得很疯狂，领袖自己搞得天下大乱，怎么会称其为形势大好？毛的解释是，文革乱了敌人。即，用天下大乱的方式，文革不仅打倒了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官僚统治的极权制度。
第三个差异是，在全面系统地破坏了中央的党政官僚机构的同时，文革大规模地向地方放权。领袖理想的新社会是没有官僚制的，或极少官僚制的，高度向地方分权的，依赖地方在经济上自治的极权制。在这个制度里，领袖可以直接在精神上和政治路线上统治自给自足的基层社会，无需借助层层官僚体制。我把文革创造的制度描述为向地方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或分权式极权制。对这个制度的进一步分析有待下文。
文革的暴民运动导致过千万人死、伤，过亿人受迫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4年）。文化革命会不会重演？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三十多年改革以来形成的私有产权，2004年宪法规定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与私有产权和开放密不可分的文化、意识形态已经非政府组织的多元化等等，都朝着给我们信心的方向发展。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在于杜绝上述的“群众-领袖-仇恨”三位一体现象。这取决于制度的改革。

文革的制度根源与其导致的制度变化

政治、意识形态极端的集权与行政、经济的地方分权，互为条件；文革制度遗产并未随着文革结束而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使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典型极权制最终演变成了分权式极权制。典型极权制是由列宁初创、斯大林完善而最终确立的，是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大量政治学和历史学文献清楚证实，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极权制度都源于对苏俄制度的模仿。二次大战后，在所有苏联红军占领的中东欧国家，也都建立了这样的极权制。中国共产党自初建就是在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直接指导和各种支持下，一步一步，从党到军、到政、再到经，建立、组织、发展起来的。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在经过党军政经全面复制苏联模式的巨大努力下，在苏联的全面指导、帮助下，中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典型极权制。
其后经历大跃进运动和文革，典型极权制被分权式极权制（全称为向地方分权式的极权主义制）取而代之。所谓分权式极权制，在政治和权力结构方面表现为领袖个人的极端的集权；在经济和行政操作方面，则表现为向地方极大规模地分权。这种制度大幅削弱了中央及各级官僚机构的力量，把典型极权制中尚存的最低限度的党内制衡也几乎清除殆尽。这使得领袖掌控更大更完整的个人权力。在中央及各级官僚机构被大幅度削弱，市场被全面关闭，中央计划无法操作的条件下，这个制度中的经济和行政安排只能依赖自给自足、能够自我调控、具有相当自主权的基层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极端的集权与行政、经济的向地方分权，这两者之间是互为条件，相互支撑，高度互补的关系。
典型极权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
认识极权制是认识文革的基础。极权制一定是一党制，但一党制不一定是极权制（世界上多数一党统治的国家都不是极权制，而是威权制）。政治学文献里，把极权制总结为以下五个基本特点。典型极权制与分权式极权制都共同具有这些特点。第一，党完全垄断国家，完全垄断政府。换言之，党和政府的官僚体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第二，党对国家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武装力量包括警察和军队，以及所有其他武装力量。以此为基础，典型极权制的国家用警察来控制社会。
第三，在经济方面，党对经济全面地垄断性的控制。全面垄断性的控制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苏联的方式，即全面的企业国有制以及在党的完全控制下的农业的集体所有制。由于党和政府不分，所有的企业既是国（集体）有的，也是党有的。第二类是纳粹和法西斯的方式，即党主要通过控制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不一定是产权，全面控制经济。
第四，党全面地、绝对地、排他性地控制意识形态。这一点是极权制和非极权制之间非常突出的基本差别。所有极权主义政党都有很强硬的，绝对排他性的，处于垄断地位的意识形态。垄断地位不仅意味着党控制所有的大众传媒，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其他一切出版物，而且意味着党对意识形态的内容有绝对的排他性的解释权。比如，党有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容质疑的解释。任何与党不同的对意识形态的解释，都不能容忍，要受到党的严惩，例如被冠以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足以致命的罪名。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意味着禁止辩论，意味着用暴力压制不同意见。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是党制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工具和条件。事实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既是文化革命重要的起因，也是其重要的结果。
极权制的第五个特征是党全面控制社会的所有组织，包括所有非政府组织（NGO），所有宗教组织，非宗教组织。这种控制深入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城市中每一个街道都有街道委员会，街道委员会的核心是党组织。农村每个村必须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每一个工厂的每一个车间都有党的组织，每一个人民公社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组织。不允许全社会里，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党的组织。所有的党组织的首长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党用这个办法来保证对社会中所有人的所有活动的控制。这是极权主义最基本的特点。
虽然典型极权制与分权式极权制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由超人的领袖领导的，自上而下组织的，贯穿全社会、统治全社会的官僚组织，但是如何来具体的组织和运转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这些方面，典型极权制与分权式极权制有着基本差别。在典极权制下，党-政官僚体制的核心是按照专业化的原则组织。在分权式极权制下，党-政官僚体制的核心是地方政治、经济。
文革前：典型极权制在中国全面建立
极权主义制度既不是中国传统制度，也不是在中国纯自发产生的制度。因此它不是传统的“中国特色”。典型极权制在中国全面建立始于1949年。全面倒向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学习苏共，逐渐彻底地控制了中国的所有组织，包括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建立极权制的第一步是控制所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1949年召开的政协会议，发表的中共和参会的民主党的共同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其不久前对所有向民主党派做出的，关于多党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正式许诺。尽管如此，这些民主党派仍暂时被允许独立存在。但在不久之后的反右运动中，所有坚持政党原则的民主党派的领导和骨干人物都被打成了右派。任何一个重提“多党制”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人，无论是民主党派人士，是共产党干部，还是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通过反右运动，“多党制”已经被正式禁止。这些“民主党”已经不再是通常意义的政党。同时，中国共产党逐渐地全面控制了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所有的学校、科研机构、医院和其他非盈利组织、宗教机构等。不经过共产党批准建立任何组织为非法，甚至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第二，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了政府的所有部门，包括行政、军事、司法。
第三，通过国有化和集体化，全面改变了经济的所有制，以此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但有一个特例，就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按照1954年宪法，民族资产阶级仍然被允许存在，即一部分的企业仍然是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但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民族资产阶级逐渐丧失了这些企业的产权。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的企业中，也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控制，包括在这些企业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由此，在中国建立起了典型极权制。党对整个社会形成全面的控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的方方面面。“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是19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多党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用来描述国民党的词。但这是对典型极权制更准确地描述。
建立、巩固、发展如此全面和严密控制的制度，必须依赖超强的激励机制。其中既包括对其积极参与者的强烈的诱惑，也包括让所有可能的怀疑者、挑战者和反对者感受到巨大的恐惧。最大的诱惑是把个人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与其升迁紧密挂钩。而恐惧则针对这个制度中的所有人的可能的不忠诚行为。任何人，无论其政治社会地位，对这个主义、这个党、这个领袖，持有任何不同的看法，哪怕表达的是技术细节上的“不同政见”（例如反对建造三门峡大坝，反对苏式高等教育大纲等），就可能沦为反党、反革命份子。而这个“罪行”将受到极其严重的惩罚，甚至极刑。这种激励机制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经在苏联帮助下建立并成熟。现在，这种党内制度被扩大到了全社会。
在中国建立典型极权制的过程中，苏联的援助起了巨大的基础性的作用。除政治文化等因素外，世界上的极权制总是与现代工业化的基础密切相关的。最初产生极权制的苏俄、德、意，都是比中国发达得多的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几个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1/20，大部分的中国人生活在近乎原始状态，汲汲于生存。如此落后的经济水平难以支撑典型极权制。从近乎原始的经济水平到在短短几年时间建立起现代极权制度，苏联的政治军事经济援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十年代苏联对华的156个重大援助项目，使得中国在短期内快速形成了自己的工业化经济体系。但比物质技术援助更重要的是，除了大批技术和设备进入中国，中共还邀请了大批各个领域的苏联专家，试图系统地从制度上把中国改造成苏联。来自政府、法律、经济、管理、科学、工程等领域的苏联专家，指导甚至直接介入中国制度的建立，并深刻影响中央所有领域的各部门和重要的经济领域。
所有极权制都高度注重培养忠诚的专门人才。中国的高等级教育也按照苏联极权制度的方式，改造重组。苏联专家们在指导原则上，在制度上，甚至直接在人事上，决定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如以苏联模式推进的全国院系调整）和科研制度（如以苏联模式改造中国科学院）。以清华大学的改造为例。改造前的老清华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基本上教授治校（国内其他顶尖大学与此相似），是一所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涵盖人文、社科、科学、工程、医学、法律等所有领域。多数教授都是从美国、西欧留学回来的，在很多领域都培养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栋梁之材，在一些领域的水平甚至超过当时与西方隔绝的苏联。但自从1952年执行“以苏联为师”的院系调整以后，大学不再有自主权，教授不再治校。学校越来越走到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反面。按照自上而下的苏式计划，不仅人文社科被全部裁免，即便在理工方面，也把基本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数学都从清华裁减出去。原本综合性的清华大学被肢解成为一个工程学校，变成了狭窄的“工程师的摇篮”。
在反右运动中，所有寻求恢复教授治校，或对全盘苏化治学持不同见解的教授们，全部被打成右派。大批清华最优秀的教授被打成右派（全校共有571名教师被打成右派）。反右巩固了统治清华大学的极权制度。从此，不仅清华，不仅大学，所有学校都要培养“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语），都要把尽量多的人改造成革命的“螺丝钉”（雷锋语）。而如此培养的原子化的群众正是之后的文革的基础。最可悲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靠打击教授来巩固自己统治的清华校党委领导，在文革中被清华“自发”的革命群众运动打倒，成为全国最早被打倒的“统治学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一。把清华大学作为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反映的更大图像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所为和下场与清华校党委领导何其相似。这种相似不是偶然，而是同一制度所然。
文革与分权式极权制
文化大革命从政治、经济制度上破坏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的一种极权主义制度，代之以分权式极权制。实际上，这个破坏和取代始于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是建立了典型极权制后的第一次系统性的重大体制变化。它是文化革命的前奏，是破坏典型极权制建立分权式极权制的第一步。
大跃进集中于削弱典型极权制中央各部的行政和经济权力，同时在行政和经济方面向地方大规模放权。将中央直接控制的大部分企业转移到地方。经过一年大跃进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就从1958年的约80%降到了1959年的25%。由此，在中央严格控制政治和人事的条件下，建立起在行政和经济上相当自治和相对自给自足的地方基层。在这种中央-地方制度中，所谓的中央计划被基本破坏。此后，除了几百个非常粗旷的全国性指标外，本质上并不存在可以操作的，中央对经济的具体的计划。所谓的“中央计划”是以地方计划为基础，由上层政府协调补充的官僚制度。相比之下，在典型极权制的、基本消灭了市场经济的苏联，中央直接计划和控制大约120万个具体的计划指标。这些指标之间涉及极其复杂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位高权重的领袖，也必须依赖大量握有实权的技术官僚。因此，中央计划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经济制度。其组织形式有重要的政治含义。斯大林虽然从上到下肃清了数以百万计的政敌，在消灭了所有政治制衡的典型极权制里，至少在技术层面上，他对国家的控制仍然要依赖技术官僚，仍然要受到中央官僚机构的限制。
大跃进运动的政治实质是铲除中央计划，增强地方力量，以削弱中央官僚。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在模仿中国帝制的统治制度。毛泽东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中秦始皇指的就是帝制传统（而所谓马克思则指从苏联批发来的典型极权主义制度）。大跃进同时消灭市场经济（反资本主义）和破坏计划经济，最终以空前的大饥荒灾难而告终结。救灾时期的所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及之后以“四清”方式展开的阶级斗争，都是为了巩固大跃进建立的制度，有些更务实，有些更激进。
在破坏了中央计划的制度中，领袖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变得更强大。党由领袖自己的派别统治。不在领袖的派别中的其他党员，轻则受排斥，重则变成反党集团，属于被整肃被打倒的对象。党把整个社会对领袖的忠诚度推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领袖变成了神。领袖成了“大救星”，成了“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与马克思主义反对存在救世主的基本立场正好相反。原本相对抽象的党的意识形态，其内涵变得越来越窄。党的主义由领袖的路线来定义。对主义的其他解释变成反党路线。这说明，在极权制建立后，极权主义的基本成分——意识形态并不总有实质含义，其中许多内容是为专制权力服务的。群众对领袖的迷信的重要性超过意识形态。而高度的这种迷信正是文革重要的基础之一。
与大跃进运动相比，文革是以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方式（如文革时期最常引用的毛的语言所宣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制度上彻底破坏典型极权制的“革命”。通过这场革命，文革最终铲除了典型极权制的残余，清除了政治反对势力，建立了完整彻底的分权式极权制。
文革系统性地破坏党政官僚机构，尤其是最上层的官僚机构，这个观点在研究文革的文献里受到相当充分的重视。但是，在消灭了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作为一个可以操作的制度，向地方放权是与削弱中央权力互补的，不可或缺的一面。除了行政和经济的操作方面的重要性，从政治制度层面，架空中央各部门权力，向地方放实权，是巩固领袖个人权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因为，在个人迷信盛行的条件下，同地方政府的权力相比，领袖的权力是绝对的。而任何有实权的中央部门，都是潜在的挑战领袖政治权力的对手。所以，通过分权式极权制，从制度上极大地削弱和架空中央各部门，从而在制度上保证领袖的权力是无法挑战的。
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和1975年通过的宪法正式以党、政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分权式极权制。在分权式极权制中，官僚机构大幅度扁平化。除直接与领袖相关的权力圈子外，中央官僚机构所剩无几。在分权式极权制得到巩固的1975年，中央财政的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不到12%。没有人，没有机构，在任何方面拥有权力和资源能够挑战领袖。地方基层由无限忠于领袖的革命者掌权。在理想状态下，领袖通过“思想”、“口号”，无需过问技术细节，几乎可以直接领导无限忠于他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基层。
值得深思的是，文革留下的制度遗产分权式极权制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历经几十年的改革，在这个制度遗产基础上，中国的制度演变为分权式维权制（相关分析有待下文）。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路径和性质，但时至今日我们对此还缺乏共识。一些造成文革的制度条件仍然遗留在当今的制度中。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今后的制度改革。

压制不同声音和“大跃进”

“大跃进”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制度基础的重要部分，是文革的前奏，影响极其深刻，一直影响到今天。

至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半个世纪了。这是由时任主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发动领导（林彪，1966），由所有中共党政官员和亿万人民参与的。
半个世纪前的今天，中央政府的多数部委，各省的多数厅局，都丧失了基本功能（中国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国有资产实际早就由各级地方政府控制；所有集体资产从来由地方政府控制）。其中一些中央部委被永久性解散。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鼓励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政府到企业（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到处的党政军民，都在为争夺权力而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的谈话中宣称，当时是“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标记是天下大乱”。时任副主席、“副统帅”的林彪清楚地陈述了文革的重要目的：把权力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回来。他说，“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林彪，1966）。为了夺取政权，从而控制“一切”，所有党政军民中的派系，在城市、农村与对立派争夺、厮杀，有些地区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而每一派都以忠于毛主席为理由去攻打对手。
直到1969年，在借助军队平息秩序，保证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后，中国巩固、强化了，自从“大跃进”以来建立的，政治上高度集权，行政经济上高度分权的，向地方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分权式极权制）。自从195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全盘苏化，建立极权制之后，“大跃进”是系统性地偏离苏式极权制的第一个重大制度变革。这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制度基础的重要部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文革的前奏。它造成的影响极其深刻，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
中国今天的分权式威权制，其部分重要制度基础源自“大跃进”。“大跃进”是全国全面推行地区竞争机制的发源，而人民公社则既是全国全面推行地区实验机制的发端，也是全面推行地区实验机制的结果。即，中国改革以来曾经行之有效的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的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源于“大跃进”。在文革研究的大量文献中，普遍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不同见解，或因此引发的权力斗争，作为导致文革的诱因。但忽略了“大跃进”引起的巨大制度变化，没有看到“大跃进”为文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大跃进”运动作为改变制度的一场“革命”
在1950年到1956年期间，中国已经建立了典型的极权制。但苏式的典型极权制的权力分配在中共内部引起矛盾。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用枪杆子建立全国政权之前，是以地区为单位统治各个相对独立的“解放区”的。各个“解放区”的力量合成在一起，以类似联邦制的形式，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基础。在1950年到1955年期间，在全国全面迅速地建立了苏联式的极权制，包括政治经济组织的具体形式。在这个制度中，中央把原本属于地方的权利都拿走，既引起地方官员的不满，也破坏了他们的激励机制。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反映了全盘复制苏联式的极权制和中共传统的地方权力权利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在1956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争论。
“大跃进”是第一次把中国从典型极权制变成向地方分权的极权制的第一次“革命”。这次革命的主要制度变化，是向地方政府大规模放权，包括行政权和经济权。这种在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政治和人事紧密控制的基础上，大规模向地方放权的制度变化，从基本上破坏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基础。其实质是在具体统治方面，部分恢复中国帝制的传统制度，“郡县制”。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描述自己和他领导的中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从制度角度，他所谓的马克思，指的是从苏联来的典型极权制，包括共产党制度。他所谓的秦始皇，指的是郡县制。
毛泽东之所以要推动这场向地方放权的革命，有两个重要的动力。第一是最高领袖的权力。向地方分权有助于巩固中央最高领袖的权力。因为在1950年代初大规模集权之后，地方已经没有可以与中央竞争的政治领袖。但中央不同。中央政府各部委的行政、经济力量越强大，中央部委实际上可以制衡最高领袖的实权就越大。大规模分权会极大地削弱中央部委的力量，实际加强最高领导的政治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出自统治全国政治经济的具体考虑。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史记》等等古书。
在“大跃进”初步建立的分权式极权制中，一面是是对人事、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和意识形态的高度集权，程度比苏联还高。另一面是对行政和经济的大规模的放权。88%的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被下放到地方各级政府。这个制度导致了党内外和政府内外原来就已经非常微弱的制衡机制被进一步大幅度削弱。此前中国的极权制中，制衡的力量已经非常之弱。但有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统计、监察、计划、执行等在技术层面互相制衡的部门和制度。如果有机构作假，另外的机构能起制衡作用，避免作假。“大跃进”，向地方放权，把这一套制衡机制全部破坏。在苏联式的制度中，虽然不能很好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但是至少可以预防最坏的作假问题。把这些微弱的制衡机制也破坏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所谓的浮夸风、“放卫星”等机制盛行之下，多省爆发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导致几千万人饥俄致死。
“大跃进”及产生大饥荒的制度条件
“大跃进”在中外历史上最著名的不是其制度变化，而是其导致的巨大灾难。压制中共党内外的不同意见，是导致“大跃进”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严谨地论证，20世纪以来，由于农业、运输和信息通讯等领域的巨大进步，全世界上已经完全消灭了纯粹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即，任何饿死人的饥荒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包括封锁信息。他研究的案例中包括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他指出这是人造的饥荒。而这个人造饥荒的核心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压制、破坏了其内部的所有的制衡力量，破坏了信息传递的渠道。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其前奏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把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或表达不同声音的所有党员非党员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都打成右派，即中共的敌人。据改革开放早期的官方统计，全国受到各种打击和惩罚的右派分子数字高达五十几万（最近有证据表明这一数字是三百多万）。经历如此全面彻底的打击之后，党内党外，甚至包括中共的高级领导人，都没人再敢发出与最高领袖不同的声音。这为创造盲从的群众基础和巩固极权制度准备了条件。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鼓吹随之升级。
饿毙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虚假信息和隐瞒信息。任何统治者都希望避免饥荒，包括专制制度的统治者。问题是，在“大跃进”时期，为什么最高决策者不能发现虚假信息的问题呢？问题在极权制度。当制衡最高决策者的机制被完全消灭，个人崇拜盛行时，质疑虚假信息的机制不复存在，即使有人内心质疑也不敢说出来。
例如，在1958年，周恩来对“大跃进”的谨慎被批判为保守，并被迫做公开检讨。他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职务被取消。随后分管计划经济的副总理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都为表达对“大跃进”的不同意见作检讨。所有的中央政权里面主管经济的人一律低头认错。同时，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此背景下，刘少奇和林彪积极支持“大跃进”，批判周恩来、支持柯庆施（虽然几年之后刘试图扭转饿毙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大跃进，而这是他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随后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升为政治局委员，林彪升为政治局常委。而柯庆施则提拔重用了张春桥（文革中的“四人帮”一员）。
政治的极度集权完全破坏了中共党政高层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剩下的唯一的激励机制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即奖励和惩罚。但是，在没有制衡和监督机制下，真假不分，变成谁吹牛就给谁奖励，即提拔。在严重扭曲的政治环境下，甚至一些最著名的学者也在参与了宣传鼓动。
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6月发表钱学森的文章，从光合作用固碳的角度计算和论证，一亩地可以产10万斤以上的粮食。为“大跃进”中各地的亩产吹牛竞赛奠定了“科学基础”。“大跃进”时期最出名的，因吹牛被提拔的一例，是河南省省长吴芝圃。他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先进典型”。而河南省正是“大跃进”时期大饥荒饿死人数最多的省份。恰是因为河南省吹牛吹得最狠，而中央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粮食生产数量向各省收缴粮食。因此“大跃进”时期大量的粮食，甚至种子都被从河南省调走，造成农民不仅没有粮食，甚至连种子都没有，这就导致了河南成为大饥荒最严重的灾区。河南省内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信阳地区，其地委书记路宪文，是因为吹牛从地级提拔起来的典型人物。他吹牛最狠，造成的饥荒也最惨。
激励机制中的“大棒”就是惩罚。在没有制衡和监督机制下，最高领导的好恶成了标准：只准报喜，不准报忧。于是，谁持怀疑态度就打击谁。时任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对省长吴芝圃的吹牛表示怀疑，毛亲自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称其农业发展计划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不仅如此，河南省所有和潘复生相似的人全部被抓出来批判，整个河南省抓出20多万“小潘复生”。由于河南省内所有表达了对数据怀疑的干部都为此遭受了灾难，任何敢于讲真话的人都受到了迫害，才使得大饥荒发生的如此极端，悲惨。
走向灾难的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
地区竞争与地区实验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中曾经起了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是，第一次在全国全面应用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是在“大跃进”。而其作用是高度破坏性的。
“大跃进”的第一步是向地方政府大规模地放权。地方的实权使得地区竞争成为“大跃进”时期地方官员的基本激励机制，同时取代了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机制。与改革开放时期发展市场经济，地区之间竞争GDP不同，“大跃进”时期消灭市场，竞争的是钢铁产量、亩产、粮食总产等数量指标。地区竞争机制同时取代了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机制，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发布数量指标，要求地方竞争超额完成。超额完成指标的地区竞争是官员晋升的重要指标。
消灭市场机制意味着消灭了价格信号，这会造成决策者失去对市场的基本判断经济活动完全无法被准确认知。同时，“大跃进”时期把制订和执行中央计划所需要的，中央部委对企业的直接控制，以及党政内的一些基本技术层面的制衡机制都破坏了，把对信息的双重检验和核实环节的机制破坏了。
在地区竞争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努力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资源投入各种建设项目，包括大量招工、无偿调拨农民的人力和财力，以求在竞赛中得胜。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农业中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钢铁总产量，即所谓的“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在失去制衡和监督的制度下，各级政府吹嘘自己能生产多少吨钢，吹嘘自己的亩产。
地区竞争的激励功能远超过生产和经济方面，而直接影响“大跃进”的制度变化。“大跃进”中创造的新制度人民公社，并非由中央设计，而是在地区竞争的激励下，在地区实验中自发产生，再通过地区竞争的激励，向全国推广的。“大跃进”初期，在向地方放权的同时，中共中央鼓励地方尝试新制度。“制度创新”也是地区竞争的内容之一。在全国地区竞争中一路领先的河南省，在1958年4月发明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当时苏联在全世界首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为之欢呼，自己也要发射卫星，因此称这个制度发明为卫星人民公社。以后毛泽东亲自修订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发表在党刊《红旗》杂志上，在全国大力推广人民公社。在地区竞争的激励下，在1958年4到8月的5个月内，河南省通过地区实验和推广，建立了1300多个人民公社，全省99%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
在丧失所有制度制衡的条件下，在地区竞争的激励下，从1958年6月起，全国各地竞争上报的粮食亩产逐日升高。例如《人民日报》报道称，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7 月23 日）；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亩产中稻43075.9斤（8月22 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亩产中稻52599斤（9月1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130434斤10两（9月18日）。为了掩盖作假，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压制报告真相的人。例如在毛泽东、刘少奇曾亲自涉足的全国共产主义试点河北徐水县，为掩盖真相，其县委书记在1958年8月和10月发起两次抓捕潮，共逮捕4643敢于报告真相的人，导致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的31人死亡。
全面作假导致大规模征调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到城市或用于出口，使得全国连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此外，农民发现入社后，不仅丧失土地，而且丧失家里的牛、马、毛驴等（刚刚四年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承认农民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的私有产权），导致大批宰杀牲畜。在全面大规模强制性的征调粮食，和各地封锁实际粮食信息的背景下，引发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饥荒，全国在三四年里几千万人死于饥饿。
“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朝着建立分权式极权制大方向的第一步。从此，全国的行政和经济的主要权力转移到了各级地方政府手里。由此大大削弱了中央部委的实际权力。同时，在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的新制度。毛泽东将人民公社的基本原则阐释为“一大二公”和“工农商学兵俱全”。“大”是指规模大，“公”是指公有制。由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人民公社的章程规定一切生产资料为公社所有。人民公社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工农商学兵俱全”，或“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意味着每个人民公社是一个小社会，政治经济不分，同时是工厂、是商业、是学校、是军事组织。把一个社会应具备的所有基本功能，都在每一个人民公社内全部实现。每一个人民公社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每一个人民公社自给自足，方方面面公社内部都能解决，不需要中央的计划、执行和监督。因此，不仅从制度上破坏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基础，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从制度上进一步大大削弱中央部委的实际权力。这为强化最高领袖的权力奠定了基础。如果每个人民公社都效忠伟大的领袖，响应领袖的号召，在这个分权的极权社会里的领袖，就会有更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
在用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取代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机制的“大跃进”中，在破坏了所有对权力的制衡机制的条件下，地区竞争变成了吹牛竞争。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到1962年，大饥荒被制止后，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到全国的县级和以上的领导干部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承认“大跃进”出现了枝节上的问题；宣布从此政府的日常工作由主席刘少奇主持，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但是，巩固和强化大跃进的“制度创新”不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也为文革的发动奠定了制度基础。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跃进”时形成的分权式极权制的基础上发动的文革中，地区试验和地区竞争也是其基本机制。相似于人民公社的创建和发展，红卫兵是由北京的中学生发明，由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向全国推广的地区试验。而且，向全国推动文革的热潮，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是地区之间的竞争。例如，夺权运动首先由上海的实验开始，之后推向全国。在上海造反派于1月8日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之后，各地（省市县等等）造反派竞相以竞赛方式夺权：贵州1月25日，黑龙江1月31日，山东2月3日，等等；以求达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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