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房送女留学却嫁老外，父母崩溃”的新闻引起了广泛争议。但其实，无论是崩溃的父母还是嫁老外的女儿都没有错。因为在中国，孩子别想真正独立，而父母也不可能做到真正放手。
一对家电配件厂的普通职工10年前送女儿去美国留学，甚至不惜将家中110平方米的房子卖掉换成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房来凑学费。但女儿出国后选择留在国外工作并与美国男友结婚，父亲因此和女儿闹僵，担忧无人养老。
此新闻一出，争议不断，有人指责父母绑架女儿，养儿只为防老，也有人谴责女儿不顾孝道。但在中国的语境下，无论是选择定居国外的女儿，还是担忧老了无人照顾的父母都是时代的牺牲品——他们都很可怜。
中国孩子别想真正独立
“子女因你而来，而非为你而来”是指责父母者的代表观点，他们认为女儿作为独立的个体，有权留在国外，追求自己的幸福。诚然，女儿的选择并无过错，但对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不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独立都只是一个伪命题。
传统中国社会，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威，即惩戒权、财产权和主婚权三大权力。但如今家庭代际权力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父辈的权威全面失落。法律不再赋予父辈对子辈的惩戒权和主婚权，家庭成员平等、子女婚姻自由。
更重要的是，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由多子社会转向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社会，“小皇帝”的概念也因此而生，父母将全部资源和财产倾注于独生子女身上，近乎溺爱，独生子女的权力和权益愈发受到重视，开始追求独立。
但现实条件下，年轻人难以在大城市立足，跑不过房价的工资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房租和住职分离导致的通勤费用）使他们不得不依赖父母，寻求家长的财政支持。这种支持包括家长提供膳食，帮忙还贷或购买婚房，支付婚姻费用、学费和孙子教育费用等。
以买房为例，英国汇丰银行最近的一项调查称，高达70%的中国“千禧一代”名下有房，居全球首位。在全球无房的青年中，83%的人表示“未来5年内有购房计划”，中国的比例为91%。
而自政府定下土地招拍挂制以来，土地财政的基本格局已然奠定，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最主要的分利者，政府的多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始终未能对准高地价、高税负下手，致使房价一路高歌。在中国的房价高压之下，有40%的人不得不选择在购房时向父母寻求财政支持。
此外，还有不少年轻人为了存足买房钱，选择与父母同住。据该调查，和父母同住的中国人比例为20%，而世邦魏理仕2016年11月的报告显示，有61%的中国内地“千禧一代”目前仍与父母同住，而这个比例在中国香港则是90%；但是，将近一半的内地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搬出父母的家。
对农村青年而言，他们还不得不仰赖父母帮他们照顾子女。中国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从1989年的3400万增加到2010年的2.24亿，增长了六倍多，占中国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等限制使他们不得不将孩子交付农村的父母照顾。
2014年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是6102.5万人，而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回流儿童”即曾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在大城市读过书，最终却不得不返乡的留守儿童的比例已由2010年的35%上升至2013年的58%。这种回流现象与大城市控制人口制度的出台和大城市入学门槛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除了物质上子女无法脱离父母之外，生活方面，父母也继续为成年的孩子提供咨询。譬如，年轻人择偶更加自主，但他们依然会咨询父母的意见。
中国父母不可能真正放手
费孝通曾提出代际关系的“反馈模式”，即下一代需要赡养上一代。这种模式以“养儿防老”的观念为基础，体现了（亲子）两代人之间的“均衡互惠”原则，且子女赡养父母，不仅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等方面。
随着时代和社会变迁，不少学者指出这种反馈型代际关系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代际均衡交换关系已经被打破，赡养逻辑从传统的反馈模式转变为现代的理性交换关系。对子代来说，赡养老人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生我养我的父子之恩情，而是一种与市场交换形式相类似的有来有往的给予方式。
众所周知，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极高。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中国家庭平均收入的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尤其是计划生育导致只能生一个孩子，父母的全部资源和财产几乎都倾注于独生子女，即便孩子成年，他们也不得不承担诸如帮孩子买房等本来不属于父母的义务。
新闻中的父母便是典型。家境普通的他们不惜卖房送女出国，对女儿的爱不言而喻。只有一个独生女的他们也不得不考量赡养问题，除去经济支持，想和女儿在一起的情感需求恐怕才是不希望女儿定居国外的根本原因。但已经60多岁的他们即便被女儿接出国恐怕也难以适应国外的生活，语言、人际等等都是障碍。他们的“崩溃”情有可原。
此外，中高收入老年人尚且能够通过帮助儿女买房等方式，获得长期控制儿女的权力和赡养回报，低收入和农村老年人则愈加脆弱，他们通常资源有限，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不得不依靠成年子女得到各种支持，但在理性交换模式下，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养老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子女不孝现象十分普遍。以赣中农村为例，在子女的赡养下，老人基本生活保障的底线（即每年600斤口粮）基本上可以保证，但也仅此而已。
为了弥补养老的不足，老人在年事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通常为70岁以下），还要参加劳动，如种田、饲养家禽家畜等。如果年事已高，劳动能力完全丧失，那就只能依靠儿子提供的口粮过活了，那时的生活就非常贫困了。除了物质支持，子女对父母的生活找料和精神慰藉也严重缺失。
这也是导致中国老年自杀率显著上升的原因之一。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国2013年85岁及以上的农村男性的自杀率达到95.03 /10万，2012年为92.21/10万。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60岁以上人口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3%。据估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增加到4.3亿，占总数的30%。与此同时中国生育率也大幅度下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家庭结构的变迁，4-2-1（即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已经形成， 家庭养老已经出现了困境。
中国家庭被榨干了
此外，独生子女格局下，年轻一代又在向全国乃至全球迁移，传统的由一名子女和老人共住式的赡养很难实现。但近年来，政府并没有改善养老环境的意图，相反，官方一直警惕做出高福利承诺，在宣传中主张社会福利社会化，并且倡导孝道，试图重建传统文化道德来改善老年人的困境，将国家对养老的责任推至家庭内部和所谓的市场来解决。
中国从未有过全面的福利基础设施和老年护理制度，而且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2000年，国家和集体单位管理的养老院只占老年人口的0.8%。老年父母依赖于成年子女所提供的照顾。第三次全国老年人口状况跟踪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有照料需求的老年人中，只有0.8%入住专门养老机构，84.3%依靠家庭成员提供照顾。
在中国，只有无孩子的老年人才有资格获得国家提供的“五保”福利，其中包括食品，住房，服装和保健等基本生活需要以及埋葬费用，而这些都是以最低生存水平提供的。
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既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健康福利保障，所以在失去获得收入的能力时，被迫依靠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虽然许多城市老年人能获得适度的退休金，但是没有内部的通货膨胀保障措施，如果以前的工作地点效益下滑或关闭，许多人的养老金会被削减。
本来，就全球而言，各国政府在养老金责任中承担的比例都在降低，个人将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养老责任，养老全部依靠政府也的确不现实。
但以中国养老保险为例，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合计28%，比美国联邦政府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计划缴费率总和还要高将近4个百分点，但是中国养老金替代率也仅有48%。与待遇水平相比，缴费负担过重，结果是企业和个人都无力负担企业年金计划。一方面企业和个人把本来应该用于自我养老的费用也缴到了政府养老保险中，另一方面又竭力宣传家庭和社会养老，只能说中国政府习得一套甩锅大法。
政府还善于通过宣传和法律、行政等手段，不断加强家庭成员对老年赡养的责任，极力弘扬传统孝道。
1996年制定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至今仍然有效，该法案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2012年6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来审议，修订草案中新增一条“常回家看看”，同年8月初，新版24孝行动标准颁布。
这一系列措施都旨在宣扬赡养老人主要是子女的一种道德责任，不是国家或者社会的责任，假装从来没有出现过“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宣传。
总的来说，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把父母逼到死角，只能仰仗唯一孩子养老；接着又严格控制土地供给，维持高房价，导致孩子不得不依赖父母买房……也就是说，中国家庭被榨干了。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中国，只会有更多的“卖房送女留学却嫁老外”的无奈悲剧。
作者：聂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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