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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静睿
图：曾立宇
这就是我们的当下，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恐惧笼罩不了此时此刻，我们活在更为隐秘的鼠疫之中，患病的人不再死去，他们只是时代的异乡人，他们消失了。
这就是我们的当下，我没有看到一颗松动的螺丝钉，朋友们却一个个变成“异见分子”。一场隐秘的鼠疫，患病的人不再死去，他们只是时代的异乡人，他们消失了。
2017年4月21日，夏霖的案子终审宣判。我一夜没睡，六点起床，洗头吹头，还做了一个面膜，又化了粧。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口见到大家，每个人都出奇地苍白憔悴，我用手机背面照照自己，青天白日下，看见一个精心涂了口红的鬼。我们进不去，过了一会儿宣判结束，律师仝宗锦出来，对着一堆精神极差的人说，夏霖的精神倒还可以。
2016年9月案子一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夏霖被以“诈骗罪”判监12年。我们绕着法院走了很多圈，最后确定了囚车会出来的门，遭到法警的阻扰，但车缓缓开出的时候，大家都成功地对着车大叫夏霖的名字。后来宗锦去看守所会见，夏霖说，他透过车窗看见了萧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
这次我们又等对了门，但他们找了两辆囚车，萧瀚跟着第一辆跑了很远，我的直觉是夏霖在第二辆车里，我是对的，这次我们看见了夏霖在车内对大家挥手。萧瀚没看到，他走远处走回来，我们相互抱怨，我抱怨他太笨看不出法院的小把戏，他抱怨我既然有直觉却不叫住他，大家都刚哭过，让这不像吵架，倒像一种隐秘的互相安慰。
夏霖最终判了10年，这件沉沉压在我们身边每个人心头的事情，起码在程序上看起来有了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局。下午大家去了郭玉闪（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夏霖曾为其代理律师）在北边的院子。初夏，万物都美得惊心，院子里有三只猫。我们唉声叹气说一会儿夏霖，又兴致勃勃谈一会儿生活，最后大家开始热烈讨论，到底怎么能在夏霖出来之前发财。他的面前是让人绝望的漫长刑期，我们却得若无其事照常生活，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勇敢，还是怯懦。
这篇文章也是这样，它是勇敢和怯懦混杂的产物，两年了，它一直放在我的电脑里。始终不发的原因大概是始终有某种侥幸，觉得一切会有变化，但最终只是变得更糟。
消息越来越坏，直到没有消息
刚出事的时候，我们总是见面。
见面的地点在北京城里游动。东四环的一个公寓（暖气极热，进屋后要脱掉袜子）。北四环万圣书园沿着走廊一路往里的老板办公室（桌上厚厚一叠进货单，我着迷地一翻半个小时，看《小于一》又卖掉多少本）。西直门的卡拉OK（团购送五份炒饭，走廊里有男人把女人逼到墙角激吻，我佯装打电话，围观了全过程）。
这是2014年的冬天，大部分日子是浓浓灰霾，然而我们都习惯了这样的北京，不再剧烈咳嗽与过敏，偶尔有那么几天，寒风刺痛万物，天空是一种不应如此的湛蓝，我们又重新对这个城市保留幻觉。
见面是想知道更多“消息”和商量“对策”。交换消息时，我们把手机放在老远的地方，据说这样就不会被窃听。商量“对策”时，我们激烈辩论，好像手中真的有可以与之拼命的匕首。消息越来越坏，终于在抵达一个未知的临界点时让我们失去了斗志，即使这种斗志不过是指向虚无缥缈的敌人。
我们松懈下来，又开始讨论八卦、美食和漂亮裙子。有一天我们在万圣（书园）对面吃烤鱼，有半顿饭时间大家为偶像剧《何以笙箫默》笑成一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值得笑的东西。笑到最后，我觉得自己的灵魂慢慢升起，凝视那一大盘子酸菜烤鱼，有一些激烈的情绪在空气中寻找出口，但房间逼仄，唯一一扇小窗早被锁死，那股气在藕片年糕和海带莴笋中盘旋良久后发现无路可走，我回到了原地。
2015年1月中旬，有“消息”说，郭玉闪会在3月回家，夏霖的案子也可能随之解决。我们见面的频率从一周两三次变为两三周一次。我们把沉默归咎于等待，以逃避若无其事照常生活的屈辱。大年三十那一天，大家在我家包饺子，十二点我煮了一锅汤圆，吃完也就散了。（注：2014年10月，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15年1月被以“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9月获取保候审，当时夏霖为其代理律师。）
在郭玉闪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的罪名移交检察院的那几天，中国股市又超过了4500点，财富和未来是这样触手可及。
想到多年前有一个大年三十，只有我俩和玉闪、阿潘（郭玉闪妻子潘海霞），我们聊到凌晨四点，萧瀚偷偷在他们枕头下放了压岁钱。那时候北京还没有限制外地车，阿潘开一辆深圳牌照的绿色QQ，大年初一，他们走上空旷的五环，回到西二旗的家中。现在那辆QQ 停在北边郊区一个杂草重生的院子里，它不被允许再次上路，这个城市无情地拒绝一切，而我们，在沉默中吞下了这些拒绝。
4月到了，北京的春天是沙尘暴、雾霾和白色玉兰花的混杂物，让我想不清楚爱憎。我买了许多新衣服，修改完一部关于爱情的长篇小说，但玉闪和夏霖并没有回家，我们没有得到更多消息。
有些事我不再一无所知，但跟我全无真正关系
是不是一定存在某个决定性瞬间，让“我们”成为“我们”？
大学一年级，我看了一套日本人拍的纪录片，《六四真相》。盗版VCD画质粗糙，我模模糊糊记得王丹是个瘦弱的男青年，柴玲那个时候就有点发胖的影子，美丽的梁晓燕老师胸前搭着长辫子（后来我第一次见到她，就遗憾地问：晓燕老师，你的辫子呢？）。纪录片里的鲜血，和我父亲多年来对他梦中情人杜宪的念叨（杜宪，前央视《新闻联播》主播，1989年6月4日晚7时，她身着黑西装，以宣读讣告的语气宣读中共中央决定，后被停职），再加上家里的几本“走向未来丛书”（1984至1988年出版，共约80本，1989年遭禁，编作者集中了8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让我大致知道了八十年代与它的最后一个夏天。
大四快毕业，我在南京大学破旧闷热的女生宿舍里，读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那是一本来路和去向都不明的盗版书，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先在南大校园内流传，后来慢慢流向了全国。写这本书的老师居然就在我们学校，而我，上过几次他的选修课。虽然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忙于在最后一排给男朋友发短信，我还是莫名骄傲，去水房冲完冷水澡依然浑身滚烫，一股让我陌生的快感和痛意在皮肤下流动，也许是因为那本书里的毒太阳灼灼伤人，也许是因为南京已经接近四十度。
除了在知识层面上给我某种虚荣感，这些激动人心的瞬间并没有真的带来什么。大学毕业，我去了广州，在一家号称全国最好的党报里做时政记者。工作忙碌，有时候下班已经十点，我和同事们去五羊新城的茶餐厅吃九块八一只的特价乳鸽，热烈讨论那些头版上出现的名字和不知真假的官场秘辛，自以为那就是充实和体面。一个小姑娘，已经时不时进出省委开会，名字被郑重其事印在与会人员名单上，去高级餐厅吃巨大的龙虾刺身，饭后一个官员打电话叫另一个官员来买单，后者带着厚厚几叠现金，我眼睁睁看着他数了一百多张。这些场景多经历几次，我有时候觉得荒谬，有时候却又满足于虚妄。
我迅速适应了单位的话语体系，并且凭借自己对文字的一丁点天赋熟练使用它。我为省委组织部写的典型人物报导在报社内颇得好评，传说中有一篇得到省委书记的批示，领导让我为忘记什么特刊写几篇赞美共产党而且必须“文字优美”的散文，我就写了，篇篇优美，在评报会上获得加分，好像多拿了三百块稿费。和某个部门的副主任在电梯里遇到，她特意拍拍我的肩，说：“小姑娘，干得不错。”我很高兴，以为自己真的干得不错，以为这就是我的前程。那个时候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文字自有其灵魂与尊严，高华老师写下的文字，和我所写下的，会同样白纸黑字留在历史里，只是他的流向大海，我的滋润烂泥。
我还是喜欢读书，买了新出的《米沃什词典》，书里说“我敬慕过许多人，我一向自认为是一棵弯曲的树，所以尊敬那些笔直的树……”。这句话写得真好，我用红笔在下面打上着重号。我还读米沃什（Czeslaw Milosz，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诗，“你最好学会喜欢你的羞耻因为它会跟你在一起。不会走掉即使你改换了国家和姓名。可悲地耻于失败。耻于供宰割的心。耻于献媚的热忱。耻于机巧的伪装。耻于平原上的土路和被砍倒当柴烧的树木.……你时刻受到耻辱。”然而一转头，我又打开电脑，把省委给的通稿改成一篇消息，我所热爱的文字和我所写的分属两个平行世界，至于我自己，不觉羞耻，热忱献媚。
我轻快地越过六四真相、高华、米沃什、杨继绳，越过和我一样住在通州的胡佳、金燕，越过那些含混不清的反省与刺痛，自以为只是文学乌托邦的公民。
后来到了北京，工作单位变成在一家市场化都市报。我还是一个极为文艺的文艺青年，花680块去看黄磊和袁泉那版《暗恋桃花源》，云之凡美得不得了，即使在最无情的时候，她也是最美丽的山茶花。我人生最大的惆怅不过是并没有人对我唱《追寻》，“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午夜的流星”，云之凡说“你看，到处充满着希望，就像我们两个一样，你说，对不对？”我一路滴泪，坐地铁回通州的家。
在这些缠绵悱恻的情绪之外，另外一个我一点点苏醒过来，也许是因为又读了《墓碑》和《通往奴役之路》（作者哈耶克引用富兰克林，“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也许是一旦抽离那个一切理应如此的场，常识和自尊心总能在强光中挣扎着睁开双眼。我在写稿和谈话中谨慎地不再使用“建国后”、“三年自然灾害”和“毛主席”这些词语，工作的荣誉感从稿件被省委书记批示，迅猛转到了能不能在最高法院新闻发布会上逼问发言人对聂树斌案表态。但一个人总会本能地为自己的生活辩护，有时候想到往事，我急切地说服自己：那又怎么样，那只是工作。
我连续几年去报导全国“两会”，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唇边长泡，额头有痘，披头散发满脸浮肿的照片不知道怎么被发到网上，入选“两会美女记者”，以前追过我的男同学看到了，给我发短信：“你都胖成这样了啊。”我气急败坏回他：“我只有82斤！”为了采访某个副部长，我在他的房间外一坐两个小时，采访的内容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又采访到一个高官，好像他的头衔真能增加我的质量。我一点都不喜欢记者的工作，但敬业也是一种本能，我还不懂得站在工作背后的，是不可逃避的伦理与价值。
很多年以后，还是从米沃什的书中我知道“敬业”自有其复杂曲折，1949年他作为波兰驻美国外交官回到华沙，参加一个聚会，他们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出门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在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有一年我参加了总理发布会，精心打扮，穿正红色羊毛大衣，戴一对从拉萨买回来的水晶耳环，虚荣地希望镜头扫过我，让父母和追求男看到我体面标致的样子。发布会上最后一个问题，忘记是法新社还是路透社的记者问到（注：应为路透社记者），有一个叫胡佳的人正在北京接受审判，他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一个月之后胡佳被判刑三年零六个月，我在上外媒网站看影评时无意中看到他妻子曾金燕在法庭外的照片，短发，抱一个小婴儿，神情憔悴。
有一年“两会”总理发布会上最后一个问题，忘记是法新社还是路透社的记者问到，有一个叫胡佳的人正在北京接受审判，他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真可怜，我想，出来时孩子都快四岁了。
这就是我当时的所有情绪，出于一种距离遥远的人道主义怜悯。就是这样，我轻快地越过六四真相、高华、米沃什、杨继绳，越过和我一样住在通州的胡佳、金燕，越过那些含混不清的反省与刺痛，自以为只是文学乌托邦的公民，有些事情我不再一无所知，但跟我全无真正关系。
又过了一年多，我遇到自己的关键性瞬间。我和萧瀚在相识后迅速恋爱，迅速结婚，新世界轰然而来，它是幸福、恐惧与前路茫茫的混杂物，让我想不清楚爱憎，一如北京的春天。
犹太人不会参加在奥斯维辛的春晚，我也不
最开始，我们只聊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加科夫，沈从文，毛姆。我给他买李洱的《花腔》和诺曼•马内阿的《论小丑》，他让我去看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我阅读政治意味浓厚的文学作品，却很少将其与窗外的青天白日建立联系，我和一个在课堂上讲六四的大学教师谈恋爱，却没有意识到这背后可能隐藏的深渊。我们在盛夏的傍晚去后海喝酒，看见光照在水上，却已迅速败退，有那么一段时间，光明和黑暗相安无事，在中间隔离出暧昧不明的阴影，我们就住在那里。
不可控制地，话题半径慢慢扩大，文学不再能满满填充爱情，因为生活就是如此。他提到刘晓波，我去查了一下，哦，是个诗人，但诗写得一般。他提到王军涛，我又去查了一下，哦，辩护律师是张思之，我知道张思之。他提到许志永和滕彪，呀，我知道他们，我是记者，记者总该知道孙志刚案。他重点提到郭玉闪，我就重点查了一下，哦，学经济学的，参加了两个NGO，一个叫传知行，一个叫公盟，是个胖子。
2009年7月的某一天，我们去吃米斯特披萨，在通州家乐福一楼，对着一家佐丹奴专卖店，我喜欢带他来吃这家店，因为他们有三十二块一位的自助沙拉吧。天气苦热，商场内空调开得极低，我们懒洋洋吃了一盘子又一盘子水果，把披萨里的芝士拉出长长白丝，热恋时的话痨综合症渐渐消退，我们开始享受在一起而不用说一句话的时间，看玻璃门外撑伞经过的姑娘，阳光在每一条裸露的小腿上照出斑驳光影。
他接了个电话，几分钟后挂掉后跟我说：许志永被带走了。
那个时候我不像现在，对“被带走”这件事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应答程序：被谁带走？国保还是派出所警察？有没有给手续？手续是什么？传唤还是拘留？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罪名是什么？这个罪最高是判几年？有没有提前签好委托书请好律师？
那个时候我只是呆呆地说：啊……那怎么办？
就像后来每一次有朋友“被带走”，大家开始商量怎么办。但其实永远不会真正找出“怎么办”，他们有监狱，我们，（按照我方人员的标准官方答案），只有信念、道义，和爱。这些词语就像被写进了手机备忘录，时不时发出叮铃巨响，提醒我们不要恐惧，不要被监狱占据心灵。然而监狱就是监狱，得在众目睽睽之下上厕所，一周只能洗一次头，改善伙食才有大白菜熬肥肉，读不到一本书，不能听Leonard Cohen 的In My Secret Life（滕彪说过，在2011年“被带走”的两个多月中，他狂热爱上对方用来垫盒饭的《新京报》，每天要求警察给自己放爱国宣传片，因为这样就可以听到背景音乐）。
想到这些，我恐惧得要命。
我在库切的《内心活动》里看到本雅明的故事。1924年本雅明在意大利遇到拉齐斯，事后他说：“真正的爱情使我变得像我所爱的女人。”拉齐斯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本雅明则是犹太人，拉齐斯说：“爱思考的进步人士，如果他们是明智的，他们的道路将通往莫斯科而不是巴勒斯坦。”本雅明因此没有移民去巴勒斯坦。
后来本雅明自杀了，我却不想死。我恐惧萧瀚甚至自己有一天都会进监狱，但又无计可施。我27岁，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相爱的男人，总不能为了一种让人恐惧的可能性就放弃当下爱情。然而我又是个软弱的人，平生经受的最大肉体痛苦不过是拔智齿，切菜切到手也要落几滴泪，从来没有想过，谈一场恋爱需要做好这样奋不顾身的准备。
忘记了后来到底是“怎么办”。好像萧瀚包了一个黑车四处奔波找人在公开信上签名。好像郭玉闪半夜打来电话，两个男人罗里啰嗦聊了五个小时，中途我几次醒过来，看见窗帘外的黑夜渐渐不那么黑，又转头昏睡过去。再后来，许志永出来了。
许志永来家里，我用一个小时胡乱做出四五个菜。他吃得挺投入，兴高采烈给我们讲他的“新公民运动”。2013年，他因为这件事再次进入监狱，这一次他被判了四年。
他来家里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见面没多久我就知道，我们有不同气场，他不像郭玉闪，不会和我们成为亲密朋友。但坐在一起嗑瓜子的时候，我还是感觉魔幻：眼前这个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连任海淀区人大代表，大学教师，上过《时尚先生》和《南方人物周刊》封面，在上访村住了整整两个月（这段经历大概有利于他在监狱中熬下来）。有一次我去最高法院采访，遇上他带着访民站在门口，那是隆冬时分的北京，我用羊绒围巾遮住整张脸，急匆匆走向温暖的室内。等我参加完一个体面庄重的发布会出来，他还站在那里，裹一件灰色棉袄，乍眼看过去，也就是访民的样子。这样的人简直应该入选“感动中国”，却因为办了公盟，一个做法律援助的NGO，莫名其妙进了监狱，再莫名其妙又获自由。
我做了几个简单的菜。我颇能做一些好菜，但我内心默默为朋友划出等级，郭玉闪和夏霖来家里，我花上五个小时做剁椒蒸肉，提前一天腌好鸡翅，一大早去八里桥市场挑新鲜鱼虾。许志永来家里，我用一个小时胡乱做出四五个菜，保证他能吃饱。他吃得挺投入，兴高采烈给我们讲他的“新公民运动”。2013年，他因为这件事再次进入监狱，这一次他被判了四年。但在当时，我对这个“运动”没有一点好奇心，我只是忍不住在许志永走后和萧瀚八卦：他现在女朋友是谁啊？他是不是要为反革命事业献身，不打算结婚啦？
几年之后，我们参加了许志永的婚礼，在北边一个美丽的院子里。烈日炎炎，我和阿潘在满池荷花边拍照，几个小朋友挤挤挨挨抱住我俩的腿，奋力地希望镜头拍到他们的小脸蛋。我们沉浸于夏天、莲叶和自助餐，浑然不知有一桌人不请自来，穿黑色衣服缩在墙角，冷冷观察这个被阳光照得滚烫的大厅。新人以巴哈伊教教义宣誓的时候，我们在底下窃窃私语开玩笑：许志永运气挺好，老婆看起来很靠谱，能跟着他吃苦。
谁知道后来她吃的苦一路吃到给他送牢饭，许志永被抓，崔筝刚怀孕，孩子生出来之后，她有一张抱着孩子等候会见的照片在朋友群里流传。我在一个深夜里看到那张照片，孩子养得很好，像他爸爸一样圆圆脑袋，崔筝则瘦了不少，她茫然望着地板。那个穿短裙的夏日在眼前跳动，荷叶上滚动露珠，新娘涂鲜红唇膏，我在黑暗中落下泪来。
再回到2009年，10月1日那天我被报社分配去天安门广场报导晚会。出发前我和小区里的黑车师傅拿着北京市地图看了很久，终于在种种限行的重围中杀出了一条极其复杂的进城路线，在一度甚至上了京沈高速之后，我成功地来到了北京市区——我是说，长安街以外的北京市区，因为整条长安街几乎都被限行。这个时候的北京完全是一个陌生之地：天蓝得可怕，城市安静地可怕，道路顺畅得可怕。我们从南四环开到南二环，路上遇到的车不超过十辆，大部分的店铺都关着门，路口没有戴着红袖章的老大妈，这个城市在举行庆典的时候，连鸽子和风筝都不允许起飞。
我在下午三点到达金水桥接替同事，他在前一个晚上凌晨三点安检结束后，坐着小板凳痴痴地等了七个小时。在后面的五个小时里，我和几米之外拿着红绸子黄绸子的大中小学生们面面相觑，我烦躁不安，撑一把遮阳伞，看见前方有人等得太累，躺在长安街上睡起觉来，我羡慕那些睡着的人，他们好像把这个世界隔离在外。晚会结束后，我从天安门走到故宫，因为打不到车又重新穿过天安门走回前门去坐班车，自从去西藏爬了海拔4700米的雪山，我就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但让我挫败的不是疲惫，而是荒谬和羞辱。
我不要加入一个囚禁我的朋友、又转头若无其事燃放焰火的庆典。
那个晚上让我想到马内阿在《论小丑》中描述齐奥赛斯库的生日：“每年，为了庆祝他的生日这个国家都会组织盛大的活动。那种盛况既庄严又庸俗。就连那些组成千米长‘人链’维持秩序，以防快乐人群拥挤失控的警察也忍不住在窃笑。”我回想那些舞动的彩色绸缎，广场上巨大的花环，不敢相信自己身处其中，害怕某一张照片会拍下我，拍下我坐在一个曾经流血的广场上，参加了他们的节日。犹太人不会参加在奥斯维辛举办春节联欢晚会，我也不能如此。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决心不再加入他们。我不要加入一个囚禁我的朋友、又转头若无其事燃放焰火的庆典。有张老照片里，当所有人伸出右手向希特勒致敬时，有个男人冷冷注视这一切，收起了自己的右手。我决心收起自己的右手，我有点害怕，但也不那么害怕，因为那个男人是孤身一人，我却有爱人和朋友。
2010年下半年之后，环境一点点恶化。并不是说此前环境有多好，而是这几年总如此，在我们以为事情糟得不能再糟的时候，发现又糟了那么一点。
后来我写了一篇小说，写一个男人在六十年代末期，“十二月时河水似冻非冻，浇在身体上嗞地一声，河面下有巴掌大的小鲫鱼半浮在水中，往远处望只是浓白雾气，罩住自己的过往与当下，白轩墨冷木了，有时候会疑惑为什么这一切总是不醒”。我们就是半冻于河水之中的小鲫鱼，越睡越冷，总是不死，总是不醒。
在此之前，我们几个家庭大致算有正常生活。萧瀚是大学教师，时不时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他的博客虽然总被删帖，但总还是留在那里，“上面”偶尔会有人通过学校提醒他，不要对某些问题发言。但这些提醒云里来雾里去，不妨碍我们沉浸于婚姻生活，在夏日的半夜十二点走长长的路去吃烤串，燕京冰凉，板筋上洒满辣椒粉，馒头不刷酱。吃饱了走回家，夜风撩人，月光照出前路，我们故意不去看两旁的沉沉阴影。
郭玉闪从公盟退出之后，专心主持传知行，这是一个专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NGO。那个时候他还算一个能露脸的人，穿西装打领带上电视评论经济问题，他平日里是个确凿无疑的胖子，上屏幕后却显得瘦，一张大圆脸自有棱角，让不到85斤的我大感人生不公。阿潘把这些节目发给父母看，因为他们从来没搞清楚过女婿到底做什么工作。他已经时时被软禁在家中，我们就打老远的车过去看他，楼下停一辆破旧中巴，看见“他们”在如此寒冷的冬夜里也不敢打开车内空调（大概是费油不能报销），我既觉痛快，又觉怜悯。半夜三点我们出来，寒风卷出刀刃，车里有人警觉地下来，问：“郭老师没出来吧？”听说他们都是派出所的“外聘人员”，为一点微薄工资，整夜不能睡觉，玉闪真惨，他们却也是。
我们的邻居王力雄（刚认识萧瀚的时候，知道《天葬》和《黄祸》的作者就住在楼下曾经让我感觉极为魔幻）说起过，在某一段“敏感时期”里（“敏感时期”的定义非常含糊，两会前后、六月初、七一、八一、十一……每敏感一次一个月，到最后，你很难找到连续两周的“不敏感时期”），楼道里负责看着他的人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小朋友，一问是公安大学大四的学生，这属于他们的“毕业实习”。力雄严肃地和小朋友们谈心，痛心疾首说：“二十几年前，和你们一样年龄的大学生们在为中国争自由民主不惜流血，你们想想自己在做什么？！”小朋友们唯唯诺诺，不敢应答，也许压根没有听懂，毕竟我们认识不少一流大学的学生，早早过了英语四六级，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四，我曾经有个编辑，88年出生的小姑娘，聪明漂亮爱读书，她读了我以六四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北方大道》，说特别喜欢，却又问我，到底男主角为什么要坐牢。这是一个很悲愤的故事，力雄讲的时候一定是自带诸如柴可夫斯基《悲怆》这样的背景音乐，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听到这故事的人都会哈哈大笑。
王力雄严肃地和小朋友们谈心，痛心疾首说：“二十几年前，和你们一样年龄的大学生们在为中国争自由民主不惜流血，你们想想自己在做什么？！”
被人“看住”也是一件难以定义的事情。最糟糕的像余杰、刘敏，每天递出去一点钱拜托“他们”帮着买菜，到后来家里现金用光，山穷水尽。或者胡佳、金燕，有一天她清晨起床，发现客厅里睡着几个陌生人，像有人在拍一部没有耐心铺垫就骤然高潮的恐怖片，她只能失声尖叫。或者刘苏里老师，在被看住的时候他和“他们”发生争执，腰部受伤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我们几次去探望，络绎不绝有人送来美食，焕萍姐（刘苏里妻子张焕萍）念念不忘我在病房里吃了一顿极其丰盛的大餐后，还自顾自洗了一个起码半斤的进口红苹果。
就像凯尔泰斯在《无命运的人生》中描写奥斯维辛居然也有幸福时光，我们的故事也偶尔夹杂着魔幻喜感。如果是被人“看住”却又允许外出，意味着进出有“他们”的专车接送，郭玉闪第一次来我们家里，正是因为恰好有专车。（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那个夏天，玉闪又被紧紧看住（天知道拜登访华和他有什么关系），一番争论之后，他和阿潘坐上专车，来后海和我们吃饭。开车的国保顺便带上老婆孩子，因为据说他们也很久没有机会一家人出来走走，晚风清凉，水生涟漪，对异议分子与秘密警察一视同仁，在湖边散步的时候，我们忍不住揣测，“他们”会走在哪一条路上。过了三个小时，大家各自享受完后海的夏夜，他们两个背景迥异的家庭，坐上同一辆车离开，先走平安大道，再上四环，最后进入八达岭高速，在我的想像中，这应该是某部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长镜头，而非我们实打实的人生。
和“他们”相处时间长了，大家生出一种难以界定的感情。浦志强会给楼道里看守的人开门煮饺子，据说伊力哈木因为同情心，一度让看他的人睡到客厅里。“他们”还满怀诚意让郭玉闪给自己孩子开书单，询问他怎样可以让小朋友热爱读书好好学习。力雄也说过，有一年他和妻子唯色在一家好利来吃冰沙，遇到一家三口，丈夫穿裤衩拖鞋，妻子看起来温柔贤惠，带一个可爱极了的小男孩。那是一直负责“看”他的警察，然而他们像正常关系的两家人那样寒暄：吃过没？吃过啦。好利来的蛋糕不错。是啊，面包也新鲜。力雄摸摸孩子的头，两家人微笑告别。这些琐碎小事总让我感觉分裂，就像“他们”第一次来家里，我生气萧瀚给他们泡上好茶，还拿出我最爱的蔓越莓干，真的像在招待客人，我气到躲在楼上装作自己不存在。后来我也产生了伦理混乱，当站在面前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你很难简单把他们看成这个邪恶制度的化身，你依然得有教养，讲礼貌。但如果对邪恶的厌憎和恨意失去具体指向，我又会觉得自己身处虚空，搏斗虚无。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前两年我写了一篇专栏，叫《我相信会有一颗松掉的螺丝钉》，在微博上转了接近一万次才被删掉。专栏里我写到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她提出“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太过频繁的提及，导致了不少也许是出于逆反心理的批评，但我还是忘不了初次阅读时的震撼，那种回想往事时清晰看到自己曾经参与作恶的痛苦。在我看来这本书里有两句话最能概括何为banality of evil ，一句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质是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这种变化叫做非人类化”。另一句是“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
我还提到犹太作家乔纳森•利特尔的《复仇女神》，他用一本长达七百页的小说阐释了阿伦特发明的这个词组：“国家机器是由沙子一样易碎的堆积物组成的…它存在，是因为所有人都同意让它存在，甚至，连它的牺牲者也同意，而且常常直到最后一分钟。没有了那些赫斯，那些艾希曼，那些果哥利兹，那些维辛斯基…一个斯大林或者一个希特勒就只是一个充满了无能的仇恨和恐惧的羊皮袋。”
就像我相信德国人中默默隐藏着一个奥斯卡·辛德勒，我其实相信“他们”之中会隐藏着一颗松掉的螺丝钉。“在这架庞大机器看起来运转依然如此良好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一颗螺丝钉从中脱离下来，它苏醒着伸了伸懒腰，周围的世界还是一片漆黑，但它已经努力闪出了自己的那点光。”写这段话的时候我满是信心，以为就像《悲惨世界》里的沙威，他们中总会有人意识到，法律并不总是意味着正义。
但几年过去，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没有看到任何一颗松动的螺丝钉，玉闪被抓那晚，一直和他联系的国保在半夜两点骗他开了门，院子里涌进十几个人，全程录像，严肃程度堪比抓捕恐怖分子。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带走玉闪，或者让他自行前往公安局，但他们选择了一个漆黑暗夜（大概自己也知道这件事见不得光），选择当着他年迈父母和年幼儿子的面（半年过去，小朋友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有个爸爸），阿潘在绝望中拨打了几个朋友的电话，但我们都睡着了，手机又都是静音，没有人接听她的电话。她独自面对“他们”，而“他们”的人性好像自带铜墙铁壁，没有软肋，透不进光，容不下温柔。
专栏发出后不久，有个没有头像的微博给我发了一条未关注人私信，他说他就是我写的螺丝钉，他说到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无可选择。我忘记自己是怎样回复他的，我大概会对他说：你错了，我们永远可以选择，必须选择。命运中不可更改的那部分归于上帝，剩下的，归于选择。
明知道洪水终会涌进生活，我们开始还在高高兴兴游泳，后来又以为只要爬到高处，就能挣扎求生，却忘记了头上有天花板，我们早已接近顶点。
在境况发生点滴变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时时意识到危险，可能是因为迟钝，更有可能是当房间里有一头大象，暂时没被踩死的人都容易选择性失明。明知道洪水终会涌进生活，但水位只是缓慢增长时，我们开始还在高高兴兴游泳，后来又以为只要爬到高处，就能挣扎求生，却忘记了头上有天花板，我们早已接近顶点。
萧瀚的博客被关。被学校停课。微博账号不停被删除。有一天我们去两广路上的孔乙己和朋友吃饭，快开到终点，一辆没有牌照的桑塔纳逼停我们打的黑车，两个男人将萧瀚拽出后座，塞进他们的车。我茫然在路边站了一会儿，车声喧嚣，排出浓浓烟气，每个堵在路上的人都烦躁不已，刚刚发生的事情对我而言是整个世界，但整个世界却并没有看到渺小的我们。我决定继续去吃饭，赌气般想要多吃点，吃完一碗米饭，又叫了一碗米饭。
他在半夜两点回家，精神抖擞，吃了一饭盒我给他打包的生煎包，给我说，他们给他戴了黑头套，去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和他谈了几个小时，又戴上黑头套把他送回家来，他没吃亏，还抽了好多他们的烟。我无话可说，只能问他：“包子好不好吃？什么馅儿的？”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孔乙己，虽然里面有我最喜欢的东坡肉，每次去崇文门都下意识想避开那个右拐路口。在某一个夏天，广渠门桥下淹死了一个男人，当时我们在四川老家，新闻里直播了对他的救援过程，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被洪水没过头顶，走向死亡，在一个全年下不了几场雨的城市里，他死于一场暴雨。现实世界早已写好寓言，我们不幸地在里面扮演角色，无从逃避。
2012年4月底，警察来抄了一次家，萧瀚被带走八个小时。抄家过程像一场被反复演习的噩梦。
2012年4月底，警察来抄了一次家，萧瀚被带走八个小时。抄家过程像一场被反复演习的噩梦，并没有什么超出想像的部分，当下我也不知害怕，只是一直神经质般翻一本加菲猫漫画，加菲说，Look at the bright side，at least Mondays only happens once a week（想点儿好的，毕竟一周只有一个周一）。我想，哪里有什么光明面，如果周一就在前面。有个警察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先是感慨家里有这么多书，又开始询问我“你们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到底能挣多少钱”，最后看到萧瀚放在书桌上的毛笔字，啧啧称赞了一会儿，说“哟，你老公真有文化，你看这字写得多漂亮”。我再次混乱，不知道应该拿出怎样的姿态面对他，无论怎样，我都感觉自己有罪，要不有悖情感，要不有悖教养。
萧瀚赶回来吃了我妈妈做的回锅肉。他进门的时候我紧紧抱住他，我知道朋友中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经历，但我还没有，我希望自己不需要习惯。那天饭桌上郭玉闪也在，听说萧瀚被带走，他很快赶过来，玉闪兴奋而疲惫，不停抽烟，说自己好几天没有怎么睡过觉，又躲闪着不说清楚为什么。出于女人奇特的直觉，我突然问他：“你是不是把陈光诚弄出来了？”他没有直接回答，对我眨眨眼睛，露出我熟悉的得意笑容，像小朋友把所有椅子垒到高处，终于从糖罐中摸到一颗糖，脚下椅子摇摇欲坠，其实已经没有回到地面的路，但在当时，他只是高兴真的吃到那颗糖。第二天，玉闪把藏在北京一家旅馆中的陈光诚送入了美国大使馆，这件事毫无疑问是他毕生荣誉，却也是他即将被洪水吞没的最后预警，水位抵达胸口，在后面两年里，他将越来越难以呼吸。
夏霖当时正在广州出差，第二天他气急败坏来了家里。夏霖是一个经常气急败坏的人，有一种自己浑然不知的幽默感，他给我讲1989年的故事，他在重庆和同学们一起游行，结束之后饥饿难耐，想买几个沙坪坝著名的肉包子，有个姑娘（大概是因为长得美，被他牢牢记了二十几年）严肃地对他说：“夏同学，北京的同学们正在绝食受苦，我们不可以吃肉包子。这样吧，我们买几个馒头。”
我总觉得这就是夏霖一辈子的寓言，他天生应是个吃肉包子的人，后来却因命运的差错，始终在吃馒头（现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里，可能连好吃的馒头也没有）。大学毕业后他本来分配到某个派出所当刑警，他却连报到都没有去，直接离开体制做律师，一开始就是老板，因为过于习惯有助手，生活至今不能自理，打字一直用两根手指，在我们的悉心教导之下，他才学会了用手机上微博（独自研究了几个月终于知道怎么发表情符号，兴奋不已，一口气给我发了十几个），在我们几个人的微信群里，大家都叫他夏老爷。几家人一起出去玩，等夏老爷起床是一件大事，萧瀚会去他房间，给他泡好茶，再陪他抽几根烟，夏老爷这才肯起身，和我们一起吃早饭。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看守所里让律师给我们带话，自己挺好，吃得饱，偶尔有烟抽，周末能打牌，能看到书。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让想像超出这些话语划定的安全之地，在那里，夏老爷真的过得挺好，我们无需挂念。
这就是夏霖一辈子的寓言，他天生应是个吃肉包子的人，后来却因命运的差错，始终在吃馒头。
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年入几十万，每天出入牌局酒局，俨然成功人士，在一次牌局间隙，他偶然看到余世存的《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丑陋者不知道自己是丑陋的，他们只知道上辈们丑陋（无论上辈们自己的审美如何），他们只知道底层工人农民打工者是丑陋的（无论后者的精神如何自足），他们只知道在一个社会里不成功是丑陋的（无论这个社会是否不义）。洪水会来，报应也会来。我为八九一代人痛惜。我更为中国痛惜。”这些句子在一个被酒精侵染的包间里刺痛了他，在暗七对和清一色中，夏霖也有了自己的关键性瞬间，他辞职来到北京，和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在北大读在读研究生，花光积蓄，却因为英语太差没能拿到学位，他在课堂上认识郭玉闪，从此走上馒头铺就的茫茫前程。
这几年他渐渐不怎么能挣到钱，圈子内越来越多人在他那里留着委托书，他几乎成为身边所有人的律师（玉闪被带走的时候，和阿潘确认了夏霖的手机号码），但当他自己被抓，我们才知道，他从来没有给自己委托过律师。喝酒的时候夏霖总是气急败坏地跟萧瀚说：“以前是资方律师，后来是劳方律师，再后来是人权律师，最后呢，成了异议分子律师，老子自从认识了你们这些人，狗日的人生的路就越走越窄。”这一两年里，他号称要打入娱乐圈，信誓旦旦要带我去见冯绍峰，他根本不知道谁是冯绍峰，只是听我们私下里八卦，那是个帅哥。
我至今没有见到冯绍峰，因为夏霖已经被抓五个月。在被抓的前一个晚上，他来家里吃饭，我用一点剁椒鱼头的剩汤给他随便煮了碗面。那正是玉闪被抓一个月，这个月里他频繁来我家，商量一些并没有结果的事情，逼着萧瀚陪他喝酒，理由是“喝一顿少一顿啦”，他不喜欢我们送书给他，因为打牌的人忌讳书和“输”谐音，但他自己，倒是百无遮拦，一语成谶。
天色微凉，我们在露台上喝酒，像此前无数次他来家里的晚上，吃我在淘宝上找到的一款泰国花生，裹着芥末，辛辣下酒，北京是一个野蛮荒凉的城市，因为有这些和朋友相聚的晚上，我们才留了下来。我时时想起那个晚上，我其实不是很想见到冯绍峰，我想见到夏霖。
我总觉得夏霖像是另一个我，本来好好地哼着歌漫步人生路，莫名其妙被情感拽进歪门邪道，我因为爱情，他因为友情。然而走得远了，我们渐渐看清眼前这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安徒生早就写过：“历史拍着它强大的翅膀，飞过许多世纪，同时在光荣的荆棘路的这个黑暗背景上，映出许多明朗的图画，来鼓起我们的勇气，给予我们安慰，促进我们内心的平安。这条光荣的荆棘路，跟童话不同，并不在这个人世间走到一个辉煌和快乐的终点，但是它却超越时代，走向永恒。”2014年我读了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托尔斯泰想写一个英雄，但他选择从哈吉·穆拉特被扣押为人质写起，他的英雄在一开篇就已经被写好败局，不过是在投降的屈辱中等待死亡。
我看懂了这本书，英雄就是这样，英雄是那些注定失败的人，他们并没有辉煌和快乐的终点，就像我的朋友们。
我们活在更为隐秘的鼠疫之中
前面几年，朋友中发生的事情大概如下：滕彪一度失踪了70天，在出来后行动言论多受限制，现在被中国政法大学开除，流亡美国。许志永被判四年，很少再听到他在狱中的消息。王功权在2013年9月被抓，四个月后写了认罪书取保候审，和我们这些人再无联系。笑蜀从台湾去到美国，和妻子异国分居，看不出何时能回来。浦志强被抓接近一年，警方把逮捕阶段的所有延期程序都用尽了之后，依然没名没目地关着他。（注：2015年冬至，被羁押19个月的浦志强在北京二中院被以“煽动民族仇恨及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浦不上诉。2016年4月14日，浦志强律师执照被正式吊销。）
浦志强第一次来家里，上下视察了一下房子，语重心长跟萧瀚说，你这辈子就做对了两件事：买了套房子，娶了个媳妇儿。
有时候我会想到一些往事。滕彪带着两个女儿来家里吃饭，小姑娘们着迷于我那些廉价的耳环项链，一人挑了一根大概价值十五块钱的回家，滕彪后来说，她们后面一周都每晚要挂着项链，逼他一起玩“我是公主”的游戏。我们和功权一家在纽约上州的Catskills 秋游，林地铺满落叶，空气浮动光影，那时的我们拥有平静、安全和秋天。笑蜀和我们一起逛台北夜市，他在几十种凉菜中选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种——卤鸡冠，台北冬夜凉而不冰，下淅淅沥沥小小雨，我们慢吞吞走向地铁。浦志强第一次来家里，上下视察了一下房子，语重心长跟萧瀚说，你这辈子就做对了两件事：买了套房子，娶了个媳妇儿。
我一直以为，我能如常生活，是因为他们不是那么亲密的朋友。他们不是玉闪和夏霖，不是我们生活中不可退让的领土。2014年8月底，我们几家人一起去了塞罕坝上，是我建议大家去那里，因为我十几年前去过一次，记得那里草原宁静，湖水幽蓝。但我选错了地方，现在草地上满是垃圾，月亮湖边有丑陋的儿童乐园，烤全羊接近2000块一只，蒙古包600块一晚，床单上有不知道臭虫还是跳蚤的痕迹。整个行程都糟透了，但当我们在一起，又好像再糟糕的地方也自有乐趣。有那么几个小时，我们找到一个无人之地，在小湖边铺开毯子，盘腿坐在上面打牌，夏霖照例批评所有人打得不好，玉闪照例和他斗嘴，萧瀚照例负责拍照，我照例拿出Kindle ，看一部庸俗的网络言情小说。我希望那一个当下永远持续，然而光渐渐暗下去，草地上渗出凉意，会失去的东西，我们终将失去。
而我，在失去之后并没有做点什么，我还是如常生活。原来我是一个这样怯懦的人，步步退让，并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这些事发生之前，我读了日本作家三崎亚记的《邻镇战争》，这本书描述了极权主义如何和绝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并行不悖，书的一开篇，普通上班族北原修路收到和邻镇开战的通知单，一张小小的纸，“夹在镇民税缴纳期限和下水道费用的通知中间”。他本和这场列入镇政府五年计划的战争毫无关系，唯一让他担心的是在上班路线更改之后，自己可能会迟到，当他莫名其妙被选为“战争期间的侦察员”，恐怖才真正侵蚀了他的生活。
战争很快结束了，这是一场高效成功的战争，虽然有人伤亡，但伤亡人数被严格控制在预算之内，普通居民对战争的意见，集中于“战争损坏了两家人的窗玻璃，但为何补偿款不一样？”或者“除了房屋损坏之外，噪音等也能赔偿吗？”等等看起来比他人的死亡更重要的问题。“到底为什么需要战争”这个关键问题在最后才得以解答：促进行政财政提高效率，振兴当地中小企业、强化居民归属意识……就是这些冰冷的官方话语吞噬生命与爱情，和接近一百年前扎米亚京的名作《我们》相比，这是一种更为隐秘的个人主义溃败。
滕彪一度失踪了70天，在出来后行动言论多受限制，现在被中国政法大学开除，流亡美国。
我终于意识到，我们就活在这样的溃败之中。在这个圈子之外，我偶尔会见到另外的人，写小说的朋友不少正在写剧本，以往媒体的朋友简直无一例外在创业，好像每个人都有热气腾腾的人生。我一边认真参与讨论：写电影和写连续剧到底哪个性价比高？手中的期权怎样可以全部套现？一边控制不住自己走神，我想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冰冷，想到在那个世界里，我的朋友被残酷划分为“异议分子”，想到他们光环覆盖之下的困窘、失败与疑惑。在我的前同事刚在东直门买了一套700万的学区房的时候（他儿子只有三岁），我想起有个传知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过，他特别喜欢看3D 电影，但很少去看，“实在太贵了”，我没有写出他的名字，因为写出来也没有意义，你们不会听过这个名字。
绝大部分时候，“异议分子”的荣光只存在于微博和朋友圈之中，他们的存在代表这个国家还有这么一丁点儿人，守住那些在当下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认真朗读会显得可笑的价值，比如自由，或者正义，我们轻快地越过他们，用转发和点赞来尽自己的道德义务，而他们，却实打实要面对如此没有退路的人生。在玉闪和夏霖被抓之后，陆续有一些国际媒体报导了他们的故事，但我知道，报导会越来越少，直至销声匿迹，他们为之付出惨痛代价的事业，是一把冰做成的刀，有过锋利的时刻，但“时代”是太过灼热的词语，他们终将融化，并无痕迹。
在郭玉闪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的罪名移交检察院的那几天（所谓“非法经营”，其实就是传知行这些年印出来的一些学术研究报告），中国股市又超过了4500点，财富和未来是这样触手可及，连我都翻箱倒柜找出几年前的股票账户，想着写小说是这样看不到前路和钱路的事业，也许我可以折腾折腾，买点股票，挣点生活费。这就是我们的当下，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恐惧笼罩不了此时此刻，我们活在更为隐秘的鼠疫之中，患病的人不再死去，他们只是时代的异乡人，他们消失了。
“异议分子”的存在代表这个国家还有这么一丁点儿人，守住那些在当下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认真朗读会显得可笑的价值，比如自由，或者正义。
“异乡人”和“鼠疫”都是加缪的书名。在前一本小说中，加缪让默尔索对生命的安排沉默以对，到了后一本，里厄医生明白在强大的瘟疫面前，所有手段可能都毫无用处，然而“必须作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不该屈膝投降……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这就是西西弗斯的反抗，不是为了胜利，而是唯有在反抗中，我们才真正存在。
2014年11月有一度风声鹤唳，因为怯懦和恐惧，我拉着萧瀚回到四川老家。那里的生活缓慢到几乎静止，我和家人讨论门前花园长出须根的榕树，憧憬夏天时爬满窗户的红色九重葛。我们在门口小店吃当天现杀的羊肉汤，羊肝烫十秒就要捞起，酸辣羊血用来拌饭，乳白羊汤氤出暖湿烟雾。
某一天有四川冬天难得见到的阳光，我们去了一个河边小镇，那条河快要汇入沱江，水面曲折有光，花一块钱就能坐船到对岸，我们坐在河边藤椅上，聊完全想不起具体内容的天，不远处有男人在窸窸窣窣砍毛竹，竹叶飘到河面上，我们看着太阳渐渐西沉。那个下午让我无比清晰地看到，平行世界的确存在，在有光的这一边，我们谈论闲话，享受爱情，在背阴的那一面，我们试图反抗，吞下苦果。我穿梭于两个世界中，无法做出选择，因为我渴望平静，也渴望尊严。
我如常生活，因为我渴望平静。我写这篇文章，因为我渴望尊严。命运是一张编织得太过紧密的网，我没有奢望能从中逃逸，我只是期望，我有所挣扎，像那永远失败的西西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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