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大招風》上畫了。然後，坊間順理成章地，出現不少政治解讀。
有人認定，片中「葉國歡」被大陸貪官玩弄於股掌的情節，乃香港電影人的寫照；有人對電影主題曲歌詞（「你似北風吹走我夢」），浮想聯翩；有人分析，三賊相遇的「風滿樓」比喻當下香港，杯盤狼藉間，山雨已欲來。更令全場觀眾感覺欷歔的，是片末九七主權移交的新聞片段。彭定康淚別，五星旗升起，解放軍入城……大限已至，三大賊王、一個都市，光輝到此。
難怪有說，《樹大招風》是「《十年》後的另一香港電影新希望」。香港政治環境愈壞，愈多人期望電影為民發聲。也於是，近年香港人對敢於面對政治的港產片，特別有好感。
訪問前，我的記事簿寫滿坊間對電影的政治解讀。村民咁諗，我打算向三位導演求證。
結果出人意表。「是否（跟政治）掛勾？創作的時候，真的無諗。」「你問我們是否想講回歸，或是現在政治環境？這不是初衷。」「如果我們的初衷是（政治），我覺得絕對要承認，但若不，我們照講就是抽水。」歐文傑、黃偉傑、許學文三人，異口同聲。
當然，作者已死，觀眾大哂。但捫心自問，理解一齣電影的角度，如今是否只限政治一途？理應不是。假若你期望，從訪問裡得知《樹大招風》是否暗藏政治隱喻，抱歉，你將會失望。但如果你想還原基本，真心了解在這「政治」與「本土」概念盛行的年代，三個新導演怎麼在杜琪峯與游乃海的指導下，煉出一部好電影……
這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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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夢之始 噩夢之初
故事要由五年前說起。
時為 2011 年。杜琪峯想為年輕導演開一部戲，甚至連戲的命題也想好了，講三大賊王的故事，以及他們如何因一點風聲牽扯，走上滅亡之路。
他找上了許學文、黃偉傑、歐文傑這三位「鮮浪潮」得獎者。他們仨雖然沒有拍攝長片的經驗，但老早拍過不少獨立短片，也獲過不少本地以至國際的獎項，算是備受肯定。
一切看似很順利。杜琪峯告知他們電影的命題，三大賊王，每人一個，各拍三十分鐘，目標於一年內完成電影。導演們聽畢，就回家埋首構思故事大綱。寫好了，就拿著那四、五頁紙，戰戰兢兢去見杜 sir。
許學文很記得那儼如電影情節的一幕。杜琪峯坐在大房裡，點著雪茄，靜靜讀著。導演們在旁坐立不安，又不敢吭聲，「你知杜生好有威嚴，有道氣場。」終於看完了，杜琪峯搖搖頭，正色道：
「唔係咁樣。」
此後十數分鐘，三人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杜琪峯也沒說話，死悶的空氣裡，只有收音機的聲音在迴盪。
三人發現，起初的拍戲美夢，原來並不簡單。接下來，原是噩夢的開始。
甚至是一場長達五年的噩夢。原定一年完成的《樹大招風》，由構思到上映，結果熬了足足五個年頭。別誤會，真正開機拍攝的時間其實很短，有導演甚至只用了十多天就拍好。那問題來了，剩下來的四年零三百多天，他們究竟在做什麼？
「所有嘢都是推倒重來，又推倒重來。」黃偉傑苦笑。
許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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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係咁樣」「咁膚淺嘅」「你搞咩呀」
要煉成一部好電影，不如你我想像那般簡單。
頭幾個月，杜琪峯先著三人就劇中賊王的原型人物，葉繼歡、季炳雄、張子強，各自進行資料搜集，然後詳細分析主角的背景、性格、目標。「杜生要睇字，不要口頭 present。」於是每人寫了八千至一萬字，像學術論文般，連註腳都寫齊。
讀畢，杜琪峯的評語是，「仲係咁膚淺嘅。」
在他眼中，三個導演對人物的拿捏，仍很幼嫩。連人物也拿捏不了，根本寫不了好故事。這向來是杜琪峯，以及銀河映像眾創作人的信仰。
下一階段是故事大綱，一兩頁紙，卻來來回回，寫了幾個月，也不算久。接下來的分場及劇本創作，三個導演花了足足兩年多才過關。
中間發生什麼事？黃偉傑的事例，正說明一切：「在海哥（游乃海）間房，可以兩個鐘無講過嘢。dead air 的時間，可以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
游乃海是杜琪峯與韋家輝的弟子，也是兩人於銀河映像的接班人。這次《樹大招風》，他和杜琪峯一同擔任監製，但杜 sir 只睇大方向，細節就由游乃海跟三位導演傾。「印象中，頭三年每一次見面，我交稿，佢都會問，『你搞咩？』」黃偉傑試過被問到心煩，暗下決心，「一定要寫到令你下次唔會問我『你搞咩』。」
結果三年過去，仍然次次如是。游乃海讀完稿，問完「你搞咩」，就陷入沉思，有時揉揉雙眼，有時綁綁鞋帶，有時在房間裡踱步，「望住佢你會眼花。」
至於導演們，又如當日置身杜琪峯房間的煙霧裡一樣，不知所措。「我們不知他在想什麼，又不敢出聲打擾。」房間總是滿佈死氣。「忐忑，沉重，無助，唔知點算。」黃偉傑回憶。
歐文傑更慘。捱了一年多，終於完成了分場，可以開始寫劇本。豈料監製想微調整齣電影的主題，歐本來寫的故事，跟修改後的主調不符，於是付諸流水。「我自己係比較痛苦。」
「所有嘢都是推倒重來。他們不是故意的，只不過你的作品未是最好，未必適合。」黃偉傑補充。
「這部戲，劇本唔好就唔開。」他記得杜琪峯說過這話。
黃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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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落水狗的那五年
代價是中間不見天日的五年。
如今回想，導演們說，這五年猶如走進蜿蜒狹長的隧道，裡頭漆黑一片，不見五指，不見曙光，更不知道何時逃出生天。
三個人不約而同想過放棄。「你覺得會搞唔成呢單嘢，個挫折是，你寫了半年的稿，甚至像歐文，寫了兩年，又同你打回原形。我仲有幾多個兩年呢？」許學文猶有餘悸。「打機的話，就是打到咁上下，無咗個 save。」「仲要唔係技術故障，而是有人按 delete。」黃偉傑補充。
五年不長不短。《樹大招風》由播種到面世，銀河映像搬了兩次辦公室，許學文換了兩部電腦，黃偉傑成了父親，連兒子都已經兩歲大。「講笑咁講，如果套戲唔係拍咁慢，佢應該會出世先。」
時間長不是問題，更痛苦的在於導演們身陷信心危機。以往讀電影，拍短片，備受肯定，如今不停被大師批評「唔係咁樣」、「你搞咩呀」，心裡很難不自我懷疑。
「初初覺得，我們都拍過好多短片吖，叫做有些經驗吖。」許學文驚覺，在大師面前，自己根本不懂電影。「一入到去，真的打到變落水狗一樣。」
又以歐文傑為例。他本是銀河映像的編劇，拜韋家輝門下，參與《單身男女》、《高海拔之戀2》等劇本創作。以前寫劇本，萬大事有韋家輝包底，這次他孤軍作戰，屢屢碰壁，更想過放棄。
「我同韋生講，我好歉疚。我覺得自己唔得，我好驚，我頂硬上架咋。如果以學車來講，我掛緊『學』牌咋，連 P 牌都未有。」
要承認自己初出茅廬，由頭學起，殊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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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要經千錘百鍊
「兩個監製想執幾位新導演來 train，令他們可以拍成一部戲。姑勿論第時是否在電影圈生存，起碼都叫訓練過，比咗機會，往後就自生自滅。」黃偉傑說，這是《樹大招風》project 的原意。
五年的「課堂」上，導演們重新學習電影基本功。
例如「人物」。以前黃偉傑做創作，總是橋段、故事主導，「人物可能很虛浮。」這次呢，監製們由資料搜集階段已經強迫三人，一定要拿捏清楚要寫怎樣的人物。想不好，就在原地打轉，dead air，不可未學行，先學走。「如果只是有故仔、橋段，但人物空洞，就會變犯駁。」許學文也是這樣想。
當日他們第一次交給杜琪峯的故事大綱，正正是橋段主導，寫的，是一個怎樣打劫金庫的奇情故事 — 所以才換來杜 sir 狠狠的一句，「唔係咁樣。」
唯有人物寫得紮實，電影才好看。
《樹大招風》裡，這樣的例子多不勝數。譬如黃偉傑搜集完資料，知道張子強個性狂妄囂張。「但狂妄囂張都分好多種。佢係真心，還是演出來？抑或佢係天才，所以狂妄？」他發現，單是「狂妄囂張」這一點，已可以有一百種不同寫法。因此，他要為「卓子強」找到最適合的心態。
又例如，許學文寫季炳雄的故事時，發現江湖傳聞他曾於六四後移民，大賊跟市民一樣，都擔憂個人與香港的前途。於是銀幕上，觀眾看到「季正雄」揮刀從不猶豫，但掏出銀紙前，總要左思右想。這個冷血大賊，殺人開槍不眨眼，面對昔日兄弟，卻有份不可理喻的感情。這叫人性。
電影好看，因為「人物」寫得好看。《樹大招風》的人物寫得好看，全因劇本曾在五年之間，於無數次死氣中拉扯、無數次推倒再重來之下，千錘百鍊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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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要勾得起感覺
除了寫好人物，杜琪峯也吩咐三名導演，一定一定要呼應時代。因為人物和身後的時代背景，根本互為緊扣，缺一不可。
「我不會說，一個人天生會想做賊，葉國歡這人物，無可避免會受到時代影響。」歐文傑寫劇本的時候，發現九十年代在香港做大賊，由於銷贓愈來愈少錢，「生計」愈來愈艱難。大賊如「葉國歡」，亦要嚮應時代，北上尋商機。
於是，歐文傑寫他走私電器，期間對著大陸官員，堂堂賊王為了賺錢，也要卑躬屈膝，點煙灌酒，笑臉迎人。
此情此景，卻令不少觀眾聯想起近年的中港矛盾。「我的初衷只是在想，究竟葉國歡北上會遇到什麼問題。」歐文傑說，明白為何觀眾有所共鳴，但他寫這情節，不為指桑罵槐，又或抒發什麼，只望反映人物身處的時代。
片末的九七回歸畫面亦然。「你問我們是否想講回歸，或是現在政治環境？這不是初衷。我們只不過想營造時代的感覺。」三大賊王的淒慘收場，碰上一個時代的終結，勾起觀眾的欷歔感覺。
會否覺得觀眾想得太多？「我們拍什麼，觀眾都會有所聯想。」歐文傑道。
在盡皆政治的時代， 這已成常態。
歐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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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物要時代，更要自由
不刻意寫政治，但政治依然會找上你。在封閉的國度，就算「時代」，亦可成敏感詞。杜琪峯起初構思《樹大招風》時，本打算安排在大陸上畫，但當戲中出現「葉國歡」遇上大陸貪官的情節，即使是實情，也意味電影沒可能通過國內審批。
「審批」這兩個字，歐文傑特別熟悉。「合拍片，真的有好多自我審查。」替銀河映像寫過合拍片劇本的他，深知創作若要顧及大陸市場，編劇們下筆前一定設下禁區。什麼可以寫，什麼寫不得……先在腦海裡過濾一遍。
因此，當他知道杜琪峯放棄送審，《樹大招風》只在香港上映，鬆了一大口氣。
「他說，日後我們大把機會面對送審等創作上的束縛，他不想在我們第一個作品，在他培育的環境下，出現這限制。所以，基本上他任我們寫，無禁區的。」黃偉傑想起杜琪峯對三人說的一番話。「所以他不會要求，你唔好寫走私啦，因為送唔到審。他尊重創作人，寧願犧牲資源，犧牲票房，令個戲細啲。」
身為監製，杜琪峯最關心的，不是內容會否得罪人，而是「好唔好睇」。電影怎樣會好睇？如前所述，要有人物，有時代 — 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有創作自由。
很基本，但在眼下香港，卻似乎很寶貴。
許學文倒認為，問題不單在於環境限制，更在於創作人的作繭自縛。「不應該在人家未比限制你前，自己限制自己。」在他眼中，以往港產片之所以精彩，全因創作無束縛，更毋懼政治不正確。現在呢？「你自己同自己講咗唔得先。」
歐文傑更是感同身受。在《樹大招風》首映禮上，不少導演、演員都特地走過來跟他說，「你條路好難行。」因為他是《十年》導演之一。「老實講，我由頭到尾都唔覺得自己大膽。只是你們成日話比我聽好大膽……有咩咁大膽？」
他又想起爾冬陞在金像獎頒獎禮提及，「年輕編劇」問可否在講辭上提起「十年」的故事。「我係個編劇就寫咗先啦！做咩要問？」他呼一口氣。「現在我們可以呼吸自由空氣，怎麼不繼續擁抱，反而自己學習收窄個空間呢？」
方丈向來很小器，人人都說他路難行，歐文傑不置可否。「我第一次聽到『條路好難行』，是中學時話要讀電影；之後到我入演藝時話要做導演，大家又係話，『條路好難行』。」他微微一笑。「每次『好難行』，我就每次創出一個天地。」展望將來，他不怕。「你哋話好難行，我就想睇下有幾難行囉。」
路難不難行，不是重點。更重要是，在盡皆政治的時代，電影人有否用盡所擁有的自由和空間，竭力創作，做好電影？《樹大招風》正是最佳示範。「杜生給空間，要我們別有牽掛，但只有一個要求：人物紮實，故事紮實，回歸返電影本身、戲劇基本。」許學文道。
是的，金像獎後，不如讓電影回歸基本。
《樹大招風》上畫了，但三個導演的路，才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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