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天，在自己领导的国家正从改革滑向解体的重要时刻，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Gorbachev)接受《时代》周刊(Time)的采访并宣称，“我痛恨谎言”。这番表述之所以具有革命性，仅仅是因为它出自一位苏联领导人之口。
这位苏联领导人来说，开放政策是“一个喷灯，能够去掉苏联社会一层层老旧、剥落的油漆”，《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驻莫斯科记者（现为时报记者）斯科特·沙恩(Scott Shane)在《拆除乌托邦：被信息终结的苏联》(Dismantling Utopia: How Information Ended the Soviet Union)中写道。“但共产主义制度证明是干燥的导火索。”表面上，他只是信奉自己发起的开放(glasnost)政策。除开放政策外，苏联还引入了改革(perestroika)，即对苏联的计划经济进行重组，目的是将国家从地缘政治的崩溃中拯救出来。戈尔巴乔夫赌的是真实、自由的言论——媒体能够发出批评的声音并进行调查、史书不用杜撰、政府诚信负责——只会拯救危在旦夕的共产主义统治。
我们西方人总是对戈尔巴乔夫赌这一把的勇气赞誉有加——尽管他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一个帝国——但他是出于压力才这么做的。改善与事实的关系也许会让腐败、境况不佳的苏联获得解脱，本身谈不上新鲜的想法。戈尔巴乔夫只是在附和与利用一场异见人士运动的观点。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该运动一直把对事实的坚持作为基本的反抗形式。
如果苏联是20世纪一个政权用宣传和信息去控制和限制民众最完美的例子——长达70年的虚假信息——那么十月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一百周年纪念就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外界能够意识到它也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公民社会地下活动中产生了一股强大的逆流。
确实，对苏联政权的内部反抗直到60年代才开始出现。当时，俄罗斯内部的政治气候已经开始从后斯大林时代的解冻向寒冬发展。镇压始于1966年初对讽刺作家尤利·丹尼尔(Yuli Daniel)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的审判。随着抗议和更多审判的出现，异见人士面临一个有趣的难题：如何根据他们获取的信息进行最有效的还击。几乎每一天，他们都会听到审讯的细节、有关劳改营里的生活的传闻和搜捕带来的压力。
他们本可以呈现自己的宣传，夸大迫害，把苏联时代表示“流氓”和“反社会分子”的丰富词汇变成长篇大论，反过来对付国家。但他们没有。他们选择了尽可能冷静、客观地传达信息。他们在力争做到我们所说的客观。
一代又一代苏联民众自我训练，以至认为真实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相对性的概念。报纸成了一种旨在歌颂国家的叙事，而不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样地，人们觉得自己分裂成了私下里真实的自己，这个自己往往和他们在公开场合的形象和言论毫不相关。
考虑到苏联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这种持续了数十年的表里不一的基础上，到了60年代，异见人士仍如此看重坦率地说实话，令人惊叹和宽慰。但事实确实如此。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Lyudmila Alexeyeva)是进行这项事实搜集工作的关键地下期刊《时事纪事》(A 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的早期组织者之一。据她说，这种吸引力几乎像宗教信仰一样：
“对于我们为《时事纪事》工作的每一个人来说，它意味着我们要发誓忠于事实，清除自己的双重思想污秽，它充斥在苏联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她写道，“《时事纪事》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独自经历这个过程，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也经历了这种道德重生。”
当时《时事纪事》小心翼翼地致力于使苏联对自己的法律和国际条约负责，所以它也代表着公民社会的重生。它是一个小社区，完全依赖于纸张薄如洋葱皮的地下出版物，也就是异见人士自己出版的非法作品，但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作为公民见证和报告侵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行为。
《时事纪事》以简单直接的方式运作。杂志在莫斯科出版，然后通过亲手传递的方式发行。如果有人有某条信息要传播，她可以把它写在一小片纸上，然后传递给那个送给她杂志的人，而后者又会把这条信息继续沿着这个链条传递下去。它的源头是纳塔莉娅·戈巴涅夫斯卡亚(Natalya Gorbanevskaya)这样的编辑，她是该杂志的第一位“汇编者”——他们喜欢以“汇编者”自称。1969年，戈尔巴涅夫斯卡亚最终被国家安全机构克格勃(KGB)逮捕，关进精神病院，直到1972年。
从1968年到1983年，《时事纪事》发行了约65期，它成了以最平淡中立的语调描述的权力滥用行为的总录。发布永远无法通过苏联官方媒体获得的信息是一件艰辛的工作。在这里，公民可以阅读不公开政治审判的细节以及被《时事纪事》称为“法外迫害”的故事；了解克格勃的搜查涉及哪些内容；阅读只有当权者才能看到的秘密文件；了解不断出现的宗教和文化迫害以及关在东部的政治犯的最新情况。
这是在有意识地尝试创建一个有效和可验证的新闻来源。《时事纪事》要求撰稿者“谨慎小心”，确保自己传递的任何信息“准确”，甚至经常更正之前的报道（开创了一些西方媒体机构多年之后才采用的做法）。正如苏联异见学者彼得·雷德韦(Peter Reddaway)1972年写的：“《时事纪事》的目标是开放，不隐匿，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所有这些概念都可以用一个俄语单词glasnost（开放）来总结。”
这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1901年在革命前的俄国给报纸下达的指令正好相反。当时，新闻媒体被认为应该“不仅是一个集体宣传者和集体鼓动者，还是一个集体组织者”——换句话说，是巩固国家权力的工具。对汇编者阿列克谢耶娃来说，《时事纪事》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在苏联前所未有的东西：“关于我们社会一些不可见的层面的真实信息来源。”
克格勃对这种活动绝没有心慈手软，戈尔巴涅夫斯卡亚只是许多遭到逮捕和监禁的编辑中的第一个。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基于事实的证据收集已经成为异见人士的主要手段，特别是那些最著名的人物，比如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的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其中一些人的职业本身就有追求事实的倾向，他们中有很多是科学家，他们选择这种职业就是有意识地远离任何可能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扭曲的领域，甚至在接受异见之前。
1975年，认为自己在谋略上胜过了西方国家的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该协议确保国际社会承认苏联在二战中获得的领土，但也要求苏联遵守国际人权准则。莫斯科的异见人士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利用这项承诺，主张自己公布每次违规行为的权利，对抗共产党官僚。
监督机构莫斯科赫尔辛基观察组织(Moscow Helsinki Watch Group)按照《时事纪事》的风格，编制了一系列报告，它们全部经过精心研究，有的长达数百页。最初的调查包括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迫害以及囚犯可怜的热量摄入。这些报告被交给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并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传播。不久之后，类似的观察组织也出现在其他东方集团国家，甚至出现在美国。纽约的赫尔辛基观察组织(Helsinki Watch)后来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
这种深处地下的、基于严谨客观报道的努力，是否加速了苏联的垮台？
这很难讲，因为有其他很多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共同导致苏联的共产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崩溃。但它的确影响了苏联瓦解的方式。与中国不同——中国当局在1989年也遭到重大挑战——苏联不能单靠改革来改造自己。戈尔巴乔夫使用“开放”一词表明，公民社会也必须发生变化。
异见人士让人们期望出现一种不同的语言——一种表达不经过苏联当局过滤的现实的语言。在这个甚至将自杀率视为国家机密的国家，他们渴望真实和透明。地下出版物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渠道。
事实无情地叠加，成为异议人士建立一个不同的俄罗斯的方式。他们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出现另一个俄罗斯，一个克服了种种谎言的俄罗斯。
盖尔·贝克尔曼(Gal Beckerman)是《当他们找我们，我们就已经消失了：拯救苏联犹太人的史诗般斗争(When They Come for Us, We’ll Be Gone: The Epic Struggle to Save Soviet Jewry)一书的作者，目前正在研究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社交媒体历史。
—— 原载: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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