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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本文译自加拿大《环球邮报》2016年12月25日发表的记者NATHAN VANDERKLIPPE的报道。在拉萨一个光秃秃的混凝土房间里，他仔细勾画着一幅佛教唐卡画的轮廓——一种有着超过一千年历史的宗教艺术形式，需要4个月的艰苦努力才能完成，每一笔都是用真正的金子描上去的。然后该画卷会被拿到一个新兴繁荣的市场出售，中国买家愿花数千美元来买这些画，他们认为唐卡画能在精神上保佑他们并给他们带来商业上的成功。
三十年前，在位于西藏中心的拉萨，加起来只有40名唐卡画家。今天，由于政府领导们热切希望展示他们对地方文化的尊重，促使有成千上万人在画唐卡画。
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名记者，与一群外国记者能罕见地来到这里。
这是西藏的一面——中国（政府）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
“在西藏，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自由地追求艺术。我们的国家——中国，高度重视这种艺术”，校主任Danzeng Pingcuo告诉我们。
但是中国封闭了这个地方，让外界无法监督，自2007年以来，基本上没有外国学者获准进来做研究，情况鲜少象它们看上去的那样。
几分钟后，那名画家很小声地说，实际上他并不能自由地作画。他，作为一名虔诚的喇嘛，也不能自由地行事。在西藏的生活，是在种种限制下生活，他说。但他不想再多说了。
“害怕”，他用低沉的声音说，他的眼睛盯着在房间附近一直在看着的政府官员，然后又继续作画。
在西藏积累的紧张局势可见一斑。长期的不满在8年前爆发了骚乱，在政府的压制当中，随后发生了一系列的自焚抗议。
但是，在打开大门让外国监督为数不多的几天之外，中国（政府）已努力把西藏变成了一个高海拔的实验室来测试其新的监控方法，同时严格控制当地人的宗教实践，推广汉语及监督在一代人当中把数千年的农牧生活快速城市化。
要观察到这些改变是困难的。连叛逃者也被掐断了，他们曾经是了解西藏最好的消息来源之一。在2010年，有超过2000名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现在达赖喇嘛流亡居住的印度城镇达兰萨拉。从那以后，中国政府通过巩固边界和大量的花钱，使得许多藏人离开家园的吸引力降低，出走的人数下降。在最近的12个月里，只有60人外逃。
“我们没有权利谈论我们的情况，没有权利实践我们的宗教”，一名中年藏人说。那天晚上我遇到他时，他正与家人外出散步。（出于担心受访者受到报复，《环球邮报》不刊登本文当中受访藏人的名字。）
在西藏的五个夜晚，我获得难得的机会一瞥这个通常被严格限制进入的地区。
中国严格限制它允许别人看什么：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时间表，不能选择去哪里。但我被给予了一些自由，能够与拉萨人讲话，而他们偷偷的陈述——通常是带着恐惧地讲出了可能令他们入狱的事——让学者和研究人们明白这里的生活与官方光鲜的陈述有多么的不同。
通常，只有游客可以进入西藏。我护照上的记者签证意味着我唯一的方式是参加政府组织的旅行，而中国政府故意封闭这扇窗。在过去十年当中，这扇窗只打开过几次。在此前的参观中，政府的陪同者会打断未经审查的采访，在酒店走廊上安一台夜间监视器，防止记者们逃到下面的街上，发现没被过滤的景观。
“见证奇迹”
但在拉萨之行的最初几天，政府的陪同者们放松了，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空间。官员们说，是最上层开的绿灯，习近平主席呼吁在西藏要对外国人更加开放。他们指出，在西藏，工资涨了，路正在修，安装了下水道，居民住进了新建的混凝土楼房。官员们坚持说在这里中国没啥要隐瞒的。他们敦促我们好好写，并为我们的记者代表团在马路上开道。在中国，记者团通常得不到礼遇。
西藏的老年人“现在在幸福地微笑，但他们过去曾是农奴或半奴隶”，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边巴扎西说。在与记者们冗长的会面当中，他只接受了一个提问。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西藏实现了“从黑暗到光明，从落后到进步，以及从独裁到民主的伟大跨越”。他在拉萨圣地天堂洲际大饭店内一个大型会议室里说，周围围着众多官员。“毫不夸张地说，你们是这个奇迹的见证人。”
而在西藏内部，越来越清楚，与官方的保证相反的是，在这个美好表象下面，对中国政府及安全机关的不满越来越深。
拉萨有着惊人的历史标志，它正在迅速变成中国的曼谷。游客们乘坐探险摩托车涌入拉萨，一群群地进入饭店，观看香客们转动有几千年历史的经轮。到处是含汉语、藏语和英语的标牌，欢迎游客来到地球上这一“圣地”。
布达拉宫雄伟地屹立在山顶，许多位达赖喇嘛从那里统治着藏民的政治和精神事务长达三百多年。在附近，对于许多佛教徒来说，大昭寺依然是西藏最神圣的地方。大昭寺建于7世纪，最虔诚的朝圣者依旧一步一俯拜地经过艰苦的朝圣之路前来这里。
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身边没有政府的陪同者，我独自沿着环绕大昭寺的道路走着，聆听着那份虔诚的安宁、含混的声音。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日常仪式，这项传统与大昭寺本身的木头柱子一样古老。一幅宗教繁荣的画面，似乎与中国承诺的藏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相吻合。
然而，宗教，像这里的日常生活一样，在一定的界限内进行。“布达拉宫可以继续是西藏的中心-只要它保证对更广泛的中华民族的忠诚”，位于德国的文化与神学欧洲学院（European School of Culture and Theology）专门研究西藏的Adrian Zenz教授这么看。
随着进拉萨的路从一条隧道出来，这一点在视觉上很明显，沿街插有中国的旗帜，这个标志也飘扬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上空，在拉萨的房子及拉萨之外数百公里农村房子的上空。
但即便是这个民族团结的象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个街区，沿着一条小巷，房子上的两面红旗挂倒了。当我与两位房主说时，他们说，弄错了，片刻之后，他们就冲到房顶更正过来。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研究西藏的专家Tsering Shakya时，他说，“难以想象有人不知道旗子挂倒了。”
当我与大昭寺周围巴克霍尔居民区的小贩交谈时，紧张关系就更加显然。在这里，卖肖像的小贩展示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像，但没有达赖喇嘛的像。即使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已有五十七年，他仍然被许多藏人尊为君王和精神领袖。虽然他没有提倡西藏独立，但中国（政府）称他是一名企图分裂国家的危险领导人。“不准我们印”，一位店主说，他指的是达赖喇嘛的像。“印一张，就会被送进监狱。”
我徘徊到一个卖僧尼服装的摊位。那名商贩说，被允许进入拉萨的藏族宗教领袖只有拉萨当地的或政府特许的。西藏其他地方的僧侣都不准进入拉萨。“如果他们这么做了，就会被逮捕”，那名商贩说。对于藏民，那商贩说，生活并“不好”。
几步之外，我见到一名来自台湾的和尚在自拍。他是应中国的班禅喇嘛之邀来到这里。那位班禅喇嘛是中国挑选的。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中继达赖喇嘛之后第二重要的头衔。北京一直在进行一项扶持其资格的运动，令他越来越成为一名公众人物。但许多藏民认为他不是真正的班禅喇嘛。我在大昭寺外拍了一些那名台湾和尚的照片，他恳求我删掉。
毕竟，他的存在是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他，作为一名外人，被允许前来这里。但大多数的藏人，甚至无法拿到一本护照，一名当地的商人告诉我。在西藏，“一些寺院里没有喇嘛”。
“如果你想举办宗教活动，你必须先获得政府的许可。”
“在基层管理人民”
在西藏不难发现中国的威权主义标志：在通往拉萨的路上，我们从我们的巴士上见到大型的军车车队驶向相反的方向。在市里，我们的车经过军营，在那里，火炮枪清晰可见。一天早晨，一群士兵带着盾牌和突击步枪在朝圣者旁边漫步。在一家餐馆里，士兵们把突击步枪放在膝盖上吃晚餐。
外人或许看到的是穿着军装的部队，对中国来说，这是保卫重要边界的正常工作。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边巴扎西先生说。
这个主张与共产中国对西藏充满野心紧密相连。在1950年代初，共产党的军队入侵西藏，引起了当地强烈的政治抵抗。一个藏民代表团向联合国请愿说，“藏民被武力强迫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违背了藏民的意愿。”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平息地方起义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而北京主导的发展计划把中国的命令强加给西藏的经济。1960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破坏藏传佛教”的“群体灭绝”行为。学者们说，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狂热反宗教的文革结束后，西藏数百所寺院只剩下13所还屹立在那里。西藏受到重创：喇嘛们和其他宗教领袖戴着笨重的帽子被在公共场所游街，劳动者被冠以“妖魔鬼怪”的称呼，被喂食人的排泄物，家人被告知要销毁他们的宗教文物。Shakya教授在他的书《龙在雪域》（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中写道：“其效果是要摧毁西藏的独立身份。”
但随着中国后来的开放，西藏也开放了。中国领导人设法减轻地方的贫困。同时，重修了寺院，在2000年代初，学者们被允许进入西藏，在一个更开放的氛围中做研究。
后来，长期积聚的紧张局势爆发了2008年的骚乱，北京指责达赖喇嘛组织和煽动了该骚乱；达赖喇嘛否认参与。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Robert Barnett说，北京派出部队遏制骚乱之后，花了几年时间“来分析哪里出了错，以及制订了一个不让这种情况再度发生的计划”。
在我旅行之前对他的采访中，他警告我说，结果带来的变化可能不是我能亲眼见到的。他指出，中国在广泛扩大西藏的警方和行政系统管辖范围，创建了层层机构，深入当地社区，延伸其影响力。“这是前所未有的”，Barnett教授告诉我。“西藏是（中国政府）新的控制方法的试管，在基层管理人民。”
与此同时，大量雇用受过教育的藏人进入政府单位工作，虽然已经雇佣了许多人来加强政府的司法和安全机构。
根据公共文件，Zenz教授发现，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贴出的与安全相关的招聘数字比2008年至2009年高出3.5倍。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雇佣的所有公务员，34%是警方、法院和监狱的职位。
“在拉萨流行一个笑话：这里再也没有罪犯了，因为全都有了当安全人员的好工作”，Zenz教授说。“多个级别的、不同类型的安全部队普遍存在。”
与此同时，当局创造出了新的严重犯罪类别。去年，在西藏的一个地区开始出现海报，列出了“20种被用来掩饰独立或分裂活动的活动”，UBC的Shakya教授说。
“藏人总是开玩笑说，达赖喇嘛要求一国两制。但我们已经有了一国两制。在中国，气氛更宽松。而在西藏，限制要多得多。”
中国试图用钱来缓和一些由此带来的不悦。2014年，政府补贴占当地GDP的111%。加上在新铁路线、新的高速公路上的投资，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Erasmus Universiteit Rotterdam）研究西藏的学者Andrew Fischer估计，总补贴超过GDP的150%。
然而，这些数字的规模也反映了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政府）未能使其经济增长模式在西藏扎根。
中国（政府）没有停止尝试：近年来已经见到当局高速地根除西藏长期的生活方式。
谷底仍然有金黄的青稞和牦牛，但畜牧业正在迅速衰落。那里出现了一群群新的公寓楼——长方形的混凝土块，可能与中国其他的城市一样。进入本世纪的时候，74%的藏民从事耕种和畜牧。在2010年下降到54%，“在2014年，该比例估计是44%”，Fischer教授说。“这对西藏是非常大的改变。在2000年，它是中国农业劳动力比例最大的地方。现在，它已经大大赶上了中国的其他地区。”
“听——他在说汉语”
从街道上和商业双语标志上很难看出来，但藏语本身在下降。在当地大多数的学校，是用汉语来教学的，藏语被减为单一的课，在一些地方直到小学毕业之后才教藏语。
这意味着现在许多年轻的藏人“汉语说得很好，但不能流利地说他们的母语藏语”，我在拉萨的一个公园草坪上遇到的一名藏族大学生说。他当时坐在那里与一位朋友聊天。“他们说藏语就像外国人说汉语那样，不流利。”
拉萨街头另一位出来散步的藏族男子指着他6岁的儿子说，“听，他在讲汉语”。
中国国家媒体2016年9月份报道，中国政府也在加大努力，在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推广标准的普通话，部分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在拉萨的一家网吧，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制片人，他表示中国正在采取类似的方式来加强文化上的统一。他在西藏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制作旨在促进“社会稳定”的电视节目和电影。
在过去几年里，这些努力已经深入拉萨的景观。在拉萨市南边的一个山丘建了一座巨大的剧院。蔓延几公顷大的户外舞台是为了高预算、壮观的音乐剧《文成公主》创建的。当夜幕降临，演员们跳着舞，骑着活马，一个仿造的布达拉宫在轨道上滑入滑出视线。
这是一个中国（政府）急于重新讲述的故事。我们这些记者不仅被带去观看，而且，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边巴扎西先生亲自干预，把我们调到了贵宾席，在那里，我们避开了寒冷的雨，还能享受到热茶服务。
这台歌剧的脚本有多少反映了历史的事实令人怀疑。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的研究员卡Cameron Warner说，“这是北京政府想要向藏族公众兜售：汉藏之间是可以有深厚民族和谐的信息。”
国家补贴带来的幸福
然而，这一切对普通藏民有多大影响呢？
是的，藏人以安静和响亮的方式在抵抗，在努力保护宗教，维护语言和捍卫他们的自然环境。但是，通过普遍的医疗保健以及在全国率先由国家承担所有孤儿和老人的照护，不可否认，中国的金钱和救济买到了一定程度的幸福。许多藏民高兴地享有大量的住房补贴，令住在这里的汉人羡慕。
对于该地区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来说，中国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会。在拉萨河边一条巨大的混凝土板铺成的路上，我向两名十年级的学生走去。他们都是藏人，从农村来拉萨的一所市区高中读书，只有高分的学生才能上这所学校，将来可以到中国顶尖的大学学习。这两名学生微笑着说，他们希望未来有机会和汉族学生一样的好。“在这里是公平的”，其中一人说。
即使是关心藏语境况的那名大学生也很快承认学习普通话的好处。“如果你不学汉语，将来就找不到工作”，他对我说。“因此学习汉语会影响你的一生。”
他也对中国领导人表示了赞赏。“习先生成为主席后，情况还好”，他说。
就在几年前，西藏感觉上就象一个被围困的地方。屋顶上有狙击手；当地人不断受到安全检查，禁止到外面旅行，甚至不准在西藏内部旅行。现在，气氛变得宽松了。即使是在最敏感的宗教场所，只是偶尔检查一下游客，当地藏民不被要求出示身份证。
“情况宽松了一些”，我在大昭寺周围见到的一名当地商人说。
但是感觉和真实在发生的可能是不同的。在距离拉萨400公里的小城市林芝市的一个黑夜，感觉上的宽松瞬间紧张起来。
夜里的路障
在旅程的最后，我们来到了林芝市。
我真正想做的是去看一所寺院，并与当地的僧侣讲话。因此，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毕竟，旅程费用是由《环球邮报》支付的。初步得到的迹象是正面的。但后来我被告知，要满足我的要求是不可能的。滑坡冲掉了那条公路，一名官员告诉我。另外，组织我们行程的当地外事办公室主任薛城涛（音）说，离得最近的寺院“离这里可能超过100公里。林芝市当地没有著名的寺院。”
事实上，用互联网快速地查询发现距离林芝市27公里有一座寺院，该寺部分建于7世纪，就在几周之前，那位中国的班禅喇嘛访问过该寺。
所以，一小群记者决定我们自己去，我们想问的问题是：那里的喇嘛朝拜和学经有多自由？他们有没有受到压力？
黑夜之中，我们乘坐一辆出租车，从我们住的宾馆出发。但几乎同时，我们发现有两辆车跟着我们。我们停下来，希望甩掉尾巴。我们发现了一名本地男子，他同意用一辆没有标记的私家车载我们。我们关掉了手机，以躲避电子监控。
几分钟后，感觉好像成功了。我们出了城，通过高速公路的检查站时没遇到麻烦。路上没有滑坡阻塞道路。我们朝正确的方向驶去。
然后，在我们的后面出现了一辆出租车，几分钟后，与我们并排开了一会儿，又恢复到我们尾巴的位置。
我们被发现了。
在转往那所寺院的路上，站着三名警察，旁边停着几辆车。我们停下来后，他们用手电筒照到我们的车内，命令我们开到当地的警察局。我们回答了几个问题，被打发回去了。
我们失败了，令人沮丧，但又并非完全失败。我们没有告诉政府的那些陪同人员，我们当中的几个人在那天清早已经去过了那所寺院，在日出之前从一道安全门挤了进去。
在里面，我们发现一辆警车停在那里，一张有习近平先生图片的大海报，旁边是他的一个讲话。“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渗透”，习主席敦促说，“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结合”。
几步之遥，我们进了一个房间，那里有十几名年轻的喇嘛在诵经。我们示意一名年长一些的喇嘛与我们说话，但他挥手要我们走，我们看不出来他是想表示他不想与外国人说话，还是只是不愿意打断诵经。
几天之后，当我与西藏国际运动通讯主任Kate Saunders交谈时，那个场景又回到了我脑海中。西藏国际运动是位于英国旨在提倡在西藏地区人权的一个组织。
“许多藏人相信他们宗教的本质，那些真理，将比共产党持久”，她说，但他们也有着深刻的恐惧。
（译文有删节）
原文Behind the looking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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