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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凱道送仲丘，圖片來自東森新聞 |
（按：原刊登於2013年8月的兩岸公評網主題論壇「台灣大兵洪仲丘之死」。「兩岸公評網」每個月都會邀請中港台三地的知識分子﹑評論人﹑作家等就一特定主題撰文。非常榮幸能夠參與。）
朱 四喜是張大春短篇《四喜憂國》的主角，一個目不識丁的外省榮民，退伍後是個潦倒老兵，在小說裡生活在八十年代，國民黨威權統治似鬆綁未鬆綁的時代。朱四喜 在威權體制下生活慣了，聽反攻大陸的語言也聽多了，想到將來不能聽怎麼辦？於是氣急敗壞了，代蔣介石寫下《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張大春的 小說在解嚴後才出版，而台灣在上世紀末已經有了總統與立委等全民選舉，經過數次和平更迭，似乎已經成功從威權政體過渡至成熟民主政體。不少香港人跟我一 樣，對台灣有著無以名狀的情意結。台北城市繁華與巷弄書香的交融叫我等香港人羨慕，遙望對岸政治與公民社會發展，也得以重新想像香港未來的種種可能。然而 今夏的洪仲丘事件卻讓人重新意識到，在舊有勢力如軍隊裡頭，其實尚有威權遺緒未曾完全清除。
威權統治過去二十年，台灣的政治天秤仍然不合 理地向國民黨傾斜。[2012]年一月雙英總統選戰過後，國際觀選團發表觀察，除了肯定台灣社會生機勃勃，也指出了台灣在地緣政治上如何受美中兩大國影響，還有國民 黨在競選資源上的明顯優勢，對於不少政治與文化資源的壟斷。軍隊是國民黨在威權時代豢養的舊有勢力，多年來一直脫離公民監督自成一角，在過去也曾多次僭越 民選總統權力，如郝柏村即是一例。郝氏卸下軍職已久，然而在軍隊內依然有不小的影響力，而且經常發表反社運﹑反台獨言論，又曾僭越總統職權召開軍事會議， 可以說是軍隊威權心態的代表。早前埃及開羅自由廣場風雲變色，筆者曾撰文指出從威權轉型至民主政體路長迢迢，而自脫殖時代起，軍隊的遺權一直是伊斯蘭國家 無法達致鞏固民主的原因之一。埃及民眾利用軍隊推翻民選總統，可見為對於民主理解過份膚淺的體現。之於台灣雖然未盡相同，但竟有相類近的地方，可見威權遺 緒在台灣的轉型期，依然處處對民主發展有所制肘。
Robert Dahl在《論民主》一書中，為鞏固的民主提出了三個條件：一）軍隊和警察的控制權在民選官員手中；二）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三）沒有敵視民主的外部勢 力。台灣軍隊與埃及軍隊不同，前者從未曾直接統治台灣，而後者坐擁超然權力三十年以上。不再從屬於威權政府，然而軍隊的「摸頭」文化卻仍然老大不掉，在洪 案發生後，軍隊與馬英九政府提出公賠洪家，而且即使洪並非因公殉職，卻又要將洪追頒為中士。軍隊希望私了，不啻出於官官相衛的官場文化；然而馬英九配合軍 隊演出，卻叫人懷疑在民選政府裡，是否還有太多威權時代剩下來的，理不清的派系利益？至於第三點，現時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影響自不消說，一個服貿叫台灣人 叫苦連天，然而中國大陸對於台灣最負面的影響，莫過於它是威權專制的本質。
在一九四九的歷史分岔口跟中國割裂的台灣，在中國大陸幾乎無孔 不入的滲透力下，竟和在後殖民時期苦苦尋溯本土身份的香港互為鏡像；而我們這一代的香港年輕文化人與知識分子，無不仰望台灣近十數年來的民主發展，以此為 中國人的土壤上能生出民主之花的憑藉與盼望。從台灣反核四到香港反國民教育，網上新媒體的興起讓兩岸公民得以相互聲援；大埔強拆議題與東北發展如出一轍， 叫我們深思民主與公民社會的關係，深化爭取普選的討論。凱特格蘭大道送別洪仲丘的二十五萬白衫軍，卻叫香港人驚訝：台灣的民怨積累之深未必下於香港。
南 方朔說過，如果「阿拉伯之春」要在亞洲發生，最有可能的地點，可能是台灣。八月三日凱特格蘭大道送別洪仲丘的二十五萬白衫軍，就是積累甚深的民怨的一個爆 發點。如果說在一些政府﹑軍隊如文化界別，還有那麼巨大的威權陰霾籠罩著台灣，台灣的公民社會倒是年輕且有活力得很。這些新勢力的唯一問題，就是有否上台 執政的準備，是否有計劃地在體制裡把舊有勢力拉倒。白衫軍在短短時間裡召集了二十五萬人為洪仲丘討公道，然而這場打著非政治化的集會，又似乎不足以長期推 動軍中人權與其他社會改革。白衫軍還是需要深思：這些運動是否將永遠停留於街頭，以遊牧形式出現；還是在街頭以外，他們共實也有成為「有機公民」的準備？ 凱道上的白色十架何其悲壯，然而台灣的民主長路，還是需要台灣人民負上十架匍匐前行，共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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