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30 January 2021
学法律也好学新闻也好 都救不了我们
黑龙江疫情狂烧!中国网友无力:封区根本不通报
自由时报
中国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多点爆发,昨(29日)再度新增确诊病例52例,无症状感染者16例,疑似病例1例,黑龙江、吉林、上海、北京、河北皆出现本土病例,其中黑龙江病例依然高居不下,中国网友纷纷无力表示,“我已经倦了,毁灭吧”、“(黑龙江)封了那么多小区怎么不通报?”
根据中国卫健委公告,昨(29日)0时至24时,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2例(黑龙江27例、吉林5例、上海2例、北京1例、河北1例、境外输入1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黑龙江6例、吉林2例、境外输入8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本土吉林)。
对此,中国网友依然气愤表示,“哈尔滨一点明显的下降趋势都看不到”、“咋没听说有支援队支援呢,黑龙江在这自给自足呢啊,河北为啥就有支援啊,黑龙江比河北还严重,为啥不支援呢,心凉”、“上边的管控不严,遭罪的就是下边的老百姓,今天是封闭的第十三天,普普通通的一家三口,半个月没有上班,有多少人已经丢了工作,还有车贷要还,这日子啥时候是头啊”、“最严重的还是黑龙江,年前估计不可能解封了”、“我已经倦了,毁灭吧”。
还有人质疑,“(黑龙江)封了那么多小区怎么不通报?”、“顾乡加油站旁边小区都封了,有的单元直接封了,但是等了两天才看到有确诊,而且还不知道是不是这边的病例”、“管控名单上好多被封闭的小区根本不在上面”、“感觉哈尔滨上报都延迟了两三天”、“我发现上海的通报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无症状,只要通报出来的就是确诊”。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1/%E9%BB%91%E9%BE%99%E6%B1%9F%E7%96%AB%E6%83%85%E7%8B%82%E7%83%A7%EF%BC%81%E4%B8%AD%E5%9B%BD%E7%BD%91%E5%8F%8B%E6%97%A0%E5%8A%9B%EF%BC%9A%E5%B0%81%E5%8C%BA%E6%A0%B9%E6%9C%AC%E4%B8%8D%E9%80%9A%E6%8A%A5.html
美航母遭解放军军机模拟攻击,美太平洋司令部回应
法广
英国《金融时报》1月29日援引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据美国及其盟国的情报显示,中国军机23日在台湾防空空域演习,模拟打击位于南中国海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对此,美国印太司令部发言人迈克·卡夫卡(Mike Kafka)表示,“‘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密切监视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的所有活动,他们从未对美国海军军舰、飞机或水手构成威胁。”
《金融时报》本周五援引熟悉美国及其盟国情报人士的话报道称,中国轰炸机和战斗机模拟了对“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的攻击。该报称,中国轰炸机飞行员还确认了对海打击命令,并模拟发射反舰导弹。对此,美国印太司令部发言人卡夫卡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回应指,“‘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密切监视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的所有活动,他们从未对美国海军军舰、飞机或水手构成威胁。”
卡夫卡通过声明强调, “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通过我们在该地区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决心。”此前,美国海军24日回应指,“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正在美国第7舰队的责任区进行例行部署,以开展海上安全行动。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将“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派往南海的决定与解放军军机连日来向台湾增强施压的事态不无关系。
卡夫卡称,“ 然而,这里强调的解放军活动,是一连串侵略性和破坏稳定行动中的最新一举”。他称,“这些行动反映出解放军继续企图以其军事力量为工具,恐吓或胁迫在国际水域和领空活动的各方,包括其邻国和有竞争性领土诉求的国家”。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向《日本时报》表示,中国军机没有进入距美国海军舰艇250英里(约合402.3公里)的范围内,这超出了轰-6K轰炸机所携带的鹰击-12反舰导弹的射程。这名官员称,当时发生了一次模拟袭击。
去年8月,解放军向南海进行了一系列的弹道导弹试射,包括采用了被称为 “航母杀手”的武器,其显然是模拟打击美国军舰的综合军演的一部分。媒体随后报道称,至少有两枚导弹击中了该海域的移动舰艇目标。美国和中国军方都没有证实这些报道,但据悉这些反舰导弹是解放军武器库中最有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的武器。
尽管该地区的各方,包括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文莱,都对南海提出了重叠的主权诉求,但北京仍对南海约90%的面积提出了主权要求,每年有数万亿美元的贸易额通过该海域运转。北京不顾其他声索国和美方的抗议,在南海进行人工岛礁建设并将其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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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GDP跌6.1% 比較過往數字如何?
政府最新公布2020年經濟數字,GDP都知會跌,但想不到破了紀錄,一齊睇睇過往數字,如何理解這個-6.1%。
上網找找有個網站提供自1962年到今天的香港GDP,58年來香港GDP出現負增長的年份只有3次,今次是第四次。
1998年 -5.88%。當時剛回歸,遇上金融風暴,加上1997年樓市高峰回調,或叫泡沫爆破。香港GDP首次出現負增長,但數字都未超過負6%。
2009年 -2.46%。2008年8月北京奧運開幕,歌舞昇平。及後美國出現金融海嘯,歐債危機亦開始出現,全球資金乾涸,香港GDP都要倒退,但也只是不到負3%。
2019年 -1.25%。社會動盪,彷如昨日,大家都能理解這個負數。
58年來就這三次?還有一些慘痛的年份吧。
2003年 +3.06%。沙士來襲也正數?看看政府經濟分析部有份文件當中有記錄「隨着SARS的影響減退後,整體經濟於第三季迅速全面復蘇。及至第四季,本地信心進一步增強,經濟復蘇的勢頭加快。」,對呀,當日沙士來得快,去得快,只影響一兩季。
1982年 +2.95%。中英談判,大量香港人擔心香港前途問題,聽見有前輩指當年好多工程發展立即停工,但原來也有正增長。
1974年 +2.42%。石油危機,香港GDP仍是正增長。
可見今次這數字代表一個史無前例的紀錄,還未說這是2019年-2.46%的延續,-2.46%再-6.1%,應該是持續倒退了-8.6%才是。
此情此景,看看香港股市、樓市,似活在平行時空。
港GDP全年跌6.1% 歷來最差 疫情未受控失業率續升 渣打:上半年恐雙底衰退
【明報專訊】政府統計處昨公布本港第四季及全年經濟預估數據,第四季GDP按年跌3%,差過預期的跌2.1%,但較第三季跌3.6%為佳;按季升0.2%,連續兩季有增長。全年香港GDP按年跌6.1%,符政府預測,為有紀錄以來最差。分析指第四波疫情仍未受控,失業率惡化,今年上半年經濟仍有跌入雙底衰退的可能。
明報記者 陳子凌
從細項看,私人消費開支第四季按年跌7.6%,較首3季的跌幅都要低,但全年仍跌10.2%;政府消費開支升幅收窄至第四季的5.6%,全年升7.8%。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連續3季下跌後,第四季轉升2.6%,全年跌11.6%。
受惠於外貿表現強勁,第四季出口及進口升幅均較第三季擴大,分別升5.6%及6.9%,全年計則分別跌0.3%及2.1%。在全球疫情未完全好轉,環球交通未恢復正常之下,服務輸出及服務輸入在第四季繼續錄得雙位數跌幅(見表)。
政府發言人:料今年經濟恢復增長
政府發言人表示,香港經濟在第四季繼續復蘇,但受第四波疫情影響,復蘇步伐緩慢。貨物出口增強和金融市場暢旺繼續提供支持。由於香港社會已恢復穩定,去年經濟嚴重收縮,主要是源自疫情衝擊,與消費和旅遊相關行業受重創。
發言人指2021年香港經濟料會恢復正增長,但上半年經濟情况仍具挑戰,復蘇程度及速度受多項不確定因素影響,尤其是與疫情相關的不確定性。本地經濟活動前景主要取決於本地疫情多快受控。政府指會密切留意情况,採取適當逆周期措施去支持經濟復蘇及紓緩市民財務負擔。
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恆指出,第四季GDP跌3%,顯示第四波疫情於12月帶來負面影響,完全抵消10月和11月輕微復蘇。他認為,雖然GDP按季升0.2%,本港經濟暫時避免再陷入收縮,但第四波疫情未受控,失業率很有機會繼續攀升,不能排除香港經濟在今年上半年會跌入雙底衰退。但低基數影響,今年經濟大部分時間應有正增長,預測全年GDP有4%升幅。
麥萃才:疫苗到港也需時看成效
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麥萃才稱,農曆新年辦年貨,可為消費帶來一點支撐,但整體挑戰甚大。失業率惡化對經濟影響嚴重,就算疫苗到港也需時看成效,經濟真正可望恢復到疫前水平估計要在下半年。
from 取之有道 http://www.cpleung826.com/2021/01/gdp61.html
繼續花生GME 許輸不許贏
GME事件還有餘波,整件事真是好睇過戲,現實版「大時代」?還是「少林足球」?球證、旁證、主辦、協辦,所有單位,全部都是他的人...
沽空機構被散戶齊齊夾空倉,輸大錢之時,竟然有股票經紀商幫手,限制散戶買入GME。明明大戶輸錢,交易平台都無事,但偏偏幫到出面,有何原因?
可能一:沽空機構仍大客,保障大客利益。
可能二:怕大戶被夾倉後出現大量孖展爆倉,欠下巨債者可能破產清盤,最後出事乃交易平台本身,所以保障自己利益。
可能三:根本其交易平台背後老闆與那些沽空機構,本身就有關連,好似球證是球隊出錢請的,到問題球就有少少偏袒。
GME事件,難得大鱷做點心。看下面新聞,原來已茅招盡出,美國既得利益者的陰謀詭計真多。
提醒一下,若投資者慣常用小規模券商或交易平台,要小心這些風險,上次孖展爆倉潮應該是負油價事件(見下面影片重溫)。
想到小時候聽過一個朋友親身經歷的故事,有外國職業賭徒於賭場續贏大錢,賭場未能看到該賭徒出千,也買機票請他離開,原來賭場是許輸不許贏的。
該事情發生於美國,尚有集體訴訟,又有議員關注。若發生在香港,可能又要日日坐銀行門口叫大聲公,搞幾年最後收個和解費。
Robinhood|散戶被限制交易憤而提告 馬斯克撐兩黨議員啟動調查
股票經紀商羅賓俠公司(Robinhood)1月28日一度限制投資者交易遊戲驛站公司(GameStop)等熱炒美股,引起散戶不滿並提出訴訟索償。兩黨議員罕有站於同一陣線要求啟動調查,特斯拉(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Elon Musk)表示支持。
聲稱擁有逾1,300萬用戶的羅賓俠公司表示,鑑於近期的波動,遊戲驛站和其他股票的交易將受到限制,只准投資者出售股票,不准買入。公司後來撤銷限制。盈透證券集團(Interactive Brokers)當日也一度限制交易相關股票。
有散戶入稟紐約的法院向羅賓俠公司索償。根據訴狀,原告人指控公司剝奪散戶投資的能力,操縱市場,限制交易的決定違反顧客協議和金融業規定。芝加哥也有投資者入稟提告,指控公司的舉動是保護建制體系的投資,損害一般投資者。
限買措施也引起兩黨議員的關注。民主黨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的政見向來截然不同,但今次罕有異口同聲要求啟動調查。奧卡西奧—科爾特斯認為羅賓俠公司的舉動是不能接受,並指身為眾議院金融機構委員會成員,有必要將支持舉行聽證會。
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推文除了得到克魯茲的認同以外,馬斯克也表態支持。有人也諷刺羅賓俠本身是取名自劫富濟貧的羅賓漢(Robin Hood),但公司卻保護富人免遭窮人挾淡倉。
from 取之有道 http://www.cpleung826.com/2021/01/gme.html
二大爷: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网传一张北京大兴要求部分感染病例所在区域的人员进行肛门检测的姿势图,我第一眼看见差点把饭喷出来。若不是查证了一下这张图的来源,还真的以为在疫情的大时代检查痔疮都成了必备项目了。
根据央视报道,北京大兴区有感染病例的所在区域,所有居民均要同时进行了咽拭子、肛拭子和血清检测。专家表示,肛拭子采样可提高检出率减少漏诊。
这么销魂撩拨的姿态不是出现在卧室,而是被要求在医院,还是进行常见的新冠病毒检测,让我瞬间有了种"病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悲壮感。一个本质上是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却要通过消化道来检测——这就像本来是去做胃镜,却被医生要求顺便去泌尿科复查一样,充满了不可名状的黑色幽默感。
疫情爆发以来,检测的技术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在重灾区美国普遍采取的唾液、鼻咽拭子和咽喉拭子,测试人开车前往检测点,甚至不需要下车,几分钟即可完成检测。目前很快即可出结果,准确率在95%以上。
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测试,基本都是如此,要求目标对象进行肛门测试,北京大兴可能是第一家。在已经有便捷测试方式的前提下,还依然要使用肛门测试这种"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繁琐方式来辅助,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正常方式的检测准确率达不到要求,或者说真实数据很低,靠不住。
早在去年3月下旬,大国向西方国家提供的一批核酸检测试剂,就被指不合格,遭遇大面积退货。捷克、荷兰、土耳其、斯洛伐克、马来西亚和西班牙先后投诉,从大国购买的病毒试剂盒准确度低于制造商所称的标准。其中,捷克订购的15万套病毒快速测试剂,错误率高达80%,几近废品;西班牙从深圳一家名为易瑞生物的公司购得的试剂盒15万套,准确度只有30%;而其后菲律宾卫生部副部长维赫利爆料说,部分中国制试剂准确率仅四成。
作为疫情始发地,如到今天检测的水平还原地踏步,以至于要使用肛门测试这种匪夷所思的步骤,真是让人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如果说芯片制造这种高精尖的产业落后还有很多理由可以编排,那么病毒测试这种并不算高深的东西也依然一个鸟样,这问题又是出在哪里呢?
你可以侮辱群众的屁股,但不要侮辱群众的智商啊。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01/blog-post_794.html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美国之音
白宫表示,拜登政府正在以“战略耐心”寻求和北京打交道的“新方法”。这个“新方法”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会有何不同?特朗普时期施加的一系列对华措施,是去是留,变还是不变,拜登政府会有怎样的决断?美国之音从经贸、科技、人文交流、人权和台湾问题五个领域,为您进行梳理。
关税与经贸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对华强硬立场。在经贸领域,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以惩罚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并对两国间的一些投资活动施加限制。
主要政策包括:
对价值超过3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未能达到协议中承诺的购买目标。
制定投资黑名单,将40多家中国企业认定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以行政令方式禁止美国机构和个人投资这些企业的证券,并要求在今年11月11日前剥离相关投资。
白宫发言人莎琪说,拜登总统将采取多边主义的手法与中国打交道,包括评估对中国的关税,以及一系列涉及监管和与中国投资有关的问题。
-库珀:拜登不会立刻取消关税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Zack Cooper)表示,拜登很可能会利用其他的经济和金融手段来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但关税不会很快取消。他说:“事实上,可以这样认为,拜登在短期内保留大部分关税可能会更好,可以借此对北京施加影响,确保北京履行第一阶段协议中所做的承诺,或者促使北京坐到谈判桌前,达成一个更现实和可执行的新协议。”
科技与安全
除了关税和投资限制,特朗普政府还推行多方位封堵中国科技企业的科技政策。主要措施包括:
通过国内禁令和国际斡旋,封堵华为在5G网络建设的全球布局。
扩大出口管制,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等数百家中国企业和实体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他们获得美国技术和芯片等零部件。
对中国社交媒体应用TikTok和微信发布禁用令。但该禁令被美国法院叫停,相关诉讼仍在继续。
依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建议,要求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TikTok在美资产。TikTok出售方案仍在磋商中。
颁布行政令,禁止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和实体在2月19日以后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八款中国应用程序的开发者和控制者进行交易。
发起“清洁网络行动”,在通信运营、云存储、应用程序、通讯光缆等七个层面扩大对中国公司的堵截,并说服盟友加入该行动。
拜登政府表示,科技是美中竞争的核心,将会确保美国的技术不会被中国用于“恶意活动”,确保美国人的数据不被挪用和滥用。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白宫发言人莎琪表示,美国需要一个全面的战略和一个更系统的方法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拜登政府不太可能会放松限制,但是对那些没有很多证据显示参与了窃取知识产权或躲避制裁等恶意行为的公司,可能会放开一些限制。
-库珀:华为、中兴禁令不会改变
企业研究所的库珀说:“比如针对阿里巴巴和其他中国支付应用的行政令,如果撤销了,我不会感到震惊。但如果美国向华为或中兴等过去试图躲避制裁的公司敞开大门,这是难以想象的。”
-卡尔森:TikTok、微信禁令可能解除
康奈尔大学中国和亚太研究项目主任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教授认为,当初对于TikTok和微信的禁令本身更多的像是烟幕弹,拜登政府解除对他们的限制不令人奇怪。
-成斌:“清洁网络”会保留,但可能改名
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成斌(Dean Cheng)认为,“清洁网络行动”将会被保留,但可能会换个名称,变得“更有拜登味”(more Bidenian)。他说:“倡议的根本构想是拥有非常可靠、不受外来干扰的网络,我认为,这是拜登行政当局很可能维持的。”
人文交流
在教育和人文交流领域,特朗普政府采取多项行动,以防范中共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和恶意影响。主要措施包括:
认定新华社、中国中央电视台等15家中国媒体机构和孔子学院为外国使团,限制国防部向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提供资助。
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禁止中共统战官员或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美国。
加强对攻读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被界定为敏感领域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申请审核,将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十多所中国院校列入黑名单,取消了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签证。
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称该领馆外交官协助间谍活动。
-库珀:拜登可能放松中国学生签证限制
企业研究所的库珀表示,增加美中之间的人员交往、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对美国是有益的。他认为,拜登政府可能会放松一些签证限制,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管控风险。
-成斌:拜登将继续限制孔子学院
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表示,拜登政府不会放松对孔子学院的限制。他说:“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和行政当局的一些人在孔子学院问题上有非常广泛的共识,认为孔子学院太过了,确实对思想、科研和学术自由构成威胁。”
-库珀:休斯顿领事馆回不来了
至于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是否会重开,成斌认为,这取决于中国是否会让美国重开驻成都领事馆。但库珀认为,这件事木已成舟,两国都做出了相应调整,拜登政府大概率不会重新考虑这个决定。
人权政策
在人权领域,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了《香港民主与人权法》、《香港自治法》、《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西藏旅行对等法》和《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其行政当局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施加了极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
针对中国出台香港国安法采取诸多行动,包括终止给予香港在贸易上的特别待遇,制裁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35名中港官员。
对涉嫌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将参与人权侵害的中国企业和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
禁止所有新疆境内企业和实体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入境美国。
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犯有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三位受访专家都认为,拜登政府在新疆和香港等人权问题上不会改变特朗普时期的政策。
-库珀:拜登对人权议题立场坚定
企业研究所的库珀说:“我认为,拜登团队在人权议题上非常坚定,可能更甚于特朗普团队。……我会期待拜登政府在人权和民主议题上既有些强硬的措辞,又继续对打压和侵犯人权的作恶者采取行动。”
-卡尔森:华盛顿对人权有高度共识
康奈尔大学的卡尔森表示,人权是在政治分歧严重的华盛顿难得有高度共识的议题,“从这方面来看,我认为,相关政策会延续下去。问题就是,这些强硬政策在改善那些地方的人权状况方面能够取得怎样效果。”
-成斌:人权将是谈判筹码
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认为,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最后几天认定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实际上是给拜登政府提供了一个有利机会。他说:“这个结果不是可以轻易忽视的。我认为,拜登政府能够因此得益,他们可以去和中国谈判,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要撤销这个认定,则必须拿出进展。”
台湾问题
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伊始打破外交惯例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在其任内签署生效《台湾旅行法》、《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和《台湾保证法》,并推出多项强化美台关系措施,包括:
多名内阁官员访台,解除美台官员交往的自我限制。
批准多项对台重大军售,包括先进的进攻性武器系统。
建立“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启动美台教育倡议。
-库珀:多数对台政策将延续
企业研究所的库珀认为,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大多数对台政策都会延续下去。他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这样做,包括邀请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公开谴责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他说:“至少目前为止看起来,拜登团队试图非常直接地接触和支持台湾。”
-卡尔森:拜登可能悄悄撤回部分措施
不过康尔大学的卡尔森认为,拜登目前的首要议程是应对新冠疫情,他不会希望台海局势升级或在台湾问题上陷入争端。他说:“我认为,他也许会悄悄地回撤一些特朗普在卸任前采取的争议较大的举措,但同时向北京明确表明,美国将会强烈反对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单边行动。”
-成斌:拜登对台立场不明
成斌则认为,虽然拜登政府目前的一些行动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但是拜登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尚不十分明朗。他说:“特朗普可能是40年来最支持加强美台关系的美国领导人。我认为奥巴马政府是支持台湾力度较弱的几届政府之一,而拜登当时是副总统。”
分析人士:拜登对华政策形变质不变
卡尔森教授表示,拜登政府的一个优势(luxury)是可以选择延续哪些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然后形成一个更全面的长期战略。但他认为,其中的不同之处,更多的是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
他说:“如果认为美中关系会出现显著改善,那是错误的看法。美国两个主要政党对于改善美中关系的政治意愿都非常低。但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关系稳定下来,这是我们未来几个月预期可以看到的。”
企业研究所的库珀也持类似观点。他说,拜登政府将会延续特朗普时期的竞争姿态,但在言辞上不那么锋芒毕露(sharp-edge):“拜登团队可能会尝试采取他们认为能够确实影响中国行为的行动,但会摈弃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的那种在他们看来有点针锋相对和毫无益处的言辞。”
传统基金会的成斌则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走向并不只取决于美方。他说:“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谈到美中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国也会影响到政策的变化。对于一个公开威胁台湾的中国和一个展现缓和姿态的中国,美国势必会以不同的政策组合予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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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華大基因與解放軍合作收集 DNA 數據做研究
路透社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時事節目《60分鐘》報道,全球最大生物科技公司 — 華大基因(BGI Group)同解放軍有聯繫,包括與解放軍的超級電腦專家共同分析由呼吸道病源到腦部研究等多個項目。自武漢肺炎(Covid 19)爆發以來,華大在歐美、澳洲多地銷售數以千萬計武漢肺炎試劑,美國安全部官員曾警告當地的研究中心不要採用中國的試劑,認為中國可能借此收集外國人的基因數據以協助自己的研究,惟華大強烈否認。
路透社指,翻查 40 多分中英文公開文件及研究部告,顯示華大基因同解放軍的聯繫比想像中更密切,反映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治下,利用私人科技公司進行軍方的研究項目。
報道引述一名曾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作供的智囊組織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高級研究員 Elsa Kania 表示,中國軍方致力於腦部、基因編輯以至人工基因組創建等研究,將來甚至可能配合生物武器的應用,又指美國政府應該關注華大基因同解放軍的聯繫。
華大基因回應路透社的查詢時指,公司向來遵守有關開放科學,數據共享和基因組研究的國際標準及中國法律,又強調同解放軍的合作是屬於學術研究,並「強烈否認任何同解放軍聯繫的指控,尤其是有關 COVID-19 測試的指控。」
報道又指,由 Google 前總裁 Eric Schmidt 領導的人工智能專家工作小組於去年 10 月向美國政府警告要關注中國政府對生物科技領域的資助、在收集生物數據方面的優勢以及解放軍對潛在軍事應用的興趣。小組將於今年 3 月提交報告,預期當中會警告敵對國家將以人工智能分析美國人口的基因弱點,並透過病原體改造工程以針對這些弱點,同時透過基因研究增強士兵的智力或體力。路透社就曾發現,華大基因參與解放軍一個旨在減少中國漢族人對高原反應的研究項目,以協助某些邊境地區的士兵適應環境。
另外,在 CBS 最新一集《60分鐘》報道,華大基因曾提出在華盛頓、紐約和加州等地建立和營運實驗室,時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反情報部門主管埃文納(William Evanina)曾警告各州不應接受這提議。他在節目中說:「外國勢力可以從新型冠狀病毒測試中收集、儲存和利用生物識別的數據。」他提到,擔心中國或利用華大基因一類的的公司收集生物數據,認為全球應更加注意生物數據資產,因為有人可能秘密收集這些數據,威脅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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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溫柔,如此暴烈:《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訪問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是香港歷來最為漫長、激烈的社會抗爭運動,《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紀錄了當中兩場影響運動發展的事件。
抗爭者鮮明的姿態都反映在兩部電影裡,教作為評論者的我無法輕易動筆。那些事件並不是那麼遙遠,現在去判斷電影的成敗,就好像妄斷「手足」的行動正確與否。現實本身的複雜,亦令我無法用過去的理論和作品作為依據去評論作品。2019年以來的抗爭有如一場大型又殘酷的成人禮,將一整代香港人捲入更大的漩渦。雨傘運動後,抗爭方式被論說成「勇武」「和理非」不能兼容,但在「和勇不分」「齊上齊落」等成為反修例運動的口號之後,這個心理障礙被抗爭者一舉跳過:抗爭者為受傷的同伴走上街頭、以身犯法,甚至帶着遺書走上街頭——還有「Endgame」的口號和想像,既是絕望,也是勇氣。
令無數香港人情緒起伏的2019年,一場跨越年齡、性別、族裔的運動超越了我們對香港人的想像——那曾使我們無比焦慮的、對「香港人」認同的想像。運動中眾人微弱但堅定的行動與無畏的姿態,也是對崛起中的中共政權近年僅見的最大規模抗爭。反修例運動由爭取撤回《逃犯條例》演變成一場針對政權的復仇之役,至今似乎繼雨傘運動後再次經歷行動失敗。
《佔》《理》的紀錄片工作者們貼身拍攝前線參與者。運動「無大台」,抗爭者被描述成一個巨大的集體意志。但每一個包著黑衫黑褲的人在影片中都能發聲,即使我們不知道每個人走出來的背後因由。
假若要下初步判斷,我更會視兩部紀錄片為香港電影一次「倫理事件」。一方面作為對2019年前後香港電影的一條分界線,兩部紀錄片為往後所有類型的作品都立下準則和提問。什麼樣的準則?例如,往後的香港電影要再書寫年青人故事時,真的可以回到2019年抗爭之前的狀態來理解嗎?當一群年輕人經歷如此一年,我們要如何認知並了解走過來的一代香港人?
另一方面是兩部電影面臨現實的困境。就算多場放映一票難求,兩片都不可能與商業戲院洽談放映。《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電檢首次要求電影加上相應警告字句,並以此為批出電檢的條件。「理大圍城」一週年前夕,理工大學要求學生會停止舉辦紀念活動,指「不應舉辦任何有違反香港法律或大學法規風險之活動」,並下令取消《理大圍城》校內放映。香港正進入一種新常態,電影要有放映機會都需要配合政治審查。執導兩部紀錄片的導演們需要考量的事,已經超出了正常電影導演所能承受的。對當下時局的焦慮也影響對電影剪裁時的思考;而對無數不可輕易言說的問題,都被排除在電影呈現之外。以上種種,都令我感到為這兩部作品書寫評論相當困難。
於是我動起了訪問這群「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念頭。我想了解他們經歷著什麼:他們以攝影機參與社會運動的位置迷思、他們在現場的所見所聞、還有更多無法在電影中言說的部份……另一邊廂,卻又只有攝影機能為他們紀錄所見,影片於是成為了對事件、又或對創作者而言都不可被刪改的歷史證據。
每當到訪他們的工作室前,我都會經過街上一幅寫滿字句的牆。不同日子,牆身上的字句都會有所轉變。由一開始充斥在抗爭現場、如今變成禁語一樣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再由721 、831到「SAVE 12」,在明顯被反覆更替的痕跡上有人一直為牆添上新字句。直到最後一次採訪前,我看到另一組八個字出現在牆上,不過,在當天訪問完成後再次經過時,那不是禁語也不是數字的八個字已經消失不見,似乎有人連這樣的句子也容不下。
那八個字是:不要裝作,一切正常。
在示威現場的持攝影機的人們
反修例運動有着這種香港過往任何社會運動也未曾出現過的場面:大量手持手機等輕巧攝錄器材的記者,進入抗爭運動現場在社交媒體進行直播。我們無法估算直播的數量是否與對傳統媒體的不信任有關、而雨傘運動時亦有電視台的直播影像。但至反修例運動爆發,部份主流傳媒對抗爭報道的編採方式已普遍引起抗爭者反感,而同情示威者一方的觀眾亦渴求看到更直接的現場畫面、而非經新聞編採剪輯過的影像。例如「721」元朗站白衣人攻擊市民事件,傳統媒體缺席現場,在報道事件時也是使用新興網媒在現場拍得的影片。
對「有圖有真相」的一代而言,直播影像貼身如戰場紀錄,為即使不在現場的觀眾製造了一種另類的「參與感」。社交媒體直播甚至可以吸引上萬人同時收看。在運動現場的拍攝者、記者以至「哨兵」在不同社交媒體、即時通訊群組等等即時發送現場資訊,令無論是否身在現場的人們都能立即掌握現場情況。在抗爭運動開始升級的階段,即使不少參與者未必對香港政治、以至抗爭訴求盡皆了然,但他們在現場、在直播、在社交媒體已經看到很多鎮壓畫面,驅使當中不少人上街。
阿琳、杰仔、樂少和大森四位導演,與大量記者一同走在現場,但他們沒有選擇以直播呈現現場畫面。抗爭者「流水」抗爭相當機動,運動現場充滿變數。打從運動初期已經如此,紀錄片工作者們已經不可能如過去一樣單打獨鬥。大森說在現場很多時只能依直覺行事。「一直以來的經驗是,怕有甚麼拍不到,然後就會拍得不好。(這次運動)只要狠心放棄拍一邊,拍另外一邊都會拍到事件。」
聽起來很講運氣。但現場瞬息萬變,就如「七一」當日上午,他們都不知道衝擊立法會行動是真是假。而到現場,跟拍「爆玻璃」的抗爭「手足」,就成了他們當日唯一目標。「如果跟拍對象是梁耀忠議員,相信又有另一個故事。」大森是拍攝團隊中較年長的一位,相比後製,他自言更喜歡親身落場拍攝。現場充滿不同的抉擇:Wide Shot 還是 Close-up、如何走位、鏡頭對準誰人……這些抉擇與進行直播記者面對的截然不同,做直播要在鏡頭前發掘在運動現場的新鮮事、同時又要在鏡頭後解說眼前情況。對大森而言,這影響了在現場時的敏銳度。「但我們可以選擇停下來在同一個位置拍攝。直播的影片結束之後,很少人會重看;但我們在現場拍下的素材經剪裁後會反覆重看與討論,再將當時紀錄下來的事整理,去講我們想表達的東西。」
但現場同時充滿恐懼。大森回憶,某次在灣仔柯布連道行人天橋採訪期間,現場氣氛似乎任何人都有機會被警察開槍射擊,縱使拍攝者們在現場冷靜克制,但他們眼前煙霧瀰漫,持槍的警察們真能分出他們與抗爭者嗎?「我開始有被射中的恐懼。」另一次則是印尼記者 Veby Indah 中槍。「她就在我旁邊。看到警察轉身舉槍,我當下想一定會打中我們這群人其中之一。只是她不幸而我比較幸運才沒有被打中,其實說不定會打中我。」該名印尼記者遭防暴警察發射懷疑橡膠子彈致右眼永久失明。
而運動現場拍攝者與行動者之間都形成了某種默契。多數示威者都不願被拍攝,並且對現場的攝影機相當敏感而厭惡——除非鏡頭屬於穿上記者反光衣的人。如果不表明身份而沒有反光衣,現場一旦出現相機、手機拍攝的動作,現場人們少不免會以粗言穢語責罵,甚至肢體衝突都時有發生。2019年8月機場示威中,有中國籍記者在現場沒有表明身份,即被現場示威者「私了」:背後原因都是示威者對不明來歷紀錄者的懷疑。而當運動發展越演越烈,武力升級之際,前線記者、攝影師與警察亦時有衝突。有現場紀錄片工作者曾被流彈擊中受傷。「認識很多行家都要去接受物理治療,後遺症也很多。衝突很貼身、也很密集,更不用說離開現場後面對的『白色恐怖』。我自己都曾經被攻擊,但又很幸運打不中要害。例如被飛到半空的汽油彈打中背脊,雖然沒有起火但全身都是電油味。中流彈我都有經驗。」說話的是樂少,一位從2010年「反高鐵運動」已經參與社運的青年。在雨傘運動期間,他一度放棄拍攝現場,索性以身佔路、並在佔領區生活。
相對肢體暴力,運動初期以來在現場已經有不安和恐懼的氣氛形成。直播影像難以將這種氛圍傳達。這份恐懼一方面由現場抗爭影像中的暴力而來:警察打人、示威者還擊等等;而對樂少等人而言,還有在現場拍攝而來的恐懼:怕被跟蹤、怕因為掌握大量現場影像反而成為指控「手足」的證據。「每次出發到現場,都沒有一個人不害怕受傷:如果在現場被槍傷眼睛呢?又如果在現場被警察捉走,那麼記憶卡內的影像素材又怎麼辦?」
於是,在兩部紀錄片公映前,他們決定掛上「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之名作為保護色,去保護個人微小的自由。
「但你會知道,即使關掉電腦、手機,你還是迴避不開、想親身去抗爭現場。」樂少說。
從雨傘到反送中,我們都「戇鳩」過
四位導演在傘運前已經相識並投入了紀錄片拍攝。他們亦與其他投入影像工作的青年一樣合組工作室,並在平日以各類自由身工作維持生計。
雨傘運動對四位導演而言,不只是政治啟蒙、也是一場紀錄片拍攝課。根據導演之一阿琳的說法,那時他們拍的「只是一些沒有人有興趣的紀錄短片」。雖然其中幾部作品入圍電影獎,但他們自言「不見得有多少人(對影片)感興趣」、又說傘運時他們「不知道自己在拍甚麼」。到 2019年史無前例的大型運動爆發,他們四人更為手足無措、又一再自問為何會走上街頭。
另一名導演杰仔在訪問時,多次要阿琳想清楚究竟為何要在抗爭現場舉起攝影機。「對我而言,(衝擊)立法會、中大、理大發生的事情,對我來說都有如回到(傘運時)龍和道當時自己所面對的矛盾。」金鐘龍和道在傘運期間,曾經是「和理非」「勇武」兩派抗爭者的分裂現場:衝擊不衝擊?佔路不佔路?何時進何時退?這些問題都使兩派抗爭者出現矛盾,也令杰仔苦思,一直沒有答案——直至反修例運動爆發。
阿琳在傘運後,一直不想重看當時拍攝的素材。當中的無從入手,在於她在那大批影像中只聽到自己在攝影機背後的複雜情緒。「我想不到自己其實如此懦弱。」阿琳繼續說,她無法面對自己在抗爭現場失控的情緒,以至再感受一次運動挫敗與低潮。到反修例運動爆發時,阿琳其實身在海外。這一次她心想,與其像傘運時繼續單純拍攝,不如以身體去直接參與運動。到「616」遊行前夕,梁凌杰從太古廣場墮樓身亡。同路人的死衝擊了阿琳對運動的思考,她此後再也沒有再問「為何在抗爭現場舉起攝影機」——這是她自覺在現場可以做的事情。「我很怕死。」阿琳回憶剛剛回港參與運動的時候。「如果不手持攝影機,我也不會有在抗爭現場出現的理由。」
《佔領立法會》及《理大圍城》兩片,都在阿琳的推動之下成形。傘運後的失落曾經令四人迴避社會運動,但到反修例運動爆發、抗爭者殉死之後,阿琳及其餘成員的困惑已經消散,全身投入抗爭現場的拍攝。
「那道門原來是我們的心理關口」
2019年7月1日,四人落場拍攝已經兩週。網上有風聲指「七一」當日「會有大事發生」,示威者或會借鏡台灣「太陽花學運」攻入立法會。而當日其實是香港公眾假期,立法會並沒有會議召開。如果佔領立法會行動目標是癱瘓議會運作以引起政府回應,未必能夠成立。當時反對衝擊的意見亦指,《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並未進入正式議程,貿然攻入議會將會影響士氣、甚至有被捕之危。在這一切不明朗之中,四人準備當日拍攝。
七一下午,四人留守立法會大門前,見證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門前嘗試阻止抗爭者衝擊。影片中又或在新聞影像都看得到,抗爭者在當時用的「攻城車」其實相當原始。「可能挖地洞都比用這樣的『攻城車』衝擊更加快(攻入立法會)。」他們笑說。
衝擊行動前或開始之後,網上傳言滿天飛:很多討論指衝擊是內鬼煽動。而當日警察在立法會大樓內佈防,但一直未見有動作,即時的討論都在懷疑警方是否在擺「空城計」引抗爭者入立法會聚而殲之。總而言之,討論區的結論都指向當日參與衝擊的抗爭者「無知」、「愚蠢」、「中計」。當中甚至亦包括部份當日參與「七一」遊行的群眾。
「很多人都只考慮(行動)結果,然而過程才是『最撚緊要』。究竟當時『手足』在想甚麼?為甚麼明知是空城計都要衝擊?立法會門前(和理非及勇武派)兩派人的互動,爭議的點又是甚麼?在現場各人的情緒,才是我們想表達、引起觀眾討論的點。」他們這樣回應當時的傳言。
樂少又說,「回想當日,整場運動才剛剛起步,未有如今日一樣的『白色恐怖』。我們在傘運以來鬱悶了好幾年,很需要爆發點:那就是要打爆立法會的大門。所以當時我會堅持留在門的附近(拍攝)。」杰仔補充:「如果沒有『七一』這場『無大台』又成功的(佔領立法會)行動,『兄弟爬山』的說法可能不會如此有力。最重要的,是『夠人』(在抗爭現場)。」
當晚,警察撤出立法會後抗爭者攻入,但「佔領立法會」只持續了數小時,警察下令午夜前所有人必須離開立法會範圍。後來的事是:「立場姐姐」何桂藍在網媒直播拍下立法會佔領者「齊上齊落」的時刻。杰仔覺得,「『七一』是個大奇蹟日,建立了『手足』的身分認同。」這種「手足」的認同又何止這些時刻?除了行動者歷時一整日的衝擊行動,四個導演以至更多紀錄片工作者到達現場,在互相不知道對方拍攝對象之下互相支援、修正,這種鬆散但又密切的合作關係,正正與「無大台」行動者們的行動方式呼應。
有人說,「手足」此一「共同體」正是由此形成。四人被齊上齊落的精神感動,他們在七一的衝擊行動看到運動成功的希望。
我們和手足的距離
由「七一」「佔領立法會」到 2019 年 8 月,反修例運動事態升級,運動亦形成了新的形式:幾次大型集會、遊行以外,勇武抗爭者開始以更激烈手段在「前線」行動。同時,野貓式的抗爭與不同區域的遊行,令各區「開花」抗爭行動不絕,幾乎每日都有新的形勢及事件發生。 對我來說,這段時間中每日都對香港有新的認知。 活在 2019 年下半年的香港我仍然觀影,但每次在電影放映後、查看手機都會有令人震撼、又或憤怒的消息。
抗爭的傷痛,亦隨行動一同升級。首先是「七二一」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繼而是少女被警察擊盲右眼、有示威者公開指在新屋嶺扣留中心被警察性侵、「十一」荃灣少年被槍傷及「雙十一」西灣河少年被槍傷,等等等等。幾乎同時,網絡上亦開始傳出連串失蹤及離奇死亡事件:「831」示威後傳出警察在太子港鐵站打死示威者、十五歲少女陳彥霖赤裸浮屍海邊,這些事件真相一直未明。及至十月初,港府動用緊急法立《禁蒙面法》,緊張形勢繼續升級。街頭上的口號,亦從「加油」發展到「反抗」、再進展到「報仇」。
2019年 11 月初科大學生周梓樂墮樓身亡後,示威者在「雙十一」發動「黎明行動」,號召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抗爭者據守不同大專院校,堵塞主要交通幹道;警察因應行動,先在中文大學二號橋與抗爭者發生激烈攻防。而同時在浸會大學、城市大學及香港大學都有抗爭者與警察對峙。媒體當時焦點集中在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及毗鄰的紅磡海底隧道被堵,一開始並不特別多人關注。及至中大解圍,警察開始部署人力包圍理大。《理大圍城》紀錄片觸及的時間段其實不算長:首次公映版本主要圍繞 11月16日至18日三天內的校園內外情況。
大森一行四人,如當時一部分抗爭者一樣,都以為理大攻防會像「佔領立法會」、「中大保衛戰」一樣,最多幾天就可以全身而退了。沒想到,他們最後留了十三日。 11月18日後,四人決定放下攝影機。火光紅紅的畫面稍息、校園內卻是一片死寂。他們回憶那幾天的消息都相當可怕。而理大圍城之慘烈,阿琳等人明確意識到自己作為拍攝者與抗爭者「手足」之間無法跨過的鴻溝,一直都存在。
校園被全副武裝、裝備實彈的警察重重包圍,無法走出理大的每一個人都經歷了被困其中的絕望感。理大留守者越來越少、又沒有直播鏡頭在內,即使看不同的直播影像都無法一窺當時被困情況。理大內物質短缺、消息斷絕,被圍的人是否勇武派主力、抑或有中國大陸幹部後人,城外傳言莫衷一是;以至於校園內有人嘗試自殺、或勇武抗爭者準備與警察以死相搏等傳言亦傳遍網絡。理大外,則連日有行動希望營救理大內被困人士,同時警察對這些理大外營救者強力鎮壓,傷者枕藉。
試圖逃離理大時,阿琳回憶起留守理大初期,與「廚房佬」及「手足」的對話。他們對阿琳說:「你還可以在外面吃到飽再回家,但我都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活着走出去。」而離開理大過程中,阿琳一直想起自己相對順利離開現場,與抗爭者即使「投降」仍然被警察重重包圍、困住幾小時的分別。「我是不是真的與他們一樣呢?我希望大家有士氣、也相當想與手足走在一起、同時想抗爭運動能走下去。但我在這時一直問自己,是不是真的『手足』?」
理大圍城其後一兩個月,尚有數場大型集會、遊行發生。但到 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整場抗爭運動迅速冷卻。曾經在圍城中的人們都不願再多提,即使有進入現場救援的人之中都有不少背負深重愧疚。四人覺得,警察最厲害的地方,是令一般參與者此後對於參與運動相當害怕。「又或者像某些『手足』一些不願意去面對。」他們感受到自己以至他人都被挫敗感包圍。樂少曾與一些「手足」提及正在進行《理大圍城》的紀錄片製作,原本有講有笑的人們都面色一沉。「其中一人說,最好不要再提這件事了——他覺得理大圍城之後,整場運動已經完結。」
《理大圍城》將近尾聲時有如此一幕:中學校長團正在將受困理大校園的學生帶走。一個年輕抗爭者不想離開、但又無法承受再留的壓力,掙扎是否要跟校長團離開理大。比這年輕人稍為年長的抗爭者上前安慰,但少年難掩無法與「手足」留守的自責。他離開畫面與校園,仍然留下的抗爭者以拳頭拳擊幾下冰冷的紅磚牆壁。
紀錄片不止是對事實的紀錄
杰仔說相對《佔》,《理大圍城》更大程度被現實情況考慮影響剪接:警方以至港府打從開始就將事件定性為「暴動」,因為法律風險,四人處理影像素材要更小心。另一方面,對抗爭醜陋一面的呈現又要如何拿揑?最後他們唯有將未完成的紀錄片放到觀眾眼前,看觀眾有何反應再作修改。「每個參與者都要為自己行為負責任,只不過在現場每個人都在試:要跟校長步出理大前門樓梯?還是人留下來,自己想辦法衝出去?沒有答案,我們當時和現場的人一樣很困擾,但再困擾再害怕都要想方法離開。做這部電影(《理大圍城》),會希望不在場的人都能經歷其中。」
而首映後八個月間,阿琳等人至少修改過影片三次,但都僅止於 11月18日晚一眾中學校長帶走年輕示威者、並以文字帶過後續發展作結。初看電影的第一個版本,會感覺剪接其實未完成,但影片的混亂與不完整,或多或少都反映了四人團隊對事件的困惑。阿琳說剪接時最難受的,是自己的情緒未處理好,四人亦會因為剪接問題而爭執。「電影會對運動(發展)帶來傷害也說不定,很影響(抗爭者)士氣。甚至想過影片出來的結果是,原來會令一些人對抗爭有負面印象,最終選擇不會再站出來(行動)也說不定。」阿琳認為如果將運動醜陋的一面挖掘太深,這會是最差的結果。「不是每位觀眾都消化得到,對社會運動的負面情緒會爆發出來。」
而確實,他們記得在放映之初,有觀眾無法接受電影處理憤而離場。四人一開始會感到觀眾是想要在戲院再找尋自己期望之中對理大事件的認知,因此會有觀眾對團隊剪接的影片感到不滿。
樂少在理大解圍後,對有曾經被困者再回到現場感到驚奇。「為甚麼他們仍然願意再走進去,還看起來如此輕鬆自如?」然而他們對照沒有被困過的電影觀眾、與親歷其境者,後者的反應通常出奇的平靜。四人團隊觀察不同觀眾的反應:中老年觀眾會特別感觸,但反而年輕人觀看時,相對更有平常心、甚至會笑。他們想,可能他們心目中親歷被圍困的日子更為難過、又或比起他們部分人身上背負的官司、傷痕,影像的殘酷都已經不算是甚麼了。杰仔覺得,能夠進場看電影的「手足」,都已經越過了自己的心理關口去面對事件。更大的擔心是不願談論的「手足」——是否進場是其次,但他們現在過得怎樣?才是更需要關心的事情。
香港人如此善忘,當下發生的事件已叫人應接不暇:疫情此起彼落、《港區國安法》立法、政治鎮壓一波接一波、以至抗爭領袖流亡、「十二港人」仍然身陷囹圄……觀眾們經歷變化,到了今日再看《佔》《理》兩片,看到的又會是甚麼?
在《國安法》陰影下的「香港紀錄片工作者」行動小組
《國安法》實施後不久,我再次與四位導演見面。
訪問中,工作室眾人都正忙於準備《佔領立法會》放映用的新拷貝。我再沒有感覺到前幾次訪問的不安氣氛:過去幾次訪問他們的情緒狀況各異,反修例運動抗爭因為疫情而停頓,多少令他們很焦慮。而他們回憶起拍攝情況時甚至會有情緒失控、需要暫停訪問的時刻。他們又會自忖說錯了話,常會想修正自己的說法。
預視到未來的更多問題,從一開始他們就為電影導演欄掛上「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之名:他們一來憂心電影上映時社會狀況惡化、同時亦想隱姓埋名以獲取更多的自由。他們在初時就連映後問答環節也不願出席,只在座席上聽觀眾對着空椅子分享感受。
而他們一直擔心的事正逐一發生:《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佔》《理》被電檢當局命令加上警告字句。而《佔》其中一個畫面,展示了一名示威者向展示五星紅旗的直升機舉起中指:他們徵詢法律人士對這畫面的法律風險,「放心吧,」杰仔說他們得到的答案:「一定會中招(觸犯《港區國安法》)。」
但這幾個月也不是沒有好事發生。《佔領立法會》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五強、《理大圍城》則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節(IDFA)進入主競賽單元,分別在外地展映。「打國際線重要,讓其他國家觀眾看到也很重要。」但他們對此並不感到特別興奮, 因為眼前還有很多事要做。香港藝術中心放映的《佔》《理》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更是一票難求,一次開售後旋即有三千餘人在售票平台網站排隊候補——但兩片仍然無法得到商業院線放映機會。於是更多放映方式的探索出現:四人開始與其他社區組織一同舉辦從數人到十數人不等的小型放映,小規模觀影反而令他們更深入與觀眾交流,他們異口同聲表示這種交流更有意義,「這樣令觀眾和我們之間更平等地看待對方。」
每當團隊其他成員提及大森,總說他在映後分享時會比其他抗爭親歷者更激動、更多感觸落淚的時刻,反而要其他人安慰。樂少笑說大森「像一個父親一樣關心『手足』」。大森依然有拍攝議題式紀錄片、樂少在反修例運動沉寂後則再沒有在工作以外時間拍攝社會運動的影像,「疫情之下也拍不到」。樂少自言其實自己仍未從 2019年的事件中回復過來,卻同時等待反抗運動再臨。阿琳和杰仔則準備為一部二人合導、拍竣數年的作品作最後剪裁——這次他們倆可以用真實姓名示人。
近來身邊很多人會談及是否想離開香港。尤其在香港電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因以車牌查冊進行調查報道、卻被警方控以虛假陳述罪拘捕之後:社會運動冷卻、政治氣氛低壓,他們會擔心因為拍攝而被警察拘捕嗎?四人談到這裏,除了分享身邊朋友、同事移民情況,也表明心跡:他們不想離開香港。
「不是有希望才去做,而是感到絕望時都要去做。」阿琳說《港區國安法》出台後,長久以來自己的不安感反而慢慢消失:抗爭成本越來越高的今日,自己手上的攝影機已經成為有力的武器:呈現真實的武器。「我們還有很多方法的行動未做過。帶着『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身份,一直努力到無法做下去為止,才去想(是否離開香港)吧。」
「離不離開、絕望與否,現在問這些問題,都問得太早了。」
(阿琳、杰仔、樂少、大森為化名,鳴謝影意志、Elson、Curtis 協助,影評人 Mike Kwan,許雅舒導演提供了文中不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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