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7月9日起，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抓捕了将近三百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等。然而八年过去了，这些已经获释的律师，却面对更大力度的逼迁、边控等压迫，更有律师二次入狱，甚至面临更长的刑期。对于他们和一直被株连的家人而言，709的八年抗战，至今仍未告终。本台记者吕熙制作了两集专题，以下先请听上集，由709人权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璋诉说他们八年来的经历。
“709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的职业生涯被拦腰打断，就是我整个事业被摧毁了。”-王全璋
“我说日本人来了，我可能也就过这种日子了。我说抗日战争都胜利了，我怎么还过这种日子呢？”-王峭岭
“政府口口声声说希望法治，那我们这些律师真正去引领法治、去追求法治，在法治快要接近的时候，他怕了。他把这些最接近法治的人，要给他办了。”-李和平
“我说八周年，大家都回各自家抱孩子去了，谁还管那么多？他非要逼迁。我说我们都觉得翻篇了，他自己却不肯放过自己。”- 王峭岭
“709并没有因我的丈夫回到家中而结束。可能在他们心目中，我们就是敌人吧，让我们在国内没办法正常生活，走也不让走。”-李文足
709后 他们的人生被改写
“709大抓捕”已经过去八年了，然而对于被捕律师和一直在抗争的家属而言，“709事件”却仍像梦魇一样，一直缠绕着他们。
李和平仍然记得，2015年7月10日当天，他带着女儿开车到律师事务所见客户，当时手机上，已经不断传来同行被带走的消息。他一到律所楼下，就被一群国保、便衣包围，再把他押回家中搜查。
他有丰富处理敏感案件的经验，当时他还以为，这次被带走，和以往的情况没什么不同。
“他们其中一个领头的年轻人说，‘你还挺镇静的’，他说我有‘大将风度’。其实在中国做律师，风险是一直存在的，都被抓过、失踪过。我在2007年就曾经被他们绑架几次，所以就是没有特别谎张。没什么，那时候还算是挺镇静的吧。”
“第一恐怖的就是，他让你吃药”
不过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波大抓捕，牵连近300人，涵盖律师、维权人士、访民、基督徒甚至家属，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份。他被戴上黑头套、锁上手铐，被带到一个招待所。
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他不断被蒙头转移地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审问他的人，到底是武警、国保还是公安。
这也是不少709被捕者的共同经历。李和平和很多被捕者一样，遭遇了“地狱一般”的酷刑，被折磨成“活死人”。每次提起，都让他无比痛苦。
“我觉得第一恐怖的就是，他让你吃药，灌你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反正第一天就让你吃药，吃很多种药，你也搞不清楚是为什么。”李和平说。
“第二个就是长期让你站着，保持一个站姿。所以我从709回来以后，就不能跑了。腿的感觉，从膝盖开始是分开的，小腿和大腿是分开的，感觉好像中间的铁丝断了似的。还有在里面不让你吃得饱，不让你喝水。还有就是在看守所给我冻得够呛，整个是一个系统性的酷刑。”
按剧本进行的"709法庭大戏"
被捕一年半以后，李和平被天津市检察院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过他表示，当时负责承办案件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冤案，然而真正主导案件的，却是“709专案组”，法官也只是“专案组”的工具。
李和平一直坚持不认罪，然而当时国际社会的压力，使法官焦头烂额，甚至向李和平提出，希望尽快“解决问题”。最后，李和平和法官达成协议， “我们做无罪辩护，你怎么判是你们的事”，以模糊的方式“各自表述”。
整个闭门庭审的过程，都被要求严格按照“剧本”进行，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全然不知情。而事前检察院、法官等参与者，都要参与“排练”。然而到宣判时，李和平的一句话，让“专案组”不满意，整个庭审又要“重演一遍”。
“他们让我在宣判时说‘服从判决，不上诉 ’。后来宣判时，我说的是‘保留意见，不上诉’，和他们的剧本不一样。”李和平说，“宣读完了以后，他们找的旁听演员、律师、检察官都走了，但是专案组的人觉得不妥，又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叫回来再重新开第二次庭。这其实不叫开庭，就是再演一遍，让我再说一遍‘服从判决，不上诉 ’。”
2017年4月28日，天津市二中院认定李和平 “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官方发布的消息，指李和平当庭表示后悔，“服从判决不上诉”。 10天以后，李和平获释，却碍于缓刑限制，4年不得接受媒体采访，这些被迫在庭上说违心话的细节，一直隐忍至今。
王全璋：我坚决不配合这场"完美审判"
然而另一位被捕的709律师王全璋，却始终拒绝配合演出这场“709大戏”。 “他们在这种案件最追求什么？他们追求所谓的100分。什么叫100分？什么叫完美的判决？对法官来说，完美的判决有几个关键，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参加旁听，辩护律师充分辩护，当事人认罪、服法、不上诉，然后在电视上表态。这对法庭而言，就是一个完美的审判。”
王全璋说：“他们就是追求这样的效果，但是我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做这样的配合。他们一方面诋毁律师，一方面又想从我身上实现他们完美的审判，然后安插他们的律师，我坚决抵制。”
就是这样，每次官方给王全璋安排官派律师，他都直接解聘，使法官无法推进案件、心急如焚，甚至直接向他痛哭求饶，请求他配合。
王全璋坦言，刚被关押在秘密地点的时候，酷刑使他生不如死，然而后来转移到看守所后，他的待遇有好转，也决定要利用过去为当事人辩护的经验抗争，目标是要突显公检法系统在案件上的违法行为，“让迫害机器停止转动”。
“我觉得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进入一个权力翻转的状态。他们也开始试探着，不跟我那么敌对了，跟我称兄道弟，希望我给他们面子，给他们台阶，然后他们放我。我说，你们过去羞辱我，跟爷爷一样，现在怎么成了孙子呢？我一个字都不给你们。”
王全璋说，“里面那种苦、失去自由，经过长时间的体系化，就已经麻木了。当时看守所的所长说，我干了30年警察，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办案单位，如此低三下四地对待一个被审查的对象。”
“709案最后一人”
当妻子李文足在高墙外为他奔走呼吁、希望他早日获释，而法院也急于尽快“解决”他的同时，王全璋却反而希望案件“能拖一天是一天”，目的是要使法院一直无法开庭、无法审判他，而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在审讯期限结束后，变更对他的强制措施，让他取保候审。这样他就可以接受采访，说出真相。
不过王全璋坦言，他低估了最高法院的“无耻程度”。在最高法院的批准下，天津市二中院违反规定，一再延后他的案件审讯，使他成为“709案最后一人”，一直拖到2019年才开庭。结果王全璋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判监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直到2020年4月5日才出狱，失去自由接近5年。
重获自由后，他感觉自己和时代脱节，连微信支付都不会用，也无法专心做事，而深感焦虑。直到被指策划“709大抓捕”的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和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落马，王全璋才觉得，自己的焦虑被治愈了。
“迫害你的人遭到了这样的结局。有位律师说得非常好，这些人今天的下场，是他们过去努力追求的。他们长时间迫害人权律师，有一天他们被关押的时候，他们想见的人一定是人权律师。” 王全璋说，“他们下台了，让人心大快，不仅是我，还有很多曾经被他们迫害的人，都很高兴。”
和逼迫自己的人抗争到底，也使王全璋付出沉重代价，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使他无法再以律师身份，出庭为当事人辩护。
职业生涯被毁、居无定所
王全璋说：“709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的职业生涯被拦腰打断，就是我整个事业被摧毁了。之前我办的案件取得一些成效，我希望通过我取得成功的一些案件，去影响法庭和法官，实际有效地帮助到基层被迫害的那些人。但是709事件就打断了，我过去的经验全部作废，给我的职业理想造成很大的破坏。”
除了事业被摧毁，王全璋一家也长期被监控，每到敏感日子都会被限制出入。而从今年四月开始，随着多位欧洲国家高层官员访华，当局大幅提升对他们的打压力度。他们不断被房东、警察甚至黑社会滋扰，断水断电，不赶走他们不罢休。短短两个月，王全璋一家就搬了13次家，在北京不同辖区被赶来赶去。
逃不出的牢笼
王全璋说，他能预视即使自己离开北京，也只会像当年的陈光诚一样，遭到更严重的监控。而只要他们仍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无法脱离滋扰。被问到是否想离开中国，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夫妻二人尝试申请护照，都一直被拒绝。
同样被逼迁的李和平一家，虽然成功办理护照，却在上月飞往泰国时在成都机场被拦截。警察宣读的限制出境通知书，说他们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李和平说：“出入国境是公民的权利，如果有这个权利，我可以选择留在中国，也可以选择离开中国，这都应该是自由的。但现在客观上，他也不让你离开中国，他已经限制你了，把你的选择权剥夺了。”
没完没了的压迫
被吊证、被监视、被逼迁、被边控，更有像李昱函这样，为709案律师辩护的律师被捕；而余文生律师更是二次被捕，这次更连带妻子许艳，都一同被控告国安相关罪名。而许志永和丁家喜两位律师，早前都因为“厦门聚会案”，分别被重判14年和12年徒刑，比“709案”被告的最高刑罚更重。
对于中国人权律师而言，709的八年抗战，不知何日告终。
李和平说：“你说709结束了吗？对王全璋一家和我一家， 公开想把我们驱离北京，不让我们在北京租房子，断水断电，不让我们在这里住。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他们都这样离谱地违法。你说709结束了吗？”
709后 中国法治建设灰飞烟灭
王全璋认为，在“709大抓捕”前后，中国官方通过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师职业规范》，以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把中国人权律师的抗争空间全部消灭，直言对中国法治，不再抱有希望。
而对于李和平而言，709使他一直在做的禁止酷刑研究，以及推动在中国引入裁判团（陪审团）制度的工作，都被中断。而“709事件”也成为中国法治倒退的开端，律师不敢再说真话。
“706案件使中国正在谋求的世贸组织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谈判，釜底抽薪了。第二，你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成果灰飞烟灭了。一个是法治建设成果，和经济建设成果。我觉得是709案件很大的社会遗害。” 李和平说，“政府口口声声说希望法治，那我们这些律师真正去引领法治、去追求法治，在法治快要接近的时候，他怕了。他把这些最接近法治的人，要给他办了。”
他苦笑说，“709事件”为他带来的得着，是让他亲身体会酷刑，经历了一次中国法制“深度游”。然而他仍然坚信，一个国家要往好的方向发展，法治不可或缺。他引用了已故中国泰斗级律师张思之的一句话：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
记者：吕熙 责编：梒青 责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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