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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时报
一九八八年，年轻的秦刚同志没有从中国培训外交官的摇篮——外交学院毕业。他没上过那所学校。反而是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UIR）拿到文凭。在我早年外交生涯的回忆中，该校是以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情报机关的关系密切而闻名。一九六四年，基于该校做为特种作战人员训练基地的重要地位，国关学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菁英名校，一起被列为“重点高校”，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具有无比重要性的学府。
国安部系统 秦刚非科班
一九七八年，秦刚同志的母校被悄悄地从“重点高校”名单中剔除，可能是因为肃清“四人帮”之后的改革所需，要求“重点高校”必须隶属于教育部。可惜的是，国关学院变成国家安全部（MSS）的下属单位，失去了中国“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名校的地位。尽管如此，直到今天，国关学院的网站仍然为其在一九六四年文化大革命前被指定为“重点高校”而自豪。美国和澳洲的几位学者都证实了这种关系。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报告警告，国关学院“因为与中国国内情报机构国安部有从属关系，而被认定为风险极高。”
因此，秦刚在毕业后被分发到国安部管辖的“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DSB）任职，并被派往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我曾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境内各地领事馆工作过，与“外交人员服务局”及其省级分支机构指派给我们的许多优秀年轻毕业生共事，我的经历足以证明这些干部都很有才华，而且工作勤奋。他们总是早到晚退。他们渴望尽可能地了解我们办公室的动态。我们本地雇员中的政治和经济“研究员”，都是外交人员服务局慷慨提供的，他们非常高明而且不动声色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报导的有趣发展。这些外交人员服务局安排的雇员，都是在国安部的指导下工作，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国安部的现职官员。
外交掩护 从事情报工作
所以，年轻的秦刚同志在引导合众国际社的新闻报导方向时，一定卓有成效，他会将新闻工作导向国安部指定外国媒体应该关注的主题，避开国安部不想被报导的题材。
在北京的外国新闻媒体经过四年严格的见习后，秦刚以外交官身份进入外交部工作。凭借他的新闻工作背景，他的“外交掩护”（diplomatic cover）是——还有别的吗？——两度被派往英国担任新闻官员，也在外交部新闻司历练过，他和国安部外交人员服务局安插在所有外国外交公共事务部门，以及所有外国媒体驻北京分社里的线民，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新外交路线 听命情报官员
我提起这些往事，是因为秦刚同志现在已贵为中国的外交部长，是中国新外交路线的象征。而中国的新外交路线不是由职业外交官负责推动，而是听命于专业的情报官员。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正如美国谐星杰瑞史菲德（Jerry Seinfeld）所说的：“…并不是说这样不对。”（…not that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that.）但这是自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以来，普遍存在于中国外交领域的一种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而外国的外交官对于这种转变仍然无法完全理解。
典范转移 不接受普遍规范
这对台湾有什么影响？首先，这意味着中国的全球外交不再以普遍接受的规范为基础。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几年前指出的，这表示中国的外交不是为了“解决问题”（solving problems）。二〇一八年一月，季辛吉说：“…我们的做法通常是务实的。我们想要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中国人的做法是：任何问题最后都不会得到解决。对他们来说，每一个‘解决方法’都是通往另外一个问题的入场券…”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模式只偏好非外交运作、影响力、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造谣毁谤、谍报行动，以及在官方关系之外另辟蹊径。
除了秦刚，另外一位人物的出线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就是新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正部级主任宋涛同志。宋同志在福建当了廿年的省级干部；他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七八年至九二年），是在福建“林业”部门工作，包括在澳洲墨尔本的蒙纳许大学（Monash University）留学三年（但该校从未开设过林业科系）。整个一九九〇年代，宋同志在福建的中共地方党委一步步往上爬，直到一九九九年晋升为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副总裁”。与此同时，副省长习近平正为了厦门经济特区爆发的腐败丑闻“远华案”焦头烂额。我猜测习近平应该是全身而退。因为在此之后没多久，他就升上福建省长。
可是，宋涛同志却突然从福建消失，然后以中国驻新德里使团“使馆参赞”的身份出现在印度。我认为，宋涛当时和习近平几乎没有什么交情，所以令人纳闷的是，宋涛怎么会突然在亚洲的另一边，在一个重要的中国大使馆里半路蹦出来？
更令人费解的是，两年后，这位新德里的神秘参赞再次消失，然后以中国驻加勒比海蚊子肆虐的盖亚那大使的身份重新出现。
那么，宋涛大使被发配到这种落后的偏远地区，有可能让外交部的领导高层对他产生深刻印象吗？真正的观感又是什么？不过，他在盖亚那的工作绩效肯定十分出色，因为两年后，也就是二〇〇四年，他被调回北京的外交部，担任“中共外交部委员会国外工作局”的“局长”。然后，宋先生变成中国驻马尼拉大使——但任期只有短短一年！对于一个不算“外交部老干部”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派令。
这背后显然有一些不寻常原因。二〇〇八年，宋涛正式进入外交部的“领导班子”，升任副部长；二〇一三年，他进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很快就成为首席副座（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在宋涛六十岁生日时，他被擢升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ILD）部长，名义上等于是党的外交部长。
宋涛同志从二〇〇〇年福建省一个不起眼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二〇一五年成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把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到了二〇一七年，宋同志还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接连跳升 宋涛统战奇才
我一点都不怀疑宋同志的才干。在他担任中联部部长期间，他的表现一点也不含糊，尤其是应付那些社会主义兄弟之邦，例如北韩那位喜怒无常、难以取悦的“敬爱的元帅”金正恩，宋同志因为成功说服他认同习近平在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和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举行高峰会的“高瞻远瞩”，从此声名大噪。高雄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副教授施雅轩去年底投书自由时报的“自由广场”，对这段趣闻娓娓道来。在检索几个资料库后，我们可以发现宋涛在中联部任内是一位非常活跃的部长——虽然他的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一般认为，他不会再次当选中共第廿届中央委员。他似乎就要体面地退休了。
我的看法是，宋同志在职业生涯中期的离奇转折（从一个省级无名小卒爬到新德里的“王牌大贱谍”），暗示了他的情报背景。而且，他一步步地从“外事”官僚晋升到中联部部长和中央委员，只花了十五年的时间，证明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统一战线”（united front）奇才。
对抗特务外交 台美备战
最后，我也和大家一样惊讶，宋同志突然从应已退休的岗位上重新获得重用，领导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我认为，在二〇二三年，习近平主席对于国际关系的总体政策——尤其是对台政策，将由秦刚和宋涛这种拥有情报和“主动出击”背景的领导干部来执行。美国和台湾的外交官都必须“使出看家本领”，准备长期对抗中国新的灰色地带“特务”外交，这种外交模式对传统的谈判和妥协根本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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