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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2019年新春伊始，中国国家统计局晒出了上一年经济成绩单：全年GDP增长6.6%，位列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增速之首，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单从数字来看，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1495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4.14万亿美元，增长了94.6倍，这个人类经济史上的超级奇迹似乎亮瞎了观察家的双眼。摩天大楼、高铁火箭、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子支付、亿万富豪、名牌店、“一带一路”，说到“中国”，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这些东西。
2020年中国春节前夕，新型冠状病毒在“九省通衢”武汉爆发。封城、封村、封楼、封路，数不清的人家被用铁链子、土堆封门，形同监狱；一度发生抢购物资，物价飞涨；交通中断，商业停止，街道空空；各国纷纷撤侨、撤资、停飞中国；医院物质缺乏，大量病患得不到收治，居家隔离的人们发出绝望的呼喊；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一切人监督一切人，“红袖标”们滥施淫威；有孩子被饿死家中，有人绝望自杀，有人绝望杀人，火葬场尸满为患……一幅凄惨恐怖的末世景象。
两幅完全相反、但同样真实的图景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度里，这大概需要一个解释吧？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20多年来层出不穷。常见的说法包括，市场化改革、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引进外资、私有企业、后发优势、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人口红利、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WTO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等等，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但若把中国奇迹归功于所谓“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那就是在为专制政权擦脂抹粉。清华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就孜孜不倦地鼓吹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贤能政治”，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没有照搬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模式。李世默则更肉麻地吹捧“中国治理模式”：中共的“党先于国”乃是另一套处理人类事务的组织原则，它可以选贤任能、回应人民的需求、视野更长远，而且具有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他粗暴地声称，中国的经济奇迹证明了中国制度比西方民主更优越。
难道高速的经济发展不充分证明了中国式治理的成功吗？
经济高速发展当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制度的唯一标准，它也远远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在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环境、健康等更重要的指标上，中国的得分都不及格，甚至是负数。
我们单看国家治理能力（Governance capacity）：它包括政府的学习能力、体制吸纳力和整合力、对社会的管理能力、政策执行力、危机处理能力等。此次疫情，完整地反映了中国的治理溃败（governance failure，或治理失灵）：一、掩盖真相，封杀舆论，贻误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二、打压吹哨人和批评者，压制民间机构，为民间救助制造极大障碍。三、疫情蔓延后仍批准和举办大型活动。四、在缺少预案和准备的情况下，粗暴封城封路，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和人道灾难。五、管理混乱、朝令夕改，随意征用、没收、扣留救急物资。六、公布数字不实。七、随意封门堵窗、强闯民宅、打砸物品，肆意抓人关人、侮辱人格。八、拒绝国际合作与支持，推销假信息和阴谋论，四处制造国际敌意。（滕彪：《武汉肺炎与治理失灵》）
难怪BBC的一个评论说，中国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方法“几乎完美再现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有关公共治理的失败案例。”那么李世默等吹捧的比西方民主还要有效的治理模式哪去了？难道不是高效的“中国治理”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吗？“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反映了中国体制的优势吗？这需要一些说明和分析。
(1)中国的经济奇迹背后，是自由的剥夺、普遍的腐败和环境破坏。繁华表象的背后是种种黑暗和不堪：权贵的疯狂掠夺，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和巨大的贫富差距；中国基尼系数名列世界前茅，是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人权和自由被普遍剥夺：劳工工作环境恶劣，低工资、低福利、没有独立工会和罢工权；民众无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选举权；宗教信仰遭迫害，大兴集中营，藏人、维吾尔人生活在人间地狱；制度性的冤案、酷刑、黑监狱、强迫失踪、征地拆迁、强制堕胎、户籍制；畸形的发展模式还造成了资源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如此等等。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既不可复制，也不可持续，而且远远不像它看起来那么光彩照人。“当作恶者有权有势，善良人受苦受难，当人们的自由被剥夺，尊严被贬低，信仰被消灭，正义遭践踏，所谓的经济奇迹还值得骄傲吗？”（滕彪：《中国经济奇迹的阴影》）
(2)经济快速增长，完全不能反推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正当性或优越性。促使中国经济腾飞的可能因素包括出口、私有企业、外资、人口红利、WTO等，只有很小一部分与治理方式有关。但人们常常忽略的一条是“低人权优势”。恰恰是正常国家不可能容许、也不可能做到的压制言论与结社、无底线压榨劳工、官商勾结和无视环境生态，使中国成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天堂，使中国产品价格具有所向披靡的“比较优势”。
(3)在灾难和公共危机面前，专制暴露了巨大的劣势。虽然有的专制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比民主国家更快，但总体上，自由民主更能促进健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除了石油国与新加坡之外，人均GDP前50位均为民主国家。尤其重要的是，按照著名的阿马蒂亚·森的对人类饥荒史的考察，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这种惨剧，完全是极权暴政下的人祸。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都是死于人祸的人数远远高于死于天灾的人数。
普遍的、制度性的治理溃败，并非始于武汉疫情的特殊时期。它一直存在，只是在危机时刻得以全面暴露而已。如果说中国经济奇迹有着多种多样的复杂因素，治理失灵则是中国特色专制政权的必然产物。
(1)专制政权势必压制信息，而扭曲的信息或不完善的信息会导致错误决定。专制政权没有经过民主选举，它的所谓“合法性”，要么建立在经不起推敲的意识形态系统之上，如历史的必然性，某某阶级或政党的先进性，等等，要么建立在所谓“经济绩效”之上，或者是两者的混合。这就需要歪曲历史、掩盖真相、禁止人们自由出版、集会、游行；无论如何，没有对信息和表达的严厉压制，它一天都统治不下去。统治者喜欢“报喜不报忧”，较坏的情形是王小波说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坏消息没了。有时候饥荒或失序并非因为物质短缺，而是因为信息控制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当。类似的效应是“狗咬尾巴定律”：审查信息的人也受到审查制度的伤害；当局用来欺骗民众的虚假宣传或错误信息，把自己也欺骗了。姑且不提杀地主、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破四旧、文革、严打、天安门屠杀、镇压法轮功、新疆集中营等反人类罪行，近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户籍制、三峡大坝、任由生态环境破坏的唯GDP主义、驱逐低端人口等等，都是给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给中国带来极大隐患的错误政策。
(2)出于专制的需要，中共系统性地压制民间力量。独立的工会、农会、行业协会、媒体被禁止存在，非政府组织、维权律师、公民记者、社交媒体、家庭教会、志愿者团体等，以及任何试图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力量，都受到严格限制或者遭受残酷迫害。情况历来如此，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更变本加厉。大量NGO被关闭，维权者被判刑，宗教团体被进一步迫害，《慈善法》、《境外NGO管理法》等压制性的法律纷纷出台。这样，民间在收集传播信息、公共健康教育、筹措物资、自我组织和协助处理危机等方面的作用完全无法发挥。在这方面，法律不是废纸一张，就是“一直充当政治的打手”。（劳东燕）在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重大人权事件中，中国也曾出现不少吹哨人或人权捍卫者：高耀洁、蒋彦永、胡佳、高智晟、谭作人、陈光诚、吴立红、王淑平、吴淦、刘飞跃、赵连海、唐荆陵、许志永、伊力哈木、黄琦等等，但他们无一能避免被消声、被判刑、被流亡的命运。
(3)专制体制难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毒食品、毒疫苗、黑砖窑、艾滋村、癌症村、上访村、鬼城、雾霾、矿难、非洲猪瘟、聂树斌死刑错案、“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社保黑幕、基金黑幕、p2p骗局等，这类事情一再发生，一错再错，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交错复杂的制度安排。专制体制的决策没有经过民主商谈、没有投票、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必然不断犯错；同样道理，犯了错也难以纠正、事后也难以吸取教训。习近平把中共从集体独裁变成个人独裁，“定于一尊”的结果是，犯错更容易，纠错更困难。2003年政府隐瞒SARS疫情四个多月，导致蔓延29个国家和地区。这次疫情，中共没有任何改进，而是变得更加恶劣，导致武汉肺炎蔓延全球。
(4)官场的逆淘汰与“磨洋工”。虽然中国党政机关中也有智商高、能力强的官员，但在官场如鱼得水的往往是溜须拍马的好手，所以存在“官场逆淘汰”之说：讲真话、讲原则、洁身自好的人要么淘汰出局，要么没机会晋升。因为官员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他们只需满足上级制定的一套考核标准；人民没有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问责的渠道。官员选拔中存在严重的腐败：买官卖官、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都极为普遍。中共的“政治挂帅”，也使官员把意识形态、政治忠诚、维稳、个人前途等政治因素放在第一位，环境、长远效益等放在次要位置，而法治、民意、人权更等而下之。多数官员是为了特权、腐败的机会才去当官的；没有好处的时候就会选择“磨洋工”。很多人观察到，习近平选择性的、运动式反腐让地方官员降低了工作动力，“怠政”现象日益严重。
(5)专制造成体制性的腐败以及对民生的忽视。腐败既是治理溃败的表现，也是治理溃败的原因之一。财政无民主，开支无监督，大量纳税人的钱财被用于维稳、军费或形象工程，或被官员贪污。工商、司法、税务、卫生、交通、教育、人事、金融、军队等，每个部门都腐败，这导致了体制性的连锁式治理失灵，比如豆腐渣工程、冤假错案、城管暴力、假冒伪劣、黑社会、买官卖官、强制拆迁、黑监狱等，不胜枚举。即使在公共健康领域，政府也与民争利，有学者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医疗产业当成了摇钱树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9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10.02%）的一半，远远不到美国17.07%的三分之一。考虑到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在分配过程中极度倾向少数特权群体，中国的公共卫生医疗的公平度，居全球最差之列。有人计算，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6400万，中国的官民比达到1:18，行政成本高得离谱。纳税人要养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团委、军队、事业单位，不堪重负。公款出国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公消费达到9000亿人民币，还有对外的“大撒币外交”，都大量挤占了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民生支出。
(6)专制导致对政府的不信任。乔治城大学免疫学专家费兰Alexandra Phelan教授说：“公共卫生依赖于公共信任。”中国的专制体制造成了贫富悬殊、官民对立，既破坏了对政府、法律和媒体的信任，也破坏了民众之间的信任。信任的缺失极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和执法成本，带来资源的浪费；在出现公共健康、食品、天灾人祸等社会危机时，会加剧治理失灵的效应。比如，对官员的长期不满、对官方数据的怀疑、对红十字会这种准官方机构的彻底失望、对谣言和假信息的心理依赖，等等。
(7)“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负面效果。建设机场、高铁、工厂等大项目，可以一声令下，征地拆迁，集中资源，迅速完成；不必管什么可行性分析、法律依据、资源调配、环保、劳工权利等。十天建成一个大型医院（火神山），被宣传成“中国速度”、“制度优势”。但这背后问题很多：人权被践踏；环境被牺牲；缺少法律依据或程序合法性。在紧急和复杂的局面下，单凭领导拍板容易出错。很多“形象工程”劳民伤财，造成资源浪费；集中力量所干的“大事”，也很可能是大坏事或大错事。中央集权、一把手独裁，会打击地方的主动性和专业人员的作用。举国体制、群众动员与一刀切，会缺少灵活性，造成民众利益受损。
从病毒被发现到中央公开疫情，花了好几个星期；但抓捕网民、删除真相、驱赶外媒，则毫不迟延；这才是中国速度。本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武汉病毒，竟然肆虐全球；21世纪了还能把数百万人关进集中营；在互联网时代，竟能在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建立一个超越《1984》的高科技极权体制，这些才是中国“奇迹”（China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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