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aron Sarin
日期：2019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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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自然法，每個人都是自己思想的主宰。1
~巴魯赫·史賓諾沙
~巴魯赫·史賓諾沙
這是他們唯一做不到的事。他們可以迫使你講出任何說話—不論內容是什麼—但他們無法迫使你相信那些話。他們不能走進你的內心。2
~茱莉亞﹐一九八四
~茱莉亞﹐一九八四
讀過《1984》的人會記得一點，茱莉亞的看法終被證明有誤。他們是可能走進你的內心。今天，對史賓諾沙的箴言持輕蔑態度的中國共產黨正在嘗試同樣的把戲。這事盡人皆知。 就像中國國營媒體直截了當的說： “我們的腦袋裡面得要有防火牆。”
洗腦一直都和共產黨有關，但在毛澤東的時代，洗腦相對上做得比較粗疏。今天，洗腦的方式精巧得多了，因此更危險。說實話，在腦袋裡建防火牆的想法可能很快就會變得輕鬆平常。這種思想灌輸是共產黨爭取全球主導地位的重要武器。不論什麼時候，只要黨的一眾領袖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論述或民間評論感到不滿，他們可以指望得到上百萬人的即時支持。用大陸音樂人楊洋的話說，黨只要 “按下愛國主義的按鈕”，民眾當中就會有一大部份人 “像喪屍那樣起而回應”。這幾百萬人有很強的消費力，於是各家公司和大學通常都會退讓，黨也就得到想要的東西。
這一精密的思想控制計劃的起始點可以上溯到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屠殺。因暴行而起的紛亂還未完全平息的時候，最高領袖鄧小平就開始著手改動中國的全國教育系統，以圖避免中國公民再度組織任何大型的抗議活動。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教授林培瑞歸納了鄧小平新教育體系的核心原則：“在課本上、在博物館裡、以至所有媒體， ‘黨’和 ‘國家’合二為一，而愛國就是 ‘愛’這個黨國一體的混合物。 中國在2008年舉辦夏香奧運會是 ‘黨的偉大勝利’。 外國對北京的批評不再是‘反共’，而是‘反華’。和日本、美國以及台灣西藏‘分裂份子’的衝突被放大了，為的是展示出在可愛的黨國和有敵意的對手之間劃下清晰界綫的迫切性。對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記憶被喚醒了， 目的是在黨需要支持的時候有一個現成的情緒庫可以使用。 “3
就像寄生蟲那樣，黨開始倚靠人們對國家的情感依附來生存。4 這是個高明的騙術。它不僅避免了天安門式的起事，也防止了蘇聯式的解體。一旦黨公開承認罪行，它的倒台就無可避免，就像我們在1980年代時的蘇聯所看到的那樣。但是，只是黨和國民一天還是一體5的話，這樣的倒台就不可能發生。這種模糊使黨 (在理論上) 得以保有民眾的忠誠，因為對政府暴虐措施的任何批評都可以解讀為對人民本身的攻擊。
鄧小平的繼任人江澤民和胡錦濤延續他的價值觀灌輸計劃，向大學和中學的年輕人傳授各種不可質疑的說法—黨與人民為一體、台灣屬於中國、毛澤東是七分好三分壞、即使有各種資本主義的表象，中國仍舊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等等。偶然，教條會加入新內容：在江澤民的時代，法輪功被定性為 “邪教”。當數以千計法輪功學員遭受酷刑和被殺的時候，人民收到的是別過臉去的指示。說到底，邪惡必須根除。
人的思維本身並不適合這種無情的程式化，而這種程式化產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結果。記者 Kai Strittmatter憶述，他看到一個年輕女人(黨委書記)在法輪功學員主動接觸時做的舉動。 那女人和一群中國遊客到了台灣，一個修練法輸功的男人給她一本小冊子，內容是法輪功受到的迫害。按 Strittmatter 的說法，那個女人閉上眼睛，雙手捂著耳朵，在大街上跺腳，大叫： “我什麼都沒看見！我什麼都沒看見！我什麼都沒看見！”6
類似的例子有很多，而事實是這種大型價值觀灌輸的成果注定參差不齊。國家媒體永遠在說14億人的感情，就好像中國國民對任何政治議題都有劃一的看法。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這個體系運作靠的是數量：排山倒海的宣傳，有些有效，有些不起作用。結果，一般人的觀點往往是各人本身看法和他們所接觸教條的獨特混合物。他們可能不會區分黨和國家，但同時他們可能知道毛澤東是個惡棍兼暴君。他們可能會像對宗教教義那樣深相不疑地確信，台灣這個獨立國家在實質上是 “中國的一個省” ，但對另一個 “中國省份” 西藏則沒有類似的幻覺 (一個大陸的年輕女人這樣子描述西藏：中共的駐軍把西藏首都拉薩變成 “世界上最大的監獄”) 。
儘管黨在思想齊一方面盡了最大努力，人的多樣性還是保存了下來。我曾經遇到暗地裡憎恨黨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我也曾經遇到過出於原則拒不入黨的人一有機會就覆述黨的宣傳。有一些人一開始會戴著民族主義的面具，時日過去就會漸漸顯露出面具之下背離正統的本性。有時候， “洗腦” 看來只是表象。有些人會嘲笑宣傳的每一字每一句—當然不是公開這樣做。另一些人則因為在海外學習而有了新的視角。記者林慕蓮憶述，她在澳洲一所大學的講座之後，一個中國學生站起身，對房間裡所有人宣布說， “我在中國度過人生中的18年，現在才發現我對自己的國家一無所知。我上了最好的學校，管理最完善的學校，而我對什麼事都一無所知。” 以我自己多年的觀察經驗，最成功的宣傳就是否定台灣的獨立，最不成功的就是把習近平說成一個明智仁慈的領袖。事實上，許多中國人認為習近平是個危險的極端主義者。
然而，這些多樣性全部都是成年人才會有。這些人的學生年代是胡錦濤或者江澤民主政的時代 (無可否認，江、胡都是使人厭惡的威權主義者，但他們遠遠沒有現任領袖那麼可怖可恨)。現在，籠罩中國中小學和大學的是習近平巨大的陰影，而習近平想要的是，杜絕任何不符正統看法在日後出現的可能。他想要創造一個所有人對任何事都有劃一看法的中國。這是個會在人的腦袋裡修築防火牆的人—的而且確，他用的比喻無時無刻都是在入侵人體。他會把黨的意識形態散播到學生的 “神經末鞘”，他會 將之刻進學生的腦袋。
於是，高校就成了對共產黨忠誠度的長久試驗場。習近平改變了長九小時的高考，以確保現在能夠得到高分的考生文章是堆滿了愛國自豪感和中共宣傳字眼(最好是習近平原話)的那些。分析員 Nick Taber 報告說，全國的歷史教科書不再說1960年代(造成二百萬人死亡)的文革是錯誤，而是將之說成 “走了彎路” 。 對於本朝以前提倡民主的人，比如魯迅，也往往不再提起。與此同時，黨完全接掌了對電影、新聞以及出版業的監管。要不了多久、任何使人想到 “西方價值觀” 的東西在問世之前就已經被剷除了 (在黨看來，所謂的 “西方價值觀” 是指民主、公民社會、新聞自由等 )。 凡有暗示、影射文革或者天安門屠殺的，都不可能通過電影及出版品的新審查。
黨的價值觀灌輸計劃很大程度地倚仗有 “中國防火長城” 之稱的大型網上審查系統。 防火長城會使人無法搜尋禁忌議題。而禁忌議題所在多有，由諾貝爾和平奬得主、知名異見者劉曉波到小熊維尼這一卡通角色(據說因為和習近平相似而犯禁 )都包含在內。好奇的網民被迫用虛擬私人網絡 (VPN) 來翻牆。 但社會學家 Eric C. Hendriks 解釋說，審查制度還是成功了，因為它很大程度上是把本來就存在的隔離狀態加以強化：
防火長城覆蓋了一個自然而然會產生語言泡沫的區域。中國這個國家幅員廣大，而漢語和外國語言沒有多少相似之處。台灣是阻止了漢語被獨佔沒錯，但和中國相比，阿拉伯國家因為半島等區域性頻道存在的緣故，由海外傳入的政治論述要多得多。由是，因為有思維防火牆和互聯網防火長城的封鎖，中國人在實質上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出現了區隔。
習近平的另一個工具是在特定城市試行之後，定於明年全面實施，現在已經惡名昭著的社會信用制度。全體公民都會有一個基於各人自身行為的分數，由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成為世上前所未見最無孔不入的監控之國。幾乎所有行動和交易在由攝像鏡頭、人工智能、面容及聲音辨析軟件等組成的縝密網絡上都會有紀錄。這些監控措施中，許多已經實行了，而且每一年都會變得更精密—在2018年4月，一個因為經濟犯罪被通緝的年輕男人在演唱會的60,000名7觀眾中被認出。大約同一時間，黨在深圳地鐵安裝攝像鏡頭，用以對車廂上每一個角落進行超高清監控。乘客的一舉一動都會被拍攝並即時傳送，面部表情的變化也包括在內。
在杭州，監視鏡頭的焦點對著課室裡的每一個學生，分析他們的面孔和情緒。數據會傳送到一部終端機，從而評核每個學生的態度。在這樣的環境下，公民很快就會懂得自我審查。8 可是，對黨來說，這樣還不夠。依照科學及技術部副部長的說法，它想要 “預先知道誰人會在計劃做一些不好的事”，即使當事人本身還沒有意識到都一樣。9 再一次，惡夢的來源是鄧小平 (這個人的玫瑰色名聲亟需重新審視)。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黨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開始把科技視為社會管理的工具。
在黨數百萬隻眼睛的密切監視之下，學生閱讀那些教導他們質疑客觀真相的教課書。他們受到鼓勵，要把注意力放在歷史性論述聲言的實用性上，而不是其真確性。林慕蓮在澳洲大學以1989年天安門廣場屠殺為主題作演講的時候發現了這一點。當時，各個中國學生反對她的展示方式，但不是因為他們否定林的版本。一個學生之所以反對是因為這個知識本身可能 “有害”， 另一個學生則是擔心這個資訊會對中國這個 “完美社會” 構成的衝擊。 林慕蓮發現，歷史只剩下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地位，視乎事情對黨形象的影響性質，正面的會放大強調，負面的會略去不提。
在中國，歷史學家洪振快因為1940年代時，一群寧願跳崖也不向日本佔領軍投降的軍事英雄的傳說提出質疑而惹火燒身的事例廣為人知。因為這個質疑，他遭到起訴，而他對此傳說做的大量研究被全盤無視。法院把焦點放在其質疑對中華民族精神價值觀造成的“損害”。 “在一個真相和謊言之間界綫失效的國度”，Strittmatter 說， “佔主導地位的價值觀並不是道德或者責任感，而是實用性和利潤。假如你看到真相，將之說出對你沒有好處；事實上，這樣做有風險。最佳做法是承認謊言即真相，並且熱烈擁抱它...其次是故意避免知道真相，無知地過日子。要是你發現了真相，保持安靜，假裝你什麼都沒發現。”10
如前所述，人腦並不是用來背負這種重擔。現在有許多中國年輕人“無可救藥的迷失了”，Strittmatter 一位比較年長的中國友人這樣說。11 “他們的思想不再連貫”，Strittmatter的另一個相識，在北京的文法中學任教的老師說。今天，當這個老師給學生閱讀英文歷史書的時候， “學生一臉無助的看著我，他們半點背景知識都沒有。”12他們很納悶，應該拿這個新歷史怎麼辦？ 這是“正確”的歷史呢？還是“錯誤”的？和共產黨有怎樣的關聯？
隨著獨立思考能力缺失而來的是危險得多的東西。像楊洋說的，政府可以按下愛國主義按鈕，召喚喪屍大軍，但這支喪軍大屍有著即使無人召喚也會起來的習慣。在2018年1月，當中國遊客在德克蘭機場得知住宿安排在最後一刻做了改動之後，為數幾百人的他們群起憤怒地高喊：“中國！中國！”也許他們以為，機場職員是因為反中情緒而故意造成他們的不便—也可能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比普通客人更好的待遇，因為他們是中國人。在此事發生的幾天之前，大同小異的戲碼在東京一個機場上演了：因為航班延誤，一群人用振耳欲聾的聲音高唱中國國歌。同樣是在2018年1月13，在斯里蘭卡機場的中國遊客也有類似的表現。比較近期的一例是，蒙特利爾同志巡遊期間，在路旁的看巡遊的人很震驚的看到，為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造成的死亡舉行的一分鐘默哀被中國遊客搞砸了。他們高唱中國國歌，也許是想以此回應正在持續的香港抗議。
還有比這更糟的。我們可能會預期，對家人的忠誠會比國族情感強，但看來情況並不是這樣。楊洋講述了他對香港示威的支持使他和家人成了陌路。家人認為他 "反華"，近日他在出發前往日本之前，家人說希望他死在那裡。律師張紅兵(音)在1960年代末的文革期間是青少年紅衛兵的一員，今天他仍在背負著源自那時期的重擔。在文革的高峰時期，張母私下向他說，也許該由別人代替毛澤東出任政府首腦。一怒之下張紅兵寫了信給革命委員會，要求把他母親處死。革命委員會同意了，實行了他的要求。14
族群主義(tribalistic)行為的本能容或深深刻進了人的意識，但這種本能是可以控制的15，而且可以說，我們有責任嘗試這樣做。可是，共產黨卻是在主動的把怪物引到表面。當怪物掙脫了之後，沒有理由相信黨領袖會知道該怎樣做。而怪物是必然會掙脫的，我們在2012年已經看到這情況的早期徵兆，就在習近平剛上任之後，一系列反日抗議和暴亂席捲了中國。引發暴亂的是中日兩國哪一個才是尖閣諸島/釣魚島的正當主人這一問題造成的緊張。抗議者砸了日本車，又試圖闖入在廣州的日本領事館。豐田、本田、松下等公司閉關在中國的廠房，日本職員開始逃離中國。
當局只是僅僅能夠使局面不致失控。他們對展示出來的情緒吃了一驚，而且很奇怪的，他們看似和抗議無關，沒有人提到共產黨。一般市民被捍衛 "中國”的激情之火焚燒了，而政府則發現，自己只落得成為不安的旁觀者。人民和黨之間用了許多努力人工地結合為一的關係，土崩瓦解了。中國領袖對於譴責支持中國的抗議這個想法感到不安，但是他們不能容忍國民情緒脫離掌控的情況。於是，警察開始對抗議活動殘酷鎮壓。可是，這樣做只是把當局變成國家一個比較小的敵人。共產黨變成了一個模糊的不滿源頭；一隻嗡嗡作響的昆蟲，使人無法抨擊他們真正的敵人—另一個國家。
就像我們看到的，在2019年，中國的民族情緒比2012年的時候高漲得多。反日暴亂展現的激情會再次出現，到時候，黨可能會被推翻。習近平顯然認為，他的價值觀灌輸計劃萬無一失，而且確信黨國一體的概念已然穩穩的寫入了公民的腦袋中。但是，這是個危險的實驗。一些觀察員說，即使按照目前的情況，農民和民工也可能起事，但假如出現大規模經濟崩盤的話，起事就必然會發生。習近平是不是脫離現實得意識不到這一點？ "我的正直充滿了宇宙" (my integrity fills the universe 原話；只留清氣滿乾坤)16，習近平在2017年的一次記者會上這樣說。這句古古怪怪的話，我是在看了政治學家Kerry Brown 在著作中做的分析之後才理解它的含意：
把習近平從黨的涵意抽離...意味著你在觀察一個某種意義上不存在的東西，和毛澤東由黨外變成黨內的情況不同，習近平是一直都屬於黨的。他沒有撇除黨文化的獨立存在，也沒有不受黨控制的自主。...看著習近平的眼睛，你就是在看著黨的眼睛，他是黨雄心和精神的人格化展現，是黨最忠心最真誠的僕人，這人...無論他的影響力、說服力和力量有多大，都不會同意他在謀求自身利益、戀棧權位的講法。17
習近平說的是黨的道德 (清氣) ，而不是他自己的。他認為自己只是載體。他是狂熱份子，被意識形態佔有了，而對這樣的一個人來說，沒有質疑的空間，也沒有失敗的可能。
註解
1 Baruch Spinoza –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20
2 George Orwell – Nineteen Eighty-Four (Penguin, London, 1989 edition, orig. 1949), p174
3 Perry Link, foreword to Rowena Xiaoping He – 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14), xii-xiv
4 Kerry Brown – CEO, China: The Rise of Xi Jinping (I. B. Tauris & Co. Ltd, Bloomsbury Publishing, London, 2019), p22
5 Slavoj Žižek –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Verso, London, 2011 edition, orig. 2010), p440
6 Kai Strittmatter – We Have Been Harmonised: Life in China’s Surveillance State (Old Street Publishing Ltd., Exeter, 2019), p230
7 Ibid., p171
8 Ibid., p7
9 Ibid., p13
10 Ibid., p19
11 Ibid., p89
12 Ibid., p90
13 Ibid., p152
14 Ibid., p116
15 Robert Kurzban, John Tooby, & Leda Cosmides – “Can race be erased? Coalitional computation and social categor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98 no. 26, 2001, 15387-92
16 Strittmatter, op. cit., p131
17 Brown, op. cit., pp. 2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