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acque，诡谲子，乌尔姆动物园
编辑：不不，迷糊
图片：莫莫，Revin
文稿录音整理：蒋不
上半夜 技术哲学批判 /Jacque
大家好，我们今晚的主题是“监控社会与数字极权”。这个问题虽然是最近才被广泛地谈论，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问题。如果我们要为对监控社会与数字极权的警惕找寻一个思想史的根源，那么就有必要引入一个批判的视域——技术哲学批判。有关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但是并不缺乏能供我们参考的思想资源。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从属于科学哲学，但是技术哲学却全然不同于科学哲学这样一门探索科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哲学（科学何以可能），技术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以批判技术的形式出现的（scientific philosophy，an-ti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由于古希腊哲学为技术定下的存在论位置，技术从来没有进入传统哲学思考的核心。（亚里士多德的体系：第一哲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实践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技术/手工; “制造”（makeing/poiesis）与“从事”（doing/praxis）的区别，制造是面向一个对象，而从事的目标是行动本身）在古典哲学中，自然物的本质是自主的内在蕴含的，而技术产物的本质是他律的外在的，受创造者支配的。因此技术难以作为一种主体性的东西成为思考对象，所以技术的哲学也一直处在一种搁置的状态。
科学革命之后，自然物与人工物的界限渐渐被消除，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制造，于是相应发展出一种认识和制造统一的认识论。自然之物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统统成为了可被操作的“制造之物”（科技改造自然/改造现实），而技术的原则也在隐蔽地替换自然的科学（环保问题的解决办法：新能源？利用效率？）。这种“可操作性”的技术逻辑延伸进入了社会领域之后，可想而知将会产生的思想后果——同样用技术原则支配社会。
技术迅猛的飞跃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让人意识到，技术也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知识，而是一种具有统治意志的存在。技术的定义不只是一种客体存在，一种操作过程或是一种知识，它同样可以是一种意志。关于技术最老生常谈的一种说法是：技术是没有善恶的，它的价值完全被使用者的道德决定。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技术中蕴涵着改变世界的意志（外在限定），道德的意志却倾向于改变意志本身（内在限定）。技术的意志是 “i will” 而道德的意志是 “i should”。所有实在之物必要时都必须听从技术意志的控制和调遣，换言之，现代技术塑造的世界时刻准备着供人操作和消费，一切实在物都在这样的意志下或多或少的变成了“持存之物”，一切实在之物都处在技术意志的笼罩之下。海德格尔把这种状态称为“座架”，它是一种对待世界的技术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现代社会的“技术性”性质。
从这步论证开始，技术的使用就已经不是最初的简单伦理问题或政治问题，它被赋予了本体论的意义。雅克·艾吕尔在《技术社会》将技术定义为：人类必须生存于其间的一种新的环境，它已经替代了旧的，自然的环境。这一环境的特征是它不仅是人工的，它在涉及价值和观念时，它是自主的。技术不是作为影响政治的一个因素出现，而是政治通过技术得以确定它自身。因此艾吕尔认为应当向技术社会提出两个真正的问题：第一，在工具的世界中，人还能保持它主人的地位吗？（开发了工具的人是工具的主人，但是人类个体本身上在更大程度是技术和工序的对象，在监控技术之下人类大多数被当作一个客体的集合。）我们如何对发展中的技术进行控制？（技术员/科学家和政治家是否能控制技术？）第二，一种包含了技术的新文明是否能出现？
艾吕尔提出了技术与文明的三重矛盾，而这三重矛盾在由技术手段实现的监控社会中尤为尖锐：
1. 当技术实现自身的发展时它首先会将人转化为物质的对象，所以技术在确保人的物质幸福时只会把物质而非人放在首位，所以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它只有通过量化人才能发展自身的完善性。
2. 技术手段比以往的任何东西都更加地有效，而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只以自身作为唯一的对象。技术发展导致权力增加使得行动的可能性没有了限制并且变得绝对。政府的各种技术，它们合并了组织/心理/监控/治安的技术倾向于使政府具有绝对权力。权力一旦变得绝对就意味着价值的消失。如果人的根本上能实现所有事情，那么就不在不再有什么价值能够赋予他；如果行动的方法变得绝对，那么行动的目标就不再具有想象力。善与恶/正义与不义的界限就会被取消。
3. 所以最后一个矛盾是：技术绝不可能产生自由，技术将人类从旧的物质限制之中解放出来同时又为人类赋予新的限制。技术是理性实践与效率的整合体，技术将社会表达为一种必然的秩序和确定的过程，它不可能让自由的异端的以及无根据自发的领域渗透其中。
当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监控社会与数字集权”时，我们又不得不去考虑一个问题 : 有些技术是不是比其他技术更加具有政治性？（例如作为监控社会基础的技术）我们是否有两种技术模式可供选择？（独裁专制/民主）比如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核能，我们就接受了技术——科学——工业的一系列操作方式，而太阳能则正相反。有些技术要求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一种特定的结构特征，只有满足了某些社会和物质条件技术才能作为运作实体存在。我们是否能去期待一种更加民主和平等的技术？（集中的技术与去中心的技术）实际上，许多大型的精密的技术系统要求着某种集中化等级化的管理，一个人站在自由公正平等等立场做出的抗议主张，在具体技术运行的效果面前就立刻无效起来。技术自身实践自然性的理由——维持技术平稳运作的需要——已经开始侵蚀其他类型的道德主张。
最后，我想用艾吕尔对技术的观点总结，艾吕尔把人对技术的利用看作一场“时代的赌注”（l’enjeu du siècle），技术是人与他尚未理解的力量之间的一场赌博。
讨论
–
：关于技术意志和道德意志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往往出于“我可以、我要做”的方式，而非“我应当”的方式来指导行动。在座的如果有尼采主义者的话，大家就会想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章，尼采说，我们对价值的翻转，就是从“我应当”变成“我要做”。技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它不按照我们自身的逻辑来发展。技术自身的意志让技术持续自主运行。目前我持技术中立观点，认为技术并不一定要追求效率。要求效率是资本的逻辑，而非技术的逻辑。目前，技术和资本在一条现代性的道路上平行发展。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混淆是，我们很容易把“追求效率”看成技术自身逻辑。生产技术的人将技术囊括在资本的逻辑里，只取最符合这个利益逻辑的方案。我们要批评的并非是技术的逻辑，而是资本的逻辑。我认为现在技术的发展追求的是高效。在面对一个有待被技术处理的对象时，我们本应试所有的可能性来达成改造目的。但在资本的逻辑下，我们舍弃了其它可能性，所以恰恰是资本限制了技术自身更宽广的应用和发展。–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资本逻辑的反例，就是苏联。然而这是一个技术至上的意识形态统治国家，苏联要去月球，我不考虑利润，不考虑是否会给人民带来幸福。去月球是苏联为了证明“我可以”，但实质上是为了证明“技术”达标。我认为技术是可以脱离资本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的。–
：苏联没有去月球，是美国去的月球，美国为什么能去月球？因为政府预算高比例投入到NASA，这背后还是意识形态主导的逻辑，不是资本主导的过程。当然每个零部件是如何生产的，这是资本的逻辑。–
：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的文本里，有一种十九世纪进步主义的观点，资本限制了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革命。列宁也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全国电气化”。–
：七十年代智利搞了一个全国工厂层级反馈的系统，每天生产多少东西，用多少原料，完全遵循计划经济的模式，但由于没有钱，最后只搞出一个类似电话的东西。计划经济背后是一种技术治国的理论。技术发展不一定需要资本逻辑。–
：我提一个问题，技术是可能有灵魂的吗？AI的原型是犹太人的泥人，叫作Golem，这个泥人可以通过一些神秘的东西去操纵，但他永远没有灵魂。20世纪初，很多人批评技术的时候，都说技术没有灵魂，就像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也说资本主义是没有灵魂的。而政治是有灵魂的，如果技术可以被政治利用的话，那么技术是否可以是有灵魂的？他有没有本体论上的意义？他可以思考吗？他是否有自身的能动性而非靠巫术唤醒？–
：《2001太空漫游》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人们创造的没有生命的机器人慢慢有了意识。技术如果是有灵魂的，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方？和人类的关系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方？–
：FACEBOOK就是技术灵魂的体现，它可以考察倾向，预测选举。–
：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完全相悖的结论，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有灵魂的政治赋予无灵魂的技术以灵魂。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认为自己有主体性，有灵魂，但通过整合一些资料，就可以以技术的方式预测我们的倾向，甚至改变我们的决定的话，我们也不一定有那么强的主体性。本来你想选梅郎雄，但朋友告诉你，“你看马克龙多帅啊”，你就……（笑）。技术背后也会有其他的意志，究竟是哪些人，在使用技术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设定了大多数技术是朝着效率更高这个方向发展的，如果有一天不需要人类操纵技术，技术自己就可以按照这个逻辑发展，那技术是否就具有了自己的主体性？–
：当不可控的结果出现的时候，就是技术的灵魂显现的时候。下半夜
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 /诡谲子
在目前学术界当中，对于监控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一个叫做监控研究（surveillance studies）学科领域的兴起。从监控研究的角度来看，有几个奠基性的文本是不得不谈论的，那就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我今天就想要简要地来对这两个文本进行一次梳理，主要想从范式转移的角度来看看从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到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变化。
福柯，规训社会，全景敞视主义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的最后一章专门来谈论了规训社会当中的权力运行机制是如何通过全景敞视这样一种隐喻模型来进行运行的。实际上，福柯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即微观权力。这样的微观权力弥散在整个规训社会当中，主要通过对于主体（subject）持续不断的凝视从而达到使主体将规训内化，换言之，自我审查。这样，主体就可以在规训社会当中被重构（reconstruct），成为这个社会所希望生产（produce）的人。
如要理解规训社会当中的权力机制的运行有何独到之处，那我们就不得对比一下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当中的权力表征，从而一窥其貌。
在古典社会当中，也可称之为主权社会（sovereign society），权力是统治的目的；而在规训社会当中，权力是统治的手段。在主权社会里，主权者对于权力的关注体现在国家的领土，人口，健康，和被统治者的忠诚。相反，在规训社会里，权力更多地是作用于个人，主体，这种最基本，最微观的层面。例如，我们依然能够在《白鹿原》当中看到些许主权社会的影子，即权力的触手最多可以触及到的是县乡一级行政单位。而整个社会最民间的层面依然还是需要靠民间自组织形式（如宗族）来进行维持。换言之，在主权社会当中，主体依然留有抵抗权力的空间。而在规训社会当中，所有人无一例外必须经过各种封闭机构来进行规训，从学校到兵营，从兵营到工厂，从工厂到监狱，从监狱到医院。曾经在主权社会当中所留有稀薄的喘息空间，也被权力所侵蚀。这就是规训社会当中的可怖之处。
那么，在规训社会当中，权力是通过何种形式/手段来达到其目的呢？
首先，顾名思义，权力以福柯从边沁那里所借用的“全景监狱”这一建筑学模型来展开它的触手，将所有都囊括与持续不断地凝视之中。除此之外，权力用一种叫做“树立典型”（normation）的方式来对个体进行改造。“树立典型”是建立一种规范/常态（norms），通过这样的规范就可以将人划分为正常的/符合规范的（normal）和不正常的/不符合规范的（abnormal）。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权力的运作提供了借口，它们借以通过对“正常”的赞扬从而对“不正常”进行“正常化”。也就是说，这里的二元对立假定了“正常”的核心地位，从而给予“不正常”一种次要的，有缺陷的内涵。权力的话语不仅仅作用于处于次要地位的“不正常”，同时也施加在“正常”的身上。我们可以从福柯早期的研究著作就能看出，权力是如何压迫“不正常的”（《古典时代疯癫史》，《性史》）。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手段出现在各种封闭机构当中，那就是考试。考试以科学的面貌进行伪装，实则是权力的持续不断地规训而已。换言之，每个主体在考试当中所作出的正确答案都是一种通过知识话语包装的权力而已。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是非常熟悉不过的，不是语文考试当中令人发指的语文，就是政治考试里当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再生产。想必，大家对这种东西都感到十分亲切。
德勒兹，控制社会，企业
德勒兹跟随福柯的脚步，看到了一种与规训社会不同但是更加激进的权力模式，他把这种社会称之为控制社会。而整个监控研究的元理论大多也都是从德勒兹这里出发的。我们姑且可将其称之为一种“后福柯主义”的监控观。
与福柯不同，德勒兹发现在更加晚近的时代里，由于消费主义和电子技术的兴起，权力也从规训社会那种作用于主体的权力，发展到了在控制社会当中超越主体的权力，从而更多的是作用于主体的表征（the representation of subjects）。换言之，在规训社会当中，主体依然存在，即便他被权力所规训，但不会像在控制社会当中，权力可以直接穿越主体，将其忽视，从而把主体分解开来。主体也就这样从个体（individual）变成了分体（dividual）。
如果要理解德勒兹的洞见，我们就不得不继续比较一下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同。在规训社会里，权力的实践场所是机构；而在控制社会当中，机构都成为了企业，从而消失了。我们可以从很多赛博朋克作品当中看到这样的情景，最终掌握整个国家权力的中枢并非是政府而是企业（《银翼杀手2049》，《战斗天使阿利塔》，《大侦探皮卡丘》）。
在规训社会当中，尽管权力是作用于微观层面，但是其背后依然是以国家的角度来进行着一种长远的规划，这样的考虑会更加全面，完整；而在控制社会当中，由于是各种企业来进行思考和规划，他们的目的永远只会关注一种短期的利益，而且也都是非常片面性的思考。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不论是员工还是消费者，都会被企业持续不断地进行考核（assessment）。因此，德勒兹用modulation一词来描述主体在控制社会当中的情形，由于modulation的中文翻译调制解调器在这里起不到任何帮助理解的作用，我姑且就拿英文做指称。Modulation意味着个人处在一个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流变更改的系统当中的处境。也就是说，如若个体想要适应这个系统，那么他自身也需要随着这个系统不断地进行改变。例如，五六年前，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那里的石油专业非常热门，因为当时油价很高，也聚集了非常多采油公司和矿场，我有朋友就去那里学了石油工程专业。然而，没过两年，由于美国打压伊朗，国际油价暴跌，同时也因为美国那里的采油成本更低廉，很多人就离开了阿尔伯塔，使得整个省份就业率大跌。而我那位学石油的朋友也不知所措。这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modulation的例子。
更进一步，当我们来注意权力运行场域的差别时，我们能够发现，在规训社会里，我们能够清晰可见地看到权力运行于机构当中，这是可见地；而在控制社会里，机构消失了，我们从一出生就被控制着，调制着，权力的运行场域成为了不可见的，同时其作用于更加抽象的层面，即主体的表征，例如消费者的购物习惯，生活习惯，健康指数，睡眠程度，饮食偏好等等数据都可以被用来编织起这张控制的无形之网。
而且权力也并不会像在规训社会当中会关系主体的死活，它只关注如何控制个人进入社会/系统的access（访问途径）。因为，在控制社会当中，权力对于开启或关闭个人进入社会的访问途径是一如反掌，比如社会信用体系可以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讨论
–
：德勒兹的文本《控制社会后记》应该放到德勒兹本人的作品序列中讨论，德勒兹之前写过一本书《L’anti-Œdipe》（反俄狄浦斯），在这本书中，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尼采式的积极。他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包含着他所推崇的精神分裂。–
：德勒兹用普遍历史的讲法，讲人类历史经历了几个阶段。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在座的各位和眼前的桌子都是欲望的流。当我们进入社会时，这种欲望的流要被规训、被控制。在编码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原始社会，人们被编码在自己的家庭之中。列维施特劳斯讲哪些欲望是不能出现的？比如你想和你妈妈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你想干掉你爸爸。这种欲望是要被控制的，这是一个用族群的方式编码我们自己欲望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Overcoding，过度编码，我们把所有族群的编码都归到君主之上。第三个阶段是德勒兹所谓Decoding 和Recoding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个编码被减弱，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的“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在封建王朝，比如一个小姑娘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哪些职业是神圣的？每个人各居其位，社会是秩序井然的。但在现代社会，坚固都消散了，你看我们现在处于天主教的产业中，苦像摆在这里，但我们讲着一些无神论的话语。（笑）具体的编码在现代社会中被消解掉了。–
：我补充一下Overcoding这个阶段，黑格尔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有各种技术官僚，因此最后做决定的君主对于这个国家可以一无所知。这个阶段比原始阶段更加无序，所有决定都是一个人做的，没有任何团体内部的交流，尽管这个阶段被称之为Overcoding，但这个阶段比前一阶段更加流动。–
：德勒兹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欲望的流动。整个历史其实是一个欲望被编码，被限制流动，然后逐渐变得越发流动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确是个非常流动的东西，在其中钱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但德勒兹没有绝对肯定这个问题，德勒兹认为精神分裂是欲望本来的流动方式，是纯粹地、自由地流动的欲望，是不断自我否定的欲望。编码是将一个确定的东西定为某种标准，在宗族中你不能质疑你的父亲。但在资本主义中没有你一定要听谁的话的问题，但这个自由为什么没达到德勒兹想要的真正的精神分裂呢？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公理化的社会，公理和编码的区别在于，编码是固定的，而公理是以一个原则为核心，可以被任何东西重新编码的。在资本的世界中，我们看似很自由，但所有的自由都是以金钱为中介，围绕着金钱的交换和增殖运作着。资本主义的确包含了精神分类的特质，但还不足够达到真正精神分裂的状态。–
：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讲的，资本主义既要不断积累，也要不断更新商品。既是一个守财奴，也是一个创新者。–
：德勒兹认为工厂和企业是有区别的。工厂是我们在特定的场所中一起上班，遵守特定的规则，老板有一个位置，我们有一个位置，我们都遵守固定的编码。而企业虽然也有规章制度，但并非是任务-奖金完全对应的制度，企业的逻辑是竞争，竞争是个流动性更强的东西，每个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目标。事实上，规训的机制已经被打碎，但控制之所以还是控制，是我们依然以公理式的方式被锚定在金钱的流动上。–
： 但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过程是通过工人的斗争达到的。–
：规训与控制让我想起葛兰西阵地战的概念，葛兰西认为没有所谓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对立，因为公民社会是存在于国家内部之中的。国家通过把一些东西变成无可置疑的常识，对我们进行统治，我们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阵地战，对每一个常识、每一个概念、每一个所谓的公理进行反思和对抗。–
：现在的问题是，在控制社会中，公会还有意义吗？在过去，无产阶级对抗的是资本家、企业主。但在公司中，员工不是直接和资本家进行对抗，而是员工之间进行对抗。公司之间不允许员工相互议论工资，员工之间实际上变为相互竞争的关系，群众斗群众，公会还可以使大家团结在一起吗？–
：七十年代对应自己的社会得出的理论，是否足以分析现在的中国？这可能是一个学科分野的问题，我是学社会学的，在我们写作的过程中，调查可能要被放到首位，我们要先对现实做出了解——这些技术是谁管的？是谁出资铺开的？在落地的层面是怎样的运作方法？电脑谁在看？数据怎样输入？还有，前一段时间中国移动有一个5G的广告，广告里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在上海地铁里溜达，被公安用一种高科技的眼镜发现了。他换了衣服，戴上假胡子和眼镜，但还是被监控系统识别出来了。他翻墙，躲藏但还是在5G系统的帮助下被公安抓住了。你可以看到一个商业公司以这种方式推销自己的技术，你和法国人说法国人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但中国很多人会觉得还挺好的。现在在深圳，闯红灯之后，人脸识别会自动在移动支付系统里扣钱，从闯红灯到扣钱可能只有四十秒。我一个中国学生觉得挺好的，之前交罚款还要跑很多地方，办理很多文件。但同样的问题我和一个秘鲁学生聊，他就直接提到《1984》。–
：我们在说监控社会时，更多不是在恐惧技术本身。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在讨论技术被某一个政权或者公司利用后，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前几天我在面试北欧的几个商学院，他们讲了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事，他们说我们有很好的数据库可以辅助你未来的研究，这个数据库包括瑞典所有家庭的投资计划。他们知道瑞典每个家庭的投资方向和数额，他们知道工资、家庭住址。甚至每个瑞典公民都可以查询到任何一个其他人的家庭住址。在瑞典，信息是相当透明的，但很少有人批评北欧是监控社会。大家对监控社会的恐惧到底是来自技术本身，还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恐惧？–
：现在像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推送，正走在这个逻辑上，试图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其核心的逻辑非常简单，只要我有足够多的数据，我就可以通过以往发生的事情预测未来发生的事情。 这个逻辑在商品推广和广告推送中经常被使用，他甚至比你自己还了解自己。–
：我觉得先知预测的不是常规发生的事情，而是极端的状态。–
：定期性随机的浏览一些网页可以干扰算法对你的控制和了解。–
：其实系统并不需要做出预测，他给你推送的广告就可以决定你的倾向。心理学有一个曝光效应，你会更喜欢你看到更多次的图片。经济学上的预期也是，一旦你产生预期，就几乎一定会发生。–
：问题是这样的数学模型是理论上不可实现的？还是说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不够成熟？–
：实际上技术的维度还不够成熟。比如你现在想预测某件事是否会发生，我们只能得出一个0到1之间的概率，比如这件事发生的概率是0.55，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但0.55是1还是0需要你来决定。如果我们把监控理解为治理的极端形式，在没有高科技的传统时期，我们也有警察、也有捕快，，社会必然是有治理存在的，监控无非是一种高科技的治理方式。我们究竟是在反一般意义上的治理，还是在反这种形式上的治理？还是反对这种基础掺杂在普遍意义上的治理之后会产生更可怕的效果？–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东西是无可避免的，但我们是否可以选择谁来治理我们？就像刚刚那位同学所说的，为什么在北欧大家愿意接受，为什么在中国大家不愿意？–
：这是一个政府可靠度的问题。在中国，有政府背景的技术公司，实际上做的是舆情控制。他们分析数据后卖给政府，或者给政府一个数据的接口，政府有其不可靠度，你随便在网上发个什么东西都可能踩到他们的红线，而北欧政府不会因为公理性的问题逮捕你。这是国家极权和资本主义结合的地方。–
：你们讨论的科技好像和我们的生活有距离，科技彷佛独立于我们的生活，用一个很消极的观点看待科技，说极权主义和科技结合就可以控制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另一些人可能支持科技的进步，其实这两种人是同一类人，大家都把科技和生活分开来看。我们不要只去考虑中国政府使用监控网络和大数据控制人，我们也可以使用区块链发布一些反对的信息。Andrew Feenberg说其实每天，每个人都是科技的使用者，使用者可以去改变科技。–
：你这是非常民主的思想。（笑）–
：大家之前谈论技术的态度都很消极，都在说政府使用技术，我们被迫被观看，被操控。我们使用的Platform并不是一个民主的东西，实际上是有资本巨头在控制，比如微博你可以买热搜，它已经不是一个能够正常运作的舆论场。之前有人讲社交深渊，有一些技术艺术家，同时关注艺术和技术问题，作为现代的艺术家你应该会编程，作为一个现代的左翼，你应该会自己开发技术。这样我们就可以造出自己的程序和交流的平台，从而不使用被政府、被资本监控的技术。技术不止是有一个压迫我们的维度，也有一个我们使用它来革命的维度。–
：我想接着你说的谈一谈技术的解放性。互联网在诞生之初，是想建立一个和广播站、电话网络这样中心化结构不同的网状结构。美国军方开发互联网本来是为核战后的生还者自由组网而设计的。但在互联网走向民用之后，就丧失了这种解放性。互联网没有记忆，它的技术协议只涉及了如何组建网络，而没有涉及到怎样存储信息。后来就出现了Google这样的公司，试图把信息收集起来，Google实际上就是个大黄页，某种意义上说它掌握了互联网的记忆，这里有非常大的权力博弈。刚刚那位朋友讲的区块链，其实就是一种数据结构，利用了互联网分布式的特点，这样审查就失效了。有没有更民主和更专制的技术？我认为有。我们在设计一个技术时，其实包含了如何分配权力的内在逻辑，互联网诞生伊始有一个美好的期许，但今天已经面目全非了。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解药，我认为一些技术上的实践非常有意义。–
：我补充一点，我们现在访问的所有网页，基本上都是通过https的协议构成的，这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系统，文件是储存在一个服务器中的，政府可以要求服务器的拥有者删除数据。现在有一种IPFS的系统，就是星际档案系统，也是基于区块链的。–
：关于技术民主化的思考，Andrew Feenberg说的东西和我们今天说的东西不太一样。技术民主化之所以可能生效，是因为它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当中。在中国，你会被监控到，被删除，被喝茶，中国现在也在输出这样的意识形态。之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华为在帮助乌干达、赞比亚等非洲国家破坏当地民主派的联合，华为用以色列的解密软件，破解WhatsApp Chat。FBI之前用这个软件破解苹果的密码失败过，但现在以色列的软件更新到第四代，华为用这个软件破译了当地民主派的集会地点。–
：如果技术有支持民主，也有支持专制的力量，那技术本身是否有其阶级属性呢？技术员本身是有阶级所属的，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技术的人。在前技术时代，农民拿起菜刀就可以参与哥命，在今天，我们是否要请求技术员帮助我们反抗，这种反抗是否本身就有阶级属性？也有人在用技术反抗政府，但他们肯定也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地区。那么没有这种技术培训手段的地区的人，是否只能依赖于他们呢？还是只能依赖于强权斗争产生的空隙，才能为自己谋利？这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乌尔姆第四夜：2019-12-13
主题：“艺术和虚构在现实世界能以何为？”
上半场：主题演讲
演讲人：谭香山，Lensmaker
下半场：自由讨论
往期回顾
乌尔姆第一夜：暴力与正义
乌尔姆第二夜：从“全面内战”到“例外状态”
我们的智性生活正遭受着威胁。空洞的意识形态话语占据了道德高地，边缘人的存在本身岌岌可危。风暴的轨迹难以预测，但气压的异常足以让我们紧张起来。在世界秩序变化的关键时刻，掩耳盗铃或是隔靴搔痒，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需要严肃鲜活且诚实的讨论。我们需要在漫游途中搭建营帐，守卫议事自由。
乌尔姆之夜是一场偶然的相遇，它没有任何终极目的，因为任何神话在当下都会即刻变成一场喜剧。这是一场理论、反思和跨学科的革命性联动，意在打碎一切神话的前提下，无限拓展公共言论空间。这是一场根植于当下、聚集在案厅、活跃于街巷的解放性实践，其中没有一个成员，也拥有一切成员。
未来讨论，主题开放，不限学科，由参与者共同讨论决定。活动目前在巴黎，想要参与讨论或加入团队请联系小乌尔姆。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11/matters%ef%bd%9c%e3%80%8c%e4%b9%8c%e5%b0%94%e5%a7%86%e7%ac%ac%e4%b8%89%e5%a4%9c%e3%80%8d%e7%9b%91%e6%8e%a7%e7%a4%be%e4%bc%9a%e4%b8%8e%e6%95%b0%e5%ad%97%e6%9e%81%e6%9d%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