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日有一些學者在理工大學附近被捕，令我想起許多年前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在捷克被捕的事件。德里達在1982年前往捷克參加異議哲學家Ladislav Hejdanek舉行的座談會，並從事卡夫卡的文學研究，聲援被捷克共產黨政府壓制的學者。回程經布拉格機場時，就被警察以涉嫌藏毒拘捕，監禁三天，後得法國總統密特朗施壓始得釋放。德里達從來不是象牙塔裏的學者。他曾於1983年創立國際哲學學院，務求把象牙塔裏的哲學推廣至公共空間，讓社會人士在大學以外有渠道認識哲學。如果問德里達，大學的天職是什麼呢？在《無條件的大學》裏，他主張現代大學應該秉承學術自由的原則，行使無條件地發問和倡議的自由，學術研究、思想和真理都假設了公開言說的權利。一言蔽之，大學理念就是捍衛真理，用筆桿和行動來對抗政府和社會各種壓力，抗拒各種政治經濟的條件為大學設限。
過去兩星期裏，我們看到警方寧願在大學校園向學生開火，也不接受校長和社會人士協商，誓要把所有參與示威的學生和社會人士拘捕，控以最嚴厲的罪名。警方沒可能不知道雙方衝突和圍困校園，除了可能造成嚴重傷亡外，更會破壞大學建築和設施。在中文大學衝突現場，二橋數十米外就是研究生宿舍，催淚煙射入夏鼎基運動場草地，化學物肯定殘留在泥土裏。在理工大學，催淚彈不斷落在平台上，平台是校園所有人必經的通道，現在處處火頭。大學施設是納稅人巨額資助修建的，理工大學未來一年恐怕都無法復課，嚴重阻礙訓練社會各種專業人才，大學國際研究項目被迫中斷。當然，示威者留守有份引致大學損毁，但是平心而論，示威者並無傷害校園成員，更沒有挾持人質，警方根本毋須用大量子彈驅散。倘若警方克制，避免雙方爆發激烈衝突，校園損毁程度肯定有限。根據QS大學排名，理工大學在酒店和娛樂管理全球排名第五，土木和結構工程排名全球第十五，現在恐怕排名會急速下挫，而且大學來年復課和招生都會十分艱難。警方圍攻大學摧毁了社會多年努力建立的珍貴資產。
社會成員責無旁貸
大學作為公共財產，除了警方外，社會其他成員同樣沒有盡責守護大學。就目前的證據來看，在衝突最激烈的星期日晚，理大校長沒有積極去緩解衝突，沒有在現場要求警方克制、和示威者對話，只是發聲明譴責示威者和要求散去外，有消息指校董劉炳章甚至主動要求警方處理示威，此舉等如鼓勵警方武力清場。試問如果理大高層都不主動去守護大學，誰能擔當這重要的角色？面對社會最嚴峻的衝突，隨時流血收場，平日強調反暴力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完全沒有介入協調，整個政府沒有人出來阻止警方摧毁大學這份公共財產，在文明社會裏實在匪而所思！如果星期天當晚警方攻進理工大學，把所有示威者完全拘捕，就必然會平息民憤嗎？1968年法國學生佔領巴黎市中心的巴黎大學標誌性的建築索邦大樓，警察暴力清場，數百人受傷，結果運動迅速升級，幾天內年輕人大規模示威，修築街壘和警方衝突，進一步引致全國大罷工，造成嚴重的政治危機。1968年日本左翼學生佔據東京大學，警方暴力清場，引發東大安田講堂攻防戰，徹底改變了日本傳統思想，大學應由學者主理，警方不應干預。1969年，日本保守派政府為了加強遏制學生運動，通過大學控制法例，當大學不能終止學生示威時，由文部省直接接管。結果造成左翼學生運動繼續升級，直至1970年，全國162所大學被示威者佔領，不得不停課，激進分子後來運用炸彈發動襲擊，政府原本想維持秩序的目標完全失敗。這些歷史表明，激烈的鎮壓並不能令年輕人服從，反而當政府強硬鎮壓，社會中間派完全放棄紓緩衝突的角色，全社會都要承受代價，大學自然不能倖免。
文明價值的崩塌
外媒近日形容香港「法治社會瀕臨崩潰邊緣」，我認為不僅法治崩潰，而是當政府縱容警察治港時，整個文明社會重視的價值全部崩塌，包括大學這座理性和自由的堡壘。警察不惜一切代價，任由大學損毁，也要制服所有人，包括大學學生和教職員。警察對付人民的行徑，已經是近乎戰爭當中軍隊對付敵人的做法，文明社會頃刻間變成你死我活的戰場。歷史上並非沒有軍隊蹂躪大學，所有比利時魯汶（Leuven）的居民都知道1914年德國違反協議，揮軍闖入比利時，血洗魯汶，200多人被殺，8月25日肆意焚毁魯汶大學圖書館數十萬冊珍貴書籍，當時在歐洲魯汶可說是藏書最為豐富的地方之一。比軍事侵略更醜陋的是為侵略辯護。當時一群講德文為主的知識分子、藝術家和建築師等，當中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倭鏗（Rudolf Christoph Eucken）發表宣言支持德軍，把德軍肆意侵略粉飾為保護了魯汶大部分的古蹟，他們聲言不能為了拯救一件藝術品而換來戰敗的惡果。這種邏輯跟警方何其相似，總之不顧破壞一切，必須把示威者徹底擊潰，甚至連審訊判斷有沒有罪也不是最重要，當前急務是用暴力恐嚇和嚴懲他們。由此可見，暴政蔑視知識，鄙棄理性，任何理性思考或程序公義全部變得沒有意義，武力鎮壓是唯一合理合法的管治方式。在這種高壓氣氛下，知識分子要不就是沉默，免招殺身之禍，要不就為暴政辯護，以表效忠。
走向軍政府獨裁
譴責暴力很容易，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贊同暴力對大家無好處。但是在「止暴制亂」的旗幟下，政府任由警察治港，把香港人的生活過濾到只有上班下班和回家，一切商業、娛樂、文化藝術和教育等活動全部被篩走，這豈不反映了另一種軍政府獨裁的暴力？這種暴力細微之至，全面篩選我們的正常生活，任何有可能引致人群眾集表示政治訴求的活動，都被視為危險，應該中止。當安全成為日常問候語，意味着任何地方也是危險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企圖以軍事獨裁鎮壓民眾反抗，有可能會令獨裁成為常態。泰國人必會記起1973年短暫的民主勝利，1976年民主挫敗和獨裁回歸。1973年起，泰國發生大規模民主運動，由左翼學生帶動，要求憲政改革和民主選舉，美軍撤出泰國，更平等的經濟分配，最終民眾成功迫令獨裁者他儂（Thanom Kittikhachorn）下台和流亡，是為民主的勝利。然而，泰國左翼改革勢力和右翼保守勢力對立日趨激烈。在1976年，他儂返回泰國，民眾大規模抗議，佔領曼谷法政大學，右翼政府乘機反撲，派遣軍人、武裝分子和暴徒等數千人圍堵大學，用手榴彈和步槍等致命武器血洗校園，虐打和性侵犯示威者，釀成46人死亡，多人受傷，超過3000人被捕，右翼分子手段之兇殘，史稱法政大學屠殺事件，一直是泰國民主化進程的重大傷口。事後，泰國政府為了平息社會騷動，一方面特赦大量被捕學生，另一方面則堅稱示威者為暴徒，打壓左翼學生運動，結果大量左翼青年繼續追求理想主義，避走森林建立自己的社區，泰國則重返軍事獨裁達十二年之久，直至1988年才全面民主化。
警政取代政治
軍政府獨裁的確馬上平息了民眾反抗，而且令左翼力量從此大受打擊，但是代價極其沉重。著名的泰裔歷史學家Thongchai Winichakul認為1976年的大屠殺源於泰國社會左翼和右翼的對立激進化，政府沒有採取適當的手段調解，反而任由軍方濫用武力，導致整個社會嚴重撕裂，事後亦無公正調查，有份屠殺的軍人肆意掩飾其罪行，泰國王室在當中的責任亦無人追究。大屠殺成為往後20年的社會禁忌，長久以來泰國人無法接受亦無法言說大屠殺的創傷，人們亦無法評價1973年至1976年間左翼爭取民主的路線是否值得繼承。換言之，暴力鎮壓不但消滅了改革派青年的生存空間，同時摧毁了民主化所需要的理性辯論，探索不同路線的公共空間，軍事獨裁長遠而言令公民社會窒息。如果政府繼續任由警方獨裁，香港由開放多元的社會，不斷倒退至警政取代政治，只剩下服從當權者利益的單一生活方式。
也許從警方的角度來看，摧毁了一所大學，只要政府撥款，不久便可以復修。但是，當大學以安全為由持續停課，教師和學生都無法在正常的渠道來學習，大學無法舉辦各種學術文化的活動，以理性態度探討社會的重大爭議，整個社會都會損失珍貴的思考空間。更甚者，學者將會愈來愈擔憂學術活動觸碰到敏感話題，長遠而言大學會丟失捍衛真理的精神。警方獨裁管治，視一切公共空間為其「執法」的場所，法律淪為其製造恐懼的工具，不再保障市民自由行動的空間。正如德里達說，無條件的大學並不存在，大學總是受到當權者和經濟壓力而變得有條件。要守護大學，除了用肉身阻擋子彈之外，還需要極其嚴肅的態度，堅持講出真相，重建大學為異議的場所，偵察社會的問題，為黑暗的未來預警。
文//劉況
編輯//陳志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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