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每到七一，就自私地暗願最好是陰天，寧願下大雨也不要三十幾度驕陽似火，因為我怕日曬不怕雨淋。遊行，年輕人有種種道理不熱衷去，只好由我們這些永遠不死，只日漸淡去的老兵濫竽充數。想著老友記國際憲法專家佳日思在他本國也不得不親身去遊行，因為他的年輕國民也多缺席，我就不便躲懶了。
因為遊行人數絕對重要。若非 2003 年七一有五十萬人上街，23 條惡法早已通過，初一旺角衝突諸君就可能不止控以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動」罪而是可終身監禁的「顛覆」、「分裂國家」罪名。
今日局勢比十多年前凶險得多了，讀 Stein Ringen 的《The Perfect Dictatorship》，他描述的是中共如何為了緊握統治權，運用種種手法全面 control 一國人民，但我們可以看到，原來在這十多年間，這些手法十之八九已悄然籠罩香港特區的一制。近年自信強大，終於有意識地「亮劍」，讓我們領略領略誰主浮沉。
Ringen 以 control — 控制人民 — 的建構與手法，而非政制作為認識這個黨國家（party-state）的操作特色。黨掌握意識型態，然後以意識型態為規範人民思想行為的框架，順之者生，逆 — 甚至抗拒公開順從 — 者透過種種手法打壓。這不就是近年特區愈來愈常見的「紅線」麼？在內地講「習思想」，在我們這一制麼，就稍拐個彎，說是要遵守中國憲法（朱凱廸說議員座位的抽屜除了《基本法》之外，突然加多了一本《中國憲法》），修憲後就強調是中國共產黨思想領導、習近平是核心云云。
以正確思想為基礎，就可以設下種種言論、結社、參政等的禁區：禁談港獨、禁喊「結束一黨專政」口號、禁參加倡議「自主」的政黨等等，甚至七一遊行抗議都已是違法違憲，大逆不道，本來赤裸裸的政治審查、針對、現時改了個名堂叫做「違憲」、違反《基本法》罷了。
至於手段，大半由行政手段推行：違「憲」者不得參選，當選也得 DQ，官方發出強烈訊息，鼓勵官方喉舌批鬥，監控通訊、控制資源，擁建制者可得官方資源，反建制者禁止參選、力阻當選，自然就截斷一大截資源，連民間資源也遭截斷，誰捐錢給不受官府歡迎的就會被調查、被抹黑，甚至被檢控。商界不乏鉅富，要控制有錢人的自由，就得將經濟活動也政治化，掌政治權力者掌控經濟民生，有膽色宣告已夠有錢不用低頭的富人沒幾個，有，也終會遭報復，不然不足以控制一切。另一方面，政權也要用經濟利益買 legitimacy，社會一分為二，滋事分子破壞穩定管治就是破壞經濟、人民公敵，人人得而誅之 — 都已在香港發生。
《基本法》設計的是三權分立（雖然宜云死撐不是），實際上特首只是中共的代理人，統領特區政府執行中央指示，只能在中央許可的框框內以她的有限權能花費資源，推動某些政策；立法會主席將本來獨立自主的議會變為武功全失的傀儡，並引警權、檢控權伸手入內抓人。
至於法治，Ringen 問，中國大陸誰人立法？誰主宰法律的解釋？其實答案已差不多兩制通用。唯一分別，只是特區仍有司法獨立，比起大陸，香港的司法界和法律界在公眾心目中仍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恐怕這個分別，也漸見勢危了。
再次強調，Ringen 這本書是講中國大陸，不是講香港特區，但我們的問題是：還剩下多大分別？認識大陸，就是了解香港，售價二百元有找，全書不夠二百頁，值得細閱。
所以，大敵當前，還斤斤計較跟年輕人拌嘴遊行有沒有意義麼？像解釋法例條文那樣辯論民陣的口號有無問題麼？03 年的遊行及 03 年以來的遊行，都是自由參加，自製標語的，從來不須同一口徑。至於遊行有沒有「用」？令我記起昨天（6 月 28 日）晚上看《甘浩望巡禮之年》的放映後分享，有人提出了類似問題，甘仔說，問題反映資本主義心態，投資必要問回報，他則不是那個想法。甘仔是虔誠的原創共產主義信徒，我不是；但我覺得，形勢愈艱難，就愈要運用一切的方法，行使一切權力，例如投票、遊行、討論、發聲、捐錢，跟被不義打壓的人站在一起，讓世界看到。
行山的阿伯送我一瓶驅風油。曬得頭暈，搽一滴就好，他說。
29.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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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立場新聞】吳靄儀：遊行人數絕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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