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香港電台節目《文化樹下—我們的廣播人》錄旁白，錄音室內，第一次看到有關前廣播處處長張敏儀一集的題目，平實的五個字〈理想的年代〉。
這五字，深深觸動我，想起很多。
是的，我們這代人，曾經享受過「理想的年代」，一個努力會得到回報的年代，一個理想可以實踐的年代，一個談民主、自由、人權乃天經地義，不會有人出來咆哮說這是外國勢力西方價值說你不夠愛國的年代。
這一集，張敏儀娓娓道來香港電台從往日的「港英喉舌」蛻變至擔當公共廣播機構角色的過程。七十年代，港英殖民地官員不習慣「被監督」，更何況是政府部門香港電台的記者說三道四，但幸得當年港督們的開明，容許變革，香港電台新聞才能脫離新聞處的宣傳角色，相對獨立運作。
張敏儀形容，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香港的音樂、電影、傳媒行業自由發展，香港人是十億中國人中最幸福的一群，曾經擁有最好的工作環境、最自由的文化土壤。香港電台爭取到自由的空間，製作多元化節目，回應社會，監察權貴，讓無聲者發聲；種種理想，不是空談，而且有資源實踐。
節目裏，周梁淑儀憶述，眾高官常常不滿香港電台的新聞報道揭露施政問題，召張敏儀開會，大興問罪之師，張敏儀答謂：我管不到我的記者。
不禁想起今天的傳媒，香港電台和少數主流媒體或許還頂得住，多少新聞傳媒主管早已練就精明秘伎管好記者，以人手不足、資源緊絀為名，扼殺記者空間；製作能賺錢、吸廣告的節目；不回應社會需要，卻回應權貴主旋律；少為無聲者發聲，卻為大商家與富二代度身訂造新節目；少監察政府，卻反過來去監督弱勢；少談人權民主自由，卻仿效今天的特首與高官，滿口只有「習主席」、「大灣區」、「一帶一路」，愛國愛黨比天高。
回想那些年，是英國開始鬆手，中國還未管得到的年代，一個不是完全自由自主，但那是一個容許實踐理想的年代。
今天常有人謂，課堂中所講的傳媒理想與新聞原則，與現實差天共地，學來有何用？我想說，那年代，學堂所講與現實之實踐，差距不算大；改變的，是今天的世態，難道我們要屈就，教大家放下理想、忍辱負重、甘為喉舌？原則沒有遷就的餘地，可幸新聞業界於困境中仍在奮力堅持；正因為時勢艱難，更需要每一位有心人，在自己的崗位內堅持原則、做對的事。
站得遠，總是看得更清。我一向不喜歡懷舊，但曾經發生過的，不能讓它淡忘；〈理想的年代〉就是要講清講楚，讓後世知道，香港傳媒人曾經有過美好日子、有過理想可以實踐的年代，這本應是五十年不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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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乃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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