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4 May 2018

黎蜗藤：中国的“无芯之痛”是政治问题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激活（启动）对中国中兴通信公司的制裁令，对中兴“一剑封喉”。表面上看，这与中美贸易摩擦无关，但在贸易战阴云盖顶之际，谁都不会认为，此举没有杀鸡儆猴之意。

制裁中兴事件一下子改变了中美贸易战的中国舆论场，从狠批美国威胁发动贸易战，发展为全民大讨论：虽然有比较持重的“发展芯片不是一朝一夕”之论，但更多的是中国不能承受“无芯之痛”，“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的检讨。如何大力发展“中国芯”，把“好事变坏事”充斥舆论场。

中国并非“无芯”，中国半导体行业并非那么不济。早在2000～2005年，中外已经在中国投资超过200亿美元，新建15座晶圆厂。在2015年全球芯片制造上，中国占4%。在代工企业中，2017年，中芯国际排全球第五，华虹半导体排世界第九。

无芯问题看似非常严重，说到“中国每年花费2000亿美元进口芯片”，更是让中国“工业党”（片面追求制造业的人）痛心疾首。其实，中国进口这么多芯片，最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把这些芯片装配在最终消费品上出口国外，并非内需。中国政府对芯片不征关税，就是为了让最终消费品生产商能获得价格优势便于出口。这是全球化生产模式的一环。

中国舆论所指的“无芯”，主要指在核心芯片，尤其是电脑与手机CPU，高端通讯芯片等关键器件上依赖外国；除了芯片设计落后外，芯片制造也与国外有1.5到2代的代差；进而在操作系统、设计软件、行业软件等基础软件上也无法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即所谓“无芯缺魂”）。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中国早已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列为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首。

其实，所谓“无芯之痛”是科技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正如爱滋病，不单纯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一样。

爱滋病与“无芯之痛”，都有在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难点，这是其进一步成为社会问题的客观基础。爱滋病的技术难点是难以治愈。无芯之痛的技术难点，是在一个商业竞争的环境下（而不是军事专用），先发者拥有不断积累的技术优势、用户被培养出使用习惯、配套的软硬件产业已形成一整套生态，这些构成对后来者的屏障。中国此前多次尝试都不成功已说明了要打破这些屏障绝不容易。除非用军工企业式的“不计成本”的举国体制，否则难以突破。

爱滋病之所以超越了医学问题，是因为其传播途径有很明显的社会学特征。如果（或只要）控制好传播途径，就可以极大降低其负面冲击。同理，无芯之痛，特别是现在发生的无芯之痛，也有很强的政治原因。

无芯之痛是“自我证实的预言”

按中国“工业党”的标准，纵观世界，“无芯缺魂”之国很多。德、英、法等都无芯，也不拥有操作系统。这不影响她们成为发达科技强国。为何偏偏中国就这样强调“无芯之痛”呢？

中国“工业党”有两个特征：

第一，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情结，追求“从上到下的自主化体系、或是完整的一条龙生产”。

第二，以“白菜化”，即把通过价格战，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其津津乐道的用语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维，其实与中国一直声称自己坚守的“全球化”背道而驰。因为在理想的全球化商业贸易体系下，预期各国应各展所长，互通不足，互相依存，这样通过贸易，降低成本。在这种精神下，任何一国都不需要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更不需要“不计成本”地追求某种产品。

可见，虽然中国现在以“全球化”推手自居，但骨子里仍极抗拒“真正的全球化”。中国追求的只是片面的、单向的“全球化”而已，其实质是“二十一世纪重商主义”。

中国为什么有“完整工业体系”情结呢？

两个源头

其一，中国在古代社会中一直自给自足，“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这种在前全球化的闭关锁国年代根植下来的想象，至今仍然存留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中。毛泽东时代同时与美苏交恶，更加强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事实上恰好相反，很多工业进步都来自苏联）。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中国一直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国耻教育。冷战结束后，中国从未真正走出冷战心态。即便最近三十年，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行其道，中国占主流的还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安全感从未消退。在“中美（日、印）必有一战”思想指导下，时刻强调“绝对安全”，害怕一旦打仗就被别国“卡脖子”。

前几年，中国引发激烈争论与“散步”抗议的PX（对二甲苯）化工厂争议，也是这种思路的例证。中国政府要在成都、南京、青岛、福建、大连、茂名等地兴建安全成疑的化工厂，每处都遭到当地人激烈反对。中国之所以要不顾反对地想方设法兴建这样的化工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外国“卡脖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是最“本能”的，自由主义与构建主义都依赖一代代政治家与理论家的信仰与构建，都要经过多年才能形成共同信仰与互相信任。构建这种体系很难，破坏这种体系却很容易。

中国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每天强调绝对安全，要拥有完整工业体系，也迫使外国怀疑，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不是真的准备一战。它构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即便其他国家原本没有这种意图，也不由得反过来防范中国。最后，各国互不信任，难免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

其实，解决“缺乏核心技术就会被威胁”并不困难。如果中国有外国不得不依赖的核心技术，外国也有另一种中国不得不依赖的核心技术，反而更能确保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日本在芯片方面远不如美国，但在制造芯片的设备方面却有主导地位。美国不可能用芯片威胁日本，因为一旦这样，日本不提供芯片设备，美国也产不出芯片了。

根据这个思路，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也有追求“大而全”的问题。与其追求在所有高端产业齐头并进，还不如追求在部分产业突破。那种要把其他国家“一锅端”的思维，只会引起外国反弹。

韬光养晦的战略抛弃

中国坚持“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必然会引起别国的戒心，但中国此前发展了很多年，2006年，胡锦涛就提出“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制造业2025”也在2015年就提出来，奥巴马即使抱怨中国“搭便车”，即便一直抱怨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但对中国一直是容忍的，没有川普政府这种拉出决战的架势，甚至也不会释放出可能用芯片打击中国的“胜负手”。

美国在这时出手，当然有诸多的因素，诸如川普是民粹主义总统，美国放弃国际领袖角色，中美经济实力开始接近、中国没有按照西方期望方向演变等。但不得不重点提及的是，中国近年来抛弃了“韬光养晦”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韬光养晦”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共产主义垮台之际，提出的中国国际行事原则。“韬光”是收敛光芒，“养晦”是隐形遁迹，修身养性。其要点在低调修炼内功，不出头，处处谦卑，“中国谁也不怕”，但同时“谁也不得罪”。江泽民名言“闷声发大财”，胡锦涛名言“不折腾”，都是“韬光养晦”战略的继承。“韬光养晦”为中国赢得长期的和平发展的时间，与有利的发展空间，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战略。

虽然有人质疑，中国韬光养晦是中国的权宜之计，发展起来再“亮剑”。英文翻译成“隐藏能力、假装弱小”，或“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纵观邓式中国时代，中国韬光养晦并不是一句空话。外国虽然有种种质疑，但影响并不大。

在2009年，胡锦涛提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说法。开始引发对“韬光养晦”战略的讨论。此后，中国越来越向“有所作为”发展。在2011-2012年前后，中国舆论场与国际关系圈曾经有激烈讨论。胡锦涛的第二任期，由于权力斗争激烈，很多政策实际上不是胡锦涛自己的政策，这里不详细讨论。

总之，在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后，“韬光养晦”战略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是“大国崛起”，“中华复兴”。在领土与海洋争议上漠视国际法与国际准则；在国际大洒金钱，力推“一带一路”战略夺取美国的领导权；国内国际关系研究，醉心宣传中美争霸的“修昔底德陷阱”，鼓吹“中国模式”可以取代“美国模式”；还在国际与国内，极力宣传中国的制造业“大国重器”，科技上取得让“外国友人羡慕”的“新四大发明”，扬言在科技上“弯道超车”，鼓吹“厉害了，我的国”。

欧洲日本都早就不放在眼内，成为没落的“小国”；就连嘲弄美国为“落后的农业国”如此荒谬的自大也居然一呼百应。这种高调行为怎么可能不让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盯上中国。

现在美国要在高科技行业与中国拼命，一下子打中了中国高科技的七寸。就连一向鼓吹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在微博中说“前段时间我们国家的确有些高调，客观上强化了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做一些调整很有必要。人民群众拥护党，对国家道路的支持度很高，无需牺牲对外谦逊来加强国内动员。随着对外摩擦增多，我们能赢则赢，有时赢不了也无需强求，必要的妥协公众可以理解。”

其实，根据中国的说法，中国现在处于“发展关键期”，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继续平稳发展10到20年，就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中国为什么在这几年如此高调呢？仅仅从国际政治看，是难以理解的。这当然与中国国内政治有关，这里就不讨论了。

总之，中国在“发展关键期”，抛弃了“韬光养晦”的国策，让美国没有错过反击的时机，可能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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