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整顿严重的污染,近年北京已逐步收紧环保规范与执行,几年前就曾让原本的台商重镇东莞掀起一波台商倒闭、出走潮。去年初昆山就已开始祭出限污令,但原本是2个月一次的“限排”、变成1月一次、1周一次,年底终而出现停工的全面限污令。
虽然之后紧急喊暂停,但不少台商还是被迫停工时间更长,号称昆山有5成台商“自主”停工停产,连著名的台企联荣誉会长郭山辉的“台升家具”,在中国的工厂也突然宣布2月1日停产;许多台商已表示,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都已不适合设厂,很多家准备退出此区,另觅地方建厂生产。
对许多台商而言,这确实是悲伤的时刻;2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台商带着资金、技术前来投资设厂,带动了经济、创造了就业、繁荣了地方,现在却只是一纸命令,就毫不留情的要把台商一脚踢开,台商要被迫放弃耕耘多年的厂房,再次远走他乡,真是情何以堪?大有狡兔死,走狗烹之感慨。
但换个角度看,却也让人对台商未能因应时代与社会变化——当然,更有政策更替——与时日进,感到遗憾。几乎任何经济体,在发展之初,求温饱、创数量一定摆在首位;但在社会逐渐富裕后,对生活与环境品质的要求必然一步步提高。
过去,黑烟、污水就随意排出,让“大自然消化吸收”,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完全不管、不介意;要建厂、要开发,随意挖垦、无人理会环保。但现在都不行了,不仅政府要管,社会与民众更难接受。即使号称重环保的欧美日等先进国家——甚至台湾,也都曾走过这么一段“从破坏到环保”的过程。
中国虽然已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后,但付出昂贵的代价——环境破坏、雾霾蔽天、毒溪遍布,经济上则是产能过剩、生产效率过低引发的诸多后遗症。当北京政策决定只要“有质量(品质)的GDP”时,那些以邻为壑的企业就要挂了。
大部份的生产行为会附带产生所谓的“外部成本”——工厂主要是排出黑烟、硫化物、PM2.5等造成空污,排放含各种化学物质的废水,让河川水流、甚至土地受污染。这是一种典型的企业只顾赚钱、(污染)成本则由民众、社会承担的模式,各国政府为此订定各种法令,规范排放标准、工厂设备与原料(某些污染过于严重者根本禁止使用),同时也有公权力稽核、违反者必须受罚。这是要把原本厂商造成的外部成本“内化”,厂商必须自行负担、吸收这个社会成本,如果作不到者就注定要被淘汰,只能关厂倒闭。
从昆山台商所说“100家台商中,不到2家符合官方标准”的话来看,当“有质量的GDP”成为政策主流时,台商已难调整因应;而这些企业的不长进、甚至堕落,就更让人讶异。
当中国紧缩环保法令、确实执行稽核时,无法因应的台商可能再迁移到更落后、更边缘的地方、国家生产,继续“以邻为壑”的污染空气、河川,正如过去数十年的作法一样。但台商要“逐水草而居”、专找生产成本低到不管环保的国家设厂到何时?还有多少地方、国家可让厂商如此作?又能再有几年好光景?为什么台商总少了一点在提高附加价值上的努力?
对政府而言,该注意的是此事件对台湾到底有多少影响。中国是台湾对外出口的最大市场,也是我国享有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而台湾对中国的出口,最重要的来源是因台商在中国投资所带动的半成品,在台商大批出走后,对台湾的出口、经济可能有多大的影响。
对这些被迫从珠江、长江三角洲出走的台商,万一要“鲑鱼返乡”,回台投资,政府可以欢迎他们、也能帮其解决投资问题,但千万不能如扁政府当年所为,放宽环保标准与要求,因为这样得到的GDP是劣质的GDP。
至于那些永远不愿把外部成本内化、自己负担的台商,想想吧,这般逐水草而居能到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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