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声2018年1月27日报道】2008年4月西藏知名女作家兼歌手加羊吉，遭中共政府莫须有的罪名，刑讯逼供长达20天。后因“证据不足”，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让她交付巨额罚金才放人。2017年年末，加羊吉在社交媒体发文，讲述她的家庭遭连带报复的情况。加羊吉无奈叹息道: “在过去近10年来，永无休止的恐吓，扰乱我的精神安宁，让我身心疲惫，同时给我的孩子们无尽的伤害。这片土地原本是我的故土，我却像是一个逃亡中的犯人。”
加羊吉于2008年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牢狱之灾
加羊吉(Jamyang Kyi) 于1965年出生在西藏安多芒拉峡朵(今属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她曾于1984年在青海省海南州民族师范中专部毕业。后进入青海省电视台藏语部，从事编播采翻译编导等工作，时间长达近30年。加羊吉还是知名的母语歌手，还曾发表过多篇关于藏人妇女方面的文章。 2006年3月，她曾到美国纽约参加藏历新年演出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藏学研讨会。
2008年4月1日，加羊吉于她就职的青海省电视台办公楼内，遭中共公安人员拘捕，之后开始了长达20天的拘押审讯。她是“西藏08和平抗争”中唯一遭遇牢狱之灾的最著名的西藏公众人物。
加羊吉获释后不久，根据她的亲身经历写下回忆录《审讯日志—一种虐待过程》。其中描述她被带走时的场景“办公室里有三个陌生的男的和一位女士，他们看见我走进来后其中一个问道:‘她是不是加羊吉?’ 台长点头表示是，于是刚问话的那位男士站起身说:‘我们是城西派出所的，是在调查一个案件，需要你的协助，请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他们都没有穿警察制服。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使我不知所措。”
加羊吉是在北京当局的指示下被拘捕，拘捕的主要原因经过朋友向外透露信息，以及在她家里搜出的两台电脑，发现游览海外网站。青海省国安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仓促中定为“危害国家安全嫌疑犯”，主要原因是“她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在第一天的审讯回忆中，加羊吉写道，“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按照‘北京的指示’拘留我的，并且说，主要是我把西藏的情况和西北民族大学藏语学院的学生们示威游行的情况，以及西藏的现状通过电话告诉了其他人的举动造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构成了违法行为。”
加羊吉在被拘押期间遭受数天的刑讯逼供
她在被拘押的第七天开始，遭受长达13天的“老虎凳子”刑讯逼供。这让年过40岁，且患有腰椎骨之增的加羊吉受尽折磨。刑讯最长的一次是三天三夜被铐在“老虎凳”上，不让睡觉。
加羊吉回忆道:“我被锁的那个特别的凳子他们称之为‘审讯凳’，人活到四十岁第一次知道国家竟然有一种带锁的凳子，之前闻所未闻，之后有人告诉我那种凳子还有一个别名叫法‘老虎凳子’。四月七日我在西湖宾馆里第一次看见这种凳子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之感，当时误以为今后不会再看到这种凳子。为了记住这种特别凳子的名称向那位舔嘴女警察问了两遍，她可能认为我在担心拷到那个凳子上才问的，所以暗示那个凳子不是像你一样的人准备的。为此，我更加觉得这种凳子是专门为犯罪分子们准备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把我拷到‘老虎凳子’上长达十三天。”
在拘押期间，摧残加羊吉身心的并不是铐“老虎凳子”的刑讯逼供，而是中共公安人员对她，以及对西藏民族的种族歧视与辱骂。
在第二天的审讯回忆中，加羊吉写道，发现中共公安人员对她持有低劣的看法与偏见时，让她羞愧难耐。“李姓女警察在看守我的时间里，她的丈夫不时地打来电话。她对我说:丈夫非常担心她的安全。因为她的丈夫认为藏族人里女人比男人还要狠毒，在拉萨事件中很多藏族少女是头一个放火杀人的刽子手。正因为如此，以她的丈夫的要求向上级提出了安全问题，所以上级决定在夜间两个女警轮流看守。”
“当听到她和她的家人是如此之谨慎和对我持有如此低劣的看法时，我有种难忍的羞愧之感，同时也很不自在，尤其是对自己的民族持有如此低等的偏见时，心里不是个滋味。此时此刻我真正地感受到–我不是仅仅我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民族。”
在审讯过程中，中共公安人员再三辱骂藏人不懂得“国家的恩情”、狼心狗肺、恩将仇报等等。公安人员“主子”般的高姿态，以及对藏人低人一等的蔑视，让这位坚强的藏人女性产生过轻生的念想，这让人无限地感慨！“在一次审讯中，我无法忍受他们有意的侮辱，我不由地一遍又一遍地查看我的衣兜，我看着手腕上突出的血管，如果当时那把小刀在我的衣兜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割腕自杀。”
加羊吉还写道，因她每月领取三千元人民币的工资这事，成为中共公安攻击的对象，那些话深深的伤害了她，需要靠工资生活。“有几次我甚至觉得我应该放弃那份工作，因为那样，将来再也不会有人，以我拿国家的工资为借口来诬蔑和伤害我。”
2008年4月，加羊吉被青海省安全部门拘押二十多天，警方还搜查了加羊吉的家，没收电脑与通讯簿等物品。后因“证据不足”，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让她交付巨额罚金才放人。
2008年8月13日，青海省电视台藏语部专门为加羊吉召开会议。藏语部的领导南卡泰严禁她不得接触电脑网络，每天的早中晚都要按时记录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离开。青海省电视台与安全部门合作，限制她的外出。
加羊吉获释近10年，中共政府并未停止对她及整个家庭的迫害
2017年9月30日与11月17日，加羊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两条贴文，讲述了她与丈夫拉姆嘉两人出版的多部书籍，遭中共政府强制没收，以及这十年来她的家庭遭中共当局报复迫害的情况
加羊吉写道，9月28日拉萨一家书店告诉他们有人预定她与丈夫拉姆嘉的书籍《限制权利与维权》、《权利与安全》各100本，两天后有六七人前去强行将200本书拿走，另收缴了他们的其他几本著作，造成数千元人民币损失。
而在11月16日，中共当局在西宁市一家书店仓库中强行收缴两人的书籍共1040本，另外从西宁其他书店中没收数十本。当局给出的理由是，《权利与安全》这本书籍没有同时使用汉语书名。
加羊吉在贴文最后指出，他们并不为书籍被没收造成的财物损失感到可惜，而是对当局此举感到非常难过与无奈：“在过去近10年来，永无休止的恐吓，扰乱我的精神安宁，让我身心疲惫，同时给我的孩子们无尽的伤害。当局通过限制生计来骚扰我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 这片土地原本是我的故土，我却像是一个逃亡中的犯人。”
加羊吉在《审讯日志》中提到，审讯与看押她的中共公安人员多次提醒，因她是公众人物，受到特别待遇，其他人的处境就没有她的好。
目前仍有至少两千名西藏政治犯关押在中共监狱
不可否认，在西藏社会享有高声望的一个人，仅仅因为游览境外网站，就遭受如此折磨。而那些“无名”的普通民众，因行使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后遭捕，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让人非常忧心。
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统计，目前至少2000名藏人政治犯，被关押在中共监狱中。2009年至今已获确认有151名境内藏人焚身抗议中共暴政。
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丹嘉措、达纳•晋美桑波，以及阿玛阿德等人均在各自的传记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监狱中遭受非人酷刑虐待，以及获释后继续被限制行动自由的情况。
笔名为“铁让”的西藏青年作家扎西绕丹，曾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拘押。目前扎西绕丹在名义上是自由人，但是他的一行一动均受到当局的控制。而西藏拉卜楞寺僧人晋美嘉措（又写久美嘉措/久美果日），他在身体状况极差的情况下获释，但是至今不被允许穿回袈裟，不被允许返回寺院。
西藏安多玛曲县藏人雪努班丹 (又译: 华尔旦)于2013年7月24日，在被关押一年多后提前获释。他出狱之后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治疗各种健康并发症，包括他在监狱中发严重的心脏病。雪努班丹现年8岁的女儿南吉卓玛，因其父亲的政治背景，而被当地学校拒绝接受。
现居瑞士的知名前政治犯果洛晋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他有很多在90年代入狱的政治犯朋友，较于他们被关押的年代，目前被关押的藏人政治犯的处境更加恶劣。因西藏大多地方的经济发展较落后，这些政治犯获释后，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差。藏人内部有心帮他们的人，也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有条件的又没有这个想法，或者他们害怕受到当局报复。从整体上看，藏人民众感非常尊敬这些因政治罪名入狱的人。
果洛晋美还表示，有一些政治犯的丈夫或妻子是政府公职人员，或者他们的子女是公职人员，他们受到更大的控制，再也没有升职的空间，没有被开除公职已经要很感激。如果这些人在工作中出现一点差错，马上会以“家庭背景”为由被开职。他们同单位的其他同事讲话， 或者同外面的人讲话，都要非常小心措辞，一不留神，被抓住把柄，遭来祸害。
记者：丹增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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