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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9月24日，胡伟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做客《澳洲之声》，接受主持人安红的直播采访。在节目接近尾声时，胡先生动情地说：郭文贵先生已经把蝴蝶翅膀给扇起来了！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关于蝴蝶效应，我是早就有话要说。而胡伟先生的最新表述，则将我的言说之愿瞬间触发为命笔之举。
自近代科学发轫以来，人们对大自然中的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律，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和求解。经一代又一代科学人的接力和薪传，对其中一小部分系统的运行规律，人们不仅已经做到了定性掌握，而且能以数学方程给出确切的描述。人们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对于这部分系统的演变行为作出精确预测是不成问题的。而事实上，人们也的确多次作出过精准的、令人自豪的相关预言，如哈雷彗星分秒不差的周期性回归。只是到了196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用电脑模拟气象系统的演变时，才首次意外地、大吃一惊地发现：能以非线性方程加以决定性描述的复杂系统，其行为竟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不是来自人们未曾把握系统的运行规律，也不是来自系统规律的内在随机性，而是来自非线性系统对初始值的高度敏感性，即初始值的微小变化必定会给系统运行造成巨大的影响。具有这种特性的非线性系统，被称作混沌系统。
洛伦兹曾经用海鸥效应来科普地说明系统的混沌特性。1979年，洛伦兹对这种混沌特性又一次作出了生动、形象的说明：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一词由此生成，并随后在科学界和其它领域不胫而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在多少带有美学趣味和诗意的传播过程中，一些富有想象力和类比才能的人们，提出了“广义蝴蝶效应”的概念。他们把古今中外社会、经济、军事和人生际遇等各个领域中出现的高度不可预测现象，“科学地”归结为广义蝴蝶效应。例如什么“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经济领域中的蝴蝶效应”，“中国宣布发射导弹，（竟导致）港台100亿美元流向美国”，“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上升，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然而，我在这里必须提出如下质问：所有这些系统具有的高度不可预测性，究竟源自何处？它们能被冠以“广义蝴蝶效应”之名吗？
我的看法是，这些系统的高度不可预测性，乃是源自人们对其运行规律的未曾把握或无法把握。与人们已能用数学方程给出决定性描述的混沌系统相比，这些系统要远为复杂和难以读懂。对于这些系统，人们或是对其运行规律在定性上都未能悟透找准；或是虽然定性对了，但却苦于无法建模，即无法或根本上不能用数学方程加以确切的描述。在这样的情况下，系统行为的难以预测甚至不可预测，是正常的大概率事件，是不会令洛伦兹和其他人大吃一惊的。显而易见，这种因不能把握系统的运行规律而造成的难以逆料，与蝴蝶效应所揭示的难以预测，是性质很不相同的两码事，是不能“科学地”混为一谈的。也就是说，不能将其冠以“广义蝴蝶效应”之名而误人子弟。2004年美国的科幻惊悚影片《蝴蝶效应》，说的是一个人生命历程的不同起点，会导致不同的难以预测的人生结果。然而，该影片以时空穿梭方式表达出来的“广义蝴蝶效应”，不仅与蝴蝶效应不相神似，甚至连貌似都够呛。
最后，让我们回到郭文贵爆料上来。郭文贵先生实名举报王岐山、孟建柱、傅政华和孙力军，这是一种蝴蝶效应吗？我要说：显然不是。一、郭文贵与“盗国贼”之间的博弈演化规律，人们连准确给出定性描述都谈不上，更别提以数学方程加以确切定量描述了。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决斗”中，完全没有“混沌”什么事，即压根儿不是什么“决定性系统对初始值的极度敏感”问题。二、郭文贵的爆料之举，也决不像热带雨林中极不起眼的蝴蝶，悄无声息地扇了几下翅膀，而是经28年蛰伏之后的横空出世、重磅出击。这“横空出世”一说，是连反郭派都认可的。当然，挺郭派更有郭的爆料是“政治核爆”之说，这就更与“蝴蝶效应”的内涵差之千里了。
不过，胡伟先生将郭文贵爆料误称为蝴蝶效应，应属情有可原。君不见，在这之前，不是已有“广东百亿级文化基金引发蝴蝶效应”，“英国脱欧蝴蝶效应”，甚至“朝核危机蝴蝶效应”的胡话大行其道了吗？在我看来，如果再不对“蝴蝶效应”来个正本清源，保不齐过些时候，还会冒出“太平洋上空朝鲜氢弹爆炸蝴蝶效应”的混话来。
2017年9月28日于江苏常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