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下午，戴耀廷在旺角行人專用區出席一個公民論壇。他發言的時候，鄰近商廈的電視螢幕正好播出添馬公園舉行「革走戴耀廷」大會的新聞片段，有集會人士受訪表示希望將戴趕出中大，結果被記者糾正：戴耀廷乃港大教員。
有出席旺角論壇的市民，一邊聽著戴耀廷發言，一邊瞥到新聞片段，忍不住笑。
聽起來當然可笑，但實情是，戴耀廷離開港大一幕，不是沒可能發生。
到時，會是怎樣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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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擔心冇咗份工」
「好明顯有個 campaign 喺度郁緊我。」臉上堆著苦笑的戴耀廷，對記者說。
過去一個月，隨著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於公民廣場案判詞中，不點名批評「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親中陣營馬上吹響「革走戴耀廷」的號角。先有左派報章一連多天狠批，未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去信港大，斥戴在法律系「荼毒青少年」，要求校委會辭退對方。其後何再發起網上聯署，聲稱一星期內收集八萬簽名。
剛過去的周日，親中團體在添馬公園舉行大型倒戴集會，大會稱有 4000 人出席，建制派人物逐一上台聲討，周浩鼎、鄧家彪指摘戴鼓吹「港獨」；屈穎妍指他是播毒喉管，「將毒鉛水打進青少年的心坎及腦袋」；發起人何君堯帶頭大叫：「我們一定要吶喊！我們一定要咆哮！一定要革走戴耀廷！」
這種伎倆，戴耀廷早已習以為常。事實上，自從 2013 年提出「佔領中環」，左派對戴的抹黑，幾近從不間斷。他向來一笑置之：「唔睇，無乜嘢好睇。」
但過去一個月，面對左派群起攻之，要求港大革去自己教席，戴耀廷內心不是沒有動搖。
「唔可以話無壓力，我都擔心冇咗份工。我仍然都想在大學的位置裡面繼續做嘢。」
但他自知無法決定命運。
「現在其實是考驗大學本身……問題是大學頂唔頂得住。」
港大校長馬斐森早前書面回覆何君堯信件稱，校方將會按照既定政策處理投訴。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則稱，「如果他（戴耀廷）沒有犯法，有不同意見、政治背景，我們完全不會干預，這是大學的自由。」
如果犯法呢？戴耀廷的佔中案將於本周二開審，他被控三項公眾妨擾罪[1]，一旦罪成，港大校務委員會可啟動紀律程序，過程中教職員有澄清的機會，校委會最終會視乎調查結果決定合適之處理方式。革職，當然是其中一個可能。戴耀廷坦言，希望港大「頂得住」，但他亦早已作心理準備：「又坐監，又冇咗份工，這都是要預咗可能發生的事。」
提出佔中概念之初，戴耀廷受訪已料想過有可能因此事失去教職。「大學憑什麼不讓我教書呢？我做的只是去爭取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的，（開除我）是你不公義。」[2] 三年前後，分別在於當年大義凜然，如今卻流露擔憂神色。
他解釋，一切源於雨傘後這三年的種種風波，改變了他對大學的認知。「現在，你見到整個陳文敏事件，和之後發生的事，就知道大學系統都不是咁穩陣。」
「馬後炮總是容易講，咩『you have a lot to answer for』，但好對唔住，我沒有水晶球，當時我只是按 available 的 information 來作判斷。」戴耀廷苦笑。
「所以，現在咪 adjust position 囉！」
「話哂做咗咁多年中產」
戴耀廷笑著對記者說，他近日努力在調整生活習慣：以前喝咖啡總要加奶加糖，最近開始轉飲黑咖啡，「享受吓嗰種苦味」；平日他習慣以私家車代步，這陣子駕車有時不禁在想，冇車揸的日子會怎樣呢？
「我話哂做咗咁多年中產，有好多習慣，如果冇咗份工，收入少咗，甚至冇咗的時候，就要調校……」困難嗎？「梗係困難啦，我太習慣一種中產的生活喇。」
戴耀廷在港大的辦公室呈長形，盡頭是一扇望山的大窗，地上擺了支木結他，房間兩側是大書架，塞滿一本本學術書籍，一疊疊論文。最近他有時望著書架發呆。
「啲嘢點搬呢？我啲書，我啲 journal articles……如果真的要走，我最愁的是，這些書點算？」他指著書架，笑了。「應該要送哂畀人，哈哈……」
戴耀廷性格向來樂觀，但風暴來臨，審判在即，樂觀如他也不得不作最壞打算：入獄、失業、賣樓。
聽起來淒涼，但戴耀廷還是那個戴耀廷。他強調，只要調節心態，便可改變心情。「如果你諗住自己原本有層樓，現在沒了，哇，你就會難過；但如果你調校到（心態），變成『唔駛瞓街就得啦』，咁你就無嘢喇。」因此他努力說服自己，變成後者。「講真，冇咗份工我都不至於要瞓街。賣咗樓，咪租地方住，我仍然可以 afford 得到，環境不會太差。」
自己的心態可調整，但身邊人的，他始終難以控制。「最擔心太太，她被逼要承受我所做的事帶來的後果，呢個係…令我自己會難過一點，會為自己所愛的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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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見到佢嗰份熱誠」
「Benny Tai 係一個好有心的老師。」蘇同學說。
蘇同學是港大法律系二年級生，新學年修讀了 Constitutional Law 一科，這是港大法律系學生必修科，也是他一直心儀的範疇。由於法律學生人數眾多，港大 Constitutional law 分成兩班：一班由陳弘毅任教，今年報讀的學生人數有四五十人；另一班則由戴耀廷主理，蘇同學和其餘近 200 個同學，都選了這一邊。
對於「戴耀廷」這個名字，蘇同學並不陌生。三年前他還是一個中學生，已經常在媒體看到戴的身影，「當時唔知咩係公民抗命，淨係知犯法，只覺得呢個人幾夠膽，願意為更崇高的理念去做。」及後在通職科課本上，又看到戴耀廷的名字和他的「法治四層次」理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
蘇同學其後考上港大法律系，未上戴耀廷的課（Constitutional law 要二年級才讀），卻先在課堂以外，認識這個聞名多時的老師。
港大法律學院每年舉辦法治教育計劃，戴耀廷及自願參與成為 helper 的法律系學生，會用大半年時間，設計教案，內容涵蓋釋法、警權、司法覆核等範疇，然後聯絡各間中學，到暑假便入校舉辦工作坊，向中四、中五學生傳授法治知識。剛過去的暑假，計劃一共與 14 間中學合作，接觸了 3000 位以上的學生。
蘇同學也參與其中。他說，其他同系學生對此反應不太熱烈，一間千多人的法律學院，只召集到三、四十人的學生 helper。「大家寧願走去做 intern，暑假有 intern 有 mini p（mini pupillages）唔做，走去做 rule of law workshop？大家畢竟是現實的。」
法律系學生反應冷淡，反而突顯出負責計劃的戴耀廷如何落力。蘇同學承認，自己事忙，也沒能出席每一個工作坊，有時又會遲到，但身為教授，戴耀廷卻是以身作則，即使工作坊大清早舉行，目的地又山長水遠，都一樣每次在場。
雖然真正落手搞工作坊、接觸中學生的，其實是蘇同學等 law school 學生，而不是戴耀廷本人。但他一樣著緊。
「你會見到佢嗰份熱誠，佢係好有心做社區法律教育工作。」這是蘇同學欣賞戴耀廷的地方。
蘇坦言，向來不完全同意戴的政治理念，特別是去年雷動計劃，戴「犧牲少數、成全多數」的做法，他難以接受。「但我一直尊敬佢，因為我見到他那份熱衷、他的抱負。」
正因如此，目睹近日建制陣營「倒戴」成風，蘇同學也覺憤怒。「用文革式批鬥來形容，最貼切。他們要引起群眾對佢的不滿，然後 legitimize 自己對佢的粗暴行為……當年文革就係咁誕生。」
蘇同學又擔憂，如果戴耀廷真的要離開港大，他在法治教育的位置，將無人可取替。「老實講，我們搞好多論壇，好多法律系教授都未必會好積極地支持，但佢就會。」
「如果佢走咗，呢啲工作真係可能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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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後，我的課室是整個香港社會」
雖然已為離開港大做好心理準備，但戴耀廷無悔他做過的一切。
在社運圈打滾的這些年，戴耀廷也有疲累的時候，腦海裡有時閃過「可以唔駛再搞咁多嘢就好」的念頭。然而每當冷靜下來，他都明白，自從 2013 年 1 月寫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並發起「佔領中環」，他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學者，也沒有回頭路。
「我想還原也還原不了，人家都唔會俾我還原。」
甚至乎，這幾年的經歷，亦令戴耀廷自己也不願回頭 — 此刻，學者身分、大學教席，於他而言，仍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
戴耀廷著緊香港法治，他歸納現時的自己，在這方面有三大角色：一是「法治理論家」，「那十六字法治理論啦，在學術期刊、公民社會，我一直講緊」；二是「法治教育家」，「我在大學教書，又和學生一同出去（社區），都是教育工作」；三是法治的運動家，「即是 activist，因為在香港處境裡，我需要將佢帶到社會運動裡面。」
當石永泰批評他將學者與抗命者身分混淆，戴耀廷反而愈來愈認定，這三個角色應該互相整合，缺一不可。
「就好似一張三腳凳，兩隻腳企唔穩，我唔會甘於還原（成純粹學者）…我越來越唔想匿喺象牙塔入面做理論研究，或是純粹做教育工作。」放棄政治參與，以換來安穩教職，非他所願。
但若失去教席，三腳凳不是同樣倒下？
「其實 2013 年之後，我發現我的班房是更廣闊的，我的課室是整個香港社會。」
「我當然唔想失去（教席），亦希望盡力保留，大學體制能容得下；但如果真的失去，我咪搵另一個空間囉。」
「我不會放棄這三個身分。我的法治理論會繼續，法治教育會繼續，法治社會運動會繼續，我只是用不同的位置去實踐。」
他想了一會，微笑道：「有時我會諗，無咗份工可能仲自由身一啲，可以做得盡啲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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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九月初，蘇同學終於上了他的第一堂 Constitutional law。落堂時，全場二百個學生一同向戴耀廷鼓掌道謝。
想不到講台上的戴耀廷笑著回應。
「唔駛拍手喇，我下堂仲喺度教！」
蘇同學說，這就是戴耀廷。過去幾個月，他從旁觀察，一直看不見教授有何異樣，平和依然。
若風暴捲至，他可沒有這份平和的心境。蘇同學形容，如果戴耀廷被逼離開港大，正意味「決堤的開始」。
「戴耀廷是第一個，下一個可能是陳文敏，之後有更多更多老師，然後可能是學生……」
「當然佢走咗，很簡單就是我們沒了個老師，沒了一個對法律教育好有熱誠的人，但更嚴重是，我們損失的，是守咗好耐的整個城牆，是我們作為高等學府根本之處。」
港大法律學院一樓的欄杆，自傘運前罷課一直掛著一幅黑底白字的橫額，上面寫有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名句：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如果真係的話（戴被辭退），我唔敢話全部港大學生，但法律學生應該都會走出來。」
附註
[1] 三控罪分別為「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2] 見〈重思「公民抗命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殺傷力武器」〉，《明報》
下‧審判在即 一個學者這樣實踐公民抗命 (原文連結)
2017 年 9 月 19 日，佔中案正式開審。包括戴耀廷在內的佔中三子，與另外六名被告，各被控以普通法下的「公眾妨擾罪」，一旦罪成，監禁年期或以年計。
戴耀廷向來樂天，但過去一個月，隨著新界東北及雙學三子案覆核刑期宣判，他開始感受到壓力。「佢哋都坐監喇，判詞都咁寫喇，咁你仲有得走咩？」他語氣比平日沉重。
「你要面對一個必然發生的事實，失去自由啦，無咗份工啦，這些憂慮很實在，不能輕輕帶過。」
審判在即，戴耀廷近日已明言不會認罪，「公民抗命的承擔罪責，並不等於任由宰割。」他要決意把公民抗命的戰場由街頭延伸至法院，「司法層面是我們的一個戰場。」
由 2013 年 1 月到今天，公民抗命從蘊釀、發生到審判，已歷時近五年，而且仍在持續。
今天踏入法院大門的戴耀廷，如何回想這一場抗爭？
* * *
原來不是半民主
戴耀廷不會忘記那一晚。
時為 2013 年 1 月中一夜，戴耀廷躺在床上，本應準備睡覺，腦袋卻仍然不停轉動，「佔領中環」四個大字，徘徊不散。事緣當年元旦日遊行後，有示威者佔據中環馬路，但最終只留下長毛一人被警方以「非法集結」拘控。戴耀廷開始想像，如果有更多人參與佔領，事情發展會否不一樣？
輾轉反側之間，「公民抗命」意念逐漸在戴耀廷腦海裡浮現，然後，連構思中「佔領中環」的重點：人數、領袖、非暴力性質、承擔罪責、事先張揚等，都一一想好。戴耀廷怕一入睡便會遺忘細節，於是連忙下床，打開電腦，不消一會，就寫成這篇名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1]。
自此，「公民抗命」理念逐漸在民間蘊釀、紮根，既引發雨傘運動，更影響了此後民主運動的抗爭方式。
但「公民抗命」真是「大殺傷力武器」嗎？近月愈來愈多人懷疑。八月中，上訴庭先後就新界東北及公民廣場案覆核刑期，兩份判詞均對「公民抗命」作負面定調，兩案被告更被判囚 6 至 13 個月不等。這樣看來，「公民抗命」作為武器，不單看似沒對政權產生太大威脅，而且為抗爭者帶來沉重代價。
如今戴耀廷承認，近日法庭的判決，跟他當日提倡公民抗命構思時的預期，有頗大反差。但他強調，沒有人能預視未來。「當時身處那個環境，只能根據之前所有的案例，作出推算。如果當時我做的所有嘢，都是合理的 … 咁我要 answer for 乜嘢？」2014 年前多宗案例顯示，非法集結罪通常輕則罪款，重則判監幾星期。但剛過去的八月，新界東北及公民廣場案的 16 被告因非法集結罪而被判 6 至 13 個月監。
整個香港的環境似乎都改變了。
「當日是我們仍在半民主社會之下作出的推算。」現在，戴耀廷不得不承認自己當日的視野有局限，香港不再是半民主，而是半威權。
「原來我們並非與民主一步之遙，而是與威權一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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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啦，要拋掉幻想」
「係佢叫你哋嚟搵我？」公民聯合行動的何芝君對記者說，神情有幾分驚訝。
事緣我們之前請戴耀廷提供側訪名單，從身邊人口中理解他的理念。何芝君是名單上其中一個名字。由佔領中環商討日，到雨傘運動、雷動計劃、今年的特首公民投票，兩人都有合作。
但何芝君原來跟戴不算相熟，她說自己與戴雖屬同一陣線的戰友，但一直以來，政治分析與判斷都有些出入。何出身於七、八十年代社運，曾經對中國抱有幻想，但八九六四以後，已與中國切割，不再信奉與虎謀皮那一套。她眼中的戴耀廷，卻是「建制裡面的改革派」，「佔中就是這樣，嘗試在基本法、法制的框架下，令現有政制行多步。」她理解這種分歧。「每個人的背景不同，經歷的社會文化脈絡也不同。」
有趣的是，過去幾個月何芝君觀察到，自己跟戴耀廷的差別，開始收窄。
「到今時今日佢覺得，原來香港已經不是一個半民主的社會，而是半威權。我諗，係社會的情況、中共同特區政府一路的手法，令他有 … 不知可否稱為覺悟。」
她甚至記得戴耀廷跟她說：「係啦，要拋掉幻想。」
何芝君相信，戴的轉變也源於他近年的個人經歷。「他從自己的安樂窩入面，被捲入一個漩渦，而個漩渦是對方做成的。正正因為有這過程，令戴耀廷有第一手經歷，原來和他周旋的人，可以去到幾黑暗。」
「雖然在我們來講，發生乜嘢事，其實一早就好清楚啦！」何芝君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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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公民抗命是否值得
半民主政體的特點是，它雖未有全面符合普選標準的民主選舉制度，但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仍受法律充分保障，法院仍是獨立公正，有限的選舉大體仍是公平的。說它是半民主，因它是邁向民主的中轉站。2014年前，香港一直討論如何完成這個民主轉型，但於2014年後，民主轉型沒有了希望，當權者為了遏止要求民主的聲音而加強威權的成分，終變成半威權。
戴耀廷〈由半民主滑落至半威權〉，《信報》，26/8/2017
由半民主到半威權，戴耀廷認為轉捩點在 2014 年出現。坊間有一種說法是，假如戴耀廷沒有寫那篇文章，沒有提出「佔領中環」，雨傘運動沒有發生，中央政府就不會施以高壓，令香港走向威權統治。
對此，他引用馬丁路德金比喻作反駁：「你被人打劫，責任喺邊個度？唔通話因為你身有財物，所以就抵俾人打劫？」他認定民主只是人民基本權利，「你估我們不用這種方式，佢會畀你（民主）咩？佢根本無預畀你，而你只是逼佢顯露出佢原先的邪惡，逼佢撕破溫柔的面紗。」
這幾年，戴耀廷經常被問及一個問題：一切從頭再來，如果你沒寫那篇文章，歷史會怎樣改變？香港會否更好？
他的答案很簡單：即使沒提出佔中，一場追求民主的社會運動始終會出現。「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已經去到那個位，就算無那篇文章，亦只會用另一形態爆發。」他甚至認為，佔中的構思、公民抗命的意念，反而使激進抗爭的力量變得溫和。「如果無用 18 個月講非暴力抗爭，當催淚彈出現的時候，大家會咁樣舉手咩？」佔中提倡的商討文化，也對長遠香港民主發展帶來新風。
然而，踏入半威權時代，公民抗命的代價之高，遠超許多人所想像。作為公民抗命提倡者，戴耀廷不得不重新思考，「違法達義」是否仍然值得。
「公民抗命從來只是一種策略，而不是一種原則，我們最終要爭取的，是達義。所以如果違法會帶來太高的代價，咪採取其他方法抗爭囉。」戴耀廷強調，即使繼續做公民抗命，方式也可調校，「如果用返我們佔中原先的版本，坐哂喺度，咁你無得話我暴力啦！最多咪公眾妨擾。」雖然他又擔心，普通法下久未引用的「公眾妨擾」最終會像內地的「尋釁滋事」一樣，因內容空泛，成為對付抗爭者的利器。
「越在威權統治下，我們要越醒目小心，唔可以被人捉到任何機會去繼續削弱我們的抗爭力量。」
「唔係話放棄公民抗命，但我們的抗爭工具箱要有好多樣嘢，不同時候，就用不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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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只為尋出路
訪問前一天，戴耀廷跟「風雲計劃」義工開會，其中一個義工說：「Benny 從來都係做推銷員。」他認同這個稱呼，還補充了兩個字：「我一路都係做緊一個孤獨的推銷員，不斷推銷新的 idea ……」這些 idea，其實就是他口中抗爭工具箱的工具。
2013 年，他構思了「公民抗命」這工具；去年，他又發現了另一工具，名為「策略投票」，並以雷動計劃將之實踐，再加上今年年初的特首公投，今年年中在專欄透露正籌備的「風雲計劃」…… 毫無疑問，戴耀廷是不折不扣的發明家。
「我都講唔到點解（自己做了這角色）…… 我只能夠話，我傻囉，肯去試囉。好似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本身已經差得無得再差啦，所以咪試下做囉，nothing to lose，但是 everything to gain。」
每次要推銷新工具，戴耀廷準會被批評「太樂觀」、「不現實」。而他出奇享受那種感化對方的過程。「成唔成功有時不是最重要，過程中你看到一些原本覺得沒有希望的人，願意一齊再去試，這是最值得開心的地方。」
何芝君第一次聽到雷動的意念，也覺天真：「有乜理由話哂畀人知？」但隨著她之後與不同公民團體成員持續與戴溝通，她開始認同這做法。
「我會用『國王的新衣』寓言來提醒自己，有時真係需要傻傻地、天真啲，才不會被太多太現實的考慮，阻礙做應做的事。」何有此反省。
問題是，戴耀廷的「天真」，令很多人唔高興。傘運以來，對他作出批評，甚至冠以「戴妖」惡名的，除了親中人士，還有很多非建制陣營的同路人。戴耀廷的學生、港大法律系二年級生蘇同學便形容，身邊不少朋友，特別是支持本土派的，都對戴近年所為，尤其是雷動計劃，相當反感。
事實上，外間一直有聲音抨撃，戴耀廷的「發明」雖然創新，但無異於「社會實驗」，「將香港搞得天翻地覆、人仰馬翻」、「局部民主的實踐也被糟蹋成配票的數學遊戲，但他應該也得到大量的研究素材而心滿意足」。[2]
戴耀廷否認自己是「為實驗而實驗」。「我是要搵出路，當舊的方法做唔到，你就只可以咁做。」他指自己的發明看似天馬行空，實質有根有據，如雷動計劃便參考自加拿大當地一套，再作改良。在有限資源、極短時間下，不可能做到完美，故此只得從錯誤中學習。「一定會有人因此受損傷，這個無辦法。」他強調，雷動計劃的成效，不能只看當下。上屆立法會選舉只是開始，此後的選舉，民主陣營的策略投票會愈來愈成熟。
「如果十年後睇返，我們對成件事的評價會有不同的看法。」
* * *
雨傘三周年 最悲的一次
記者問戴耀廷，為何用「孤獨的推銷員」形容自己？
他笑一笑，連忙否認：「我講笑啫，其實唔孤獨，在整段歷史裡，有好多人同我齊，佔中有三子一齊，雷動雖然政黨唔 buy，但都有班公民社會的人，自願一齊去做，所以一定唔孤獨。」
作為理大退休教授的何芝君則笑言，學者這一行本來就鼓勵獨來獨往，收收埋埋，自己做自己事，相信以前的戴耀廷也不例外。但直至近年，由雷動至現在，她觀察到戴耀廷由一個個人精英，慢慢變成相信「一齊傾、一齊做」的人。「開會討論時，他多了這種考慮。他一向都尊重人，但在 project 裡嘗試 decentralized，大家都感覺到。」
「我有少少覺得佢一次比一次 humble。愈來愈感覺到要好多人成就那件事。」
戴耀廷口中的「不孤獨」，不止是漂亮言辭。
事實上，當審訊在即，壓迫變得愈來愈真實，戴耀廷最近自覺艱難、痛苦。他對比傘後三個周年的心情變化：第一年九月，才剛走出「黑暗隧道」，疲憊無力；第二年九月，剛完成立法會選舉，非建制保住三十席，且未發生宣誓事件，氣氛最好。
「所以今次三周年，悲好多。」
他坦承自己不是永遠樂觀的人，也有灰心時候。但之所以能繼續捱下去打一場又一場仗，既因基督教的信仰力量，更因有同路人並肩前行。
「越多機會和同路人一齊，越覺得好像帶來一些轉變。」
而如今，戴耀廷將要與同路人一起踏入法庭，再打一場公民抗命的硬仗。
他心目中的公民抗命，是一個公開的過程，而在法庭上的抗辯，則可以令更多公眾得知自己的理念，從而作出判斷。
「公民抗命就是想影響人，感召人。」
所以，公民抗命真正的戰場，不單在於街頭、法院，更在於人心。
「公民抗命是否香港社會應該容得下的東西？就算輸官司，也不代表我們輸了這場論述的爭戰。你睇甘地，當年都被判六年。可能是一個過程，慢慢去演變。」
戴耀廷眼中，這就是公民抗命的最終目的。
「贏輸不在官司裡面，贏輸在人心裡面。」
附註
[1] 戴耀廷曾於《明報》撰文指，該文原題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殺傷力武器》，編輯作的改動有少許扭曲原意。後來他認為文章最適合的題目是《公民抗命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殺傷力武器》。
[2] https://sosreader.com/?p=30803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
[2] https://sosreader.com/?p=30803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