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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中参馆》12月2日刊登的Sergey Radchenko的文章，题目为“如何勇敢地面对中国？问问蒙古”。以下为译文：
就在达赖喇嘛11月18日前往蒙古的前一天，北京对这个邻国发出“强烈要求”取消这名“反华分裂分子”的访问，否则将面临（未明确指出的）后果。这将是达赖喇嘛第9次访问人口稀少的蒙古。蒙古有300万人口，就坐落在中国的北方。之前的访问引发了中国的报复，包括暂时关闭中蒙部分边界。
像过去一样，乌兰巴托没有理会这些警告。蒙古官员认为，该国大部分人口施行从藏传佛教派生出来的一种佛教形式，达赖喇嘛的访问纯属宗教性质。在为期四天的行程中，达赖喇嘛吸引了数千之众的人群。他参观了寺院、在一个中国援助建造的巨大体育设施里向钦慕的礼拜者们布道，并在一个“佛教科学”国际大会上作为明星亮相。
但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达赖喇嘛抨击中国干涉他的旅行。他还宣布排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后被视为第三重要的喇嘛——蒙古的下一位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Jebtsundamba Khutuktu）已经出生了。此举可能激怒北京。长期以来北京在认定喇嘛转世的权利上与达赖喇嘛相争。在达赖喇嘛11月23日离开蒙古后，北京无限期推迟两国双边会晤，令乌拉巴托急需获得软贷款和经济援助的希望渺茫。
习近平主席一再谈到中国崛起的双赢性质。中国通过其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倡议，承诺区域性经济增长与和平稳定来向外联络邻国。并且北京宣传说其外交政策的标志是平等和互不干涉，这与旧的大国外交不同。但北京努力想要迫使却又令其尴尬的没有能力迫使蒙古遵从其政治要求暴露了中国（政府）友谊更加阴险的一面。
中蒙两国关系的历史表明：原本的压力和恐吓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继1962年中印冲突后，北京努力想要蒙古偏向北京就是一个例证。1959年，西藏爆发了反北京统治的叛乱，当时23岁的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北京从来没有宽恕他的离开，也没有宽恕印度允许达赖喇嘛在印度避难。北京与新德里和平共处的光辉榜样不再。边界紧张局势升级，并于1962年10月两国在喜马拉雅山爆发了战争。
虽然中国赢得了战斗，但真正的挑战是要说服全世界印度人是坏家伙。这个任务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创始之父周恩来身上。1962年12月，周恩来试图说服蒙古人支持中国的观点。最近蒙古外交部解密了周恩来与蒙古部长会议主席尤睦佳·泽登巴尔（Yumjaagiin Tsedenbal）戏剧性的相遇，现在可以在线访问。
泽登巴尔前来中国签署一份边界条约及要求经济援助。当周恩来意外地提出印度这个主题时，泽登巴尔似乎感到惊讶。周恩来详细讲了中印边境冲突的要点，并谴责印度人投向美帝国主义，追求反华政策。泽登巴尔温和地说他很遗憾中国和印度发生了冲突。“我不明白你对中印冲突感到遗憾是什么意思”，周施加压力说。这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中国是对的，印度是错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中立。但是，泽登巴尔没有让步，他告诉周恩来说，就喜马拉雅山一块无人居住的地方与印度争执将只会迫使印度转向西方，这不会有助中国的事业。周恩来几乎无法控制情绪：他气到脸都变形了，记录者标注说。
在这不祥的开始之后，会谈迅速走下坡路。泽登巴尔要周恩来帮助解决在蒙古的中国工人问题。这些工人已经变得叛逆，并宣布罢工；北京会告诉他们注意行为，并派出蒙古人急需的更多工人吗？在回应中，周恩来把中国工人问题与蒙古不愿支持中国的政治立场结合在一起。
根据蒙古的记录，两人继续争辩，直到周恩来怒气冲冲地简直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你不需要生气”，泽登巴尔恳求周恩来，“冷静地说。”周指责泽登巴尔试图“教训”他。当时在场的蒙古驻华大使Dondogiin Tsevegmid回忆说，对话变得如此激烈，以致他以为两人“会打起来”。
在这次不愉快的相遇之后——也是两人最后一次会面——中国与蒙古的关系恶化。中国遏制了经济援助，到1964年，中国从蒙古撤出了它的工人。蒙古转向苏联寻求保护，俄国人派出了一支军队，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他们还没有完全撤出。泽登巴尔仍然是对中国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在他的任内，1979年6月达赖喇嘛第一次访问蒙古。
在周恩来尴尬无效的表现背后是什么？是的，这名以其精炼和技巧闻名的中国总理处于要遵从毛泽东激进左派议程的压力之下。但他野蛮地试图把中国的观点强加于来访的领导人适得其反。在1960年代初期，在蒙古领导层中一些人提倡对中国施行更软一些的路线。但北京的压力使得在政治上不可能与中国保有更紧密的关系：任何人这样做都冒着异化成为出卖给中国及施加中国影响力代理人的风险。
问题是，中共领导人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毛泽东残酷地镇压国内的异议人士。他在国际上采用同样的标准：要么支持他，要么反对他；没有中间地带，例如像泽登巴尔这样谨慎地采取中立态度。表面上，它说要平等和互不不干涉。但是在下面，它期待别人能够满足它的要求，当别人拒绝时就愤怒地报复。
今天的中国比1960年代的中国要强大得多。但是，它几乎没有更加认识到欺凌他人的行为不是赢得朋友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邻国之间，这些邻国常常怀疑北京的意图。当蒙古议会副主席Tsend Nyamdorj公开质疑嘲弄中国的智慧，达赖喇嘛最近的访问促进了在蒙古政客及其他人当中找寻灵魂。但是，和1960年代一样，北京的严重威胁使得在政治上难以捍卫与北京拉近关系。
如果中国要获得区域性的信任，就必须说服他人它关于平等的话不仅仅是说一说，它会尊重其他人有反对意见的权利，它不会发布“强烈要求”或是愤怒地动用经济杠杆来迫使他人顺从。周恩来长期以来是中国外交官的榜样。但他们可以从达赖喇嘛那里学到宝贵的一课。“真正的英雄”，达赖喇嘛曾经说过，“是一个征服自己的愤怒和仇恨的人。”
原文How Do You Stand up to China？Ask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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