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6年6月，著名地理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应邀到访中国，于6月7日到6月16日间在南京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地演讲。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博士林品将原先刊在澎湃新闻的哈维讲演摘要增补修订，授权端传媒编辑转载。文分三篇，首篇讨论中国城市化与资本扩张，次篇聚焦于资本主义核心逻辑，第三篇讨论共享经济与新的社会运动想象。
I：中国资本危机的空间转移
今年80岁的大卫·哈维是纽约城市大学教授，以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间地理研究相结合而闻名全球。他曾经著有《新自由主义简史》、《巴黎，现代性之都》与《寰宇主义与自由地理》等著作，深入分析了当今世界所面对的经济不平等、空间不平等和社会正义问题。哈维本人会如何评价当今的中国？这次的系列讲座，正好回答这个问题。
哈维的中国行，颇似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说自己正好有闲暇，就动身出发，来看看变化巨大的中国。十多天的中国之行，也没有周详安排。尽管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已经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分析案例，这却是他第一次到访中国北方。他和出租车司机攀谈，了解农民失地情况，打听城市规划兴建新城区的模式，更对山东烟台出产的“张裕”红葡萄酒情有独钟。
这样的行程，让哈维得以看到中国社会的诸多有趣之处。不过他认为，虽然世界各地看起来很不同，我们依然能观察到基本的共同点和结构──例如全球资本主义对乡村和城市的普遍影响。他说，应把中国经验放在这样的普遍视角下观察。
中国城市化的背景与隐忧
哈维在讲座中指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的成果和问题都十分巨大。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化速度和规模，都位居世界最前列，在取得了瞩目的建设成就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必须正视的问题——如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等。
近年来，城市建设已经超过对外贸易，成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啸，严重剥夺美国中产阶级，也相继影响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经济体。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陷入困境，引发大规模失业。据统计，2008年至2009年间，中国的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
面对这场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将“生产性消费”作为解决方案，动用闲置资本和劳动力，展开大规模基础建设。高铁、房地产等领域也获得惊人的资金，推动又一轮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哈维认为：“这不仅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是一股强劲的刺激，也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了广泛影响，那些为中国建设提供材料或技术的国家，经济都得以迅速复苏。”
然而，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如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剥夺农村土地和农民工劳动力、滋长投机资本、生态环境恶化等等，都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发展路径，存在不容忽视的隐患和障碍。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久？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哈维说，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通过重建巴黎来解决失业；二战后，美国通过冷战的军备竞赛和大规模郊区城市化（suburbanisation）消化过剩产能。中国如今在做类似事情，但规模要比当年的法国和美国更大。例如，中国在2011年到2013年这三年间消耗水泥65亿5100万吨，这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里消耗的（44亿500万吨）还多。
他进而警告，无论是19世纪的巴黎改造，还是20世纪中叶的美国建设，最终都造成不良后果。而今日中国通过大量举债来融资基础建设，导致其债务和GDP比也已位居全球最前列。如何处理这些债务，成了严峻问题。好在，中国目前的债务主要是人民币内债，而非美元、欧元的外债，这值得庆幸。若非如此，中国有可能落入希腊那样的破产境地。
中国资本扩张的“空间修复”机制
哈维也强调，危机是可以在空间转移的。当资本无法在一个区域实现积累和增殖时，它就要寻找另外一片区域，借由多种机制来吸纳和消化过剩资本。这种通过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危机的动力学机制，被哈维称作“空间修复”（spatial fix）。
哈维认为，今日的中国正在进行这样的扩张——就像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
他以19世纪英国与阿根廷间的关系，阐述今日中国的角色。当时，英国贷款给阿根廷供后者修建铁路；作为条件，阿根廷必须购买英国的钢铁和火车，以消化英国的过剩产能。而在今天，中国贷款给厄瓜多尔供其建设大型发电厂；前提是，厄瓜多尔必须要使用中国产的水泥，雇佣中国工人，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
于是在哈维看来，今日中国所走的“不过是英国、美国、日本的老路，这是一条可以被称为‘帝国主义’的道路”。不过对哈维来说，“帝国主义”不必然等同于“殖民”，其关键在于资本扩张的经济逻辑。
“空间修复”的动力学机制，将中国的过剩资本和劳动力转到世界各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能够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空间。哈维提醒听众思考：中国这几年的发展规模，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这种空间修复遭遇极限，又该如何应对由发展主义逻辑导致的危机呢？
II：资本主义“螺旋失控”的麻烦
哈维在中国的三场演讲中，对当前中国城市化与对外资本扩张提出针贬。他强调，这些批判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蕴含着深刻矛盾的当代资本主义。作为严肃的马克思研究者，哈维对资本和空间问题的批判，建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洞见。
哈维对资本的理解颇为“原教旨”。他明言，像法国社会理论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那样，把“资本”的概念无限延伸，提出诸如“文化资本”一类概念，是扩充过度。他问中国大学生：你们读大学得到“人力资本”，是否能够使自己脱离劳动？假如没有，那就不能称之为资本。
在哈维的理解中，“资本”是“处于运动之中的价值”，它本身要带有运动和增殖的属性。真正的资本，应该是“躺着就能够赚钱的”，好像天生带有增殖属性的东西──“You can just lie there !”
资本运动的四个阶段
资本运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货币会转化成生产所需素材（means of production，或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作用于素材，会产生商品，而投入商品创造中的人类劳动，就凝结成商品的价值。这是《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价值的实现过程”。通过商品销售，价值转化成货币，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这种转变。《资本论》第二卷考察了价值实现过程中的问题：如果人们对商品没有欲望和需求，或没有足够的货币来购买商品，那么，商品就没有办法实现价值。所以，价值既取决于生产，也取决于实现。
哈维强调，我们必须要理解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因而，对价值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资本论》的第二卷。然而，这卷读者寥寥。“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不阅读第二卷。因为那是一部读起来比较乏味无趣的著作，但麻烦在于，如果你不认真地理解《资本论》第二卷，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第三个阶段是“分配过程”。在市场上所实现的货币，会通过多种政治权力结构进行分配，有些转化成工人的工资，有些会转化成老板的利润，有些会转变成地主的地租，有些会转变成金融家的利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这些问题。“第三卷很艰涩，因为它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写得比较杂乱。”
哈维指出，关于分配，马克思有一个未探讨的环节──税收。马克思没有讨论价值如何通过税收形式，进入到国家领域。他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资本分析中一个重大缺失。
既然货币流入不同人群，重要的问题便是：这些人如何使用这些货币？遭受压榨的拮据工人，主要将工资用于可维持生计的商品；利润丰厚的富裕商人不仅购买必需品，还购买奢侈品；剩下的货币会持续不断流动，进而投入到再生产的过程。在这里，银行家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把不同人群所持有的剩余货币集中起来，通过不同渠道将其投放到再生产的领域。这就是资本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一般人看来实现“价值增殖”的“钱生钱”过程。
哈维总结道：资本运动是一种循环运动──生产、实现、分配、价值增殖，再到生产。这当中的驱动力，在于追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可简单理解为劳动力生产的总价值扣除工资之后，由资方占有的部分。）资本力图将剩余价值占为己有，并将其投入到再生产的循环当中，以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这种循环运动与其说是个“圆周”，不如说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资本运动的螺旋
哈维谈到，螺旋上升的形态，是一种不易处理的形态，在英语里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这样的短语。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脱胎于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区分了“善的无限性”（the good infinity）和“恶的无限性”（the bad infinity）。前者是某种像圆周一样的无限性，可以无限循环下去而不会发生失控；“恶的无限性”则是那种会导致“螺旋失控”的无限性。
哈维指出，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追逐剩余价值。但在扩大再生产和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说，资本追求更多产品、更多利润的天性，需要无限扩大消费市场来满足。但是，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会造成有限需求不足，从而限制消费市场的扩大。这必然导致一种“恶的无限性”。那是一种没有极限的积累，为了积累的积累。
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可生产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但是，资本采取的形式中，有一种形式没有限度，那就是货币。当前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不断增加货币供应，但这会导致一个难题：在这样的货币供应条件下，如何完成价值增殖？
在哈维看来，这种积累过程叠加在复式增长（compound growth，指不断加速将收回的本金和新增的利润循环投入扩大再生产）的系统，这造就了指数式增长的曲线。在18世纪、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商品生产的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复式增长没有产生严重的问题；但从1970年代开始，复式增长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利润驱动的竞争性资本追求持续不断的加速运动，而生产的加速迫使价值实现也随之加速。因而，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在消费市场，创造出对于商品的需求和欲望，驱使消费者疲于奔命，更新换代自己所使用的商品。而在空间上，资本持续不断通过对内破坏性重建，和对外的资本扩张，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予以转嫁。
螺旋上升系统的内在矛盾
这个螺旋式上升的系统充满内在矛盾；矛盾激化的时候就会爆发经济危机。新近例子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下，美国发生区域性危机，全世界就跟著陷入危机。当金融链断裂、住房市场崩溃的时候，美国政府选择营救金融机构，而不为失去房子的普通人提供住房。而当中产阶级沦为无家可归者，他们也就丧失了消费能力。美国的消费品市场一旦崩溃，全世界替美国供货的地区也就随之陷入危机。多数国家试图通过紧缩政策走出危机，但在哈维看来，这不过是加剧了贫富分化。
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哈维重申：资本主义的螺旋式上升已经失控了，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哈维这样的立场，在美国饱受攻击，被斥责“疯狂”。但他坚持此一立场，并幽默地说：反资本主义不是他的 DNA 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奶奶是个“疯狂的社会主义者”，他更未曾加入过共产党──他其实直到35岁才开始阅读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是因为纵观当前世界形势，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这是他认定真正理智的立场。
哈维以城市空间为例说明：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当前的城市化是为了投资者而建设城市，而非为了民众宜居。人们投资不动产是为了增值，而不是为了居住。因此，全球各地都存在库存住房难以消化的问题，少数人占有大量房产，却又有数不胜数的流浪者无家可归。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数以百万的中产阶级流离失所，金融机构却仍在牟利，而政府干预也是服务资方，导致大量财富从多数贫困平民，流向极少数的富裕精英。哈维强调，资本主义的动态机制才是非理性的，我们必须设法控制住资本主义的螺旋，否则就将被过剩的钢筋水泥淹没。
哈维表示，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分析让大家认识到：问题不在于民众愚蠢而懒惰，问题在于资本的运动。美国当下的政治困局，正是对上述问题的体现。过去三十年内是美国史上第一次，资本积累和增长完全没有让劳动者获益，生产力的增长完全被上等阶级拿走。哈维以此解释特朗普和桑德斯这类非传统政治家的崛起──资本的动力（dynamics）转化成了政治压力。
哈维表示，他不认为资本主义一无是处，并不否认资本主义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资本的疯狂螺旋，是我们必须直面并努力解决的问题。”
III： 数位新经济、社会运动与左派的未来
哈维在演讲中分析了中国当下的城市化与资本转移，又通过解剖资本运动，指出我们当代所面临的“螺旋失控”危机。除此之外，哈维还分享了他对当下流行的数位时代新经济，如“万众创业”与“共享经济”模式的观察。
在哈维看来，当下时兴的这些新经济模式，并没有提供一条脱离“螺旋失控”的出路，反而只是一种新的拜物教（fetishism）形式，它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让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数位新经济，仍然是资本螺旋
现在的资本诉诸新的形式，比如“知识经济”，把科技转为商业──手机、app等等，都是经典案例。哈维说，知识经济催生新的科技企业，而单个人也能借助科技力量参与其中（例如P2P点对点网络模式，就消除了中介），从而“非常民主，非阶层化，可能也是解放性的”。他颇为欣赏。
但是，哈维不认为科技创业和知识经济改变了资本主义。
他指出，数位经济的参与者（编按：如工程师、设计师、内容工作者）看似是摆脱了传统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自由劳动者”（free labour），可是仍然被人控制 ── 控制者可以是那些提供平台的大型科技公司，如亚马逊、谷歌、苹果、脸书等等。
至于所谓“知识经济”，也只是让知识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商品化，从而更加深刻地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剥削关系中。在科技创业中，一个新的 app 出现迅速获得注意力，大公司会过来收购，把新技术收为己有。即使是P2P这样的去中心化形式，也很快被大资本垄断。
哈维指出，有人认为新兴的“自由劳动者”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但这种模式其实很久前就有。在资本主义早期时代，曼彻斯特的资本家会把原材料带给当地人，让他们去纺织，然后交回成品，支付相应款项（编按：如同早期台湾家庭代工）。人们在自己家中完成劳动，等待收购者出现，对自己的产品估价。
而现在的这些新商业模式，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关系的回归：商人控制了市场和接触市场的渠道（access to the market）──劳动者创新，资本拿走你的创新品。这只不过是曼彻斯特的旧模式在“创新劳动”（creative labour）的形式中复兴。
创新劳动的剥削与“自主错觉”
哈维提到，他最近在写一篇文章，用到 P2P Foundation 的 Michel Baunes 提供的数据，来计算这些新兴经济从业者的实际工资。据数据显示，这些人的工资仅仅价值2美元一小时，远远低于美国官方规定的最新时薪！这说明“创新劳动”被剥削程度之高。
在时薪变低的同时，像 Uber 和 airbnb 这样所谓的“分享经济”，都很快被资本所垄断。Uber 这样的公司，其理念听起来富有道德情怀，但其劳动却在相当糟糕的合同状态下进行：“那依然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经济。”
哈维由此得出结论：人们寄予厚望的创新科技，没能带来民主力量，只是让极少数人变得极端富有。马克思曾认为，劳动过程会越发处于资本控制之下。今天，数位时代的新经济虽然创造“自己控制劳动过程”的感觉，却仍然是一种外包体系；只不过资本不再用大工厂生产，而是将个人看作免费的自由劳动力。
这种剥削改变了劳资关系，令其更加隐蔽。甚至是不知不觉间你也从事了劳动。他举例说，互联网用户使用 Google ，贡献流量、数据与内容，相当于花时间帮助 Google 创造价值；但用户却未得到任何报偿，而是任由 Google 攫取惊人财富。这是新时代的剥削结构。
新政治格局下，左派不能死守教条
哈维提到，我们必须开展社会运动，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但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往往引发异化的政治活动──资本的动力（dynamics）转化成了政治压力，催生了川普这样的非传统政治家，以及欧洲新法西斯主义浪潮这类现象。因而，当下是一个异常危险的时刻。
哈维提醒听众，在这里需要注意资本主义动力和政治文化系统的交叉。他在讲座中预见了 6月23日英国脱离欧盟“很可能成功”。他说，很多人支持脱欧的理由是由于移民，这是个很糟糕的理由。他说，脱欧本来有很多其它好理由（他自己支持Brexit），而不是打移民牌。
在美国，特朗普也调用了同样的反移民论调。资本此时则说道，“不要怪我们，都怨移民”，资本在自称清白方面可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媒体和政治家也都把问题归咎于移民，产生了反移民的政治。
哈维在反对极右翼势力的同时，也批判了西方左派。他指责不少西方左派过于保守，总是想要回到过去，乞灵于列宁或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传统。
哈维援引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提出，左翼政治需要把自己从传统梦魇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与历史上的列宁主义政党相异的新型组织，将马克思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结构中；其需在新的历史和媒介条件下，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运动。
新劳动型态下的“无产阶级”
哈维说，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福特式”（大工业流水线）转向“后福特式”和“新福特式”。这也让“无产阶级”的构成和反抗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新的无产者── 例如服务业、物流业、餐饮业和零售业员工。然而不幸的是，很多左派人士对于组织“新无产阶级”并不热心，因为这类劳动者的价值生产，似乎与经典左派理论关于“工人阶级”的认知并不相符。
哈维认为，如今时移世易，严格死守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结论，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是理论思考的无能。虽然快餐员工与产业工人有非常不同的特征，但某种意义上说，麦当劳员工已经成为“21世纪的钢铁工人”。
讲座中有学生表示，自己看到底层人的处境，有一种无力感：“我们了解他们的痛苦和渴望，政府为了城市的发展而牺牲某些人。我们自己则是他们牺牲的受益者。但我自己却已经深深嵌入经济结构之中，无法脱离这种生活方式。我应该如何面对自己？”
哈维则反问：“为什么要脱离这种生活方式？现代生活确实带给我们很多便利性。”他提到自己早期在北欧的经历──当时天寒地冻，屋子却没有暖气，人们一起挤在火堆旁，只有半身暖和。“这提醒我们现代社会好的一面。至少我自己再也不想那么冷了。”
他说，“我们不是要消灭现代生活，而是要让现代生活不那么快席卷这一切，避免被消费主义所裹挟。想要更好的生活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可以指责。”
消费主义的阶级斗争
哈维顺著这个思路，也提到当今社会涌现出的，许多针对消费主义的斗争。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只着眼于生产过程中的剥削与阶级斗争；但哈维认为，“价值实现”（消费）过程中，也存在着剥削与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场合提及过这种可能性，但并没有详细阐述过；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状况有关。而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要么忽视它，要么将其视为不那么重要的问题。”
哈维强调，现在劳资关系的普遍趋势是：资方在生产过程中有所妥协，可以给劳工开出不低的工资，却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进行回收。劳工的消费能力变得日益强大，但他们作为消费者，也正遭到层层的盘剥。因而，我们应该认真考察生产和价值实现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并对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剥削与斗争，予以比过去更多关注。
哈维提出，不断上涨的房价、名目繁多的电信和信用卡收费，都涉及阶级斗争。在消费这个实现价值的领域，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流浪汉，反而可能构成新的同盟。在哈维看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应该是生产领域斗争（劳工运动）和价值实现领域斗争（消费者运动）的结合。
麻烦的是，这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相符。而当理论正统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很多人宁可选择死守理论，而不是直面现实。哈维认为，西方社会发生普遍危机，欧美左翼却没能取得什么胜利，这固然有多种原因决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因素是：今日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不尽相同了。
城市与生活空间的政治
时到今日，阶级斗争的首要场域，已经由工厂转向日常生活空间──例如城市。
目前，全世界已有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也越来越难解决。哈维认为，围绕这些城市问题进行论辩，将倍受压迫和剥削的城市底层、弱势、边缘人群组织起来，为更良好的城市权利和更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而斗争，就是今天要解决的宏大历史问题。
城市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今日主导城市发展的权力，正日益落入强大的私人资本和财团掌控之中。哈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指出美国城市街区和普通民众的社区生活，正遭到金融机构的掠夺性贷款破坏和困扰。
不过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社会运动已经证明，一种去中心化和网络化的反抗结构正在生成。例如土耳其因盖齐公园（Taksim Gezi Parkı）遭强拆而引发的抗议运动，巴西因公交地铁涨价而引发的抗议运动。面对这些新形式的运动，我们需要探寻新形式的政治过程，把这些社会运动与传统劳工运动整合起来。
因此哈维倡议，应当建立类似社区委员会的机构，来组织新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对城市空间中的资本运动进行民主化管理，从而反抗资本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创造性破坏”。在哈维看来，那些来自无政府主义和自治主义传统的组织，在近几年的社会运动中表现得有声有色，他们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深入地介入到日常生活的政治之中。
哈维也指出，在探寻网络化组织方式的同时，为了与资产阶级、大资本争夺权力，反资本主义的抗争也绝不应局限于某种去中心化、差异化的反抗策略，而是要共同筹划斗争理论和斗争目标。
在点滴累积中，走向自由解放
哈维提请听众回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工人斗争所做的精彩分析：那些为了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是工人阶级走向自由与解放的第一步。对于哈维而言，“革命”并不是某种突发的，断裂性的“事件”，而是一场漫长的民众斗争和社会运动。那是一个长期的逐步转变过程。
进步是要一点一点累积的。看似不大的要求，也可能会引发连锁的，可观的革命成果，甚至，在暂时的客观形势不可能取得任何革命成果的情况下，左翼也得耐心地寻求有妥协性的方案，而这种方案，仍有可能破除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陈词滥调，并且为新的组织形式开启可能性。
哈维提醒，我们不能抱有幻想，觉得搭乘经济增长的列车，就可以坐等大同社会的来临——那是一种非辩证的经济决定论，也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哈维提出，我们当前的部分目标，就是以新的，不同于既存秩序的原则，来改造和重组日常生活，这是诸多政治行动都应该遵循的方向：为探寻一种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林品，文化研究学者，现居北京。戴娜美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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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中国资本危机的空间转移
今年80岁的大卫·哈维是纽约城市大学教授，以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间地理研究相结合而闻名全球。他曾经著有《新自由主义简史》、《巴黎，现代性之都》与《寰宇主义与自由地理》等著作，深入分析了当今世界所面对的经济不平等、空间不平等和社会正义问题。哈维本人会如何评价当今的中国？这次的系列讲座，正好回答这个问题。
哈维的中国行，颇似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说自己正好有闲暇，就动身出发，来看看变化巨大的中国。十多天的中国之行，也没有周详安排。尽管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已经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分析案例，这却是他第一次到访中国北方。他和出租车司机攀谈，了解农民失地情况，打听城市规划兴建新城区的模式，更对山东烟台出产的“张裕”红葡萄酒情有独钟。
这样的行程，让哈维得以看到中国社会的诸多有趣之处。不过他认为，虽然世界各地看起来很不同，我们依然能观察到基本的共同点和结构──例如全球资本主义对乡村和城市的普遍影响。他说，应把中国经验放在这样的普遍视角下观察。
中国城市化的背景与隐忧
哈维在讲座中指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的成果和问题都十分巨大。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化速度和规模，都位居世界最前列，在取得了瞩目的建设成就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必须正视的问题——如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等。
近年来，城市建设已经超过对外贸易，成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啸，严重剥夺美国中产阶级，也相继影响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经济体。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陷入困境，引发大规模失业。据统计，2008年至2009年间，中国的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
面对这场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将“生产性消费”作为解决方案，动用闲置资本和劳动力，展开大规模基础建设。高铁、房地产等领域也获得惊人的资金，推动又一轮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哈维认为：“这不仅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是一股强劲的刺激，也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了广泛影响，那些为中国建设提供材料或技术的国家，经济都得以迅速复苏。”
然而，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如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剥夺农村土地和农民工劳动力、滋长投机资本、生态环境恶化等等，都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发展路径，存在不容忽视的隐患和障碍。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久？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哈维说，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通过重建巴黎来解决失业；二战后，美国通过冷战的军备竞赛和大规模郊区城市化（suburbanisation）消化过剩产能。中国如今在做类似事情，但规模要比当年的法国和美国更大。例如，中国在2011年到2013年这三年间消耗水泥65亿5100万吨，这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里消耗的（44亿500万吨）还多。
他进而警告，无论是19世纪的巴黎改造，还是20世纪中叶的美国建设，最终都造成不良后果。而今日中国通过大量举债来融资基础建设，导致其债务和GDP比也已位居全球最前列。如何处理这些债务，成了严峻问题。好在，中国目前的债务主要是人民币内债，而非美元、欧元的外债，这值得庆幸。若非如此，中国有可能落入希腊那样的破产境地。
中国资本扩张的“空间修复”机制
哈维也强调，危机是可以在空间转移的。当资本无法在一个区域实现积累和增殖时，它就要寻找另外一片区域，借由多种机制来吸纳和消化过剩资本。这种通过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危机的动力学机制，被哈维称作“空间修复”（spatial fix）。
哈维认为，今日的中国正在进行这样的扩张——就像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
他以19世纪英国与阿根廷间的关系，阐述今日中国的角色。当时，英国贷款给阿根廷供后者修建铁路；作为条件，阿根廷必须购买英国的钢铁和火车，以消化英国的过剩产能。而在今天，中国贷款给厄瓜多尔供其建设大型发电厂；前提是，厄瓜多尔必须要使用中国产的水泥，雇佣中国工人，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
于是在哈维看来，今日中国所走的“不过是英国、美国、日本的老路，这是一条可以被称为‘帝国主义’的道路”。不过对哈维来说，“帝国主义”不必然等同于“殖民”，其关键在于资本扩张的经济逻辑。
“空间修复”的动力学机制，将中国的过剩资本和劳动力转到世界各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能够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空间。哈维提醒听众思考：中国这几年的发展规模，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这种空间修复遭遇极限，又该如何应对由发展主义逻辑导致的危机呢？
II：资本主义“螺旋失控”的麻烦
哈维在中国的三场演讲中，对当前中国城市化与对外资本扩张提出针贬。他强调，这些批判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蕴含着深刻矛盾的当代资本主义。作为严肃的马克思研究者，哈维对资本和空间问题的批判，建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洞见。
哈维对资本的理解颇为“原教旨”。他明言，像法国社会理论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那样，把“资本”的概念无限延伸，提出诸如“文化资本”一类概念，是扩充过度。他问中国大学生：你们读大学得到“人力资本”，是否能够使自己脱离劳动？假如没有，那就不能称之为资本。
在哈维的理解中，“资本”是“处于运动之中的价值”，它本身要带有运动和增殖的属性。真正的资本，应该是“躺着就能够赚钱的”，好像天生带有增殖属性的东西──“You can just lie there !”
资本运动的四个阶段
资本运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货币会转化成生产所需素材（means of production，或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作用于素材，会产生商品，而投入商品创造中的人类劳动，就凝结成商品的价值。这是《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价值的实现过程”。通过商品销售，价值转化成货币，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这种转变。《资本论》第二卷考察了价值实现过程中的问题：如果人们对商品没有欲望和需求，或没有足够的货币来购买商品，那么，商品就没有办法实现价值。所以，价值既取决于生产，也取决于实现。
哈维强调，我们必须要理解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因而，对价值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资本论》的第二卷。然而，这卷读者寥寥。“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不阅读第二卷。因为那是一部读起来比较乏味无趣的著作，但麻烦在于，如果你不认真地理解《资本论》第二卷，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第三个阶段是“分配过程”。在市场上所实现的货币，会通过多种政治权力结构进行分配，有些转化成工人的工资，有些会转化成老板的利润，有些会转变成地主的地租，有些会转变成金融家的利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这些问题。“第三卷很艰涩，因为它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写得比较杂乱。”
哈维指出，关于分配，马克思有一个未探讨的环节──税收。马克思没有讨论价值如何通过税收形式，进入到国家领域。他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资本分析中一个重大缺失。
既然货币流入不同人群，重要的问题便是：这些人如何使用这些货币？遭受压榨的拮据工人，主要将工资用于可维持生计的商品；利润丰厚的富裕商人不仅购买必需品，还购买奢侈品；剩下的货币会持续不断流动，进而投入到再生产的过程。在这里，银行家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把不同人群所持有的剩余货币集中起来，通过不同渠道将其投放到再生产的领域。这就是资本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一般人看来实现“价值增殖”的“钱生钱”过程。
哈维总结道：资本运动是一种循环运动──生产、实现、分配、价值增殖，再到生产。这当中的驱动力，在于追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可简单理解为劳动力生产的总价值扣除工资之后，由资方占有的部分。）资本力图将剩余价值占为己有，并将其投入到再生产的循环当中，以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这种循环运动与其说是个“圆周”，不如说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资本运动的螺旋
哈维谈到，螺旋上升的形态，是一种不易处理的形态，在英语里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这样的短语。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脱胎于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区分了“善的无限性”（the good infinity）和“恶的无限性”（the bad infinity）。前者是某种像圆周一样的无限性，可以无限循环下去而不会发生失控；“恶的无限性”则是那种会导致“螺旋失控”的无限性。
哈维指出，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追逐剩余价值。但在扩大再生产和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说，资本追求更多产品、更多利润的天性，需要无限扩大消费市场来满足。但是，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会造成有限需求不足，从而限制消费市场的扩大。这必然导致一种“恶的无限性”。那是一种没有极限的积累，为了积累的积累。
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可生产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但是，资本采取的形式中，有一种形式没有限度，那就是货币。当前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不断增加货币供应，但这会导致一个难题：在这样的货币供应条件下，如何完成价值增殖？
在哈维看来，这种积累过程叠加在复式增长（compound growth，指不断加速将收回的本金和新增的利润循环投入扩大再生产）的系统，这造就了指数式增长的曲线。在18世纪、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商品生产的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复式增长没有产生严重的问题；但从1970年代开始，复式增长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利润驱动的竞争性资本追求持续不断的加速运动，而生产的加速迫使价值实现也随之加速。因而，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在消费市场，创造出对于商品的需求和欲望，驱使消费者疲于奔命，更新换代自己所使用的商品。而在空间上，资本持续不断通过对内破坏性重建，和对外的资本扩张，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予以转嫁。
螺旋上升系统的内在矛盾
这个螺旋式上升的系统充满内在矛盾；矛盾激化的时候就会爆发经济危机。新近例子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下，美国发生区域性危机，全世界就跟著陷入危机。当金融链断裂、住房市场崩溃的时候，美国政府选择营救金融机构，而不为失去房子的普通人提供住房。而当中产阶级沦为无家可归者，他们也就丧失了消费能力。美国的消费品市场一旦崩溃，全世界替美国供货的地区也就随之陷入危机。多数国家试图通过紧缩政策走出危机，但在哈维看来，这不过是加剧了贫富分化。
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哈维重申：资本主义的螺旋式上升已经失控了，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哈维这样的立场，在美国饱受攻击，被斥责“疯狂”。但他坚持此一立场，并幽默地说：反资本主义不是他的 DNA 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奶奶是个“疯狂的社会主义者”，他更未曾加入过共产党──他其实直到35岁才开始阅读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是因为纵观当前世界形势，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这是他认定真正理智的立场。
哈维以城市空间为例说明：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当前的城市化是为了投资者而建设城市，而非为了民众宜居。人们投资不动产是为了增值，而不是为了居住。因此，全球各地都存在库存住房难以消化的问题，少数人占有大量房产，却又有数不胜数的流浪者无家可归。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数以百万的中产阶级流离失所，金融机构却仍在牟利，而政府干预也是服务资方，导致大量财富从多数贫困平民，流向极少数的富裕精英。哈维强调，资本主义的动态机制才是非理性的，我们必须设法控制住资本主义的螺旋，否则就将被过剩的钢筋水泥淹没。
哈维表示，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分析让大家认识到：问题不在于民众愚蠢而懒惰，问题在于资本的运动。美国当下的政治困局，正是对上述问题的体现。过去三十年内是美国史上第一次，资本积累和增长完全没有让劳动者获益，生产力的增长完全被上等阶级拿走。哈维以此解释特朗普和桑德斯这类非传统政治家的崛起──资本的动力（dynamics）转化成了政治压力。
哈维表示，他不认为资本主义一无是处，并不否认资本主义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资本的疯狂螺旋，是我们必须直面并努力解决的问题。”
III： 数位新经济、社会运动与左派的未来
哈维在演讲中分析了中国当下的城市化与资本转移，又通过解剖资本运动，指出我们当代所面临的“螺旋失控”危机。除此之外，哈维还分享了他对当下流行的数位时代新经济，如“万众创业”与“共享经济”模式的观察。
在哈维看来，当下时兴的这些新经济模式，并没有提供一条脱离“螺旋失控”的出路，反而只是一种新的拜物教（fetishism）形式，它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让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数位新经济，仍然是资本螺旋
现在的资本诉诸新的形式，比如“知识经济”，把科技转为商业──手机、app等等，都是经典案例。哈维说，知识经济催生新的科技企业，而单个人也能借助科技力量参与其中（例如P2P点对点网络模式，就消除了中介），从而“非常民主，非阶层化，可能也是解放性的”。他颇为欣赏。
但是，哈维不认为科技创业和知识经济改变了资本主义。
他指出，数位经济的参与者（编按：如工程师、设计师、内容工作者）看似是摆脱了传统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自由劳动者”（free labour），可是仍然被人控制 ── 控制者可以是那些提供平台的大型科技公司，如亚马逊、谷歌、苹果、脸书等等。
至于所谓“知识经济”，也只是让知识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商品化，从而更加深刻地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剥削关系中。在科技创业中，一个新的 app 出现迅速获得注意力，大公司会过来收购，把新技术收为己有。即使是P2P这样的去中心化形式，也很快被大资本垄断。
哈维指出，有人认为新兴的“自由劳动者”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但这种模式其实很久前就有。在资本主义早期时代，曼彻斯特的资本家会把原材料带给当地人，让他们去纺织，然后交回成品，支付相应款项（编按：如同早期台湾家庭代工）。人们在自己家中完成劳动，等待收购者出现，对自己的产品估价。
而现在的这些新商业模式，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关系的回归：商人控制了市场和接触市场的渠道（access to the market）──劳动者创新，资本拿走你的创新品。这只不过是曼彻斯特的旧模式在“创新劳动”（creative labour）的形式中复兴。
创新劳动的剥削与“自主错觉”
哈维提到，他最近在写一篇文章，用到 P2P Foundation 的 Michel Baunes 提供的数据，来计算这些新兴经济从业者的实际工资。据数据显示，这些人的工资仅仅价值2美元一小时，远远低于美国官方规定的最新时薪！这说明“创新劳动”被剥削程度之高。
在时薪变低的同时，像 Uber 和 airbnb 这样所谓的“分享经济”，都很快被资本所垄断。Uber 这样的公司，其理念听起来富有道德情怀，但其劳动却在相当糟糕的合同状态下进行：“那依然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经济。”
哈维由此得出结论：人们寄予厚望的创新科技，没能带来民主力量，只是让极少数人变得极端富有。马克思曾认为，劳动过程会越发处于资本控制之下。今天，数位时代的新经济虽然创造“自己控制劳动过程”的感觉，却仍然是一种外包体系；只不过资本不再用大工厂生产，而是将个人看作免费的自由劳动力。
这种剥削改变了劳资关系，令其更加隐蔽。甚至是不知不觉间你也从事了劳动。他举例说，互联网用户使用 Google ，贡献流量、数据与内容，相当于花时间帮助 Google 创造价值；但用户却未得到任何报偿，而是任由 Google 攫取惊人财富。这是新时代的剥削结构。
新政治格局下，左派不能死守教条
哈维提到，我们必须开展社会运动，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但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往往引发异化的政治活动──资本的动力（dynamics）转化成了政治压力，催生了川普这样的非传统政治家，以及欧洲新法西斯主义浪潮这类现象。因而，当下是一个异常危险的时刻。
哈维提醒听众，在这里需要注意资本主义动力和政治文化系统的交叉。他在讲座中预见了 6月23日英国脱离欧盟“很可能成功”。他说，很多人支持脱欧的理由是由于移民，这是个很糟糕的理由。他说，脱欧本来有很多其它好理由（他自己支持Brexit），而不是打移民牌。
在美国，特朗普也调用了同样的反移民论调。资本此时则说道，“不要怪我们，都怨移民”，资本在自称清白方面可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媒体和政治家也都把问题归咎于移民，产生了反移民的政治。
哈维在反对极右翼势力的同时，也批判了西方左派。他指责不少西方左派过于保守，总是想要回到过去，乞灵于列宁或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传统。
哈维援引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提出，左翼政治需要把自己从传统梦魇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与历史上的列宁主义政党相异的新型组织，将马克思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结构中；其需在新的历史和媒介条件下，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运动。
新劳动型态下的“无产阶级”
哈维说，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福特式”（大工业流水线）转向“后福特式”和“新福特式”。这也让“无产阶级”的构成和反抗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新的无产者── 例如服务业、物流业、餐饮业和零售业员工。然而不幸的是，很多左派人士对于组织“新无产阶级”并不热心，因为这类劳动者的价值生产，似乎与经典左派理论关于“工人阶级”的认知并不相符。
哈维认为，如今时移世易，严格死守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结论，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是理论思考的无能。虽然快餐员工与产业工人有非常不同的特征，但某种意义上说，麦当劳员工已经成为“21世纪的钢铁工人”。
讲座中有学生表示，自己看到底层人的处境，有一种无力感：“我们了解他们的痛苦和渴望，政府为了城市的发展而牺牲某些人。我们自己则是他们牺牲的受益者。但我自己却已经深深嵌入经济结构之中，无法脱离这种生活方式。我应该如何面对自己？”
哈维则反问：“为什么要脱离这种生活方式？现代生活确实带给我们很多便利性。”他提到自己早期在北欧的经历──当时天寒地冻，屋子却没有暖气，人们一起挤在火堆旁，只有半身暖和。“这提醒我们现代社会好的一面。至少我自己再也不想那么冷了。”
他说，“我们不是要消灭现代生活，而是要让现代生活不那么快席卷这一切，避免被消费主义所裹挟。想要更好的生活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可以指责。”
消费主义的阶级斗争
哈维顺著这个思路，也提到当今社会涌现出的，许多针对消费主义的斗争。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只着眼于生产过程中的剥削与阶级斗争；但哈维认为，“价值实现”（消费）过程中，也存在着剥削与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场合提及过这种可能性，但并没有详细阐述过；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状况有关。而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要么忽视它，要么将其视为不那么重要的问题。”
哈维强调，现在劳资关系的普遍趋势是：资方在生产过程中有所妥协，可以给劳工开出不低的工资，却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进行回收。劳工的消费能力变得日益强大，但他们作为消费者，也正遭到层层的盘剥。因而，我们应该认真考察生产和价值实现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并对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剥削与斗争，予以比过去更多关注。
哈维提出，不断上涨的房价、名目繁多的电信和信用卡收费，都涉及阶级斗争。在消费这个实现价值的领域，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流浪汉，反而可能构成新的同盟。在哈维看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应该是生产领域斗争（劳工运动）和价值实现领域斗争（消费者运动）的结合。
麻烦的是，这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相符。而当理论正统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很多人宁可选择死守理论，而不是直面现实。哈维认为，西方社会发生普遍危机，欧美左翼却没能取得什么胜利，这固然有多种原因决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因素是：今日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不尽相同了。
城市与生活空间的政治
时到今日，阶级斗争的首要场域，已经由工厂转向日常生活空间──例如城市。
目前，全世界已有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也越来越难解决。哈维认为，围绕这些城市问题进行论辩，将倍受压迫和剥削的城市底层、弱势、边缘人群组织起来，为更良好的城市权利和更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而斗争，就是今天要解决的宏大历史问题。
城市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今日主导城市发展的权力，正日益落入强大的私人资本和财团掌控之中。哈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指出美国城市街区和普通民众的社区生活，正遭到金融机构的掠夺性贷款破坏和困扰。
不过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社会运动已经证明，一种去中心化和网络化的反抗结构正在生成。例如土耳其因盖齐公园（Taksim Gezi Parkı）遭强拆而引发的抗议运动，巴西因公交地铁涨价而引发的抗议运动。面对这些新形式的运动，我们需要探寻新形式的政治过程，把这些社会运动与传统劳工运动整合起来。
因此哈维倡议，应当建立类似社区委员会的机构，来组织新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对城市空间中的资本运动进行民主化管理，从而反抗资本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创造性破坏”。在哈维看来，那些来自无政府主义和自治主义传统的组织，在近几年的社会运动中表现得有声有色，他们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深入地介入到日常生活的政治之中。
哈维也指出，在探寻网络化组织方式的同时，为了与资产阶级、大资本争夺权力，反资本主义的抗争也绝不应局限于某种去中心化、差异化的反抗策略，而是要共同筹划斗争理论和斗争目标。
在点滴累积中，走向自由解放
哈维提请听众回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工人斗争所做的精彩分析：那些为了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是工人阶级走向自由与解放的第一步。对于哈维而言，“革命”并不是某种突发的，断裂性的“事件”，而是一场漫长的民众斗争和社会运动。那是一个长期的逐步转变过程。
进步是要一点一点累积的。看似不大的要求，也可能会引发连锁的，可观的革命成果，甚至，在暂时的客观形势不可能取得任何革命成果的情况下，左翼也得耐心地寻求有妥协性的方案，而这种方案，仍有可能破除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陈词滥调，并且为新的组织形式开启可能性。
哈维提醒，我们不能抱有幻想，觉得搭乘经济增长的列车，就可以坐等大同社会的来临——那是一种非辩证的经济决定论，也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哈维提出，我们当前的部分目标，就是以新的，不同于既存秩序的原则，来改造和重组日常生活，这是诸多政治行动都应该遵循的方向：为探寻一种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林品，文化研究学者，现居北京。戴娜美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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