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與神經系統

【文：腦博士（Dr. Brain）】

近日有武漢醫院的醫師於medRxiv發表一份未經同行評審（peer review）的文獻，首次披露武漢肺炎（或作COVID-19）可引致神經系統症狀，包括頭痛、頭暈、神智不清、急性腦血管疾病（腦出血／缺血性中風）、味覺及嗅覺障礙，與及肌肉損傷等。最令筆者驚訝的，是於214位研究對象之中，有78位均出現不同程度的神經系統症狀，佔整體患者的36.4%，比例可不少。即使神經系統症狀較常見於嚴重患者（45.5%）之中，但仍然有30%的輕微患者出現神經系統症狀，情況值得關注[1]。
冠狀病毒能直接或間接引致神經病變
翻查文獻，其他冠狀病毒原來都能引致一定程度的神經系統症狀。有接近30%的非典型肺炎（SARS）患者出現不同程度的肌肉損傷。而個別SARS患者亦會出現神經病變[2-4]。亦有嚴重的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出現腦出血及神經病變[5, 6]。目前，醫學界對於冠狀病毒如何引起神經病變並未有一致的定案。無論有關神經系統症狀是由病毒直接攻擊神經系統，定還是因病毒量太多而誘發自身免疫系統去攻擊神經組織所引起的，一旦神經系統被破壞，後果可會是不堪設想的。
甚麼神經損傷
神經損傷泛指一切能導致神經系統受破壞的損傷（廢話）。常見的中樞神經系統損傷包括創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脊髓損傷（spinal cord injury）、腦中風（ischemic stroke）等。周圍神經系統損傷則泛指一切由拉扯、壓傷、甚至斷裂所導致的神經損傷。常見的病變包括腕隧道症候群（carpal tunnel syndrome）、肘隧道症候群（cubital tunnel syndrome）及臂叢神經損傷（brachial plexus Injury）等[7]。某些神經損傷則是由自身免疫系統失調所誘發的病變，經典的例子有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及格林-巴利綜合症（Guillain-Barré syndrome）[8, 9]。一般而言，神經損傷一般會導致不同程度的感覺、語言、運動及認知功能障礙，影響患者的工作，甚至自理能力。
神經系統的自我修復能力非常弱
成年人的中樞系統神經元（CNS neurons）及其軸突（axons）缺乏再生能力。而周圍神經元（PNS neurons）雖然具有再生能力，但其速率非常慢[10]。故此，一旦患者的神經系統（特別是中樞神經系統）遭受破壞，其感覺、運動或認知功能隨之永久喪失（沒法回復至受傷之前的水平）。即使患者立即透過手術修復受損神經，再配合積極的物理治療，患者的運動亦只可以有限度回復。這亦解釋了為何脊髓損傷（spinal cord injury）病人會癱瘓，沒有自理能力，或中風患者會喪失運動及語言能力。故此，各種神經系統損傷確實能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素質。
我們能做的只有避免感染
即使患者出現神經系統症狀，醫生能做的只有紓緩或減輕有關症狀，或對患者作出為期一至兩個月的醫學監測，確保患者的症狀沒有惡化的迹象。若果神經系統因感染而遭受嚴重破壞，患者即使康復，其後遺症亦嚴重影響其生活，對社會亦是一個長遠且沈重的醫療負擔。現時政府死不認錯，沒有及早堵截源頭，繼續中門大開，沒能力採購足夠口罩，無法為巿民及醫護提供足夠的防護，作為巿民的我們，可以做的永遠只是做好個人衛生措施，避免感染。
關注患者後遺，及早做好防護工作
巿民及醫護惶恐的，是武漢肺炎的不確定性：病毒太新，對其認知太少。SARS對香港已是一個沉重的教訓：17年過去，患者的後遺症仍然影響他們的生活。政府「刻意」不作為，即使武漢肺炎死亡率看似不高，康復者潛在的後遺症難道就可以忽視？我們的醫療系統已經百上加斤，不做好防疫，一旦社區爆發，已經超負荷的醫療系統能足以承受康復患者一切的後遺症嗎？對政府多月的「作為」，筆者確實摸不透。


參考文獻

1. Mao, L., et al., Neurological Manifestation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Wuhan, China: a retrospective case series study.2020: p. 2020.02.22.20026500.
2. Chao, C.C., et al., Peripheral nerve disease in SARS:: report of a case.Neurology, 2003. 61(12): p. 1820-1.
3. Stainsby, B., S. Howitt, and J. Porr, Neuro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following SARS: a case series.J Can Chiropr Assoc, 2011. 55(1): p. 32-9.
4. Tsai, L.K., S.T. Hsieh, and Y.C. Chang, Neurological manifestations in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Acta Neurol Taiwan, 2005. 14(3): p. 113-9.
5. Algahtani, H., A. Subahi, and B. Shirah,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of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A Report of Two Case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Case Rep Neurol Med, 2016. 2016: p. 3502683.
6. Arabi, Y.M., et al., Severe neurologic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 virus (MERS-CoV).Infection, 2015. 43(4): p. 495-501.
7. Menorca, R.M., T.S. Fussell, and J.C. Elfar, Nerve physiology: mechanisms of injury and recovery.Hand Clin, 2013. 29(3): p. 317-30.
8. Hughes, R.A. and D.R.J.T.L. Cornblath, Guillain-barre syndrome.2005. 366(9497): p. 1653-1666.
9. Sospedra, M. and R.J.A.R.I. Martin, Immunology of multiple sclerosis.2005. 23: p. 683-747.
10. Liu, K., et al., Neuronal intrinsic mechanisms of axon regeneration.Annu Rev Neurosci, 2011. 34: p. 131-52.

原文刊於作者Medium




from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http://thestandnews.com/%E5%81%A5%E5%BA%B7/%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8%88%87%E7%A5%9E%E7%B6%93%E7%B3%BB%E7%B5%B1/

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统计

来源:
法广


法新社今天3月1日从巴黎发布的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统计：截止3月1日国际标准时间上午11点，全球共有64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疫情，综合各国报告的官方统计，感染人数为87565人感染，其中2990 人病逝。

自周六2月29日国际标准时间17点以来，全球报告的新增确诊新冠病例为1646 例。中国今天通报的新增病例为573例，新增死亡病例为35例。中国内地去年12月爆发疫情以来，累计确诊的感染病例为79824例，其中2870 人病逝。

在世界其他地区，截至今天3月1日国际标准时间11点，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为120例，新增确诊感染病例为1073例。中国之外疫情最严重国家是：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

韩国累计3736个确诊感染病例，含586 新增病例，18例死亡病例。意大利累计确诊1128感染病例,含240新增病例，29个死亡病例。伊朗累计978个确诊病例，含385个新增病例，54个死亡病例。日本累计239个确诊病例，含9个新增病例，11个死亡病例。钻石公主号累计确诊超过700个病例。法国100个确诊病例，含19 个新增病例，两个死亡病例。德国74个确诊感染病例。

法新社根据新冠疫情国家政府提供的官方数字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信息，做出上述统计。疫情扩散升级后，法国和欧洲已采取措施，取消大型聚众活动，比如巴黎定于今天早晨举行的马拉松比赛就没有举行。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E5%85%A8%E7%90%83%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7%96%AB%E6%83%85%E7%BB%9F%E8%AE%A1.html

寫在李澤華被捕後

2020年2月26號晚上10點左右，繼陳秋實後又一位探訪武漢疫情的公民記者李澤華，被國安人員帶離他在武漢的居所，失聯了。

就在幾天前我還沒有聽說過李澤華的名號。至現在我也對他了解有限，只看了兩個直播片段和早前的朗誦視頻：https://youtu.be/np8ZOQATLGY，https://youtu.be/Rb79KQ2Xj6s，https://v.qq.com/x/page/g0350ddxmt8.html
然而他的被捕比先前所有「為民請命」、勇敢發聲、「捨身求法」而遭迫害的人更觸動我，所以我有寫點什麼的衝動。因為如他所說，他今年25歲（多年輕啊），那麼我和他正好同齡。這表明我們是同一代人，成長所處的國家形態、社會文化的大環境之軌跡是一樣的，是同一個。——這也是為何看到他引用魯迅文章裡的話，朗誦《阿房宮賦》，我自認是最能引起一種切近其心理之共鳴的一批人。（濮存昕朗讀《野草》或許水準更到位，但因為代際的差異，衝擊力於我是不如李直接的。）
這兩篇大概是好多代人都學過的中學課文（不曉得現在的教材裡是否還都收錄）。我初學到的時候，風氣沒有先前一代人那麼開放，知道史實不多，因而或許領悟不深；但我那時候風氣比現在又寬鬆不少，文章主旨老師都是給同學們解釋清楚了的，沒有人會說讀不懂，亦不至於因現狀魔幻到了和課文思想鮮明背馳的地步而不敢相信。於是它是一種共同記憶，除非是沒有心的學生才會說現在沒印象。而現在，漫天蓋地的網路空間裡，我們這代人為何卻罕提這些了？
廿一世紀以來中國土地上的義人，早前的劉曉波，近來的陳秋實、李文亮，以及大量不廣為人知或者已被人淡忘的名字，我從前聽聞總雖覺得敬佩但似乎遙遠，只是默默感念，不覺得自己有什麼效仿的必要和肩負責任，有一個理由便是代際差異，因而可以此安慰自己：我的成長環境與他們不同，故而我做不到跟他們一樣是可以理解的，我可以其他不那麽直接的形式作反抗，也能謀得一點心安。即便是董瑤瓊，她也早我半個 decade 出生，我也不了解她為人及言行（然而我完全相信她的清白且心痛她的遭遇）。
而李澤華在我覺得特殊，一是因為他如此年輕，二是因為他本是「體制內」的。
年輕，於是映襯出我們其餘同齡人的怯懦畏縮。
是中國傳媒大學科班畢業的，進入過中央電視台成為主持人的，而這一段履歷按世故可以作以下兩種之一理解：
a. 他是既得利益者，既然能進得了體制，那麼一定是作了許多妥協，不會是真的理想主義者；
b. 他是太過年輕天真，並未見識過現實的鐵拳，理想豐滿但未必諳世情興許易被蒙蔽，不足與謀。
然而事實卻擺明他絕非以上兩種之一。
敢於在封城之後隻身去到武漢，探訪沒有其他媒體敢調查而網絡鍵盤手滔滔議論的 P4 實驗室和殯儀館，他比大多數網絡觀察家還要清醒和決絕。（b滅）
毅然從 CCTV 辭職去做這種注定會被抓的事情，何以既得利益？（a滅）
因而他是更可貴的，更稀缺的表率。央視主持人雖不是官，也有幾分在廟堂的意味；我是從來認為同一個人，不改志向的前提下，選擇入體制內部去為堅守和推進人們的共同價值而努力，而非選擇更穩妥自由的道路，是承受了更大的壓力、能起到更多實際效力、因而也是更可敬佩的。
共同體之為共同體，不在乎體制內外，年齡國別性向，乃至時空區隔亦不足為限，而在乎認同與守護共同的價值。
因此他們的被捕、被封殺是為我們的共同利益而作的犧牲，他們的被捕被封殺即是我們的尊嚴掃地。
我並不想造神或歌頌，但我確乎感到相比之下的十分慚愧。他們是完整的人，大寫的人。我是苟活的人。而李澤華的存在證明了這個國家按其正統意志在這個時代所培養出的最罕見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青年，亦不為它所容，它的宣傳教育徹底淪為一種謊言。
我也喜歡魯迅先生。然而現今也有不少人喜歡引用魯迅名言，喜歡問「為什麼當代中國沒有魯迅」，似乎這樣說說自己就處於姿態的高地了。但我要說李澤華這樣的行動派才是處於繼承先生精神的姿態高地。至於個別張嘴就「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的人士，見什麼人都 PTSD 似的作動機論出身論之臆測，恐怕才是先生要以最大惡意來推測的那一種。
3天過去了，李澤華的被捕所引起的波瀾甚至更微小。「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你說當代中國為什麼沒有魯迅？

附：李澤華被捕前的話

from 熱門文章 - Matters https://matters.news/@tommy20/%E5%AF%AB%E5%9C%A8%E6%9D%8E%E6%BE%A4%E8%8F%AF%E8%A2%AB%E6%8D%95%E5%BE%8C-bafyreicj3b2asuemzcokvn6k7iiendtha5tq7qvffwdkjjociltdq2qn6i

微信牆中牆

十億用戶有一億教張小龍做產品，十分之一，可見不滿的人比例真的太高了。
不談用戶體驗

微信有不少設計缺陷，比如刪好友不是雙向，群聊不能設置頭像，語音六十秒不能暫停重聽一定要從頭開始……一般對微信的吐槽都集中在用戶體驗部分。

雖然大家應該都會承認Telegram體驗碾壓微信，雖然微信的安全性在IM裡墊底（這個不能怪騰訊），雖然拜小龍教徒能為微信的設計找出幾十個合理理由，但本文不打算討論其設計缺陷。畢竟設計需要為現實妥協，需要協調各方資源，最終效果往往不是設想的那樣。

我想談談微信究竟做了什麼讓我如此討厭它，那些微信的主動的選擇而不是被動的妥協，這些討厭更多基於價值觀而不是功能。
主動的作惡

內置瀏覽器

當你希望在App裡打開一個連接，又不想跳出應用打開瀏覽器時，iOS上可以使用(SFSafariViewController)實現這個目的，Android則有 WebView 。當然微信不會把打開鏈接的權力交給系統的瀏覽器，它要控制權，所以微信自己做了一個瀏覽器。

iOS上有 Universal Links，Android上有App Links，允許你在瀏覽器點擊一個鏈接後用相應App打開頁面。比如你在iMessage上給別人發一個Twitter鏈接，點擊後就會用Twitter客戶端打開這條推。畢竟互聯網之所以叫互聯網，就是因為有超鏈接。沒有鏈接起來的網絡是局域網。

但是微信瀏覽器屏蔽了大部分應用跳轉鏈接，只有騰訊欽定的旗下產品才能進入白名單（因為蘋果不允許其他應用商店，所以App Store也在這個白名單裡）。

如果你做過相關推廣頁面就知道，為了中國的廣大微信用戶，你得讓前端為微信瀏覽器的訪問寫一個特例：點擊右上角在Safari中打開。本來一次點擊就能直達目的地，現在托微信的福，程序員、設計師要做額外的工作，用戶需要多點幾下，多等一會才行。

公眾號無法外鏈

萬維網最重要的基礎就是超鏈接，你可以從一個頁面鏈接到任何頁面。

但是微信不行，你只能添加微信生態圈的鏈接。所以對於一個習慣待在微信生態圈的人來說，他只能看到公眾號的內容。

因此公眾號不需要添加信息來源增強說服力，也不能添加外鏈提供擴展閱讀，只能在“查看原文”裡添加一個鏈接，還可能被微信瀏覽器屏蔽。

當然，對於不能外鏈，產品之神說了，這是為了：
為了進一步優化微信用戶的使用體驗，更好地保障微信用戶合法權益

無法搜索公眾號

目前微信只對騰訊投資的搜狗開放了公眾號搜索權限，因此不管是用谷歌還是百度，你都不可能搜到公眾號裡的文章。

公眾號文章的知識產權屬於作者，微信有什麼權力替作者決定屏蔽其他搜索引擎？為了自家產品的流量，犧牲作者的潛在訪客，就為了給騰訊投資的搜索引擎續命。

被主流搜索引擎抓取的意義在於能極大的延長文章壽命，擴大讀者數量。幾年前我在Medium寫過關於蘋方的文章，幾年來一直有人通過谷歌訪問到這來。而公眾號呢？再火爆的文章被轉了幾天就會銷聲匿跡，連十萬+的閱讀量都成了一個遠大目標。作者貢獻出來的知識被藏在微信服務器深處，無法造福更多人。

所以我一直呼籲，不要在公眾號寫文章，如果要寫也得是摘要，再用“查看原文”鏈接到其他真正的互聯網平台上。

強推應用寶

應用寶現在應該是牆內首屈一指的安卓應用市場，但它能有現在的規模跟產品本身並無關係，就像微信能壯大是因為有個爹叫騰訊一樣。微信強制要求所有其他應用的下載必須使用應用寶鏈接——即使是iOS也得先打開應用寶再跳轉到App Store。為了讓自家產品能在微信里傳播，所有中國安卓應用廠商不得不增加一個應用寶的渠道。

當年微軟只不過捆綁了一下IE，也沒禁止你下別的瀏覽器就被罰了幾十億，騰訊這種赤裸裸的捆綁推銷自家產品、打擊競品的行為應該罰多少？可惜，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像資本主義國家會打擊壟斷。
能怎麼辦

我討厭微信，不僅是其糟糕的用戶體驗——體驗往往不能決定我們是否使用一個產品，更重要的是微信的價值觀是邪惡的。

但是我們卻不得不用微信，因為好用的產品進不來，國內的其他產品又不好用。但我們可以盡量減少微信的使用，盡量不讓微信成為掌控我們生活每個方面的老大……老二哥。

比如支付盡量先刷卡(Apple Pay)，不行再用支付寶，畢竟騰訊從來沒有過人工客服，資金問題還是謹慎點好。

寫文章不要用公眾號，找一個能被谷歌抓取到的平台，或者乾脆自建博客，真正掌握自己的數據和知識產權。不要辛辛苦苦碼字到頭來為微信做嫁衣。

我們的牆已經夠高了，我選擇不為牆內的牆貢獻磚頭。


我是本篇文章的作者李大毛，最初该文发表在我的博客《城中村群租房》上，发在这里一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讨论，二是做一个备份。所以虽然行为是“转载”，但也算原创。



原文地址



from 熱門文章 - Matters https://matters.news/@dagou/%E5%BE%AE%E4%BF%A1%E7%89%86%E4%B8%AD%E7%89%86-bafyreiay4vyg4vaqiei42pmypeiulz725iml54bh7gaqbntaltqm23ts44

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历史性协议 暗礁仍不少

来源:
法广

美国与塔利班2月29日在多哈签署历史性和平协议 REUTERS - Ibrahem Alomari

美国多年前发动阿富汗战争就是为了消灭塔利班集团，消灭在阿富汗寄居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本拉登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时被灭了，但是塔利班时不时卷土重来。周六，两个战争仇敌终于坐下来，在多哈签署历史性和平协议，堪称奇迹。

无疑，这一瞬间将在阿富汗历史上留下印记，不过，谁也难以肯定，阿富汗从此的走向是好是坏。但根据外交家们记忆所及，很少能找到一个超级大国坐下来与一个非国家的民兵组织签署协议，华盛顿此举终结了一场持久的战争冲突。

与此同时，在喀布尔，美国国防部长与阿富汗总统发表联合声明，确认美国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在场的北约组织秘书长以及西方大使均为继续支持喀布尔当局背书，等于在邀请塔利班不要过早地宣布胜利。这一联合声明同时也是一个迫使喀布尔当局遵守美国与塔利班签署的和平协议的举止。

多哈签字仪式被认为是阿富汗“暴力减少”的成果，在连续七日内，交战双方遵守停火承诺。根据一项阿富汗内政部提供的资料，2月28日，塔利班发动的攻击从平均70次减少到4次。这一罕见的平静来之不易。根据联合国在喀布尔分支机构的观察，喀布尔市民晚间走出家门，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喜悦。他们这是第一次能够进入长久不能踏入一步的“危险地带”。阿富汗交通轴线上塔利班设置的路障全部去除，这一切在久已不知和平为何滋味的人民中激起了希望。阿富汗总统对本国人民说，暴力将会持续减少，最后达到完全停火的目标。

四页的多哈和平协议的主要设想是，在未来135天，美国将把驻在阿富汗的12000军人减至8600人，并从设置在该国的五处军事基地撤出。美军将在未来九个半月继续撤军，条件是塔利班必须从3月10日起大幅度减少暴力。塔利班还保障，从此将禁止所有外国圣战分子进入阿富汗。

美国在2018年夏天首次打破禁忌，决定与塔利班重新对话，这是自2013年试图接近并未成功以来不可思议的一场举动。因为常规而言，应该是阿富汗政府站在谈判的第一线，否则将冒着失去该国政府信用的巨大风险。

最先几次双方的交换称之为“建立信任”，议题涉及美国监押的塔利班囚徒，阿富汗政府的去向，把部分塔利班负责人从联合国恐怖分子黑名单上取消，以及正式认可塔利班在多哈建立外交办事机构等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18年任命祖籍阿富汗的美国前驻喀布尔大使负责美方谈判似乎为双方接近铺开了道路。

暗礁重重

不过，暗礁仍然很多，首先，如何处置塔利班俘虏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协议，其中5000人将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开始谈判前释放。这些久经考验的塔利班民兵目前关押在阿富汗政府的监狱里，但是阿富汗政府拒绝轻易丢掉手中的这张可与塔利班讨价还价的王牌。作为交换，塔利班必须释放千余名阿富汗政府军的战士。星期日，阿富汗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此声明：政府并无一项释放5000名囚犯的承诺，但他表示，交换俘虏可以在阿富汗内部各方谈判进行。

另外一个暗礁是美军在阿富汗的存在。塔利班将美军撤出作为签署和平协议的先决条件，华盛顿似已接受这一条件。但是，美军及所有外国驻军全部撤出很难完全落实。特朗普今年初在达沃斯论坛曾明确表示，美国会在阿富汗留下一支反恐部队。这也是美国国防部与美国共和党坚持的条件。而且，和平协议指出，美国承诺为阿富汗武装力量的培训寻求财政支援。在今天，阿富汗武装力量的工资，军备全部由美国提供。

多哈协议将为真正的和平谈判—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谈判铺路，如若成功，将在把塔利班纳入国家机构与军队的同时实现国家持久和平。显然，这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根据分析，如果说塔利班已经做好这一谈判准备，争取融入国家体制，阿富汗政坛各派对此仍然存在严重的歧见。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富汗的政治前途仍然很不明了。

尽管未知的因素可能打断阿富汗和平进程，显然，阿富汗产生了许久未有过的希望。是时候了，阿富汗人付出的代价太大。自2010年以来，10万平民丧生，自2001年以来，美国人为阿富汗的重建以及军费付出了9150亿欧元的高昂代价，厌倦战争的情绪在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中起到了作用。塔利班有一句著名的话语：“你们有表，我们有时间”，也许塔利班真正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很多了。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E7%BE%8E%E5%9B%BD%E4%B8%8E%E5%A1%94%E5%88%A9%E7%8F%AD%E7%AD%BE%E7%BD%B2%E5%8E%86%E5%8F%B2%E6%80%A7%E5%8D%8F%E8%AE%AE%7C%E6%9A%97%E7%A4%81%E4%BB%8D%E4%B8%8D%E5%B0%91.html

【立場新聞】香港攝影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 強烈譴責警方襲擊記者

【文：香港攝影記者協會】

大批市民昨夜(2月29日)晚上在太子一帶聚集，紀念8.31事件半周年。警方行動期間，多次使用胡椒噴劑、胡椒球槍等武器無理攻擊記者，更有記者被警員無故扯去防毒臉罩的濾罐，有關行為極具惡意。

晚上11時左右，兩批警員於旺角豉油街、西洋菜街位置圍堵大批市民和記者，在沒有任何衝擊、擲物和叫囂的情況下，以胡椒噴劑「沖身式」噴灑在場所有人超過20秒，多名記者被正面噴中。

當中一名攝影記者被大劑量胡椒噴劑噴中後一度意識模糊，需由義務急救員治理，亦有記者被警員推撞倒地，需由救護車送院治理。一名《香港電台》攝影記者配合警員指示後退期間，有警員突然情緒失控衝前扯去記者防毒臉具上的濾罐。

凌晨12時，警方再次行動，在旺角登打士街圍堵大批市民和記者，不讓任何人離開，在現場沒有任何衝擊、擲物的情況下，無差別以胡椒球槍掃射，多名記者中槍受傷。

本會重申，現場並沒有衝擊行為，記者亦配合警員指示正在後退，或者是被警員圍堵而無法離開，但部份警員仍然情緒激動，主動施襲，行為極具惡意，並無驅散的作用，傷害記者的目的明顯。本會亦留意到，近月並沒有大量示威活動，但前線警員仍然情緒失控，並習以為常地用粗口辱罵記者。本會強烈譴責警員對記者施襲的行為，要求保安局正視警員紀律問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責任。



（原刊於香港攝影記者協會FB）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20/03/1394.html

紀永添：武漢肺炎已打亂中國的戰略規劃

中國所爆發的武漢肺炎已經讓湖北省全境與中國多個重要城市宣布封城，對於中國社會與經濟的衝擊不言可喻。未來疫情會持續多久，影響範圍會有多大，目前仍難以估計。但在這個時候爆發，對中國來說恐怕是最不利的時機點，勢必將全盤打亂中國的戰略規劃。關鍵原因在於美中關係在這幾年裡急轉直下，美國除了發動貿易戰以外，在科技、外交、軍事上也不斷加強圍堵。不過美國要調整全球部署，需要一段時間，再加上中東局勢紛擾，讓美軍強化印太地區軍事力量的計畫進度緩慢，遠不如中國的地利之便。中國在經濟上以一帶一路為先鋒，在軍事上蠶食鯨吞南海地區，並以遠航訓練為名，展開突破第一島鏈的凌利攻勢。可是中國過去長期經營下所擁有的局部優勢，很可能因為武漢肺炎的爆發，完全付之一炬，讓情勢產生截然不同的變化。


財政問題已經影響中國海軍造艦計畫


中國海軍的發展，大略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剛剛建國以後，到冷戰結束之前，這時共產中國因為受到圍堵，又相對貧困，只能維持最基礎的近岸防禦能力。第二個階段是冷戰結束，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的經濟快速起飛，解放軍也開始有資源進行發展，海軍的活動範圍很快從沿岸地區擴展到第一島鏈以內，也就是從近岸防禦走向了近海防禦。這樣的快速發展一直持續到最近幾年，中國的軍機與艦隊在黃海、東海、台灣海峽、南海活動，已經是司空見慣之事。但中國的野心是要走到第三階段，也就是建立起遠洋海軍，突破第一島鏈的限制，與美國在全球爭霸。近年來中國大舉興建新型驅逐艦，發展航空母艦戰力，在南海擴張勢力範圍，軍機與艦隊頻繁穿越巴士海峽與宮古海峽，都可以視為是中國正邁向第三階段的結果。


從中國海軍的三階段發展可以看出，海軍的發展除了受到國際情勢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經濟能力。中國海軍能從近岸防禦走向近海防禦，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經濟起飛。中國在2019年能一口氣下水二十幾艘軍艦，並在遼寧號與山東號服役之後，再計畫興建兩艘更大型的航空母艦，關鍵都在於前幾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巔峰時期。但是美中貿易戰的爆發，讓中國的經濟蒙上了第一層的影陰，雖然官方不願意承認，不過從許多蛛絲馬跡來研判，財政問題已經影響到中國海軍接下來的造艦計畫。比如山東號之後興建的航空母艦放棄使用核動力，官方媒體還報導解放軍宣誓將全力確保後面兩艘航空母艦的興建不受影響，言下之意就是其它的造艦計畫將會暫時放緩。而武漢肺炎對於中國經濟的衝擊更大，未來勢必會影響到中國解放軍的下一步發展。



財政問題已經影響到中國海軍接下來的造艦計畫，圖為山東號航母空照圖。（湯森路透）


就像「中國製造2025」一樣，中國也為建軍目標定下過時間表，習近平曾經公開宣示要在2049年把解放軍建設成「世界一流的軍隊」。這一年也是中國建政一百周年，許多觀察家都認為中國會希望在這一年之前解決兩岸問題，甚至不排除武力統一台灣。2049年距今差不多30年，解放軍如果要一圓強國大夢，的確需要在這幾年開始發展遠洋海軍，建立足以跟美國比肩的航空母艦艦隊，否則不太可能在這個時間表內達成目標。但武漢肺炎所造成的衝擊，除了會讓中國邁向遠洋海軍的夢想再延宕一段時間，還將使中國失去與美國競爭的關鍵時機。經濟的損失或許可以在幾年內彌補回來，不過更現實的問題是，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已經越來越嚴厲，中國失去這重要的幾年時間，會讓美國有時間完成包圍網，重新取得優勢，這是無法彌補回來的損失。


美國將有時間完成對中國包圍網


美國之前在南海爭端中無法取得絕對的優勢，在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外交戰上屢屢受挫，都在於美國反應不及，而讓中國先馳得點。美國陸軍所要部署的「多領域特遣部隊（Multi-Domain Task Force）」，要在2021、2022年才能進駐到西太平洋地區，真實形成戰力也還需要一段時間。美國國防部長埃斯柏說，依照全面國防檢討（defense-wide review）所進行的全球軍力調整，最快要從下一個會計年度才會開始逐步推動，更不用說為了補足太平洋地區水面艦艇與潛艦數量不足而展開的造艦計畫，才剛剛著手進行，需要幾年時間才能看出成果。在高超音速飛彈的競爭方面，美國目前也處於暫時落後的狀態，正在急起直追，希望能趕上俄羅斯與中國。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三軍所發展的高超音速飛彈，要能達到初始作戰能力，也還需要一段時間。



美國陸軍所要部署的「多領域特遣部隊（Multi-Domain Task Force）」，要在2021、2022年才能進駐到西太平洋地區。（圖片取自facebook.com/USarmy）


整體來說，美國的綜合國力遠遠超過中國，這幾乎無庸置疑。中國在這十幾年間成功利用地緣優勢，趁美國仍然身陷反恐戰爭泥沼中的絕佳機會，在西太平洋與美國分庭抗禮。美國社會雖然一直有人強烈主張，中國未來勢必會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必需提早因應，但遲至川普上任後，於2017年白宮所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才真正成為政策。在這份報告裡，美國首度將俄羅斯與中國並列為未來的戰略競爭對手，但即使如此，美國希望與阿富汗的塔里班和談、撤出敘利亞戰場、離開西非這個動盪地區的計畫，仍進展的極不順利。在這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裡，美國是政策宣誓的成份居多，實質的調動部署比較少。並不是說美軍沒有奉行白宮的國家安全戰略，而是在短時間內要進行轉向有其難度，這也讓中國有了寶貴的機會，暫時取得優勢。


在軍事競爭外，中國在地緣上的優勢，也可以從中國與東協國家所組成的自由貿易區中看出來，中國藉由自身龐大的內需市場與世界工廠的優勢，讓東協國家俯首稱臣。美國前國防部長馬提斯曾經公開說過，中國這種行為是在建立新時代的朝貢貿易，雖不中亦不遠矣。一帶一路可以視為是中國成功以商業利益攏絡東協國家後，進一步推動的經濟攻勢。美國將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後，在西太平洋的圍堵並不順利，甚至也無法阻止部份歐洲國家採用華為的電信系統，都肇因於中國的這套綿密戰術。但來勢洶洶地武漢肺炎在疫情失控後，第一個出現的國際效應就是各國紛紛斷航，這對中國來說是個極大的打擊，畢竟隨之而來的就是貨品與原料供應鏈斷裂，讓各國開始尋找替代來源，這會讓中國退下世界經濟火車頭的寶座，失去影響各國的關鍵武器。


武漢肺炎奪走了中國最重要的「時間」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中國在武漢肺炎爆發之前，才跟美國簽定了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讓美中貿易戰暫時停火，可是現在已傳出中國很有可能援引因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履行的條款。雖然大家都知道武漢肺炎對中國的確造成重創，但中國連一天都沒有履行第一階段的條款就毀約，無疑會影響到第二階段的談判。過去很多專家都認為，習近平對於美中貿易戰的策略，是以時間換取空間，偏偏武漢肺炎這個危機奪走了中國最需要的時間。中國沒有辦法在美國進入總統大選年的這個空檔，重新部署並休養生息，未來的美國總統在上任後，如果立刻要求展開第二階段的貿易談判，甚至以更嚴厲的手段來施壓，對中國來說可能會是毀滅性的打擊。或許有人會認為美國不會如此趁人之危，但中國不也是趁人之危而在西太平洋坐大，開始威脅美國的霸權？




武漢肺炎對於中國經濟的衝擊更大，未來勢必會影響到中國解放軍的下一步發展，圖為空蕩蕩的上海機場。（湯森路透）


經濟與軍事是看得到的層面，而看不到的另一個危機，是中國投注了十幾年心力與資源的「中國對外宣傳大佈局」也遭遇重挫。這個簡稱大外宣的計畫，讓中國能影響他國的社會輿論，並控制國際組織，以擴大中國的影響力。WHO秘書長在此次防疫上荒腔走板的表現，就說明了中國的大外宣在這場危機下，是如何變的荒謬可笑。中國急急忙忙要求將武漢肺炎改名，說要避免污名化中國，其實說不出口的是，這場武漢肺炎對中國近年來苦心建立起來的形象，已經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無獨有偶地，美國國務院在近日宣布，要將包括新華社、環球電視網等五家中國媒體視為是外國使節團，要求必需受到相關法令的規範，因為這些媒體完全聽命於中國政府並為中國進行宣傳。這一件事也說明了中國的大外宣不止受到疫情的影響，更已引起美國的警覺。


台灣要多做少說


從軍事、經濟、對外宣傳等各種層面綜合來看，武漢肺炎對中國造成的影響絕對會非常深遠。雖然就目前來說，中國一定會把數據做到疫情在幾個月內完全獲得控制，並全力復工，以減輕經濟的衝擊。但習近平的政權穩定度，恐怕早已受到了影響，特別是習近平想要長期掌權的計畫，已失去合理性。明年是中國共產黨創黨一百周年紀念，原本應該要大肆慶祝，宣傳由共產黨一黨專政是對中國最好的制度，不過這勢必會受到中國社會的強烈質疑。習近平的政權不穩，或是無法有效掌握解放軍，會不會造成台海情勢的緊張，值得台灣在加強防疫之際進一步小心應對。中國在如此緊繃之時，仍不忘派出軍機繞行台灣，甚至傳出鎖定國軍升空警戒的戰機，台灣不能排除中國是想藉機挑釁以轉移國內的壓力，美軍會進行預防性的嚇阻行動，絕非無事生非。


從美中貿易戰開始，台灣就是間接的獲益者，因為大批台商返回台灣投資。這一波武漢肺炎一定會讓更多國際企業離開中國，或轉單到台灣，對台灣是危機也是轉機。雖然短時間內要嚴防中國蠢動，但長期來說，中國在西太平洋的擴張速度將受到很大影響，在國際上對台灣的打壓可能變本加厲，不過掌握國際組織以遂行中國利益的作法，會逐漸受到國際質疑。武漢肺炎的爆發是西太平洋情勢的轉捩點，更打亂中國的部署。過去常有很多人說，兩岸是在比氣長，也有很多人認為時間並不站在台灣這一邊，但從這一次的情勢來看，錯失黃金機會的是中國這一邊。台灣夾在美中兩強之間，在這關鍵的時刻，要多做少說，全力防疫，振興經濟，加強國防，擴展外交，靜待發展，千萬不要被對方挑釁，或許才是聰明的方式，忍耐克制有時是最好的反制。


※作者為軍事研究者


——上報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2/blog-post_444.html

哲学教授周濂：对一个人的最低和最高期望是什么？做个人。

2020年2月14日，我代表某报采访周濂，但因各种原因最后于3月1日在周濂的微信公号“布谷在歌唱”上发布访谈内容。发布两小时后，原文被微信官方删除。此文是编辑过的全文。

2020年2月6日晚，时隔8年，周濂在基本退出微博后，重新开始活跃起来。

“要问自己，在需要说真话的时候，仍然选择沉默乃至于附会谎言吗？要问自己，在需要反抗的时候，仍然选择逃避乃至于为虎作伥吗？要问自己，当时间到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像李文亮那样，明明白白地做人。”他在2月7日的一条微博写道。

周濂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也是象牙塔中为数不多具有强烈现实感和问题意识的学者。他 1974 年生于浙江遂昌，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语言哲学，著有《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正义与幸福》、《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

关于为何重启微博？周濂称，“因为在非常时期，我想用更直接的方式表达观点”。而那两天其实也是他心态上的转折点。此前，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周濂一度陷入自闭和抑郁，“几乎失去了表达欲”。

“可以说这场疫情让我重新开始关心世界，慢慢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外部。因为有丧父之痛，对生离死别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他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一直关注进展，但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学者，目前并不能提出一些既新鲜同时又能公之于众的观察，所以婉拒了很多约稿。

但是，他和许多人一样，心中有不少困惑：“比如第一例确诊病人的信息非常有限，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消息说他与华南海鲜市场并无关联，那么他是从哪里感染的这个病毒？这些关键信息好像至今没有特别有公信力的解释。”

以下为周濂的访谈节录。


电影《传染病》剧照

反思公民与国家、制度与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

Q：疫情期间，每天你是怎么度过的？

周濂：之前的日子按部就班，早上送孩子上学，然后去办公室或者咖啡馆工作，下午再接她放学。现在因为隔离在家，必须全天伺候小主，所以我们分工合作，白天刘老师带娃，我看书备课，到了下午，我再接手，陪读陪学陪玩。

Q：整个春节期间你们都没有回去吗？

周濂：我于1月19号回杭，27号返京，然后一直居家隔离。

回杭州的当天，钟南山还没有接受央视采访，武汉也没有封城，但是我们已经感到情况不妙，我从家里翻出10个口罩，但是到了机场以后，发现几乎没有人戴口罩，于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反应过度，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最后“裸奔”回的杭州。

原本打算年后把我妈接到北京，结果在杭期间形势急转直下，打乱了我们的全部计划。期间数次更改行程，最后决定大年初三提前独自返京，老妈继续留在杭州我哥家里。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初三返京人流较少、相对安全，但是对于有基础疾病、免疫力相对较低的老年人来说，旅途风险太大。

Q：现在家里老人情况怎么样？

周濂：我母亲有胆结石，发作的时候非常疼，整宿睡不着觉。过去一个月她发作过三次，每次都需要去卫生所打点滴，一打就是两三天。疫情全面爆发之前，大家没有防范意识，去打点滴时没戴口罩，人群也很拥挤。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怕。我其实已经给她约好元宵节以后在北京人民医院动手术，现在这个计划也要延后。

Q：回头来看，你觉得这段时间你在心态上有什么特点或者变化吗？

周濂：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家父12月18号突然离世，对我打击很大，一度陷入自闭和抑郁，几乎失去了表达欲。疫情爆发之初，虽然也看电视、刷微信，但我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完成服丧期间的各种仪式，怎么安抚母亲情绪，以及自我的心理疏导。可以说这场疫情让我重新开始关心世界，慢慢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外部。因为有丧父之痛，对生离死别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

Q：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变化？

周濂：李文亮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发了朋友圈和微博。这个事件对我冲击非常大。

Q：能不能具体讲讲这个冲击？包括你为什么时隔多年重启微博？

周濂： 微博会让人的生活碎片化，思考碎片化。公共发声的渠道有很多，微博不是唯一的平台，我不擅长点评时事新闻，也不打算维持人设，所以很自然的，我在2012年选择退出了微博。

但是李文亮医生的不幸病逝，让我重新有了发微博的冲动。因为在非常时期，我想用更直接的方式表达观点。

李文亮不是“第一个“吹哨者，甚至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吹哨者”。12月30号他在微信群里发出的警示，更像是“耳语者“或者”泄密者”做的事情。遇到危险时，告诉亲朋好友“注意安全”；遭到高压时，会感到恐惧和害怕，虽然不情不愿，但是依然会签下“明白”二字。凡此种种，都是普通人非常自然的反应。

对我来说，李文亮绽放出人性光芒的时刻不是12月30号，而是1月31号他在微博中贴出训诫书，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说出“真相比平凡更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刻。正是在这些时刻，他的认知上升到更高的高度，进入到高度自我反思状态，这是我特别看重的地方。我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次疫情，通过李文亮医生的遭遇，能够开始这种反思公民与国家、制度与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



周濂的微博

武汉应对突发传染病的模拟演习更像是一种表演式的勤政

Q：这段时间，你在读哪些书？

周濂：最近在读《瘟疫与人》，我希望整体了解瘟疫在人类历史当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被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突发事件攫取全部的目光。

另一本是《后真相时代》，这本书的可读性很强，有很多生动的案例。一些概念上的辨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作者认为存在三类沟通者，第一类沟通者是倡导者，所谓倡导者就是用竞争性的真相去营造比较准确的现实印象，以实现建设性的目标。还有一类沟通者是误传者：无意中传播歪曲现实的竞争性的真相。最后一类是误导者，故意用竞争性征象营造他们明知不正确的现实印象。

按照以上标准对李文亮医生、训诫他的警察，当时起哄围观以及现在重新开始反思的网民进行分类，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李文亮绝对不是误导者，也不是误传者，而是倡导者。

Q：这段时间，你在看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电影吗？

周濂：前两天看了《传染病》，这是非典型的好莱坞灾难片，虽然大牌影星云集，但没有真正意义的主角，也没有刻意营造惊魂时刻，叙事方式相当克制，甚至有些平淡，但对今天的这场疫情却有着惊人的预见性，很多角色和细节都能对号入座、毫厘不爽。

看电影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如果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看这部电影，到底会是怎样的感受？进一步的，如果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看比尔·盖茨2016年的Ted演讲，又会是怎样的感想？它们会给我拉响警报，做好心理准备，帮助我更从容地应对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这场疫情，我根本不会关心这些资讯，即便看了，也不会认真对待。

这让我想起前两天读到的一则新闻，2019年6、7月份的时候，武汉已经做过应对突发传染病的模拟演习。显然，从事后武汉政府手忙脚乱、前后失据的应对不难看出模拟演习并没有真正的实战意义，更像是一种表演式的勤政。

Q：最近你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吗？

周濂：最近主要在读书和备课，没有写作或者翻译。下学期我在人大有一门研究生课程“当代政治哲学”，计划带学生读“政治现实主义”和“身份政治时代的社会正义”的文献，这都是过去三年我反复思考的主题。上学期我带学生重读了罗尔斯的后期著作《政治自由主义》，读完以后，我想从头梳理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各种批评观点和意见，正反观点反复校勘和验证，再去爬梳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

其实心绪很难平静下来，因为你会时不时地点开新闻，很难让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保持连续性。

Q：关于疫情，你在做日常观察和记录吗？

周濂：一直在观察，小到海淀区每天增加多少病例？离我的小区到底有多远？大到全国范围内的疫情走势，还有读一些专业人士分析。但是没有做特别自觉的记录。

有不少朋友向我约稿，我都婉拒了。目前为止读到很多非常有分量的分析，很多视角大家也都反复探讨。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学者，能不能够提出一些既新鲜同时又能公之于众的观察？我觉得我还需要再沉淀。



确定病理源头和制度源头才能真正把握疫情真相

Q：关于疫情的出现和应对，你认为需要讨论或反思的有哪些问题？

周濂：我的困惑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困惑。比如第一例确诊病人的信息非常有限，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消息说他与华南海鲜市场并无关联，那么他是从哪里感染的这个病毒？这些关键信息好像至今没有特别有公信力的解释。

再比如说，1月中旬的时候，一线医生就明确表示专家组制定的确诊标准过高，会遗漏掉大量疑似病人，而这些疑似病人散落在社区、医院、市场，会造成进一步交叉感染，为什么直到2月13日才把标准降低，然后出现湖北一天暴增14840名确诊病例的局面？疫情爆发之后，湖北的公共卫生系统面临极大压力，医疗资源极其匮乏，重症病人得不到有效救治，轻症患者居家隔离导致病情加重、传染家人，非肺炎患者因为资源挤占进一步造成次生灾难。这些问题仅凭借常识都能预见，为什么有关部门的反应会如此滞后，到底是个别领导的问题，还是整个官僚体制的结构性问题？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到底错过了多少关键时刻？

如果不能确定病理源头和制度源头，就无法真正把握这场疫情的真相。

Q：你对普通人有什么建议吗？比如我对你这次在社交媒体上说的那段话很有感触：“要问自己，在需要说真话的时候，仍然选择沉默乃至于附会谎言吗？要问自己，在需要反抗的时候，仍然选择逃避乃至于为虎作伥吗？要问自己，当时间到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像李文亮那样，明明白白地做人。”

周濂：这句话首先是说给我自己的。李文亮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为什么普通人也能照亮世界？因为在他的身上闪现着人性的熹微之光。对一个人的最低和最高期望是什么？做个人。这就是李文亮带给我的最深感触。如果时间倒拨6个月，我猜想他不会说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这句话。

Q：但有一点很特别，他有一条微博是关于温州动车事件的王青雷。

周濂：我不知道他的这条微博。这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2月6日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的确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但是在这之后，又会有多少人能够把这种触动转化成对某些价值和信念的坚守，并且重塑他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概念框架？我对此并不乐观。每一次爆发重大公共事件的时候，都会让很多普通人开始反思，开始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是，时过境迁之后，巨大的心理惯性和社会惰性，又会把他们重新拉回舒适区。

每个人都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操练，自觉地锻造、强化来之不易的认知，努力告诉自己不要遗忘。但是与此同时，会有另外一种力量不断地强迫你遗忘，它会讲述完全不同的故事，争夺真相的解释权。


李文亮医生的微博


让共情和理性组成一个完美组合

Q：从政治哲学角度，“愤怒”是你2019年最关心的问题，最近你也在微博上说“敢于运用你的理性，敢于表达你的愤怒”。能不能讲讲愤怒的恰当性？如何理解愤怒和正义、愤怒和行动之间的关系？

周濂：我反思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慢慢失去愤怒的能力。因为有太多的话不能说，也有太多的话说了没有用。但是，这一次的疫情让很多人重新开始愤怒的表达，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仅靠愤怒不能把我们带往一个有建设性的未来，我们还需要借助理性和专业的思考去约束、引导愤怒。

说到愤怒的恰当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维度，就是当弱者向强者表达愤怒，想要追求一个正义的后果、更好的未来时，往往会遭到来自强者的迎头痛击。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愤怒往往会适得其反，进一步恶化弱者的处境。所以我们不仅要思考愤怒的道德正当性，更要思考现实策略性。

并不是所有的愤怒都是道德正当的，人们可能基于错误的前提或者自我理解产生愤怒。但是，我觉得现实策略性可能是更重要的考虑，当弱者想要跟强者进行抗争的时候，你需要道德的加持，明智的策略，以及虽然微小但却必要的实力，三者缺一不可。否则，我看不出任何强者会出于纯粹的道德内疚感主动接受来自弱者的约束。

Q：能不能给读者推荐一些相关的书或影视剧帮助思考和理解此次疫情？

周濂：除了《后真相时代》，我还想推荐保罗·布卢姆的《摆脱共情》。

我一度认为，让这个世界变好或者不致更糟的方法无外乎两种，一是增强人们的理性能力，二是提高共情能力，后者也许比前者更重要。

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共情也许不能拓展我们的世界，反而会让我们陷入更狭隘的处境。布鲁姆的主要观点有6条：1，共情就像一盏聚光灯，让人只能看到并关怀眼前的几个人。2，共情是带有偏见的，会让人更倾向于表现出狭隘的地方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3，共情是短视的，会让人只顾眼下，做出一些现在看来好处多多，在未来却会引发灾难性后果的事情。4，共情是得不偿失的，会让人为照顾一个人而损害更多人的利益。5，共情会慢慢腐蚀人际关系，让人不堪重负，削弱人们保持善良和爱人的能力。6，共情也会激发暴力，人们关爱自己亲人和同族的强大力量往往会带来战争，让人残暴地对待他人。

我最感兴趣的是第6个观点。布鲁姆认为，在冲突与战争的环境中，共情更多扮演的是油门而非刹车的角色，因为人们的共情对象总是针对“朋友”而非“敌人”。有人也许会反驳说，那就让我们尝试着对敌人产生共情吧，这样就能减少暴力与伤害了！对此布鲁姆的回答很明确：“共情的工作机制并非如此。要求一个人关怀自己的孩子那样关怀敌人，就好比要一个人像吃苹果那样爱吃狗屎，这在逻辑上讲得通，却有违人类心智的工作模式。”

《摆脱共情》这个书名有误导性，布鲁姆并非彻底否定共情，他的基本结论是，人们往往夸大共情的作用，对它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摆脱共情，而是要摆脱对共情的误用，或者说让共情和理性组成一个完美组合。只有这样才能让相互分离、彼此不理解的个体产生连接。哪怕无法达成共识，但至少能够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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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博学 没有共产中国的世界

来源:
民报

华府几个涉中国问题的智库，最近相当忙碌，尤其是“武汉肺炎”爆发以来，美国应该如何应付“后瘟疫时代的中国”，很多智库意见相当分歧，一派人士认为，习近平仍然牢牢掌握权力，另一派认为，习近平权力正在稀释。

根据“美国情报总监”提供给白宫的情报说，“习近平为了加强对社会群众的掌控，防止民变，已经50年不见的‘文革式运动’再度复活”。这些街头红卫兵，本来的身分是“红巾”大哥，从巡视街坊违规事件，摇身一变，干起解放军的差事，说是防疫，还不如说是发动社会暴力恐吓，制造人心恐惧。50年前，毛泽东担心失去权力，大搞红卫兵运动，保护自己，如今街头红卫兵现踪，直接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受到挑战。未来，中国会从一人独裁，过渡到多头分权，或者，习近平会直接被赶下台，新强人取代，引起外国媒体关切。

习近平的伟大中国复兴，已经全面失败，甚至个人错误判断，酿成这场悲剧。就算暂时延迟两会召开，瘟疫后，算总账的时间，势必来到，就好像当年搞“大跃进”，却变成大饥荒，饿死3000万人的毛泽东，必须为历史错误负责。

俄罗斯揭露武汉搞生化武器

习近平权力已经不稳，最直接的观察就是普丁扮演的脚色。俄罗斯是全世界唯一透过官方认证，揭露中共在武汉生物实验室搞生化武器，以致于造成病毒外泄，害惨全世界的国家。以普丁和习近平拜把兄弟的交情，这个动作相当罕见，其他国家就算质疑，也只是科学家自身质疑，不像俄罗斯官方出面，如此直接肯定。未来全世界的国家，会依据俄罗斯的揭露，作为在国际法庭上，向中国控诉，求偿的证据，这一点对中共相当致命。

从以上的迹象显示，武汉肺炎肆虐全球，有关中共政权是否因为瘟疫挡不住，引发大规模民怨，直接导致政权垮台的预测，也开始盛传。尤其是美国情报界掌握的资料称，“中共中南海高层，在疫情失控时，出现准备逃往国外寻找庇护”的讯息。如今，习近平派出“禁卫军”接掌武汉之后，出台的疫情数字，时高时低，明显有搞数字维稳的趋势，让全球对中国瘟疫疫情，陷入迷乱，也等于中国政府直接干预，决定对瘟疫疫情盖牌。稍早，几位不怕死的中国公民，还会偷偷传出武汉的实况，更真实的影像。现在，公民被失踪，搜捕取缔手段，更加厉害，境内中国人已经很难翻墙上网，双眼被蒙蔽，甚至连官方公告确诊和死亡数字，也属于政治数字。习近平说，“各地可以复工”，地方就制造疫情降低讯号，如果习近平说，“武汉肺炎疫情，还没到拐点”，地方的数字就会上扬，以配合习近平的金口直断。

持续封城将爆发饥荒与民变

80个城市封城一个月，底层老百姓不做工，没赚钱，直接面临没饭吃。以目前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福利，中共没能力供养数千万失业工人。尤其是民间中小企业，不开工，不开店，接下来就是饥饿，然后就是民变。因此，不怕死的地方政府只好奉命开工，可以预料，第二波的感染肯定会爆发。对中共这种政权而言，就算死掉一半人口，可以永保红色政权永续执政，习近平不会手软。从目前趋势来看，习近平正在走这一条道路，只要老百姓有工作，有饭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发生，就算死一些人，那么，红色政权就会安然过关。但是，这条路的最大变数，就是复工后的瘟疫感染是否加剧，一但老天不给习近平机会，瘟疫感染以及死亡增加，势必引发地方政权的反弹，甚至加速外商和台商的撤离，中国这个时候的民变会更加扩大，这时刻，也就是习近平玩完的时候了。

50年前，毛泽东搞文革运动，巩固自己权力，那时候，中国的社会背景不同，多数人一穷二白。现在，中国所谓中低阶层或许贫穷，却可以温饱，即便知识有限，但是，资讯还是比过去开放。在大疫之前，中共无能抗疫，已经是事实，如果习近平只能让中国人在瘟疫死亡和饿死死亡之间，选择一种死亡方式，那么跳出来造反的人，肯定会增加，因为横竖是死，那就造反了吧，人不畏死，革命才可能成功。

中国会不会在瘟疫之后，迎接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国家，命运的决定权，还是在中国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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