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澳联合声明：对中方行为“表明深刻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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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中)2015年5月30日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日本防卫大臣举行会谈
就在南中国海局势目前正在中美军事立场对立中突显冲突危机之际，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周六（5月30日）在新加坡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举行了会谈。会谈 伊始，中谷即介绍说，“通过新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关系)跨出了新的一步，日本已经开始审议支持指针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对此，卡特回答 说：“作为日本的同盟国，有关很多的安全保障课题今后也希望持续良好的伙伴关系”。
中谷接着针对南中国海的问题说：“日本不仅关注东中国海，而且对南中国海问题也非常关注，希望为了这一地区的安定，与周边国家携手合作”。卡特答： “我们对中国迅速的动作持有强烈警戒感，我们赞扬日本希望参与南中国海的问题”，双方达成一致反对中国企图用力量改变现状的意见。
日美澳合作
当天，日美两国的国防部长还与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德鲁斯举行了三边会谈，并在之后发表了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跃行动“表明深刻悬念”的联合声明。
三边会谈中，中谷也向安德鲁斯说明日美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他说：“新指针让日美的合作成为全球规模行动，希望与澳大利亚一起三国紧密合作”，卡特也在三边会谈中说：“希望三国基于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合作，联合克服亚太地区的课题”。
以上三国在联合声明中，不仅要求中国停止造岛、抑制促使局势紧张的挑衅行动，还达成日美澳定期交换导弹防御事务的意见。
日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范围是最近倍受日本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在4月28日日美发表新指针、5月26日起日本国会开始审议作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 权和支持新指针的法律依据的多个相关法案以来，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如何解释有关法案、如何界定日本自卫队在全球规模的行动准则最迫切的课题就是如果中美在 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日本是否行动支持的准则。
立场推移
安倍5月28日在国会众议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上回答这一问题时，没有否定南中国海也属于自卫队援助美军后方依据的《重要影响事态法案》覆盖对 象；他还不指名地针对中国说：“某国正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希望暂避说明是否具体地把此作为法律对象”。
不过，安倍同时也没有否定的立场立即引起日本国内外关切；中国驻日使馆发言人何振良当天就在记者会上既强调中国希望日方汲取历史教训，重视亚洲邻国 关切的安全，希望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上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也以最近日本执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3千日本各界人士访 华与中方友好交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首次参加这种大规模中日友好活动的事例，来突出中日正改善关系。
指名批评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周六在新加坡防务论坛的公开发言，可以说是改变了日本迄今为止不点名批评中国的方式；他直接表示：“中国活跃的海洋行动令人极为遗 憾，就在这一瞬间，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建设机场跑道的建设也在迅速被推进。东中国海也有这种改变现状的企图动向，令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不安”。
他说：“日本反对任何崩溃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定的企图，我们为了这个地区和平与安定，有不以压力，而从对等立场合作来开辟未来的责任，期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展示有责任的行动”。
中谷在论坛会场上也曾与出席论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有过短暂交谈。对中谷所说的“希望(同中方)展开各种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孙建国的回答是：“我们希望两国关系向好的、正常的方向推进”，他还对中谷说，“作为防卫大臣，你的责任很重要”。
中谷虽是出身自卫队的自卫官，但在日本被广泛视为自民党内防卫族议员中的鸽派，这次在国际会议上指名批评中国，反映了日本目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菲律宾等国的面前造岛行为的强烈不满和“今日南中国海即是未来东中国海写照”的危机感。
日本国内形势
一方面，在国会审议中，在野党反对安倍内阁推动安全保障相关法案的质问显得无力，与此同时，日本主流传媒、舆论中警惕中国的看法亦十分普遍；连一向 被日本内外视为立场亲中的《朝日新闻》5月28日的社论也称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是“持续异常膨胀军备的中国造成周边显著不安，连一定水准的情报都不公 开，就没与近邻构筑最低限度的信赖关系”。
《朝日新闻》同时指出，“中国展开明确的重点海洋军事战略，让人担心中国设定南中国海就像自国内海一样的前提，然后恐怕会以守卫主权为名，发起武力攻击”。
对北京不友好的主流传媒更开始详尽地预测和分析美国与中国开战的情景；其中，《产经新闻》5月29日发表的分析文章就说到：“中国最新锐战机的秘密已被美军看破，将有利于堵截中国战机进入南沙群岛空域”。
军事作家世良光弘也说：“虽然中美两国军备的性能和精炼度现在说不上压倒性差距，但从军力来看，如果中美开战，美军可能一周内抑制局面”。
他预测中美军事冲突的导火线可能是美军战机进入中国主张的南中国海12海里“领海”空域，中国军方使用火控雷达照射，“此举一旦令美军警惕战机被击 落，冲突就会展开”，他还相信美军驻日第七舰队将以神盾舰为主的舰艇部队开赴现场，而中国将以驻扎广东湛江的南海舰队和驻扎浙江宁波的东海舰队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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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粗鄙与港台的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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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中国人的语言和情绪都变得粗鄙，而香港政改方案和维园晚会则需要细调。
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说，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因为仇恨教育、愚民宣传，再加上对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坏，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渐渐形成。“中国的语言开始变得粗鄙残忍，而这很大程度要归咎于共产党的统治”。
慕容雪村引用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论述称这种语言为“毛氏语言”。在2012年发表在美国亚洲学会网站ChinaFile上的一篇文章中，林培瑞写到，这种话语比“大多数语言 更赋军事隐喻和政治偏见”。毛氏语言根植到日常生活用语，例如“大陆人即使到今天，还是会在饭局快结束时让他们的朋友将剩余的饭菜‘消灭干净’”。
慕容雪村认为，中国共产党这种将我们的语言低级化的行为是一个故意而为之的努力，目的是要贬损公共论述。文化大革命将这种行为推向极致。知识分子理性的讨论被完全否决。在这种氛围下，词语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共产党可以运用语言来模糊界限和说谎。
台湾明星的国籍
台湾女星舒淇赴戛纳（Cannes）角逐影后，被大会写错国籍中国，据悉自己要求修正为台湾，大会照做如仪。新闻刊出，引起中国网民排山倒海般攻 击。台湾《苹果日报》发表高慧然的评论说，“除了中国人，还有什么人对别人强调自己的国籍有这么大的反应呢？除了中国人，又有哪国人喜欢将别人的国籍搬来 搬去呢？”
高慧然指出，诡异的是，当中国五毛们忙着在网络喷洒爱国热血的同时，中国的有权有钱阶级，包括中国的明星们则忙着移民去其他国家，“丢垃圾般丢掉自 己的中国国籍”。“问问五毛们，中国有多少明星早已经改换了国籍？不去对付那些‘叛国者’，偏偏为难中华民国明星舒淇，所为何事？”
否决政改方案才有社会稳定
政治学者吕大乐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说，目前最多香港人所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是，立法会会否通过由特区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较少讨论的是（无论认为应否通过都好）究竟有没有机制可以促成政改方案得以通过。
吕大乐认为，建制派（甚至包括北京）所期望见到的社会稳定，有赖于泛民否决政改——这样至少可免于见到另一波占领运动，而“再发动占领，不是随便说说”。
他指出，到了再发生占领运动之时，北京又可顺手镇压，既可通过政改，又可打压活跃分子，一举两得，这种幻想不可能得逞。
维园晚会应作调整
《信报》评论员练乙铮发表文章讨论“六四”，呼吁支联会弃提平反，谋求解放军放下屠刀。文章说，自从本地社运有了“大中华”与“本土”之间的路线分 歧之后，持续了25年、从1990年起一年一度跨九七办到今天的“六四”维园纪念会，其最深层象征意义便愈发清楚了：它是不接受共产党的那部分港人与国家 之间的终极纽带。
练乙铮说，港人悼念“六四”的情绪，不应该也不会受到共产党的机心影响。但是，他们对悼念的意义的理解、对活动的主题和表达方式，却会因大陆与香港 的政治互动而有所改变，主办纪念活动的团体和人士，不能不按之作出相应的安排、不断调校。“如果没有适当的本土化调整，维园六四悼念会一度十分成功的薪火 相传，到最后却会油尽灯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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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泛民议员晤京官毫无成果誓言否决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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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包 括泛民在内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星期天上午与北京主管香港政改的官员会面，就有巨大争议的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在6月下旬立法会表决前，进行最后的沟 通。这是中央官员与香港立法会议员第三次就政改问题举行会晤，也是去年人大常委会8/31框架决议引发持续两个多月的雨伞运动之后，双方第一次对话。
香港立法会54名议员5月31日前往深圳，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就政改会面。不过，这次会面的焦点是 泛民的14位议员与北京官员的单独沟通，尽管外界普遍预计这次会晤仍然会是各自表述立场，不会取得实际结果，但这是双方在民意和舆论战上的博弈。
多名泛民议员在会面开始前向北京官员递交有关政改的信件，部分建制派议员也有递交支持政改的声明和信件，其中民主党重提包含公民、政党和提名委员会 提名的“三轨方案”，并明确表示并非缺一不可。公民党信件表明，不会接受任何受制于8/31决定的方案，认为方案一旦遭立法会否决，中央政府忧虑的香港深 层次矛盾定必加剧，希望中央根据宪法推翻8/31决定。工党则要求中央在立法会否决方案后，立即重启政改，撤回违宪的8/31决定。
北京官员谈话空前强硬
这次会面像上次一样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是全体议员参加，第二则是由泛民议员单独与北京官员沟通。在第一阶段，有7名建制派和4名泛民议员发言，而3位北京官员的回应讲话都非常强硬。
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表示，香港的泛民分两类，一种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著民主的幌子，把香港视为独立政治实体，肆意曲解基本法，阻挠特区政府施 政，顽固对抗中央管治，甚至勾结外部势力，鼓吹及支持“港独”等分裂势力，妄图推翻中共执政地位及社会主义制度。他形容这些人的言论早已超出所谓“言论自 由”、“争取民主”的界限。
王光亚称，他们人数不多，但危害不少，是死硬派顽固派，不只要限制他们入闸和出闸，即使他们侥幸当选，中央都不会任命，对这部分人中央的立场坚定而明确，就是坚决斗争，而另一类是泛民朋友，拥护一国两制，但假若他们逆势而行，为反对而反对，只会将自己迫入死胡同。
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表示，目前的政改方案民主开放及公平公正，是最佳普选制度，方案的入闸及出闸条件平等，提委会有广泛代表性，人大8/31决定符合基本法，必须得到贯彻落实，这个决定有不容挑战的法律效力，也不存在在还未实施时就改变的可能性。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表示，当大多数选民普选特首的权利被横加剥夺，必然会用手中的选票来表达不满，“票债票偿”恐非危言耸听。他还说，如果行政长官普选方案不获通过，2020年立法会普选就无从谈起，部分政团期望藉此多取议席，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见面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王光亚重申，行政长官选举就是要筛除那些与中央对抗、破坏“一国两制”的人，因为这些人若是当选的话，对国家和香港将会是一个灾难。
而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则表明，人大8/31决定的效力不只限于2017年一次选举，以后的特首普选都要按照8/31决定。
泛民：别无选择坚决否决
泛民议员饭盒会召集人、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在会面后记者会上表示，泛民议员原本计划尽议员的责任，作最后的陈情及游说，但会面后见到双方立场清楚，不能互相说服，中央一意孤行要有筛选，泛民没有悬念，在别无选择下将坚定否决政改方案。
参加见面会的前泛民议员饭盒会召集人、民协的冯检基星期天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三位官员的谈话非常的强硬，非常的清晰，让他们感到，北京就不希望这个政改方案通过。
他说：“北京对这个方案非常强硬，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反映他们都，他们都不希望通过。”
民主党的黄碧云议员也表示，北京的三位主任在政改问题上态度都比较强硬，将情况说得非常死，民主党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否决政改方案。
她说：“今天三个主任在政改问题上是比较强硬的，他们都是采取一个极左的路线，去指导香港的事务和政改的事务，坚持不能改8/31的决定。说死了，说得很死，所以，我们都没有选择，就是要否决它了。”
据报道，被视为港府撬票对象的独立议员，包括资讯科技界莫乃光、会计界梁继昌、卫生服务界李国麟，叶建源、冯检基等人都重申，不接受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
和平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星期天下午对记者表示，北京官员的谈话确实非常强硬，一些表态是首次说出，尤其是支持或者反对政改方案是支持或反对一国两制试金石的说法，明显地是准备要将泛民以敌我矛盾处理。
他说：“基本上就好像要泛民做一个决定，以后要不要被中共给定性为敌我矛盾这种差不多的姿态了。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以后就变成敌我矛盾了。”
社会将进一步撕裂
陈健民教授表示，他对香港未来非常不乐观，因为两年前他们就警告过，如果通过和平抗争争取不到没有筛选的普选目标，社会矛盾会进一步激化，社会会进一步分裂。
他说：“未来一定会出现现在已经开始的状态，一个方面就是越来越激进化，因为他们会认为，泛民跟你讲了那么多年也没有什么结果，那以后也没有什么道 理好讲了，要讲力了。另外，本土化也会发展起来，因为对他们来讲，要对抗这个政权，首先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政权要求我爱国，我就不爱国，我就说我是香港人， 不是中国人。这种逆反的心态，是对抗一个专制的体系时，年轻人很容易产生的逆反心态。”
原本报名参加深圳见面会的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未能成行。梁国雄星期六接获中旅社通知，拒绝发出单次通行证。据媒体援引中联办消息称，梁国雄不获批证是有关部门鉴于他一贯表现和近期言行。梁国雄估计，这与六四临近，内地官员担心他发表平反六四言论有关。
梁国雄去年曾分别两次随立法会议员到访上海与深圳，与中央官员谈论政改问题，两次都因为带了与六四有关的物品，被拒绝入境。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5/%E6%B8%AF%E6%B3%9B%E6%B0%91%E8%AE%AE%E5%91%98%E6%99%A4%E4%BA%AC%E5%AE%98%E6%AF%AB%E6%97%A0%E6%88%90%E6%9E%9C%E8%AA%93%E8%A8%80%E5%90%A6%E5%86%B3%E6%94%BF%E6%94%B9.html

博谈网｜华邮社论：中国的焚书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华盛顿邮报》5月30日发表了社论，题为“中国的焚书”。社论说：在当今中国，作一名独立作家是什么样子？“我很害 怕”，郝群简洁地说。他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笔名叫慕容雪村。郝先生见到自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他的朋友们遭安全人员逮捕、追捕和殴 打。最新一起是作家兼活动人士吴淦5月20日被逮捕。郝先生说，“在中国，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敲你的门、他们为什么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郝先生是美国笔会中心本周邀请的三名作家和出版商之一。周三在纽约，他们参加了一个在美国书展外的抗议。该书展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展览会，今年分配给中国官方代表团超过2万平方英尺的空间展览具有宣传特色的作品，例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研究》。
一名书展发言人告诉美联社：在展位上给予北京“一席之地”很重要，因为这“可能对国内和世界各地出版业的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问题是，中国真正的作家们在这张展台上没有席位。相反，他们正遭到迫害、审查并被赶出国门。
屡获奖项的小说家及电影制片人郭小橹十年前离开中国前往伦敦。在离开前的几年里，她说，对于独立作家来说仍然有可能通过地方或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的 书。但是最近她的两本小说被禁后，她放弃了中文版的发行。她现在在用英文写作，并已成为英国公民。这并没有阻止北京政权骚扰她：她说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曾给 她打电话，要求她（向他们）报告她的写作计划。
第三名笔会成员是香港出版商鲍朴，他发行了中国大陆被禁作家的作品。但他和其他独立出版商在这个所谓自治的城市也遭到攻击。他们书籍的唯一总代理正在被赶出其仓储设施，斗胆进入大陆的编辑遭逮捕和起诉。
鲍先生说，压制升高不仅反映了习近平的政策，也反映了中国庞大的审查机构能力越来越大。这个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在用互联网防火墙来排除敏感内容；现在 在世界头30名的网站中，它封杀了16家。但最近审查人员已成功令中国人用来翻墙的VPN网络失效，他们已能更好地识别和封杀使用假名或在微博上传播作品 的作家。
当习近平上任时，郝先生的4个微博有850万粉丝。现在，他说，他只有一个拥有几千粉丝的帐号。他原来的几个博客被审查员封杀了，最初他还有另外7个帐号。“更多话题不能拿来讨论”，他说。“更多朋友被逮捕。没有人能知道将到哪里为止。”
原文：China’s book burning
编译: 周洁 作者: Editorial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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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觀察：國家安全是誰的安全？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5月27日

中國國家安全法二審草案，即將於6月5日結束向社會公眾徵求意見期，國際人權組織擔心它將會被中國人大通過，成為正式的法律。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人權捍衛者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簡稱CHRD)本周發出批評說，這份措辭含糊的法律草案"包括一個有關'國家安全'的寬泛而界定不當的定義，還有各種規定可被用來對不同意見、宗教信仰、網上信息，以及挑戰中國'網絡主權'的行為提起公訴"。

儘 管中國每一部法律是否出臺，出臺後如何執行，全都受制於中共一黨之利益。但是一般法律比如婚姻法、物權法等在徵求意見期間，媒體都會作為熱點話題討論，普 通民眾和社會公眾也會積極參與。在中共允許的範圍內，有些意見甚至可以影響法律的修改。但是國家安全法這部最應該展開討論的法律，卻靜悄悄地度過了兩個月 的二審稿徵求意見期。沒有人或組織敢於認真提出意見，有些網民發表的意見也遭到刪除。原因在於，這部法律的核心不是所謂的國家安全，而是中共的執政安全。

即便在字面意見上也是一種倒退

草案並不避諱這一主旨，在定義"國家安全"時開宗明義地說，"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其中"國家政權"顯然指的是中共政權，而不是可能產生的其他政權。如果這條還不清楚，它接下來乾脆說："堅持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領導，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只是領導工作嗎？當然不是，草案隨後更直白地說："國家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如果說很多法律至少在字面意義上還是一種進步的話，這部法律在字面意義上也是一種倒退。 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動用一切社會資源來保護一黨之利益，儘管中共從來都是如此作為，但是自"文革"以後，其野蠻和落後已經被人們所認識。鄧小平提出了"黨政分開"的口號，還一度成為趙紫陽的工作重點。

憲法前言中"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為讓人難堪的法律笑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曾被熱烈討論如何刪除。中共領導人蠻橫堅持不刪之後，法律專家自欺欺人地"達成共識"，宣稱前言不是正式的法律條款，沒有實質的法律效力。此後制定的其他法律，起草者都會在表述上儘量避免這種尷尬。當然，也不能說這部法律草案的起草者完全沒有專業自尊，畢竟他們將第一稿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改成了現在的表述，照抄憲法來掩耳盜鈴。

異議人士將面臨更嚴酷打壓

正如一個網民被刪除的意見所言，這個草案說的東西根本就不是法律，如何假裝它是法律去提意見呢？比如，它要求"防範和抵禦不良文化滲透"，如何從法律上去定義"不良文化"呢？世界上還有多少比這種法律本身更不良的文化呢？

草案還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港澳二區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其實行"一國兩制"中的資本主義制度，它們如何履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安全"責任呢？

CHRD批評說，"根據這項法律，警方將被允許向拒絕成為警方線人、或者被視為與警方的目標有關聯的任何人提出刑事控罪，罪名是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倘若真的如此，它將在這方面成為歷史之最。在中國"文革"或者東德"史塔斯（STASI）"最瘋狂的檢舉揭發時期，拒絕成為線人可能受到嚴厲懲罰，但是也還沒有用法律來進行刑事指控。

有沒有這部法律，中共打擊異議人士都不會手軟。近兩年來，上千名異議人士被以各種罪名刑事拘留或鋃鐺入獄。這部法律目前還是草案，其中對民間社會組織及互聯網空間的限制，已經成為事實。但是，這部法律出臺以後，對中共政權的批評意見，將會面臨更加嚴酷的打壓。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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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觀察：不見「禁書」的香港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5月26日

幾年前，我主編的香港時政雜誌《陽光時務》被內地禁止傳播，於是我的同事考察了香港各書店裏的"禁書櫃檯"，發現那是一個不錯的發行渠道。大量內地遊客從那些櫃檯購買禁書，偷窺不許他們瞭解的資訊和思想。據英國《衛報》報道，如今"禁書櫃檯"已經從香港書店裏消失。

"禁書櫃檯"曾是香港一景。不言而喻地，"禁書"專 指內地的中共政權禁止發行的書籍和雜誌。有些是珍貴的歷史資料，如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回憶錄；有些是嚴肅的歷史研究，如歷史學者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 荒》；有些是涉及中共歷史的文學作品，如張戎的暢銷小說《鴻》；有些是當下時政報道和評論，如《開放》等雜誌；還有一些是關於中共權鬥內幕或私生活的政治 八卦。

禁書銷售是香港言論自由的標誌，成為香港自身文化的一部分。長期 以來，中共不能干預香港的出版，只能懲罰攜帶禁書的內地遊客。個人攜帶和閱讀禁書並不違法，但是海關總是粗暴搜查，強行沒收。有幾個較真的學者和律師，禁 書被沒收之後，還和海關打起了官司，有的甚至還打贏了。但是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讀書如做賊，買書遭搜查，被沒收，已經足夠掃興；有時海關還要通知工作單 位，要求對其進行思想教育。因此，很多人都不願惹此麻煩。

《衛報》報道說，不只是閱讀禁書者個人遭到無理騷擾，旅行社甚至遭到荒唐的警告。導遊被威脅說，如果其旅客從香港帶了禁書入關，他們將受到罰款。由於當局從未公佈禁書名單，這實際上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對於最該深究的"政治問題 "，中國人往往被嚇得不敢多問。可以想見，為了避免罰款，導遊們只能根據自己的理解，擴大禁書的範疇，連威脅帶求情，"禁書櫃檯"作為風景看看也不可以。

但是當局對此並不滿足。據報道，已經控制香港大多數媒體的中聯辦，以100%控 制了香港三大書店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在香港暢銷的趙紫陽回憶錄，已經不能銷售。有些書店只能將禁書藏起來，讀者需要時 再偷偷拿出來。被判刑入獄的異議人士許志永的《堂堂正正做公民，我的自由中國》也不能堂堂正正地放在架上，購買時需要提前電話預定。

《衛報》談到中共對香港出版業精妙的軟控制。其實，在這些軟控制背後，是當局從來都不懼濫用的國家暴力。多次出版禁書的晨鐘書店出版人姚文田，竟然於去年被以走私罪的名義重判十年。

出版業是一個城市的靈魂。香港的年輕頑強抵制了為中共歷史塗脂抹粉的"國民教育"，而成年人卻輕易放棄了書籍出版和發行。這些不願被洗腦的年輕人，還有什麼中文書可讀呢？如果只讀這些被中共嚴格控制和編輯的書籍，未來不用禁止恐怕也沒人讀那些書了。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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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對話落幕 中國代表「沒回答問題」

李慧敏 BBC中文網東南亞事務特約記者　

新加坡報道 

2015年 5月 31日

 

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周日（31日）落幕，過去三天裏中美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上的博弈成了熱點問題，而中國代表孫建國上將在大會致辭後面對連串提問。

美國國防部長卡特星期六（30日）在會議上批評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的舉動，指中國的活動與國際法規「不合拍」，但也要求所有南海國家停止填海活動，表示並非針對中國。
中國副總參謀長孫建國海軍上將的演講如何回應因此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孫建國周日在闡釋中國外交國防政策時批評了「冷戰時期的零和思維」，強調了中國所承擔的國際責任與義務以及創造「共贏」的局面。
他也重申，中國「不會屈服於壓力」，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不會改變」。
在他致辭後，來自歐美國家的參會者紛紛向他提出尖銳問題，包括指出中國在會上一直迴避「法律」的問題。
對此，孫建國反覆強調中國的立場是一貫和堅定的，而中國需要和平與穩定，不會在南海地區「主動製造混亂」。
他說：「對美國代表以及相關代表在中國南海主權權益的一些挑撥離間的說法，對中國合法、合情、合理的島上建設表示堅決的反對。」

「籠統回應」

孫建國的答覆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周六（31日）對卡特的發言所做聲明一致。
華春瑩說：「美方無視歷史、法理與事實，對中國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權和權益說三道四，挑撥離間，並對中方正常合理的島礁建設活動進行指責。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孫建國最後在總結發言時也承認，他的回應未必能使大家滿意，並補上一句：「關於南海問題，我在剛才講話當中已經對很多問題做出了回應。我說，你信不信，看行動。」
BBC中文網記者向參會的一些的東盟以及日本代表了解，發現出席者多認為孫建國的講話「並沒有回答問題」，但也表示希望聲索國與中國能「互相尊重」。
一名越南報章記者告訴BBC中文網，她所採訪的參會者對孫建國的發言「感到失望」。
對此，中國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沈丁立同意這樣的觀察。
他說，孫建國在回應提問時，只提出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並沒有具體回答提問，所以聽眾「恐怕對他的回答不會滿意，但是他也很難回答，因為每個問題的難度非常高，只能籠統地做答」。
沈丁立認為孫建國的發言起到了作用，但他的回應「沒有給中國帶來更好的服務，沒有回答到大家覺得合情合理」。
他建議：「這一點以後來開會的中國領導人需要改進，一定要回答問題。」

軍事外交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義桅則解釋，這是中國人與西方國家表述方式的不同所致。
「可能是中國人的表達方式的不同。孫建國首先是提出宏觀的政策，做全局的表達，但外國人關心的是具體細節以及熱點問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點區別，所以會認為有些不接口，所以外界看起來會對中國的意圖有懷疑。」
但王義桅也同意中國的軍隊代表在做外交還是需要「有學習的過程」。
中國自香會對話機製成立以來都派高級軍事代表團出席，並唯一一次在2011年派國防部長參會。
「香格里拉對話」也稱為亞洲安全會議，是亞洲區域規模最大的軍事論壇之一。參加會議的包括來自美國，中國，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其他亞洲國家等近30個國的國防部長以及高級官員。
談到本次會議的成果，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劉複國告訴BBC中文網，大會對區域的穩定做出了一些貢獻。
他說：「南海的問題會前炒得非常緊繃，但經過討論以後，中美之間在會議過程中可以看的到，大家不一樣的立場，雖然各自無法接受，但大家都知道還是需要維持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
（責編：葉靖斯）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5/05/150531_singapore_shangri_la_wraps

中国经济惊险一跃：绿灯亮了却没人动

惊险的一跃 新30年的中国经济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向东 杜涛
　　导语：承受着转型阵痛和巨大压力的中国经济，在触底和再次起跃的换挡期，依然充满着诸多机会。这些机会可以让这个国家通过一次系统的改革和创新，开启一个新的30年。
　　一
　　人多的时候，这条街看起来像是一条年轻的河。两岸排列着被重新粉刷成青灰色的三层小楼。激情涌动，川流不息。
　　它不过50米长，正式开街只有一年时间。政府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指向性的名字——“中关村创业大街”。但如果只看这条街上林立的店名，它更像是咖啡馆一条街。许单单叫它们“创业咖啡馆”或者“创业孵化器”。
　　这是2015年5月底的一天，许单单创办的3W咖啡馆内人满为患，外面的街上也是一样，到处都是项目和创意，到处都是投资人，还有游客。5月7 日，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到来，将这里变成了一个新地标。李克强所忧心的经济下滑压力，在这里都变成了创业者的狂热和激情，像一张大网把外来人罩住。
　　这景象很容易让人想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下海潮”。当时，邓小平南巡归来，整个中国都被自由、市场、发展等词汇鼓舞，人们纷纷离开陈旧的体 制，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个创业潮。人社部后来公布的数据，现在听来都有些不可思议：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不辞职却投身商海(停薪 留职、兼职)的人超过1000万人。
　　此刻，似曾相识的一幕重演了。市场、改革、创业这样的词汇，屡屡被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提及，甚至连经济现实都如此类似。中关村创业大街和它外面的世界正展示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样貌：令人眩晕的创业热潮，以及令政府忧心忡忡的经济局势。
　　5月27日，在位于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发改委办公楼里，投资司的官员们所谋划的新一轮投资项目已经收尾。按照计划，国家发改委将在近期启动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现代物流、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四大投资工程包。
　　持续不断的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的宏观政策工具再次转向了投资。但他们发现，此前立竿见影的投资拉动模式，现在的效果被打了不小的折扣。一名国 家发改委投资司官员评价当下的经济形势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企业投资意愿不高，地方增长乏力。2014年年底推出的交通、油气管网等7大领域的工程 投资包进展缓慢，一些项目落地困难，投资对稳增长的效果并没有很好的显现。
　　更让国家发改委意想不到的是，地方政府已经没有了2009年四万亿投资盛宴中的热情。有官员形象地说，“2009年的地方政府 是纷纷闯黄灯跑项目，而现在则是，绿灯亮了，却没人动。”这种景象充满了隐喻色彩，此前轰鸣向前的中国经济动车组，正在减速换挡，但在完成换挡前，这个国 家的诸多改革任务依然需要经济保持一定的速度。看起来，这一减速过程似乎给这个习惯了十几年高速增长的国家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这位投资司官员说，“最近关 于投资的会没少开，但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不起来，还会有麻烦。”
　　至少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当中国经济起落跌宕时，国家发改委投资司每每成为最忙碌的部门。它们是最契合依靠投资驱动的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政府机构。5月25日，他们公布了准备采用PPP(公私合营)形式推进的1043个投资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了1.97万亿元。
　　像很多其他的经济模式一样，PPP也带有舶来品的味道。自2013年年底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以来，它在政府部门里和市场上便开始急速升温。国家发改委投资所投资体制政策室主任吴亚平对此评价颇高，他说，PPP如果能顺利推进， 它将会重新改造中国的投融资体制。
　　你可以把投融资体制理解为中国经济肌体的雕刻刀。尽管自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大刀阔斧地改造了这个国家，但直到2004年，中国的投融资体 制才发生第一次实质性的改变。那一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将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投资行为，分为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并分别采取备案、核 准、审批三种行政手段管理。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所有的投资行为都需要政府部门的审批。
　　但直到现在，这份10年前发布的文件所提到的“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的目标，仍未完全实现。随着PPP模式的引进，一次未竟的改革再次出发。
　　这会是一场无比艰难和棘手的系统工程。2014年2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媒体专访时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
　　普通民众会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中国正在发生的转型和改革将会给他们带来的甜蜜和痛苦。那些一筹莫展的下岗工人、那些卖出去土地的政府官员以及那些前途未卜的冒险家，他们都将切身感受到这个国家正在积蓄的惊险一跃所带来的危险和机会。
　　习近平正在推进的这场全面改革，是这个国家必须经历的惊险一跃。2015年4月，在清华大学的一场论坛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提醒说，现在的时 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10年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陷阱。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大。
　　二
　　2015年5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投资、消费、工业增速等经济数据显示，过去多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引擎投资增速全面下滑，累计增速只有12.7%，创下了15年来新低。其中制造业和房地产单月投资增速仅为8.9%和0.5%。
　　一些正在发生的事实也在验证着中国传统行业正在遭遇的困境。2015年3月27日晚八点半，四川国企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冶炼区高炉、转 炉、棒线材生产机组正式停产关停。这家始建于1958年、被毛泽东指示建设的钢厂就此退出舞台，1.6万名国企职工开始下岗分流。2015年5月20日， 山西国企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三大主营业务生产线全部关停，这家有着57年历史的省级国企正式消失，1万余名国企职工下岗待业。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两 个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水平区域，不少传统的制造企业在最近两年间纷纷消失。
　　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公司也开始面对着一片又一片空地发呆。湖北省襄阳市建投公司董事长陈敬东说，土地招拍挂越来越难，不少项目急等资金，目前确实比较困难。
　　这些变化，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转型阵痛正在到来，发展的传统模式动力锐减，一些陈旧落后的工厂和生产模式开始被迫退出。这个国家急需找到一把新的钥匙，就像1978年的那场南巡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样，打开体制之链。
　　很快，稳定人心的消息便传来了。5月2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罕见地用头版头条和二版大半个版面关注中国经济形势。文章中以专访形式出现的神秘“权威人士”，从五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
　　这位神秘人士说，当前经济运行在意料之中，仍处合理区间。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韧性大，制度优越性明显。只要把握好，就出不了大问题。人民群 众能够对当前增长态势充分理解，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底气。要高度重视应对下行压力，但也不必惊慌失措。而走出困境，化危为机，归根到底要靠创新，靠转 方式调结构。
　　这位“神秘人士”究竟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外界已经通过这样的方式清晰地知晓中国决策层对当下中国经济的定调。
　　两天后，5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浙江召开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习近平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 经济环境仍然比较复杂，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他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 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这次会议上，保持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改革体制机制等关键词，依次出现在习近平对“十三五”期间工作的部署中。他 说，围绕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加快培育国 际竞争新优势。
　　三
　　张天誉纵身一跃，跳进了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大河里。他和另外三个联合创始人在2015年4月来到这里，进驻3W咖啡馆，启动一个以“贩卖明星时 间”为业务的创业项目，他们给公司起名叫“星猫”。这条街上每天几乎都会诞生无数个充满离奇想法的创业公司，它们生与死的速度让人无法估计。
　　但张天誉愿意做一次冒险。半年前，他的身份还是央企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下属中铁物总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的西南大区总监，从事的是传统钢材贸易工 作，他负责从钢铁公司拿到钢材，然后转手卖给建筑工地。传统钢贸商的加速没落，以及央企内部僵硬的机制，让他告别了一份还算不错的铁饭碗。
　　他无法评价这个国家正在做出的宏大制度安排，但他深切地感受到，互联网及其所催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模式，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这给了他一试身手的机会。
　　3W咖啡馆、拉勾网创始人许单单觉得，眼下创业潮的出现跟政府大的决策有关系，政府觉得中国经济传统增长的动力遇到了障碍。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要转型升级，这需要足够的创新，又需要足够的服务业。而这时，互联网工具对每一个行业渗透，进一步导致创业潮的出现。
　　跟大部分创业者一样，许单单这位典型的80后企业家不善于评价中国正在承受的宏观经济压力，他只是觉得，创业肯定能够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因为它毕竟促进了一个国家的创新。“目前看，中国的创业潮还是星星之火，但当变成燎原之势，就肯定会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只有50米长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每天都有无数个怀揣创业梦的冒险家到来，他们都知道，理论上他们中只有不到1%，可以活下来长大，并且充满了残酷的挑战，他们还是愿意一试。他们对政府为数不多的期待就是，别去轻易打扰他们。
　　许单单说，“政府还是给这些创业年轻人多松绑吧。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劣币驱逐良币。因为现在政策定下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以会有很多政府对 一些创业者提供财政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往往是粗放型的。这样就会导致一些在创新能力不足，但是很会和政府走关系的公司，反过来影响我们创业。这样的话，那 些做得差的就会把做得好的驱逐出去。这是我目前的担心。”
　　这些年轻的冒险家们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改变正在发酵。如果你乘坐高铁或者开车沿着京沪高速一路向南，你会发现，你看到的景象和前几年不再一样。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天际线上，密布的钢筋脚手架变稀少了；原野间翻腾着扬起阵阵黄土的挖掘机也减少了；在河北、天津的某一段，工厂高耸的烟囱上方 一道道黑褐色烟雾在消失。密集的高铁线路和盘横交织的高速公路网是中国曾经飞速发展的启动器，——现在也是，只不过，在这个庞大的运输网络上，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厢式货车，箱体上被刷上顺丰[微博]、京东等正在崛起的新型巨无霸公司的标识。它们预示着人们在这个国家攫取财富的密码在改变。
　　5月26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4月，全国快递业务量完成52.0亿件，同比增长42.3%，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0.6个百分点。这已经是自2011年3月份以来，电商、快递物流连续49个月保持40%以上的增速。2014年中国物流快递的量超过了140亿件，这个 比美国高出了30亿件。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赞叹，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变现。这个新经济增长点的出现，不仅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帮助经济增长顺利实现换挡。这种趋势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以及各个方面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刚刚卸任阿里巴巴[微博]集团副总裁的梁春晓，将互联网经济称为是新常态下的新经济引擎。他说，“我们原有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这是一个新的因素；这对中国经济不仅仅意味着增长，而是转型的动力，是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四
　　中国决策层深知在互联网所催生的经济自发调整之外，更需要一系列深入的改革来推动已经延续近30年之间的传统模式的转变。
　　中国对改革并不陌生，它饱尝了30年前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的甜蜜，但也需要舔舐一些改革踯躅不前所引发的风险矛 盾。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那场论坛上，以他一贯但却又略显罕见的风格，警告中国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概率五五开。
　　楼继伟所警示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个国家经济停滞的陷阱。他的判断依据是，中国自2007年迎来人口红利拐点，中国经济起飞依赖近20多年的劳动力 成本优势开始消退；高速的经济增长又带来了一些扭曲的经济和社会现象迟迟没有得到纠正；债务风险较大、经济杠杆率过高等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来解决；而此时， 经济换挡、结构调整、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因素，开始已经痛苦地显现了。
　　一位要求匿名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的英国经济学者说，“没有人会怀疑楼继伟所提出的那些问题，风险的确有可能会随时出现。”但他依然对中国 充满信心。他从在北京接触到的一些高层官员那里得知，中国决策层已经着手开始进行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布局。他举例说，针对人口红利和制造优势的消减，中国已 经开始布局机器人战略。他评价，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5月初，渣打银行[微博]发 布了一份针对珠三角制造企业转型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向当地200多位企业老板发出问卷，试图了解他们对劳动力成本上涨、成本竞争优势下降的应对之策。结 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老板会考虑将工厂搬到劳动力更廉价的越南、印度等地，而剩下的80%都选择采购更智能化的工业机器人，来替代价格攀升的劳动力。
　　渣打银行的调研结果，印证了中国国务院5月8日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的相关部署。这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最开始，一些官员和专家乐于将它与德国制造4.0相对比。
　　前述英国经济学者目前供职于一家掌管着1.5万亿资产的美国投资公司，尽管中国经济正在遭遇危险的下行压力，但他仍然对投资中国保持极大的兴 趣。他们对中国的房地产、金融、制造业都很感兴趣。他说，“尽管中国官方公布的GDP已经在7%左右，但它仍是潜在增长能力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它的经济 转型其实已经开始了。”
　　他预测，中国的转型经历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回落。但他承认，决定中国转型最终能走多远的根本还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改革部署能否落实到位，他期望中国一切美好的设想都能实现。
　　但改革需要条件和机会。国家发改委投资所投资体制政策室主任吴亚平说，改革需要经济的发展作支撑。所以，中国仍需要依靠大量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又是那些着眼长远的投资，不能是无效的重复投资。同时，我们要抓住机会推进改革。我们以前错过的改革机会有点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微博]副行长林毅夫是当下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巨大，二者都离不开投资。而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还很多。
　　虽然城际间的高铁、公路、机场建设较多，但城内轨道交通、地铁和道路建设严重不足，地下管网明显老化，许多城市被堵车和城市内涝困扰。有效投资的机会众多，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
　　这样的判断，让林毅夫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到2028年，仍然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没有林毅夫那么乐观，他预计 未来十年，GDP的平均增速将是在6.2%左右，到2020年以后，GDP增速将会低于6%，不过中国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概率也很小。他将2015年和 2016年确定为是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
　　看起来，尽管时间紧迫，承受着转型阵痛和巨大压力的中国经济，在触底和再次起跃的换挡期，依然充满着诸多机会。这些机会可以让这个国家通过一次系统的改革和创新，开启一个新的30年。


from 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0530/094422306978.shtml

永不忘却的股灾回忆：2007年，断裂社会的牛市咆哮

2015-05-28 新财富杂志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市场就像是一种神奇的催化剂，可以在瞬间将公司价值成倍放大。2007年，资本市场点石成金的魔术在A股市场连串上演。2007年7月25日收盘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在这一天，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一举超过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这个在几年前还被所有专家认为无可救药，行将倒闭的国有银行一夜之间老树新枝、容光焕发，让人有隔世之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欧美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改造过程中的投资，浮盈已经达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他们在次级债中500亿美元的损失，果然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2007年2月27日，中国的农历年长假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用一根跌幅达9%的巨大阴线震撼了全球投资者。受此惊吓，随后开盘的全球其他主要市场纷纷以暴跌收盘。所有的人都在问：中国出了什么事情？按以往的惯例，在中国这样一个受政治和政策影响极大的股票市场上，只有某种惊人的政治变故或政策转向，才会导致这种异常走势。

这次奇异的暴跌，不过是宣告了一次金融大爆炸的开始。它实际上是在提醒全球投资者：把目光集中到中国来吧，这里才有最精彩的资本故事。

果不其然，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中国股市用令人惊骇的表现上演了一场大爆炸式的金融创世记。

所谓大爆炸是指那种突然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结构到复杂结构的突变过程。以这个视角观察，2007年的中国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确呈现出一种开天辟地的创世意味。虽然2008年的北京奥运还未开始，但一场不宣而战的金融奥运似乎早已经开场，在迄今为止的竞赛中，中国毫无争议地获得了金牌第一。

2007年的中国金融之啸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股市从2700点涨到最高的6100点，涨幅名列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之首，如果将时间再往前延长一年，涨幅更高达500%。在指数急剧攀升的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也急速膨读：对于企业来说，资本市场就像是一种神奇的催化剂，可以在瞬间将公司价值成倍放大。2007年，资本市场点石成金的魔术在A股市场连串上演。2007年7月25日收盘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在这一天，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一举超过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这个在几年前还被所有专家认为无可救药，行将倒闭的国有银行一夜之间老树新枝、容光焕发，让人有隔世之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欧美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改造过程中的投资，浮盈已经达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他们在次级债中500亿美元的损失，果然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2007年2月27日，中国的农历年长假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用一根跌幅达9%的巨大阴线震撼了全球投资者。受此惊吓，随后开盘的全球其他主要市场纷纷以暴跌收盘。所有的人都在问：中国出了什么事情？按以往的惯例，在中国这样一个受政治和政策影响极大的股票市场上，只有某种惊人的政治变故或政策转向，才会导致这种异常走势。

这次奇异的暴跌，不过是宣告了一次金融大爆炸的开始。它实际上是在提醒全球投资者：把目光集中到中国来吧，这里才有最精彩的资本故事。

果不其然，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中国股市用令人惊骇的表现上演了一场大爆炸式的金融创世记。

所谓大爆炸是指那种突然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结构到复杂结构的突变过程。以这个视角观察，2007年的中国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确呈现出一种开天辟地的创世意味。虽然2008年的北京奥运还未开始，但一场不宣而战的金融奥运似乎早已经开场，在迄今为止的竞赛中，中国毫无争议地获得了金牌第一。

2007年的中国金融之啸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股市从2700点涨到最高的6100点，涨幅名列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之首，如果将时间再往前延长一年，涨幅更高达500%。在指数急剧攀升的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也急速膨胀。

在中石油上市的当天，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1∶6∶1。这个比例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基本持平，甚至略有超出。这一比例在短时间内的急剧上升，表明中国经济的证券化比率已经出现飞跃式成长。不过，指数的大幅上涨以及市值的快速膨胀都远远不足以描述2007年的中国金融变局。

对这种大跃进式的金融爆炸，中国一位共同基金经理的数据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他说，中国共同基金从零到1万亿用了将近8年，而从1万亿到2万亿只用了半年，而2万亿到3万亿更只用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区区3个月时间。

与共同基金的膨胀相适应，中国投资者人口也开始迅猛扩张，潮涌而来。在2007年，中国股票的开户人口达到1.2亿。在中国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经常可以听到普通投资者熟练地谈论诸如“漂亮50”之类的投资历史，在这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普通民众中一种弥漫着的财富梦想。虽然中国投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还远远低于美国等国，但它的急速扩张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则是：在中国城市，金融正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事实上，正是这种极具传染性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潜在容量提供了基础。

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大胃口已经初露峥嵘。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但一直被人忽略的数据是：中国的IPO融资不仅远远甩开了其他新兴市场，而且也一举超过了纽约与伦敦这样的世界级金融中心。2006年以来，A股市场的IPO融资额甚至超过了纽约与伦敦两大交易所的总和。

这个超级的融资能力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已经大大拓展，正在逐渐成为全球资本的主要提供者，它同时也在提醒那些老牌金融中心：凭借其内部市场的巨大潜能，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兴市场，而是一个可能在未来给他们带来无数烦恼的竞争对手。

这一切，虽然与中国在高基数上不断高成长的GDP相匹配，但从一个边缘性的，甚至一直沦为笑柄的小型资本市场一蹴而就，的确让人相当惊讶。在私下里，有人曾经预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以及A股市场的迅速国际化，以中国大陆黑洞般的经济规模，香港股票市场将被逐渐边缘化甚至A股化，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天竟然如此迅速地到来。在2007年，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对A股几乎是亦步亦趋，毫无疑问，这个趋势还仅仅是开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市场就像是一种神奇的催化剂，可以在瞬间将公司价值成倍放大。2007年，资本市场点石成金的魔术在A股市场连串上演。2007年7月25日收盘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在这一天，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一举超过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这个在几年前还被所有专家认为无可救药，行将倒闭的国有银行一夜之间老树新枝、容光焕发，让人有隔世之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欧美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改造过程中的投资，浮盈已经达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他们在次级债中500亿美元的损失，果然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不过，工行银行超越花旗只是这个系列神话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国铝业市值超过美国铝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铝业公司；中国神华超过比博迪成为全球煤炭业老大；万科市值超过全美前四大房地产公司的市值总和。这个系列神话的高潮发生在2007年11月5日，这一天，中国石油开盘后，市值达到破天荒的1.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企业史上首个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有人计算过，这个市值相当于美孚＋微软＋花旗。2007年还未结束，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前十家公司中，中国已经十有其四。

从一个封闭的，无足轻重的边缘性资本市场，在短短时间中一跃成为全球为之侧目的市场，中国金融在2007年发出了一声慑人心魄的长啸。难道，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泡沫游戏或一种虚张声势的金融表演吗？

断裂时刻的牛市

中国资本市场在2007年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日本在泡沫年代的同样情形。也正是这一联想和类比，大多数人简单地将中国2007年的金融狂飙当作那种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泡沫游戏来理解。

然而，历史虽然相似，甚至是惊人的相似，但总有微妙的不同，而这种细微的不同，往往决定了历史的最后走向。

在许多泡沫论者看来，中国股市无非是一个由流动性过剩所堆砌起来的泡沫。不过，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以中国罕见的GDP成长速度，中国究竟应该有多高的市盈率水平，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显然，泡沫论者并没有说服人们。在我看来，除了流动性过剩之外，中国2007年的股市暴涨确实是有企业盈利大幅度增长作为支持的。

在2007年的半年报出来之后，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速度高达60%。这种增长速度，如果以PEG衡量，中国即便存在所谓估值泡沫，恐怕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离谱。然而，仔细观察中国上市公司，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盈利增长，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垄断性国有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市值最大、利润最丰的前几十家企业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

换言之，中国股市的暴涨完全是建立在大型尤其垄断性国有企业利润不断超预期增长之上的。完全可以预计，随着央企不断整体上市，大型垄断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中的市值贡献及利润贡献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而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强。这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再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国有时代。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称作“新国有化”。

放眼中国资本市场，那些昔日被视为腐败、亏损渊薮因而饱受嘲弄的国有企业，现在却一个个变成了受人热捧的超级明星。对于那些熟悉中国改革历史的人来说，这多少有些玩笑的意味，而对于中国那些为数众多，奉私有化为改革圭臬的知识分子来说，则不啻是一种学术和智力上的羞辱。

顺便要提到的是，具有典型国有企业特征的所谓国家主权投资基金在这几年开始大行其道。这显示，国有化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获得势头，中国的新国有趋势好像并不孤单。这种趋势不仅让人们深感困惑，也让人感叹：世界可能真的变了。

事实上，中国证券市场的这种新趋势，与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经济中的新国有化趋势暗合。在名义上，这股新国有化潮流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而将国有企业集中在所谓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领域，但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新国有化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退出低利润行业，而集中在高利润、高垄断行业。

2003年中国国资委成立之后，中央企业的利润像变魔术一样年年超常增长，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中移-动这些垄断企业贡献的。成本从来就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被转移、被隐匿，被藏到地毯下，而利润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在短短时间中，央企利润突飞猛进，我们有理由怀疑：除了经济增长本身以及国有企业绩效改进所带来的正常盈利增长之外，中国央企的利润有相当部分是通过转移成本以及通过挤占其他企业的利润等方式而带来的。

也就是说，一部分本应该属于公众福利以及其他企业的利润被转移到中央企业的损益表中。很有可能，这就是央企利润魔术式增长的主要奥秘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的银行改革中看得非常清楚。

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国有银行还一直是坏账丛生的坏银行典型，但在短短几年之后，通过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上市，中国国有银行迅速从烫手山芋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高成长”银行。因为收到奇效，中国的银行改革被誉为一个金融奇迹。

实际上，中国的银行远没有专家们吹嘘的那么神奇，它只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特殊制度“优势”，而将其巨大的改革成本分散和隐匿了。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其实就是公共财政的注资。没有这一步，其后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融资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有了这一步，后面的步骤其实就水到渠成。然而，几万亿元的注资，本来是可以用来进行同样急需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社会公共产品建设的。

或许在中国人的优先秩序中，金融有更加急迫的危险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奇迹实际上是以社会公共品的严重匮乏为代价的，是以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中国本已严重锈蚀的社会团结，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断裂。这几年，在医疗、教育、环保、社会保障领域所出现的越来越沸腾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金融危机似乎平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在看不见的地方，中国的社会危机却在蠢蠢欲动。一位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银行改革概括为“中国式成长”，但用这个视角观察，它更好的称谓应该是：“中国式魔术”。其中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显然，以侵蚀社会其他利益主体而获得利益并非仅仅只有国有银行，也绝非只有大型垄断国有企业，而是遍及几乎所有的企业。容易理解，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没有央企以及国有银行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获取经济增长之外的超额利益的办法，往往是通过转嫁环境成本，获得廉价土地，争取税收优惠、直至直接剥夺劳动者的办法来实现的。这种情况，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血汗工厂中随处可见。

在中国的改革中，除了根深蒂固的政府崇拜之外，又出现了一种甚嚣尘上的新的公司崇拜。这种崇拜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获取超额利益营造了极其有利的文化氛围。而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作为社会重要主体的“公民”以及公民权利的极度萎缩，是政府与企业收入的非正常增长。

如果企业利润的增加是在政府、企业、公民相对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是通过剥夺其他利益主体或者转嫁成本的方式取得的，就非常值得忧虑了。中国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属于后者。

在2007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先生提供的数据非常直观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内需求下降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中企业和政府占据的比重过高，而职工收入比重过小。从2002年到2005年，政府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与这个趋势一致，在2006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仅36%。

这说明，在最近几年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中，财富正在迅速向政府和企业集中，而居民则没有获得相称的份额。

不过，新闻报道可能比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1999年，在胡润富豪榜刚刚问世时，中国只有一位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而在2006年，胡润中国富豪榜前800位富豪的财富已经达到5.62亿美元，较前一年暴增一倍。与此同时，另外一幅图画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2007年在中国最富裕的上海和西南省份重庆，都发生了因为超市销售打折烹饪油而发生挤踏致人死伤的事件。

一边是财富向政府及企业迅速集中，它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规增长，另一边则是公共品的极端匮乏和严重短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2007年牛市的基本背景。这是中国居民被迫向企业及政府公司注入福利所造就的牛市。

用当前资本市场最流行的术语讲：这是一次典型的资产注入所造就的牛市——即将居民的福利以利润的形式注入企业。与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局限于一省、一公司的赤裸裸掏空相比，这种隐蔽的福利转移无论在体制化程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政府及企业本位一直是中国改革秘而不宣的主题和灵魂，这种隐蔽的转移实际上一直在持续，2007年不过是这种历史性转移的一次集中释放，并以一个超级牛市的夸张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以此观之，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两者共生共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金融市场的确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基本面。

显然，发生在2007年的中国金融狂飙，既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泡沫，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它比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和泡沫要意味深长得多。

自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以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非常优先的政策目标，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分配结构依然加剧扭曲，这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并思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分配体制，而这种体制正处于最终成型前的加速冲刺阶段？

大多数人都将中国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结构问题称之为“失衡”，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问题不是失衡，而是一种断裂。因为“失衡”意味着矛盾在原有体系中的可调控，可纠正，而断裂则意味着原有体系中的问题不可控制地滑向极端，意味着原有体系的打破。

无独有偶，今天世界体系似乎也出现了同样的体系断裂迹象。其中最强烈的信号就是：以美元为锚、为符号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逐渐失去控制力，正在发生深刻的危机。如果一国之内的金融危机意味着一次财富重新分配的话，那么，世界体系的信奉者则相信，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意味着全球权力的转移和体系的重构。

在这种视域中，美元的失势，次级债危机、中国牛市、石油飙涨就不是普通的金融危机和价格动荡，而很有可能是世界体系大变局、大动荡的某种预兆。为这个大变局提供背景的，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几个拥有海量人口的经济体对世界金融货币以及经济体系的高度卷入。这就好比航母下水，浪花四溅、惊涛拍岸恐怕在所难免。

比照简单的历史逻辑，有人鲁莽地将此夸张为所谓中国的崛起，这显然是头脑发热，思维混乱的推理。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教科书上的粗线条，它远远要复杂得多，也晦涩得多。不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发生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狂飙是世界体系地壳运动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后果，也没有人描述过中国今天的体制形象。中国，不仅没有更清晰，反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有人揣测，在中国，可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东方资本主义—— 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在一个拥有巨量人口社会中的奇特混合物。果真如此的话，2007年的中国金融狂飙，就可以被理解为这个巨大新型物种正式长成前的一次嘶鸣。

接踵而至的将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将展开，对中国、也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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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剑
来源：《南风窗》杂志 2007年24期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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