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近日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哈罗德·蒂博（Harold Thibault）采访时表示，经过十年的大规模清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无边、威力无比，但这种恐怖政策导致社会各阶层都处于行动瘫痪的状态。
世界报记者：北京在实施了三年的清零政策并把它作为对抗西方的中国模式之后，在2022年12月又突然放弃了这一战略，该如何解释？
史宗翰：在政府内部，可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几个月，就有人支持大幅放宽防疫措施。事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表示，政府依据的11月份的数据显示，重症感染和病死率相当低。对此，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对于像习近平这样的打算长期执政的领导人来说，另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可是，经济很糟糕。为了挽救经济，就不得不放弃清零政策。最后，2022年11月底的时候，有抗议活动爆发。抗议活动被解读为是年轻人对经济形势的反应，因为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受到限制。因此，当权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决定改变路线。
世界报记者：这样的大反转难道不破坏习近平的合法性吗？
史宗翰：当然破坏了，尤其是对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来说。这些人的死，影响了中国人民对习近平的信任。由于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人的心态当然不是当局首要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当局感觉到需要为自己辩护，当局试图证明其决策是理性的，并须要找到新的平衡。北京没有说出的是，它很可能已经采取了中间路线：逐步结束限制措施以传递希望，同时发起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并购买大量有效的辉瑞抗病毒药品Paxlovid。这样，肯定能挽救一些生命。
世界报记者：另一个急剧的逆转出现在2021年秋季，事关房地产行业。当时，在习近平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之后，政府削减了对开发商的资金支持，导致其最重要的房地产企业之一恒大倒闭，也导致整个房地产业都出现重大危机。这些大逆转揭示了中国的什么呢？
史宗翰：这揭示了中国是独裁统治，习近平发号施令，其他人执行。这不是没有好处的。此前，在胡锦涛时期（2002-2012），中国饱受政治障碍和效率低下的困扰，饱受无休止的辩论和未执行的决定。至于习近平，随着他在共产党内巩固权力，习近平结束了这一局面。早在新冠爆发之前，习近平就对被称为“两面派”的官员、那些不会立即忠实地执行他命令的高级官员发起了一场清洗运动。即使是在今天，官员们也非常害怕被指责拖后腿。他们只要觉得中央的态度稍有变化，就立刻重新向中央看齐，生怕被指责对习近平不够虔诚。
世界报记者：在毛泽东之后的几位中国领导人的治下，制度虽然独裁，但还是可以预见的。这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各地商人的首选合作伙伴，尽管这时候的中国也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现在是不是出现了断裂？
史宗翰：今天，很明显，是不可能知道事情是否将改变。当事情改变的时候，是绝对没办法挽回的。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决定整顿某一家公司、某一个个人的话，那么，国家的所有部门，包括法院，甚至律师，都必须对此进行捍卫。因此，不再有任何形式的保护了。
世界报记者：在这种氛围下，官员们如何与习近平互动？仲裁是如何做出的？
史宗翰：在中国，是没有人可以和主席争论的。主席的优先事项成为政策，没有人可以质疑或捍卫相反的立场。许多中层干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尽最大努力向上层展示数据和建议，但这些都被高层过滤掉了。习近平的身边人给他的是某一些信息，而不是另外一些信息，我们不知道过滤是如何进行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主席会在一天之内就改变主意或政策。
世界报记者：习近平的这种程度的个人权力是在以反腐败为借口进行了十年清洗之后取得的。甚至与习近平走得近的早年反腐运动的副主席王岐山最终也被边缘化了。这要搞到哪里才会停止？
史宗翰：这种恐怖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虽然，现在纪律检查仍然存在，仍有高级官员偶尔被清洗，不时地还需要牺牲一只羔羊……恐怖气氛持续存在，但大规模清洗运动，在我看来，已经结束了。
在法国世界报网站本周末刊出的文章中，研究中国政治精英以及中国各地方当局与中央权力机构之间互动机制的史宗翰，还分析了当今中国的决策过程。在剑桥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他的新著《弱者联盟》一书中，史宗翰探讨了习近平主席是如何利用其他高层政治家的弱点来获得全面的个人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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