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特务头子不是心狠手辣？
二零一一年冬季最冷的一天，一名被揭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中国国安部员工及其怀孕的妻子在该部中庭遭到枪决。行刑过程通过闭路电视播放出来，该部所有人员必须全程观看。统治中国的共产党不会宽待叛徒，对叛徒的妻子及其腹中未出生的婴孩也要赶尽杀绝。美国学者彼得·马提斯与马修·布拉席尔合著的《中共百年间谍活动》一书以这一惨绝人寰的场景开幕，旨在“介绍中国共产党与当代党国体制的情报历史，系统性地描绘关键数据、组织和间谍系列”，并以此“去除神秘的面纱，对中共历史和治理较为黑暗一面做出批判性分析”。
中共特务头子无不心狠手辣、杀戮深重。被形容为“龙爪”的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期，帮助毛泽东整肃政敌和异见知识分子，将延安变成鬼哭狼嚎的地狱。中共建政后的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仿照苏联的古拉格建立了关押和奴役数百万人的劳改系统，策划了对印度的边境战争和协助越南对美国的游击战争，一度权倾天下。
被中共宣传机构塑造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是中共“最后一个纸牌坊”，不少中国人知道毛是罪恶滔天的暴君，却认为周是心慈手软的贤相，不知道周是是共产党的“情报之父”。本书指出，一九二七年，周恩来开启了中共的情报工作，他早年便是情报领袖，直到离世为止。周建立了第一批间谍秘密行动组织，执行过某些早期行动，比如顾顺章灭门事件及长征前夕杀害大批不被信任的人员，中共建政后长期维持对情报系统的政治监督。“在实务上，杨尚昆、邓小平与中调部部长李克农及其继任者孔原掌管着日常议题。罗青长坐镇总理办公室，为情报事务的直接联络窗口。”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是：周恩来去世前夕，召见的最后一名心腹是罗青长，叮嘱后者捍卫其政治遗产及政治声誉。
学者吴洪森在《揭开周恩来之谜》一文中梳理了周恩来崛起的轨迹：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没有带过一天兵的周恩来空降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完全是苏联的安排。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共产国际情报局主席季米特洛夫的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毛可轻而易举地将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置于死地，却无法搬掉周恩来这块巨石，原因就是周一直把持情报系统并在军方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文革期间，毛让江青、康生将周的黑材料提供给红卫兵，挑唆红卫兵包围国务院，将周围困一天一夜。据周后来亲口告诉美国记者斯诺，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保护周，不惜与红卫兵发生武装冲突。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看到周难以撼动，就翻手将反周的红卫兵组织“联动”的头头抓起来。后来发生老帅大闹怀仁堂及武汉兵变，背后都是毛周斗法。毛赢了面子，周赢了里子，周永远是“不倒翁”。
特务为何大都没有好下场？
中共自建党起便有两张面孔或两张皮，其一是井冈山的山大王集团，即水泊梁山式的流氓造反者，再辅以从苏俄学来的半生不熟的马列主义理论及组织和宣传方法，其领袖是毛泽东；其二是白区地下党集团，其首领是周恩来，这个群体多有留苏经历，运作经费由苏联提供，其中最有实力的情报和特务系统也是苏联特工培训出来的，周恩来、顾顺章、李克农、陈赓等人，无一例外。日后中共夺取江山，成为执政党，但革命党（造反者）和地下党（特务）两大特质始终不变，做事鬼鬼祟祟、遮遮掩掩。半部中共党史，就是这两大集团斗争及合作的历史，最终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怨偶”关系。
中共的特务和间谍头子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历任公安部部长、国安部部长乃至主管该系统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们，大都生前即已身败名裂，或死后被褫夺名誉、加以恶谥。长期执掌公安政法系统的开国大将罗瑞卿说过：“特情工作好像一把刀子，用得好可以杀害敌人，用得不好也可以伤害自己。”他一生的经历何尝不是如此？罗一度深得毛信任，负责毛的安保工作，毛要到长江游泳，不会游泳的罗就学会游泳，亲自下水勘察现场。罗一度兼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要职。但当毛抛弃他时，他一夜之间就沦为千夫所指的“篡军反党”头目，他试图跳楼自杀，双腿骨折，仍被装入箩筐送到批斗大会。叶剑英幸灾乐祸地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
特务头子下场凄惨，原因很简单：其一，特务头子通常从事不能见光的秘密活动，干的是脏活，比如国共斗争时期的“敌后工作者”，环境复杂，面目模糊，中共不愿承认其幕后工作的价值，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负责为延安与日本侵略军及汪精卫政权牵线的潘汉年被灭口即是如此。
其二，在中共的权力系统中，特务头子不可能像西方情报机构那样保持政治中立，必然是各派系拉拢的对象，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旦站错队，就是灭顶之灾。罗瑞卿的继任者谢富治因紧跟四人帮而成为文革红人，曾发布《公安六条》，授权公安人员对数百万“反革命”施加酷刑和死刑。他于一九七二年患癌症死去，但一九八○年与康生一起在死后被开除党籍并归入与江青、林彪共谋的反革命分子。本书评论说：“谢富治在高阶官员的任期无疑阐明了一个国家的安全机构可以为一激进政治计划所利用，犯下无数残忍暴行，并且引发大规模的不稳定局势。”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习近平的防疫清零暴政中，谢富治的女儿谢小沁发出视频，称准备了三把刀，对抗大白暴力执法：“我七十五岁了，我不怕死，你们这些违法的暴徒，上来吧，我找两个垫背的，你们愿意怎么死，我送你们上西天，凡是违法的，私闯民宅的，暴力执法的，迎接你们的就是菜刀，来一个砍一个。”乍看颇有乃父子风，但她似乎遗忘了她父亲颁发过的《公安六条》——按照此法令，党对叛逆的女儿可“杀无赦”。
其三，由于中共的情治、政法系统是不受法律制约和监督的“刀把子”，不脱“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法则，其腐败滥权让人侧目。新党魁登基后，通常会将其作为替罪羊清洗掉。比如，习近平清洗了“政法沙皇”周永康集团，又清洗了帮助他击败周永康的特务系统强人孙力军和傅政华等人。
中共向来就喜欢使用美人计
周恩来曾告诉谢富治，展开调查时，“我们务必坚决反对使用美人计”。这个指示说得冠冕堂皇，但实际上，中共从一建党起，就惯于使用美人计。在近年来中国拍摄的谍战片中屡屡出现美女间谍的情节，而在现实生活中，中共不惜越俎代庖，为从李宗仁到杨振宁的归国名流安排年轻美貌的新婚妻子，也是美人计之一种。
被奉为中华民国“国母”的孙文遗孀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培养的间谍。虽然宋庆龄在情报、卧底工作与干涉行动方面的身份鲜为人知，但从她在一些公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可知其真实身份：当苏联间谍牛兰夫妇、中共地下工作领导者之一廖承志（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的儿子）等人被捕之后，因案情重大，本应公开审理并被判处重刑，却在宋庆龄的幕后运作之下获释，法律形同儿戏。“营救入狱的中共党员是中央特科的重要任务，这些行动或许代表了宋庆龄身为中共情报重要人才的早先事例。”宋庆龄对中华民国造成灭国危害的动作，是积极促成西安事变的爆发。一九三五年年底，张学良到上海，告诉宋庆龄的一名友人，他愿意与共产党对话。宋立即将此事转告中共在上海的情报特务刘鼎。由此，张学良与中共共同策划了绑架蒋介石的“兵谏”，中共绝处逢生，南京政权则由盛而衰。
在中国崛起期间，对西方使用美人计更是家常便饭。本书提及的中国国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双面间谍陈文英，与她在联邦调查局的负责官员史密斯发展出同居关系，使得“几乎每一项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公室所知的美国行动及调查，都有可能被陈文英泄露出去了”。担任美国国务院约聘翻译的高晓明，与一名设计美国驻华使馆的建筑师同居，并从后者那里得到若干大使馆设施的情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通讯官员杜米特与一名中国销售员有了不伦关系，被胁迫将大使馆内三名情报官员的身份泄露给对方。美军中校毕夏普在夏威夷的一次会议上，迷上了一名姓何的华裔美女，后者是北京清华大学博士、也是国安部特务，毕夏普因向这位“女友”透露军事机密而被判刑七年。这些都只是极少数被侦破的案例。
日本媒体曾报道，二○○四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一名馆员，是遭中国情报人员利用美女设下圈套，胁迫他交出机密情报，因不愿出卖国家而自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向友人讲述了过去与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去中国访问的经历。在会议结束后，两人分别被带往国宾馆的房间休息，在小泉的房间内，排队接待的是一群中国美女，而当安倍晋三走进分配给他的房间时，看到的却是偶像等级的帅哥们。安倍表示，“我可能被认为有这种爱好”——因为安倍一直拒绝由女性人员来接待，或许这个做法让中国政府有所误会。
中共的美人计，不仅对外普遍使用，在内部政治斗争及争夺经济利益时也频频上演。本身即为国安高级特工的房地产大亨郭文贵，得到国安部副部长马建重用，在北京呼风唤雨。在与北京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刘志华争夺利益巨大的奥运地王工程时，郭文贵及国安部门共同策划制造“刘志华在香港嫖娼”的录像事件。据参与者之一、原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一名高姓下属透露，郭文贵通过国安的特殊管道监听刘志华电话，并在香港的酒店中录制了刘招妓的视频。当时的中办主任令计划收到来自国安部门的“特殊报告”，立即向胡锦涛做汇报，胡下令彻底查办。刘志华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可见，在权力的游戏中，只要有国安势力的加持，必能大获全胜。
西方如何抵御中国的渗透？
本书是一部中共的间谍史，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两位作者承认，他们只是提供一本较为基础的“资料汇编”，进一步的研究及寻找对策的工作尚待展开。近年来，中共对西方的渗透，除了原来的政治领域之外，经济和科技领域愈来愈吃重。本书指出：“北京操作着一个由中央指挥的系统，通过公开和地下手段追求新科技。在获取、掌握与分配上所投入的心力，军民融合促使中国达成当前的科学和科技发展目标——中国制造二○二五。”然而，西方各国长期对中国无孔不入的间谍渗透无感，国门大开，以致于大量经济资讯和科技发明被中国窃取，损失巨大。中共还明目张胆地在世界各国建立起一百多处警察工作站，侵犯各国主权，危害各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本书中收入上百个被媒体公开报道、被法庭公开审理的中国间谍案例。其中不少案例的主角是已入籍他国的原中国公民，这些人被中国收买，背叛宣誓入籍的国家，极大地损害了其所属族群的名誉，让各国政府质疑华裔的忠诚度，甚至给各国主流社会的“排华”情绪和运动提供了口实。我在海外见到过不少后来被证实是中共特务的名人，比如盗卖军用电脑到中国的伪异议人士高瞻、此前在纽约被捕的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等人，他们极具迷惑性。中共特务甚至渗透到华人教会并占据关键位置，将教友的奉献记录和财务报表呈送中国驻外使馆。
海外华人必须扭转这种被中共如臂使指地控制和利用的景况。六四后流亡西方的政治学者吴国光直言不讳地评论说：“很多的海外华人，总以为中国强大对我们一定如何如何有利。实际上，中国的强大，不仅对海外华人个人没有利，反倒会更多地干涉你的自由，甚至对全球的自由都形成一个很大的侵蚀的力量。我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我们不一定要和故国发生紧密的联系，我们可能在海外建设一个精神上的、有自由独立具普世价值的精神家园。”
这些案例中，也有若干西方国家的非华裔的执法人员、外交官、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等人士被中共收买，成为中共的走卒、代言人、代理人。而作为自由与独裁两种价值和制度对峙的最前线的台湾，更是中共渗透的重灾区。本书中列出的中国在台湾的间谍及被中国招募的台湾军事和情报人员及台商就有：张祉鑫、陈筑藩、陈蜀龙、陈文仁、钱经国、周自立、何志强、谢家康、辛澎生、许乃权、柯政盛、葛季贤、郭台生、李志豪、刘其儒、罗贤哲、卢俊均、沈秉康、王鸿儒、镇小江、周泓旭等人。这张名单中有多名国军中将、少将，让人触目惊心。
过去，中国担心西方的“和平演变”；到了习近平时代，习近平笃信“东风压倒西风”，以举国之力对西方实行仅次于热战的情报战，偷窃与颠覆并行。西方国家和台湾必须建立起一道防御中共渗透的堤坝，即“民主的防御机制”。《中国百年间谍活动》中提及的上百个案例的当事人，大都被轻判，或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后获释，自由世界千疮百孔的司法系统已不足以震慑更多铤而走险者。西方国家应当迅速修订相关法律，对叛国且给本国造成重大危害的中国间谍施以死刑等严厉惩罚。同时，在国家战略层面，充实并扩大应对中国渗透的执法机构，在媒体和公共教育中提醒公务人员和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企图有更多警戒之心。第三，各国在对抗中国的渗透时应加强联动，建立一个比北约范围更广的联盟，将“五眼联盟”升级为“五十眼联盟”。如此，才能打赢这场冷战之后最为艰巨的“终局之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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