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3 October 2020

李江琳:從「接班人」到「掘墓人」

共產黨培養的是「接班人」 或是「掘墓人」?中共成立後,對非漢民族的政策有過重大變化。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並且將此作為中共的目標之一。1935年中共在「沙窩會議決議「裡提出」中共在少數民族中的基本方針,是在無條件的承認他們有民族自決權,即在政治上有隨意脫離壓迫民族即漢族而獨立的自由權」。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對「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設想是「中共境內各民族,應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而到了1949年10月,中共贏得內戰,「民主自決權」就「不應再去強調」了,相關檔也被刪改,公開出版的文獻裏隱去了這一承諾。


1949年之後,中共的民族政策本質上沒有脫出 「改造」的思路,試圖通過改造來「去民族化」,以實現對非漢民族實行長期控制。這一政策在文革之後略有放鬆。然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集團的瓦解為中共敲了警鐘。蘇聯是從波羅的海三個小共和國要求獨立而開始了崩潰的連鎖反應。中共對此做了透徹的研究,因此再次加強了對非漢民族地區的控制和鎮壓,同時訂立了從文化上同化非漢民族的長期政策,採取以「經濟建設」的名義向西部大量移民,鼓勵和獎勵通婚,控制教育,壓縮非漢民族語言文字等一整套做法,其中一個重大措施是選派非漢民族青少年到中國內地上學。 

中共從進入非漢民族地區開始就重視「培養民族幹部」,早期主要是兩個途徑,一是吸收「有覺悟」的人加入共產黨,委以一定職位;二是通過統戰政策,將當地有名望的頭人、喇嘛等定爲「統戰對象」,給以高官厚祿,通過他們來穩定人心,貫徹政策。這些民族幹部後來的遭遇一波三折,有些居於高位,有些死於非命。如今在西部地區經常可以遇見各級非漢民族幹部,我從自己「藏區秘行」的經歷中瞭解到,中共對他們並不信任。就像中共對民衆的洗腦要「從娃娃抓起」,在民族地區「培養接班人」也要從娃娃抓起,這就是爲什麽要非漢民族地區選拔招收青少年送往內地上學,具體方法是在北京、成都、蘭州、上海、天津、遼寧等省市的中學裏開辦西藏班,或者建立西藏中學。

 
內地西藏班,培養接班人 

據中國教育部披露,2015年是西藏班創辦30周年,內地的辦學省市已經由最初的16個增加到22個,共有17所初中、68所高中、48所中等職業學校開辦了西藏班。每年招生計劃分別為初中1500人,高中3000人,中等職業學校3000人,在校生達2.1萬人。各地政府爲此單列專項經費,以解決學生學習、生活和醫療等費用。據統計,上海市截至2010年投入西藏班經費計人民幣1.5億。 

西藏班和西藏中學上學的藏人學生在上學期間的吃、住、服裝和學費都由國家提供,高中畢業後還專為他們安排了大學錄取名額,也就是說,在中國教育競爭最殘酷最艱難的高考環節上,這些藏人學生不必和除了同屆藏人同學之外的其他人競爭,他們只需要在藏人同學之間競爭。只要進入西藏班,就是一隻腳踏入了大學,而且幾乎都是所謂985、211的好學校。

西藏班的頭三年不准回家探親,平常的學習生活和內地漢族學生相比沒有很大差別,有較多的補課,考試的難度比較低。由於藏語文成績不計入總分,在升學動力下,學生會自願放棄或降低藏語文的學習,所以在完成學業後,漢語水準高於藏語水準是普遍現象。大學或職校畢業後,他們大多返回西藏,主要去向是進入政府公務員隊伍。

 
大英帝國在印度的掘墓人 

在中國內地如此培養出來的藏人,將來就一定是讓中共放心的接班人嗎?不見得。 

印度曾經是英帝國的殖民地,「印度帝國」被譽爲女皇陛下皇冠上最燦爛的寶石。如果從1858年莫臥兒帝國末代皇帝被流放算起,英國人統治印度帝國幾近百年。在這一百年的時間裏,英國殖民者向印度次大陸移植英國的行政和法律體制,同時十分重視培養印度本地出生的接班人。到上世紀初,除了向印度派出總督統管印度事務外,英國還培養了按英國文官體制建立的印度文職人員,這些人相當於中國大陸的政府公務員,其地位高於醫生和律師等職業,土生印度人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而且,他們必須在英國接受教育,或者在次大陸的英國人學校接受教育,才可能獲取文官職位。 

毋庸置疑的是,土生印度人的文官體系給印度次大陸帶來了現代性,特別是行政和司法體系以及與此相關的現代政治概念與思想,尤其是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核心理念。然而,這些理念在印度日漸普及後催生了印度人的民族意識。等到時機成熟,英國人精心培養的「接班人」順理成章地成爲英國在印度殖民統治的掘墓人。 

在印度獨立運動中,獲得世界性聲譽的無疑是三位領袖人物:聖雄甘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穆罕默德·阿裡·真納。絲毫不奇怪,他們都是英國人培養的現代領袖。

 
印度獨立運動三大領袖 

甘地1869年出生於印度教家庭,父親是當地一個土邦的首相。印度次大陸曾經遍佈這樣的自治土邦。莫臥兒帝國和英帝國都沒有摧毀這種自治權力結構,土邦王們和英國殖民當局的合作堪稱良好。如果甘地沒有在19嵗時前往英國倫敦大學學習法律,獲得英帝國的律師資格,那麽他大概率會像父輩一樣做一個地方王,在傳統體制中度過一生,和英國殖民當局相安無事。然而,當他在英國接受了教育,就有了對自由和平等的要求。他要爭取獨立,摘下英國王冠上的那顆寶石。他懂得大英帝國的法律和社會規則,知道怎樣去要求。 他瞭解他的對手,是英國人親手教了他。他終於做到了。

尼赫魯和甘地很不一樣,他出生於富裕的婆羅門家庭,家境優裕,父親就是印度最傑出的律師之一。他有條件獲得最好的教育,1905年進入哈羅公學,1907年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那都是英國的精英學校。1910年完成學業後移居倫敦,1912年在倫敦取得律師資格,加入英國律師界。同年他返回印度,他的教育和經歷使得他熱衷於政治活動,成爲印度獨立運動中其重要性僅次於甘地的偉大領袖。他常被人稱呼爲班智達,在梵語和印地語中意爲大學者,大智者。 他和甘地聯手,爭取到了印度的獨立,成爲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直至去世。他還是不結盟運動的創始人。在印度當代史上,如果說甘地象徵著印度悠久的歷史和傳統智慧,尼赫魯就代表了印度走向現代化的動力。 

真納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運動的另一位領袖。他出生於穆斯林家庭。1893年前往倫敦,在一家與他父親有關的公司任職,次年放棄公司職位,開始在英國的林肯法學協會學習法學。1896年,年僅19嵗就取得了英國的律師資格,創下了在英國獲得律師資格的最低年齡記錄。他加入印度國大黨並回到孟買當律師。他以有膽量和能力在法庭上同英國人對質而出名,因爲他是英國人手把手教出來的。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運動中主張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從1910年真納被選入孟買的立法機構到他1948年逝世,他在立法機關裏工作近40年。他是出色的議員,對英國的統治發出無情的抨擊,但他不是反叛者。他主張合法地向英國政府爭取獨立。作爲立法者,他建立了一些對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非常重要的法律。

印度獨立後,真納是獨立後的巴基斯坦第一位總督。他被視爲巴基斯坦的國父,他的生日是巴基斯坦的法定假日。

 
伊力哈木·土赫提


中國也有這樣的人。別忘記伊力哈木·土赫提。


伊利哈木出生于新疆阿圖什,他的父親就是中共培養的維吾爾知識分子,1950年代末保送內地大學,在中央民族學院、北師大和蘭州鐵道學院就學,畢業後在軍隊及地方上工作,文革期間去世時,伊利哈木僅2嵗。伊利哈木先後畢業于東北師範大學本科、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截至2014年為中央民族大學國際結算專業的副教授。他是典型的紅旗下出生成長的「革命接班人」。 

然而,2014年9月,新疆烏魯木齊法院以「分裂國家」的罪名判處伊利哈木終身監禁 伊利哈木的全部罪行就是在課堂上的講課,講到了新疆維吾爾民衆的民族意識,他創辦的網站「維吾爾在綫」研究了新疆地區的收入差距和失業問題。他一向明確講解自己的觀點:「我是自治派」,「我希望新疆以聯邦的形式留在中國」。伊利哈木說:「在新疆面臨著民族矛盾激化危險、討論民族問題時觀點容易極端化的大環境下,用我們理性、健康的聲音與極端化的聲音爭奪觀念的市場,影響社會情緒向好的方向發展,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任務和使命之一。」他的溫和態度和理性主張在維吾爾人中有很大的影響,這就是他受到如此嚴厲懲罰的原因。中共政府一向最嚴厲地鎮壓理性溫和的自治派,因爲自治派是中共無法正面面對的,而獨立派的存在反而可以用來作爲暴力鎮壓民衆的藉口,所以,自治派往往受到比獨立派更嚴重的懲處。

 
從接班人變爲掘墓人 

據網上的資訊,中國政府選拔藏人學生在內地西藏班和西藏中學學習的做法,三十年來已經有十萬人畢業。這些人都是中共刻意培養的「革命接班人」。然而,從「接班人」到「掘墓人」的變化,是從內到外靜悄悄地發生的,而轉化的完成常常只需要一瞬間。 甘地從英國回到印度後,曾經去同是英國殖民地的南非從事律師職業。有一次他買了一等車廂的車票,人家卻因爲他是印度人而不讓他坐一等車廂,要他去三等車廂。他據理力爭,結果就被人從火車上扔到了車站的站臺。這一扔,完成了接班人到掘墓人的轉變。 有過類似的經歷的人,在中國西部非漢民族中不知有多少。 

我們來回顧一下伊利哈木理性的聲音:「我的結論,維吾爾人的國家認同感都很低。很多維吾爾人要獨立,這個比例不低,將近13%的人要獨立。然而還有相當大比例的人,應該是97%吧,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要自治的、『高度自治』的。但這樣要『高度自治』的人,要是沒有自治,他絕大部分支持獨立。就是自治、獨立,獨立和自治,只有這兩個選項。」 

我相信,當中共把伊利哈木關進監獄,把大批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的時候,也就是這個轉變發生的時候。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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