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武漢肺炎因為中共隱瞞疫情，錯過了把它「消滅於萌芽狀態」的先機，結果使病毒得以肆虐全國，並且溢出國門走向全世界。迄3月17日為止，全球共有160個國家和地區出現疫情，綜合各國報告的官方統計（引用John Hopkins University綜合統計），確診人數逾19萬8千人（其中中國8萬多宗），7500多人死亡（其中中國3237人死亡），成為一場全球性的災難。（編按：全球確診數字的統計出入頗大，世衛公布的確診數是18萬4千多宗）
疫情除了令受害人患病及死亡外，全球經濟深受影響，正常的社會文化活動，都在不同程度上處於停擺狀態，特別是國際間的交流活動，更幾乎處於全面停頓的狀態。可以這樣說：今次是全世界為中共的錯誤埋單。
對於這場災難，中共的宣傳重點有二：其一，大力宣傳內地如何成功地抗衡疫情，卻隻字不提中共的體制如何導致疫情失控；其二，大力宣傳「源頭不可知論」，甚至把疫情的爆發歸咎為美國的加害，而不追究疫情如何從中國走向世界。
為了戳穿中共的宣傳伎倆，本文將集中探討從發生第一宗病例到武漢封城這段期間，即從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3日（共46天），北京當局是如何隱瞞謊報疫情，因而錯失抑制疫情的黃金機會，使病毒得以肆虐全國並貽害全球。
甲）中央早已知情卻隱瞞疫情
從現在已知的資料看，遠在李文亮等8人在12月30日吹哨之前，中共高層已經知道中國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疫情，但他們非但不採取緊急措施，反而禁止向社會公佈，甚至企圖銷毀證據。
一）2019年12月底前武漢已經報告中央
根據內地《財新網》2月26日發表的調查報告 〈新冠病毒基因測序溯源：警報是何時拉響的〉 （編按：原文網址已被404，請按此處看原文全文截圖）顯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於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樣本被從武漢各醫院採集，基因測序顯示病原體是一種類SARS冠狀病毒，這些檢測結果陸續回饋醫院並上報給了國家衛健委和疾控系統。
筆者根據《財新網》的資料，整理出下表說明早在12月底中共高層已經獲悉此病。
從上述的回顧我們可以確認以下事實：
第一，武漢基層並沒有隱瞞疫情，因為：
1. 12月27日：實驗室「廣州微遠基因」已經完成新冠病毒基因組測序、並立即分享給了中國醫學科學院、並專程前往武漢，向當地醫院和疾控中心彙報交流。
2. 12月29日：湖北省、武漢市衛健委疾控處通知省、市、區三級疾控中心，有海鮮市場暴露史的不明肺炎患者，要求啟動應急處置工作流程。
3. 12月30日：三級疾控中心形成《關於醫院報告華南海鮮市場多例肺炎病例情況的調查處置報告》。同日，武漢市衛健委發佈內部通知《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通報疫情爆發情況。
第二，中央也早已知情，因為：
1. 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12月31日上午已抵達武漢，正展開相關檢測核實工作。這說明地方當局在此之前已經有立刻報告北京。
2. 1月2日，中共海軍工程大學警通勤務連下發《嚴控外來人員進校的通知》顯示，中共海軍早在2019年底就知曉武漢不明防疫疫情，並出台《2019年第298號文件》；提出防控措施，而且中部戰區總醫院也已知情。
3. 從1月3日起，至2月3日止，中共外交部一共向美國通報了30次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根據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020年2月3日的發言。華說：「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兩國疾控中心就疫情相關情況多次進行溝通。」）
從上述（一）和（二）看，根本北京最高當局在疫情初發時已經瞭解情況，但就是不讓報導，不能公佈。中央不讓公佈的實情直到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接受央視專訪時獲得證實。他說：「我作為地方政府（的領導人），我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一點在當時不被理解」；但是，「是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到此時隱瞞疫情的責任誰屬就非常清楚。
武漢市長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央視專訪截圖。
二）中央對疫情保密甚至要求銷毀相關資料
雖然中國疾控中心在1月6號就內部啟動二級應急機制，可惜的是，到此時此刻，中共仍然不願意公佈此事，非但不公佈，還專門為此發通告，不准再做化驗，已經做的化驗及其結果均需保密或銷毀。對此《財新網》有很詳細的報導：
1. 在2020年1月1日，中央禁止新的化驗，已經做的要求銷毀樣本
《財新網》說：「回望2019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的那幾天，原本應是決定無數人命運的關鍵時刻。但彼時，公眾對這種病毒日後會引發的後果還渾然不知。一位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一位官員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佈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如果你們在日後檢測到了，一定要向我們報告』。 」
2. 在1月3日，中央發出文件，要求對疫情資料要保密
根據《財新網》報導，1月3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佈了一份名為《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即3號文件），它進一步規定，各相關機構應按省級以上衛生健康行政部門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檢測機構提供生物樣本開展病原學檢測並做好交接手續；未經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指定的保藏機構保管，並妥善保存有關實驗活動記錄及實驗結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間，各類機構承擔病原學檢測任務所產生的信息屬於特殊公共資源，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佈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活動結果等信息，相關論文、成果發表須經委託部門審核同意。
3. 在1月6日，無故關閉上海研究所，延誤了發展疫苗的進程
根據《南華早報》2月28日報導，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以下簡稱「公衛中心」）和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張永振教授帶領的團隊，早在1月5日已完成武漢病毒的全基因測序，時間上還早過中共官方宣佈在武漢發現不明肺炎兩天。上海公衛中心當日立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提醒他們新病毒與SARS相似，建議採取適當措施防止疫情擴散，因為樣本採集來源的病人，病癥都非常嚴重。
在張永振團隊公開新冠狀病毒基因序列序列（5日）後，當局翌日（6日）卻以「整改」的理由關閉該實驗室。上海公衛中心臨時關閉，但當局沒有解釋原因，據中心的消息人士說：「我們曾經四次申報要求重開，但一直都沒有得到回覆」。關閉實驗室對科學家的研究有很大影響，因為他們正在與時間競賽，希望儘快找到控制冠狀病毒的辦法。不論「整改」的真正原因何在，在關鍵時刻廢了上海所的武功，客觀上就造成對防疫工作（特別是研發疫苗方面）的耽誤，使病毒有更多的散播機會。
人們實在難以明白，為什麼大難當前，中共要禁止人們繼續進行化驗（1月1日），已經做的化驗樣本要銷毀，對化驗結果要保密（1月3日），甚至要關閉有重大發現的公衛中心（1月6日）。中共對武漢病毒採取這個態度，絶對延誤了對病毒的防控。
眾所周知，疫情擴散速度同防治措施的及時性成反比，防治措施越及時，擴散速度越小，反之亦然。根據《南方都市報》對鐘南山的專訪，中央遲到1月23日才提出對武漢封城。但他們的團隊在1月底2月初做了一個病情預測，如果封城行動提早5天，到現在（按：指專訪發表時的3月12日）為止，全國的病例數大概會是2萬左右；但是如果再推後5天，全國到3月份後的發病峰值應該是17萬。現在官方的確診病例是8萬多，比提早封城的估計數字要多出4倍，顯然中共的隱瞞和延誤造成人民很多不必要的損失（筆者按：《南方都市報》上述專訪已經被刪，辛虧大陸網媒《南國早報》3月13日轉載，才得以保存，全文見 http://www.ngzb.com.cn/news/76883.html）
中共為什麼孜孜於封鎖消息？不但發口頭通知（1月1日）、發正式文件（1月3日）、甚至採取行動「整頓」研究中心（1月6日），非得要隱瞞疫情不可？親北京人士會認為，中共在嚴重疫情面前為了慎重起見必須先確認疫情的性質才可以公佈，而資訊的公佈需要由中央權威機構統一發放才不至於產生恐慌和混亂。這可以是一個合理的解釋，但到了1月9日，「武漢病毒性肺炎病原檢測結果初步評估專家組」正式宣佈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即真相已經查明），1月12日國家衛健委通報世界衛生組織，後者將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即已經公佈），中共仍然不向全國人民公佈真相，這就有點不正常。
筆者更加覺得，中共是為了避免負面信息帶來不穩定因素，從而威脅到其自身的統治利益，才不惜禁止有關疫情訊息的流通，包括對疫情從事必要的研究。
（中）
乙）中共以維穩手段扼殺吹哨者
在疫情爆發的初期，為了隱瞞疫情，中共強力鎮壓揭露疫情的醫務人員，導致全社會無法正視疫情爆發的風險。這方面的惡行包括：
第一，對「發哨者」（最早透露疫情的人）嚴厲批判。
根據《人物》3月刊封面《武漢醫生》的第二篇報導，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這給艾芬帶來了麻煩，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謡。
1月1日晚上11點46分，醫院監察科科長通知她第二天早上過去一下。領導批評她「作為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是專業人士，怎麼能夠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謡生事？」（這是原話），並著令她回去跟科室的200多號人一個個地口頭傳達到位，不能發微信、短信傳達，只能當面聊或者打電話，不許說關於這個肺炎的任何事情，「連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說」……
她當時有一種很絶望的感覺，自揣「我是一個平時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規矩來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麼錯？我看到了這個報告，我也上報醫院了，我和我的同學，同行之間對於某一個病人的情況進行交流，沒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當於是醫學生之間討論一個病案，當你作為一個臨床的醫生，已經知道在病人身上發現了一種很重要的病毒，別的醫生問起，你怎麼可能不說呢？這是你當醫生的本能，對不對？我做錯什麼了？我做了一個醫生、一個人正常應該做的事情，換作是任何人我覺得都會這麼做」。
《人物》這篇專訪已經被刪（編按：眾新聞有轉載全文，請按這裡閱讀），但內地讀者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使之「復活」，例如以豎排形式、書寫形式等來繞過當局的電腦屏障技術，使大家都能夠閲讀，顯見人民對當局這種隱瞞真相、打壓講真話的措施極端不滿。
第二，對「吹哨者」以「散播謡言」為由實行「依法處理」
然而，這些善意的警示卻被視為造謡而遭到懲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眾所周知的李文亮事件，茲引述他發放的訊息，以證明他毫無造謡的意圖：
《新京報》報道中的截圖。
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在微信群「武漢大學臨床04級」中的發言：
（5時43分）
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
（診斷書圖片）
（CT視頻）
在我們醫院後湖院區急診科隔離
……
（6時42分）
（旁人：「小心我們的班級群被封號了」）
最新消息是，冠狀病毒感染確定了，正在進行病毒分型
大家不要外傳，讓家人親人注意防範
1937年，冠狀病毒（Coronaviruses）首先從雞身上分離出來……（下略）
後來的事眾所周知，他被公安部門「依法處理」。他的「認罪書」，成為中共暴力鎮壓疫情訊息的如山鐵證……
第三，阻止中國專家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
中共除了要禁止民眾傳播有關疫情的訊息外，還企圖進行「學術消音」，不允許中國科學家在外國期刊上發表他們對武漢病毒的研究成果。
2020年1月29日，中國科技部辦公廳發出《關於加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科技攻關項目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各科技攻關項目承擔單位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務完成之前不應將精力放在論文發表上。
《通知》提出「樹立大局觀念，增強社會責任感，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發揮集智攻關、團結協作的優良傳統，……共同做好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科技應對工作」。
《通知》說，眼下正處於全國上下全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時期，疾控系統專家的首要職責是研判、預警和防控疫情。而在短時期內在國際頂級刊物發表多篇英文論文，似有只重搶時間發表科研成果、未專注於本職工作之嫌。而這些論文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也未及時傳遞給公眾。這引起了不少的爭議。
據財新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1月30日，中國學者已經在國外權威學術期刊《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分別發表了5篇、2篇有關新冠病毒肺炎的文章。這些論文涉及的研究題材包括新冠病毒肺炎的流行病學及臨床特徵、早期傳播作用方式、疫情的進展情況等。
表面上看，這是中共呼籲中國專家不要只顧在國際學術期刊上揚名立品，而要用其研究成果應用於抗疫工作，這種要求看似無可厚非，但是為什麼中國的專家選擇在海外發表論文呢？
前引上海公衛中心在1月5日發現新冠狀病毒基因序列後，已經立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提醒他們新病毒與SARS相似，建議採取適當措施防止疫情擴散，但直到1月11日，團隊仍未見當局回應，於是團隊在 virologic.org 網站上發佈了世上第一個新的冠狀病毒基因序列。該所的張永振的團隊覺得當局顯然無意就病毒一事對社會大眾採取任何行動，於是才決定公開發表病毒的基因排序。他們認為：「這並非有關任何個人的榮辱，這是面對一種過去未為人所悉的呼吸道疾病，尤其是新年期間有大幅度的人口移動」。換言之，他們是因為當局對他們提出的警告置若罔聞，才被迫在海外刊物上發表，公開這潛在的危險。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流行病學資深終身教授張作風對《知識分子》稱，這次武漢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短時間內在很多知名雜誌發表了文章，「但是根據這些發表的數據信息，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爆發初期就用來指導這次新發傳染病的控制。有些非常重要的數據，僅僅是在英文雜誌上發表以後，我們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國內並沒有及時向公眾公開，也沒有及時地應用在撲滅爆發流行的整個過程中」。從他對這些論文質量的高評價，假如能夠早早引起中共當局的重視，必然對抑制疫情產生積極的作用，但可惜中共對這些寶貴的發現未能給與足夠的重視，反而進一步發出《通告》來扼殺科學家迫於無奈在外國發表其研究成果。
（下）
丙，制定荒謬的「治疫方針」
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員孟昕的揭露，當局對疫情的指示是：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這是一個徹頭徹尾把中共的執政利益置於人民利益之上的荒謬指示。筆者把他的一些短信摘錄如下：
孟昕 07:26:12 我們是1月2號拿到的標本，7號晚上就分離病毒成功，8號凌晨拍的電鏡，我當天就看到電鏡照片，整個科室歡欣鼓舞，這是前所未有的速度，世界領先。結果還是被他們搞得一塌糊塗，一敗塗地，往大了說對不起全國人民，往小了說都對不起我的同事們的通宵熬夜！
孟昕 09:16:00 唉，再透露一件事：我們19號開了全所大會，會上提到：衛健委主任，大概就是咱們馬學長，對疫情的指示是：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
孟昕 09:19:47 安全排在科學前面，按我的理解是指避免科研人員和醫務人員為了爭名搶功而忽視安全，畢竟我們這裡平時也是把生物安全放在首位，寧可不出成績也別出事故，但政治第一，呵呵，我當時就覺得要出事了。
孟昕 本來他們是拿到一手好牌的，我的同事們幾個通宵的努力，在不到一週的時間裡：分離了病毒，測完了序列，證實了病原。在不到兩週的時間裡研發了檢測試劑並發放全國省級疾控中心，並覆核了幾十到上百份武漢來的標本（具體數字不詳），獲得了國際同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的一致讚賞和高度肯定，為防控疫情贏得了最寶貴的時間。
然並卵，如此好牌還是被打得稀爛稀爛的，因為有政治第一的明確指示，有保密協議的嚴格要求，不可說不可說，要維穩。於是檢測報告進了保險櫃，只看到武漢方面連續一週發佈的無新增病例，密接人群無人感染，無醫務人員感染的消息。都以為是武漢措施得力，把疫情扼殺在搖籃裡了，誰知道背後的真相是醫務人員多人感染，人傳人確鑿無疑。最後恐怕是實在壓不住了，只好把鐘老這位大神請出來揭破部分事實，安定人心，可還是尤抱琵琶半遮面，不肯承認有瞞報遲報漏報，不承認超級傳播者，不承認英國的疾病模型是對的，不承認武漢醫院床位不夠，於是，在政治第一、維穩第二的正確指導下，在中國喜慶的節日氣氛裡，武漢人民喜迎封城。
孟昕的這些說話，充分說明當局在武漢肺炎失控的過程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所謂「政治第一」，其實就是鞏固中共的統治權。這次疫情對中共衝擊非常大，一方面是整個黨的執政地位受到挑戰，另一方面則是內鬥加劇。不僅地方向中央甩鍋，中共最高層內向習近平逼宮者大有人在。習當局手中最大的依靠就是軍權。如果疫情在全國蔓延、全面失控，那麼，習當局最可能的手段，就是不僅在武漢實行軍管，在全國重要疫情地區都實行軍管，以此強化中共的執政地位，同時壓制反習勢力的攻擊。
所謂「維穩第二」，就是採取各種手段，讓被感染了的老百姓，不要說出來（尤其不要向國外說），不要跑出來（尤其是集體請願、集體抗議），就死在自己家裡頭，不要給當地官員添亂，給政府找麻煩，給黨丟臉。
所謂「科學第三」，就是「科學」為「政治」、為「維穩」服務。例如，武漢肺炎病毒來源，在黨某個時候需要時，就是野生動物傳染說，在另一個時候，就可以變為P4試驗室流出說。又如，只要黨需要，武漢肺炎即可以是「人傳人」可能性很低、致死率很低，又可以是「人傳人」可能性高、致死率高。「科學」一切圍繞著黨的需要變化。
在真話被禁絶的環境下，偽科學就自然當道。為了迎合中共「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的方針，於是就出現很多低估疫情的偽科學，例如：
1月5日，武漢市共報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初步調查表明，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1月11日，國家醫療專家組專家、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王廣發稱，目前來看該病毒的致病性較弱，病患病情和整體疫情處於可控狀態。
1月15日，武漢衛健委發佈肺炎疫情知識問答，根據現有的調查結果表明，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這種偽科學持續了15天，直至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視連線時明確表示，目前可以肯定，此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存在人傳人的現象。至此，病毒的真正危害才為當局承認。
在「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的方針下，從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3日這個撲滅病毒的黃金機會就白白流失了。為了不引起疫情對社會穩定造成的不良影響，從而轉化為對政權的不滿，就唯有犧牲科學了，所以不斷對疫情作出「低風險」的評估，從而鬆懈了群眾對疫情的警惕度。例如，武漢重災區之一的武漢市江岸區百步亭花園社區才會在1月18日（距離武漢封城只有5天）還舉行萬家宴，4萬多個家庭一起共度農曆小年，從而為病毒的擴散製造絶好時機。
這個要命的政策，終於讓病毒走出國門，危害全世界。
丁，總結與教訓
人們應該從今次事件看出一個道理：「資訊不自由，災難在後頭」。很多人認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的觀念太抽象，看不見，摸不著，而且是西方的東西，對華人社會來說是可有可無的。筆者希望他們從今次事件看清楚，雖然這些理念是抽象的，但失去了它，後果卻可以是很具體的。而這些價值的普世性，亦十分明顯，因為它在中國的缺失，卻影響全球的安危。
國際社會也上了活生生的一課：假如中共的體制不改（例如繼續執行新聞封鎖、打壓異見等專制極權的政策），則它的一個錯誤（哪怕是不經意的），也會為全球帶來災難。
從2019年12月8日首宗病例開始，到2020年1月23日（即武漢開始封城）這一個半月，是武漢病毒從發現到失控的關鍵時期。錯失了這個抑制病毒發展的黃金時期，病毒就如脫韁野馬，飛馳全世界。為什麼會錯失這個黃金時期？中共體制實在有以致之，理由有三。
第一，中共把自己的執政利益，放在一切政策的首位。這種「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慣性思維，使它認為一切負面信息（那怕是純粹天災與政治無關的事件）都足以影響社會穩定，從而影響其執政的安全，因此本能地儘量實行低調處理。正如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授趙士林說：「疫情初起，決策者刻意向公眾隱瞞疫情的深層心理是：政權的安全和百姓的安全，把政權的安全放在首位；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的穩定，把政權的穩定放在首位；政權的尊榮和公民的權益，把政權的尊榮放在首位」。唯有這種心態作祟，才會作出荒謬的「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的錯誤方針，從而犯了隱瞞疫情的嚴重錯誤。
第二，中共為了自己的執政安全，不惜建立一套非常粗暴的「維穩機制」，這套維穩機制是以政權的專制力量為後盾，強制鎮壓所有認為不符合中共執政安全的聲音和行動，即使是善意的批評或者無意中透露心聲，也無法容忍，這就使一個正常社會應有預警系統全面崩潰。
第三，中共特式的資訊管制制度，其核心內容是壟斷一切信息的來源，什麼能夠讓人民知道，什麼不能夠讓人民知道，完全操之於中共的宣傳部門，它除了迫使人民只能夠接受單一的信息外，還因為長期的接收單一訊息而使人民自覺地拒絶接受與官方意識形態不符的資訊（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當香港大學教授管軼1月22日對武漢病毒提出嚴重警告時，大陸很多人竟然質疑他在造謡【1】，說明在大陸官方長期灌輸洗腦下，有些人已經本能地拒絶接受任何善意的警示）。這種資訊管理制度令到人們無法第一時間知道災難的來臨，因而無法對疫情採取預防措施。
這三點，說明中共體制上的原因如何導致這次武漢疫情得以貽害全球。
註1：見《新浪網》1月26日文章〈專家造謠怎麼辦？管軼：感染規模十倍於沙士 – 請問有依據嗎？〉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3/blog-post_580.html
武漢肺炎因為中共隱瞞疫情，錯過了把它「消滅於萌芽狀態」的先機，結果使病毒得以肆虐全國，並且溢出國門走向全世界。迄3月17日為止，全球共有160個國家和地區出現疫情，綜合各國報告的官方統計（引用John Hopkins University綜合統計），確診人數逾19萬8千人（其中中國8萬多宗），7500多人死亡（其中中國3237人死亡），成為一場全球性的災難。（編按：全球確診數字的統計出入頗大，世衛公布的確診數是18萬4千多宗）
疫情除了令受害人患病及死亡外，全球經濟深受影響，正常的社會文化活動，都在不同程度上處於停擺狀態，特別是國際間的交流活動，更幾乎處於全面停頓的狀態。可以這樣說：今次是全世界為中共的錯誤埋單。
對於這場災難，中共的宣傳重點有二：其一，大力宣傳內地如何成功地抗衡疫情，卻隻字不提中共的體制如何導致疫情失控；其二，大力宣傳「源頭不可知論」，甚至把疫情的爆發歸咎為美國的加害，而不追究疫情如何從中國走向世界。
為了戳穿中共的宣傳伎倆，本文將集中探討從發生第一宗病例到武漢封城這段期間，即從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3日（共46天），北京當局是如何隱瞞謊報疫情，因而錯失抑制疫情的黃金機會，使病毒得以肆虐全國並貽害全球。
甲）中央早已知情卻隱瞞疫情
從現在已知的資料看，遠在李文亮等8人在12月30日吹哨之前，中共高層已經知道中國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疫情，但他們非但不採取緊急措施，反而禁止向社會公佈，甚至企圖銷毀證據。
一）2019年12月底前武漢已經報告中央
根據內地《財新網》2月26日發表的調查報告 〈新冠病毒基因測序溯源：警報是何時拉響的〉 （編按：原文網址已被404，請按此處看原文全文截圖）顯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於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樣本被從武漢各醫院採集，基因測序顯示病原體是一種類SARS冠狀病毒，這些檢測結果陸續回饋醫院並上報給了國家衛健委和疾控系統。
筆者根據《財新網》的資料，整理出下表說明早在12月底中共高層已經獲悉此病。
從上述的回顧我們可以確認以下事實：
第一，武漢基層並沒有隱瞞疫情，因為：
1. 12月27日：實驗室「廣州微遠基因」已經完成新冠病毒基因組測序、並立即分享給了中國醫學科學院、並專程前往武漢，向當地醫院和疾控中心彙報交流。
2. 12月29日：湖北省、武漢市衛健委疾控處通知省、市、區三級疾控中心，有海鮮市場暴露史的不明肺炎患者，要求啟動應急處置工作流程。
3. 12月30日：三級疾控中心形成《關於醫院報告華南海鮮市場多例肺炎病例情況的調查處置報告》。同日，武漢市衛健委發佈內部通知《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通報疫情爆發情況。
第二，中央也早已知情，因為：
1. 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12月31日上午已抵達武漢，正展開相關檢測核實工作。這說明地方當局在此之前已經有立刻報告北京。
2. 1月2日，中共海軍工程大學警通勤務連下發《嚴控外來人員進校的通知》顯示，中共海軍早在2019年底就知曉武漢不明防疫疫情，並出台《2019年第298號文件》；提出防控措施，而且中部戰區總醫院也已知情。
3. 從1月3日起，至2月3日止，中共外交部一共向美國通報了30次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根據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020年2月3日的發言。華說：「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兩國疾控中心就疫情相關情況多次進行溝通。」）
從上述（一）和（二）看，根本北京最高當局在疫情初發時已經瞭解情況，但就是不讓報導，不能公佈。中央不讓公佈的實情直到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接受央視專訪時獲得證實。他說：「我作為地方政府（的領導人），我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一點在當時不被理解」；但是，「是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到此時隱瞞疫情的責任誰屬就非常清楚。
武漢市長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央視專訪截圖。
二）中央對疫情保密甚至要求銷毀相關資料
雖然中國疾控中心在1月6號就內部啟動二級應急機制，可惜的是，到此時此刻，中共仍然不願意公佈此事，非但不公佈，還專門為此發通告，不准再做化驗，已經做的化驗及其結果均需保密或銷毀。對此《財新網》有很詳細的報導：
1. 在2020年1月1日，中央禁止新的化驗，已經做的要求銷毀樣本
《財新網》說：「回望2019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的那幾天，原本應是決定無數人命運的關鍵時刻。但彼時，公眾對這種病毒日後會引發的後果還渾然不知。一位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一位官員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佈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如果你們在日後檢測到了，一定要向我們報告』。 」
2. 在1月3日，中央發出文件，要求對疫情資料要保密
根據《財新網》報導，1月3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佈了一份名為《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即3號文件），它進一步規定，各相關機構應按省級以上衛生健康行政部門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檢測機構提供生物樣本開展病原學檢測並做好交接手續；未經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指定的保藏機構保管，並妥善保存有關實驗活動記錄及實驗結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間，各類機構承擔病原學檢測任務所產生的信息屬於特殊公共資源，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佈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活動結果等信息，相關論文、成果發表須經委託部門審核同意。
3. 在1月6日，無故關閉上海研究所，延誤了發展疫苗的進程
根據《南華早報》2月28日報導，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以下簡稱「公衛中心」）和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張永振教授帶領的團隊，早在1月5日已完成武漢病毒的全基因測序，時間上還早過中共官方宣佈在武漢發現不明肺炎兩天。上海公衛中心當日立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提醒他們新病毒與SARS相似，建議採取適當措施防止疫情擴散，因為樣本採集來源的病人，病癥都非常嚴重。
在張永振團隊公開新冠狀病毒基因序列序列（5日）後，當局翌日（6日）卻以「整改」的理由關閉該實驗室。上海公衛中心臨時關閉，但當局沒有解釋原因，據中心的消息人士說：「我們曾經四次申報要求重開，但一直都沒有得到回覆」。關閉實驗室對科學家的研究有很大影響，因為他們正在與時間競賽，希望儘快找到控制冠狀病毒的辦法。不論「整改」的真正原因何在，在關鍵時刻廢了上海所的武功，客觀上就造成對防疫工作（特別是研發疫苗方面）的耽誤，使病毒有更多的散播機會。
人們實在難以明白，為什麼大難當前，中共要禁止人們繼續進行化驗（1月1日），已經做的化驗樣本要銷毀，對化驗結果要保密（1月3日），甚至要關閉有重大發現的公衛中心（1月6日）。中共對武漢病毒採取這個態度，絶對延誤了對病毒的防控。
眾所周知，疫情擴散速度同防治措施的及時性成反比，防治措施越及時，擴散速度越小，反之亦然。根據《南方都市報》對鐘南山的專訪，中央遲到1月23日才提出對武漢封城。但他們的團隊在1月底2月初做了一個病情預測，如果封城行動提早5天，到現在（按：指專訪發表時的3月12日）為止，全國的病例數大概會是2萬左右；但是如果再推後5天，全國到3月份後的發病峰值應該是17萬。現在官方的確診病例是8萬多，比提早封城的估計數字要多出4倍，顯然中共的隱瞞和延誤造成人民很多不必要的損失（筆者按：《南方都市報》上述專訪已經被刪，辛虧大陸網媒《南國早報》3月13日轉載，才得以保存，全文見 http://www.ngzb.com.cn/news/76883.html）
中共為什麼孜孜於封鎖消息？不但發口頭通知（1月1日）、發正式文件（1月3日）、甚至採取行動「整頓」研究中心（1月6日），非得要隱瞞疫情不可？親北京人士會認為，中共在嚴重疫情面前為了慎重起見必須先確認疫情的性質才可以公佈，而資訊的公佈需要由中央權威機構統一發放才不至於產生恐慌和混亂。這可以是一個合理的解釋，但到了1月9日，「武漢病毒性肺炎病原檢測結果初步評估專家組」正式宣佈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即真相已經查明），1月12日國家衛健委通報世界衛生組織，後者將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即已經公佈），中共仍然不向全國人民公佈真相，這就有點不正常。
筆者更加覺得，中共是為了避免負面信息帶來不穩定因素，從而威脅到其自身的統治利益，才不惜禁止有關疫情訊息的流通，包括對疫情從事必要的研究。
（中）
乙）中共以維穩手段扼殺吹哨者
在疫情爆發的初期，為了隱瞞疫情，中共強力鎮壓揭露疫情的醫務人員，導致全社會無法正視疫情爆發的風險。這方面的惡行包括：
第一，對「發哨者」（最早透露疫情的人）嚴厲批判。
根據《人物》3月刊封面《武漢醫生》的第二篇報導，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這給艾芬帶來了麻煩，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謡。
1月1日晚上11點46分，醫院監察科科長通知她第二天早上過去一下。領導批評她「作為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是專業人士，怎麼能夠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謡生事？」（這是原話），並著令她回去跟科室的200多號人一個個地口頭傳達到位，不能發微信、短信傳達，只能當面聊或者打電話，不許說關於這個肺炎的任何事情，「連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說」……
她當時有一種很絶望的感覺，自揣「我是一個平時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規矩來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麼錯？我看到了這個報告，我也上報醫院了，我和我的同學，同行之間對於某一個病人的情況進行交流，沒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當於是醫學生之間討論一個病案，當你作為一個臨床的醫生，已經知道在病人身上發現了一種很重要的病毒，別的醫生問起，你怎麼可能不說呢？這是你當醫生的本能，對不對？我做錯什麼了？我做了一個醫生、一個人正常應該做的事情，換作是任何人我覺得都會這麼做」。
《人物》這篇專訪已經被刪（編按：眾新聞有轉載全文，請按這裡閱讀），但內地讀者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使之「復活」，例如以豎排形式、書寫形式等來繞過當局的電腦屏障技術，使大家都能夠閲讀，顯見人民對當局這種隱瞞真相、打壓講真話的措施極端不滿。
第二，對「吹哨者」以「散播謡言」為由實行「依法處理」
然而，這些善意的警示卻被視為造謡而遭到懲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眾所周知的李文亮事件，茲引述他發放的訊息，以證明他毫無造謡的意圖：
《新京報》報道中的截圖。
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在微信群「武漢大學臨床04級」中的發言：
（5時43分）
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
（診斷書圖片）
（CT視頻）
在我們醫院後湖院區急診科隔離
……
（6時42分）
（旁人：「小心我們的班級群被封號了」）
最新消息是，冠狀病毒感染確定了，正在進行病毒分型
大家不要外傳，讓家人親人注意防範
1937年，冠狀病毒（Coronaviruses）首先從雞身上分離出來……（下略）
後來的事眾所周知，他被公安部門「依法處理」。他的「認罪書」，成為中共暴力鎮壓疫情訊息的如山鐵證……
第三，阻止中國專家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
中共除了要禁止民眾傳播有關疫情的訊息外，還企圖進行「學術消音」，不允許中國科學家在外國期刊上發表他們對武漢病毒的研究成果。
2020年1月29日，中國科技部辦公廳發出《關於加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科技攻關項目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各科技攻關項目承擔單位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務完成之前不應將精力放在論文發表上。
《通知》提出「樹立大局觀念，增強社會責任感，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發揮集智攻關、團結協作的優良傳統，……共同做好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科技應對工作」。
《通知》說，眼下正處於全國上下全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時期，疾控系統專家的首要職責是研判、預警和防控疫情。而在短時期內在國際頂級刊物發表多篇英文論文，似有只重搶時間發表科研成果、未專注於本職工作之嫌。而這些論文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也未及時傳遞給公眾。這引起了不少的爭議。
據財新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1月30日，中國學者已經在國外權威學術期刊《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分別發表了5篇、2篇有關新冠病毒肺炎的文章。這些論文涉及的研究題材包括新冠病毒肺炎的流行病學及臨床特徵、早期傳播作用方式、疫情的進展情況等。
表面上看，這是中共呼籲中國專家不要只顧在國際學術期刊上揚名立品，而要用其研究成果應用於抗疫工作，這種要求看似無可厚非，但是為什麼中國的專家選擇在海外發表論文呢？
前引上海公衛中心在1月5日發現新冠狀病毒基因序列後，已經立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提醒他們新病毒與SARS相似，建議採取適當措施防止疫情擴散，但直到1月11日，團隊仍未見當局回應，於是團隊在 virologic.org 網站上發佈了世上第一個新的冠狀病毒基因序列。該所的張永振的團隊覺得當局顯然無意就病毒一事對社會大眾採取任何行動，於是才決定公開發表病毒的基因排序。他們認為：「這並非有關任何個人的榮辱，這是面對一種過去未為人所悉的呼吸道疾病，尤其是新年期間有大幅度的人口移動」。換言之，他們是因為當局對他們提出的警告置若罔聞，才被迫在海外刊物上發表，公開這潛在的危險。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流行病學資深終身教授張作風對《知識分子》稱，這次武漢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短時間內在很多知名雜誌發表了文章，「但是根據這些發表的數據信息，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爆發初期就用來指導這次新發傳染病的控制。有些非常重要的數據，僅僅是在英文雜誌上發表以後，我們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國內並沒有及時向公眾公開，也沒有及時地應用在撲滅爆發流行的整個過程中」。從他對這些論文質量的高評價，假如能夠早早引起中共當局的重視，必然對抑制疫情產生積極的作用，但可惜中共對這些寶貴的發現未能給與足夠的重視，反而進一步發出《通告》來扼殺科學家迫於無奈在外國發表其研究成果。
（下）
丙，制定荒謬的「治疫方針」
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員孟昕的揭露，當局對疫情的指示是：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這是一個徹頭徹尾把中共的執政利益置於人民利益之上的荒謬指示。筆者把他的一些短信摘錄如下：
孟昕 07:26:12 我們是1月2號拿到的標本，7號晚上就分離病毒成功，8號凌晨拍的電鏡，我當天就看到電鏡照片，整個科室歡欣鼓舞，這是前所未有的速度，世界領先。結果還是被他們搞得一塌糊塗，一敗塗地，往大了說對不起全國人民，往小了說都對不起我的同事們的通宵熬夜！
孟昕 09:16:00 唉，再透露一件事：我們19號開了全所大會，會上提到：衛健委主任，大概就是咱們馬學長，對疫情的指示是：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
孟昕 09:19:47 安全排在科學前面，按我的理解是指避免科研人員和醫務人員為了爭名搶功而忽視安全，畢竟我們這裡平時也是把生物安全放在首位，寧可不出成績也別出事故，但政治第一，呵呵，我當時就覺得要出事了。
孟昕 本來他們是拿到一手好牌的，我的同事們幾個通宵的努力，在不到一週的時間裡：分離了病毒，測完了序列，證實了病原。在不到兩週的時間裡研發了檢測試劑並發放全國省級疾控中心，並覆核了幾十到上百份武漢來的標本（具體數字不詳），獲得了國際同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的一致讚賞和高度肯定，為防控疫情贏得了最寶貴的時間。
然並卵，如此好牌還是被打得稀爛稀爛的，因為有政治第一的明確指示，有保密協議的嚴格要求，不可說不可說，要維穩。於是檢測報告進了保險櫃，只看到武漢方面連續一週發佈的無新增病例，密接人群無人感染，無醫務人員感染的消息。都以為是武漢措施得力，把疫情扼殺在搖籃裡了，誰知道背後的真相是醫務人員多人感染，人傳人確鑿無疑。最後恐怕是實在壓不住了，只好把鐘老這位大神請出來揭破部分事實，安定人心，可還是尤抱琵琶半遮面，不肯承認有瞞報遲報漏報，不承認超級傳播者，不承認英國的疾病模型是對的，不承認武漢醫院床位不夠，於是，在政治第一、維穩第二的正確指導下，在中國喜慶的節日氣氛裡，武漢人民喜迎封城。
孟昕的這些說話，充分說明當局在武漢肺炎失控的過程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所謂「政治第一」，其實就是鞏固中共的統治權。這次疫情對中共衝擊非常大，一方面是整個黨的執政地位受到挑戰，另一方面則是內鬥加劇。不僅地方向中央甩鍋，中共最高層內向習近平逼宮者大有人在。習當局手中最大的依靠就是軍權。如果疫情在全國蔓延、全面失控，那麼，習當局最可能的手段，就是不僅在武漢實行軍管，在全國重要疫情地區都實行軍管，以此強化中共的執政地位，同時壓制反習勢力的攻擊。
所謂「維穩第二」，就是採取各種手段，讓被感染了的老百姓，不要說出來（尤其不要向國外說），不要跑出來（尤其是集體請願、集體抗議），就死在自己家裡頭，不要給當地官員添亂，給政府找麻煩，給黨丟臉。
所謂「科學第三」，就是「科學」為「政治」、為「維穩」服務。例如，武漢肺炎病毒來源，在黨某個時候需要時，就是野生動物傳染說，在另一個時候，就可以變為P4試驗室流出說。又如，只要黨需要，武漢肺炎即可以是「人傳人」可能性很低、致死率很低，又可以是「人傳人」可能性高、致死率高。「科學」一切圍繞著黨的需要變化。
在真話被禁絶的環境下，偽科學就自然當道。為了迎合中共「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的方針，於是就出現很多低估疫情的偽科學，例如：
1月5日，武漢市共報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初步調查表明，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1月11日，國家醫療專家組專家、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王廣發稱，目前來看該病毒的致病性較弱，病患病情和整體疫情處於可控狀態。
1月15日，武漢衛健委發佈肺炎疫情知識問答，根據現有的調查結果表明，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這種偽科學持續了15天，直至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視連線時明確表示，目前可以肯定，此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存在人傳人的現象。至此，病毒的真正危害才為當局承認。
在「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的方針下，從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3日這個撲滅病毒的黃金機會就白白流失了。為了不引起疫情對社會穩定造成的不良影響，從而轉化為對政權的不滿，就唯有犧牲科學了，所以不斷對疫情作出「低風險」的評估，從而鬆懈了群眾對疫情的警惕度。例如，武漢重災區之一的武漢市江岸區百步亭花園社區才會在1月18日（距離武漢封城只有5天）還舉行萬家宴，4萬多個家庭一起共度農曆小年，從而為病毒的擴散製造絶好時機。
這個要命的政策，終於讓病毒走出國門，危害全世界。
丁，總結與教訓
人們應該從今次事件看出一個道理：「資訊不自由，災難在後頭」。很多人認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的觀念太抽象，看不見，摸不著，而且是西方的東西，對華人社會來說是可有可無的。筆者希望他們從今次事件看清楚，雖然這些理念是抽象的，但失去了它，後果卻可以是很具體的。而這些價值的普世性，亦十分明顯，因為它在中國的缺失，卻影響全球的安危。
國際社會也上了活生生的一課：假如中共的體制不改（例如繼續執行新聞封鎖、打壓異見等專制極權的政策），則它的一個錯誤（哪怕是不經意的），也會為全球帶來災難。
從2019年12月8日首宗病例開始，到2020年1月23日（即武漢開始封城）這一個半月，是武漢病毒從發現到失控的關鍵時期。錯失了這個抑制病毒發展的黃金時期，病毒就如脫韁野馬，飛馳全世界。為什麼會錯失這個黃金時期？中共體制實在有以致之，理由有三。
第一，中共把自己的執政利益，放在一切政策的首位。這種「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慣性思維，使它認為一切負面信息（那怕是純粹天災與政治無關的事件）都足以影響社會穩定，從而影響其執政的安全，因此本能地儘量實行低調處理。正如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授趙士林說：「疫情初起，決策者刻意向公眾隱瞞疫情的深層心理是：政權的安全和百姓的安全，把政權的安全放在首位；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的穩定，把政權的穩定放在首位；政權的尊榮和公民的權益，把政權的尊榮放在首位」。唯有這種心態作祟，才會作出荒謬的「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的錯誤方針，從而犯了隱瞞疫情的嚴重錯誤。
第二，中共為了自己的執政安全，不惜建立一套非常粗暴的「維穩機制」，這套維穩機制是以政權的專制力量為後盾，強制鎮壓所有認為不符合中共執政安全的聲音和行動，即使是善意的批評或者無意中透露心聲，也無法容忍，這就使一個正常社會應有預警系統全面崩潰。
第三，中共特式的資訊管制制度，其核心內容是壟斷一切信息的來源，什麼能夠讓人民知道，什麼不能夠讓人民知道，完全操之於中共的宣傳部門，它除了迫使人民只能夠接受單一的信息外，還因為長期的接收單一訊息而使人民自覺地拒絶接受與官方意識形態不符的資訊（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當香港大學教授管軼1月22日對武漢病毒提出嚴重警告時，大陸很多人竟然質疑他在造謡【1】，說明在大陸官方長期灌輸洗腦下，有些人已經本能地拒絶接受任何善意的警示）。這種資訊管理制度令到人們無法第一時間知道災難的來臨，因而無法對疫情採取預防措施。
這三點，說明中共體制上的原因如何導致這次武漢疫情得以貽害全球。
註1：見《新浪網》1月26日文章〈專家造謠怎麼辦？管軼：感染規模十倍於沙士 – 請問有依據嗎？〉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3/blog-post_58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