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亚洲
警察大举进攻大学校园，遇到顽强抵抗。录音时，理工大学仍有学生围困校园，令人担心。但一百多个勇武派主力已经成功通过游绳逃脱并被电单车接走，过程之惊险，成为国际新闻。
这次中文大学与理大之战，激烈之程度，是一年前难以想像会发生在香港的。这场运动，有了国歌规格的《愿荣光归香港》之后，又有了在未来将会被传颂和纪念的战役。理工大学被警察围困了一天后，香港有十万计市民冒著枪林弹雨涌去尖沙咀与红磡一带尝试反包围警察，组织人链运送物资进大学校园。画面所见当中有不少是全无装备的OL和师奶，令人惊讶运动激进化至今，社会支持仍广。
无数香港人在这几个月，共同经历了这场运动的起跌，一同过了不知多少个忧心难眠的晚上。这些情感，也遍及在海外的香港侨民。实际上，香港现在经历的，就是一个通过共同的悲愤，以痛苦、希望、记忆完成的国族形成过程。
几年前香港本土主义刚兴起时，很多大中华老人都在问：“甚么是香港人？”、“你能清楚界定香港人吗？”他们认为不能清楚界定甚么是香港人，那谈何本土？这种问题，其实很无聊。任何本土身份、民族身份，其实就是一个社群认同的情感纽带，也不停演化发展，难以像教科书地清楚界定。你若要科学客观的界定，那么中国人的身份，便更混乱矛盾更难以理解。这我在《甚么是中国人？》的旧文，已曾详细述及。
有人说，一群人，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便是一个民族了。这个民族感，在住民群体中出现，当然不是随意的；很多时候通过这个群体的共同经验，和一起经历的喜怒哀乐熏焙出来。这就如在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一个大学舍堂，一群人偶然地走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成长、共同参加各种体育竞技，这群人便可能会结成凝聚力持续一辈子的共同体。民族身份，其实就是在一个地理单位内住民的共同体意识。
这个共同体身份的建构，当然也包括很多刻意的营造，例如代表群体的旗帜、歌曲，和这个群体的前代人的历史。但这些刻意营造，都是以有机自发的群体情感纽带作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多努力刻意营造，都难建构到共同体意识。而各种共同经验中最能催化强大共同体意识的，便是共同的苦难与共同克服的挑战。
这个对民族身份的理解，其实便是已故民族主义理论大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观念。这个观念，早年被政治学者吴睿人介绍到台湾，近年再由港大《学苑》的《香港民族论》专题介绍到香港。这个观念将我们从“民族是自古以来从种族血缘决定好，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谎言里解放出来，令我们认识到，有别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民族认同，不单可能还十分自然。
上一辈香港住民的共同经历，包括了不少在中国生活的记忆、8964的共同创伤等。这些经历与由此而来的情感纽带，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体身份纠缠在一起。1997年后，香港新一代经历的SARS、反高铁、反国教、雨伞革命，到今天的“反送中”，却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中国的共同经验，与中国大陆毫无交集。香港的民族身份，便这样诞生了，并在每一次抗战中强化。
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从2016年的偏锋口号变成今天人人都叫，当2016年的鱼蛋冲突演变成今日的中大和理大之战，我们见证到的，便是在烈火中诞生的香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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