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雨傘之後，香港人走到無力。所謂遍地開花回到社區，實際上是遠離政治，比以往更討厭政治。當我們長期處於轉型的過程之中，沒有民主化的希望，不只裹足不前而是每况愈下，就連「階段性勝利」這個詞也很久沒聽人提過，馬嶽（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形容這是「過渡疲勞」（transition fatigue）。
盤點一下過去幾年的政治發展，其實是一次又一次刺破我們的底線，像選舉前後的剝奪政治權利（DQ）、議事規則的修改、對社運人士的窮追猛打，我們已經疲倦到不懂得反應（即使明知應該反抗），或者面對種種「等待果陀」式的荒謬，我們已經變得習以為常。
有人問過，究竟隧道的盡頭是光明，還是光明的盡頭是隧道，我們只知道香港民主化的盡頭是隧道，沒有光明。但光明也好隧道也好，再絕望都好，我們總得繼續走下去，繼續全力以赴，擁護捍衛《基本法》，落實我們的特首和立法會都是由「普選產生」的目標。畢竟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佛系民主化」，不爭取、不努力、不堅持，就永遠沒有民主化的緣分了。爭取民主其實一點也不反動，歸根結柢我們只想落實基本法而已。基本法現在給政府常常掛在嘴邊，政府常常要我們尊重基本法，我們比誰都尊重基本法，高度自治、五十年不邊，這些都是基本法。
所以當我們懷憂喪志失去希望，當我們六神無主不知所措，我們需要思考應該如何繼續前進。就像幻想自己身在戰場，那種前無去路、後有喪屍的局面，我們就要盤點一下自己的裝備籌碼，思考逃出生天的方法與可能。應該走向激進，還是回歸溫和？應該參考加泰隆尼亞，還是可以借鏡台灣？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的吳介民說﹕「要選擇怎樣的路、選擇什麼的身分，這是香港人必須做的事，也是只有香港人才有資格做的事，而不是別人說什麼。因為作出怎樣的政治行動和決定，需要付出代價，而這個代價是香港人自己承擔。」
今年初，吳介民本來要到香港參與學聯舉辦的論壇，無端端被香港政府拒絕簽證申請。「從1990年代開始，就常去香港。最近這些年，每年差不多去香港兩次。有時是為了自己的研究做訪問，有時來參加學術會議、講課等等，然後最後就是這一次了。」處事偷偷摸摸不透明是威權政府的特色，是什麼原因突然拒絕吳介民入境永遠都不會公開，但其實也呼之欲出，因為吳介民會刺痛威權政府的弱點。威權政府有很多禁忌，像沒有人民授權、缺乏合法性等，只要你說出真話、觸碰到禁忌，威權政府就會將你視為危險人物。說真話是非常危險。
吳介民本身研究中國的政經社會、產權結構，同時研究兩岸關係。他近年編寫的《吊燈裏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講述中國政府如何構建「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配合「在地協力者網絡」，以無孔不入的方式，將中國大陸因素注射到台灣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之中。聽起來好像似曾相識——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香港CEPA，台灣ECFA。不過，即使台灣香港一衣帶水，面對同樣的挑戰，卻因為有着根本的差異，兩地始終不可同日而語。
有否實際主權 反抗手段不同
「台灣有天然的界線（natural boundary）、有實際上的主權（de facto sovereignty），還有具備合法性（legitimacy）的民選政府。所以中共能用的戲碼（repertoire）就是外交圍堵、軍事威脅，而在過去10年也用繞過政治的手段，從經濟文化進入台灣，建立網絡，包括最新的戲碼就是鼓勵台灣青年到大陸創業留學，以及獎勵學生到中國讀大學。但實際上只是老戲碼的加碼。而在香港，中共可以直接對港施壓，因為他們有自己的駐港機構與雄厚資本，直接發揮政治經濟的影響力。」
台灣跟香港一樣命運多舛，但卻因為不同的政治條件和格局，生存反抗的手段就不能相提並論。那麼香港可以在台灣身上參考什麼？或許是台灣本身的民主化經驗。「儘管台灣的不同條件比香港好很多，民主化也走了很長的時間。」吳介民說，要思考香港前路尋找方向，首先要回顧香港公民社會變化的歷史時刻——雨傘運動。
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雨傘運動，轉眼已經是4年前的事。一次如此巨大的社運力量爆發，對社會構成很大的變化。「在台灣，雖然當時馬英九政府親中行為引來反抗，可是不能否認的是，馬英九所代表的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不管你怎樣稱呼這個國家，它是一個self-ruling的statehood（獨立國家），而且也是一個民選政府、有其正當性。而香港政府沒有普選正當性，更沒有主權。這個根本的差別，會帶來根本不同的反應模式。」所以在台灣，太陽花將國民黨打沉，帶來的結果是民進黨於2016年首次全面執政。而吳介民說，在香港，雨傘運動發生的空間在香港特區，但實際上真正一錘定音的卻是中央政府，所以雨傘運動所帶來的政治後果，跟太陽花有很大差異。
即使過了4年時間，對於香港人來說，當日在街頭的片段沒有變得模糊。「那個時候，常常都有很多謠言說，會有軍隊有解放軍，然後很快又會有消息傳出，說習近平指示不可流血云云。這其實就是說明『政治決斷』的權力從來都不在特區政府，而是在北京中央。但最弔詭的地方，卻是特區政府一直承擔着第一線的處理責任。那個時候林鄭（月娥）跟學生見面，這些舉動像是一場荒謬的政治大戲。」吳介民形容特區政府是北京的一個緩衝區（buffer），夾在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之間。
傘運最大效果﹕認清對手是中共
「所以整場雨傘運動所構成的最大政治效果，是撕破了一直以來特區政府所扮演的假面。」撕破之前，香港人還會有半點希望，或許覺得特區政府可以多少轉達民意；佔中的出現，就是希望帶來討價還價的可能；但撕破之後，就是香港公民社會與特區政府的徹底斷裂，忽然之間，公民社會面對的不再是特區政府，而是如巨人一樣的中共。吳介民說，這是香港的政治格局，也是無比難解的局。
特區政府所扮演的這個假面角色，同時面對香港社會及中央政府，無論是撕破之前或之後，至少對中央來說，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雨傘運動之中，北京就躲在一個political facade（政治牌坊）後面，而這個牌坊就是特區政府。你可以想像，如果有類似一場民主運動，發生在廣州，運動指向的目標就會直指中央政府。一方面，這樣的運動可能會在全國擴散；另一方面，中央就需要親自處理，派出特警、解放軍鎮壓，或妥協等等。但當雨傘運動在香港發生，警察使用催淚瓦斯之後，市民湧上街頭不散，接着演變成持久戰，處理的是特區政府，而北京卻可以永遠躲在背後指揮。所以中央跟香港的關係，是一個有權力、無責任的關係。」在這個有權無責的關係之下，特區政府其實只是中央政府的緩衝器。
中央跟香港關係﹕有權無責
那麼前路茫茫，應該往哪個方向繼續爭取？「當我們談到一個應該具有政治主體性的社會，希望跟在上位的國家、即中共爭取空間、釐清關係的時候，最關鍵是有沒有政治實力。當雨傘之後出現『魚旦革命』，一場激進的行動，結果就是現在我們看到這樣，面對嚴厲的司法追訴。」
一般香港市民是否無法接受激進抗爭？如若激進不可能，那麼溫和呢？「從最近的DQ事件、改變議事規則，我們可以看到當中北京（與港府當局）玩的手法是﹕趁你虛弱的時候，訂立新的規則（緊身衣），即使你能夠恢復元氣，也會發現已經給新的規則所縛住。」當最建制、最溫和的議會抗爭路線都給扼殺，不再是可行的選擇，突然之間就發現，我們何去何從？
終極問題﹕主體的政治想像
「所以最終最終的一個問題，還是關於主體的政治想像。如果香港作為一個政治主體，有幾種想像的出路﹕第一是繼續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區，追求北京落實基本法，不能破壞高度自治，但在這方面北京也不承諾；本土激進派就想像一個自治、以至是獨立的政治體，這個想像有被提出，但這個想像的political feasibility（可行性）卻仍需要被建造。」將香港作為一個主體的想像，其實就是思考香港在未來要成為一個怎樣的香港，是高度自治的特區、中國的一般省市，抑或獨立的國家？
而想像香港應該變成怎樣的時候，同一時間，中共繼續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吳介民說，這不是什麼新的主義思想。「這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想像，其實在這個民族已經存在200年，深植於政治人與知識分子的腦海裏面。習近平只是將這面旗幟高掛在political agenda的頂層位置。當『政治儒家』、『朝貢制度』、『天下體制』紛紛出籠，中國思考跟周邊區域的政治關係會帶來變化動盪，這包括與日本、朝鮮半島，香港、台灣，以及中亞、南海等關係。台灣和香港勢必被捲進這複雜的歷史過程中，港台代表着海洋的力量、追求自主的價值，處在諸個帝國勢力消長的夾縫之中。」
台港捲入「民族偉大復興」風暴
吳介民說，以台灣來說，追求statehood是一個正在凝聚當中的共識，同時也是一個非常長遠的過程，我們必須奮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場歷史運動得到一定的「滿足」，或者相反的「挫敗」，才可能「平衡」下來。但必須謹記，在這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劇碼，無論台灣或香港，如同周邊的其他國家，都被捲入其風暴圈中。
那麼，香港該怎麼辦？「所以，即使台灣跟香港有這麼多不同，我仍然訴說着台灣的經驗，其實是說，我不會跟香港朋友說你應該走怎樣的一條路。我們作為朋友、戰友，我們可提出自己的經驗給香港參考，但最後要如何選擇仍然是香港人的決定。就像我在學聯的論壇（視像直播）中說，香港在回歸之後，中國並沒有將香港解殖，而是一種再殖民的過程。但我有保留，也很小心，因為『表達自我的政治存在』需要代價，而代價是香港人所面對。我們可以很感性的說，我們與你們同在，是一體的，但這種同在是情感上的同在。港台兩邊的抗爭者，目前都在共同尋找連結（solidarity）的模式。但最終的政治代價，是你們自己決定要付出與否。我們在給出建議的時候要格外謹慎。」吳介民始終相信，香港人不能逃避這個主體性的問題，也只可以靠自己找到答案。
需要更多看清楚的人
很多時候，帶點距離去看一個問題，往往可以更精準的看到更大的畫面，看到更多背後的佈局。香港需要思考未來的方向，也需要更多看清楚的人，為我們「說三道四」。
■答﹕吳介民，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1990年代初進入中國農村做研究，自此常常來回港台兩地，今年初「忽然」給特區政府拒絕入境。
■問﹕亞然，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訪問。
文//亞然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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