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19 January 2018

《上报》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 —— 论中国暗淡的未来

作者: 黄乐祈

法国总统马克宏早前访问中国，表面的示好举动不少。先是在推特上载学习普通话的片段，后又指参观紫禁城有助暸解十九大的“和谐”之涵，但一句“希冀中国开放市场”，方是法国的主调。这个呼吁让人联想到1793年出使清朝的英国马加尔尼使团（Macartney Embassy），他们觐见乾隆，希望满清开放贸易限制，最终却无功而还。

笨蛋，问题在经济

马克宏的说法其实非常玩味，不过相信比较多人关心美国的对华态度。其实，美国外交学者Walter Russell Mead最近在《华尔街日报》就撰文，以为美国的左右派正在形成一种“应对中国强硬起来”的共识。话说回来，中美贸易赤字之大固然已成“旧闻”，但中法的贸易赤字亦以百亿欧元计，可见马克宏是次对华言谈已非常客气。德国和澳洲“脾性”或许稍逊，近日都有颇为率直的声音以示对中国不满或怀疑。个中理由不一而足，涉及的还有国安和版权等议题，但大家似乎都对中国市场诸多微言。说得难听，就是中国实践贸易保护主义；说得好听，就是中国效法川普行“China First”。这个画面，不就像清朝由盛转衰的情节？

回想鸦片战争的前夕，先不理谁是谁非，正是英国敲满清的商业大门不果所致。英国不是没有试过在遵守大清律例的情况下进行双边贸易，但当时就算计上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入最多的印度棉花，亦无法化解贸易赤字，成为了鸦片大批流入满清的端倪。日光之下无新事。当下中国经常挂在口边的“西方世界”对双边的市场状况既愈见不愉，主因之一也是贸易赤字。不过，要求中国主动“改善”宛如与乾隆对话一样，只会自讨没趣。

经济战根本难以避免。其一，纵观中国现今的体制，是否有可能稍稍放缓贸易保护主义？难矣。不要说外资，连中国的民企愈来愈难经营。参考何清涟女士和程晓农先生在《中国溃而不崩》的观点，2015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显反映习近平坚持把国企“做大做强”，一来为了纾缓日趋恶劣的财政问题，二来要集中权力。国企既成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任务”的重要一环，对之“爱护有加”绝对“合情合理”，加上产能过剩必须尽量以出口缓解，要求中国更开放市场，等同要中共把自己权力押上作赌注，绝对是缘木求鱼。

其二，当下中国抱有虚浮的“大国”心态。华夷之辨并没有随着中华帝国告别帝制而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清形势的一大枷锁。这方面邓小平倒显出其外交智慧，道出中国有韬光养晦的必要，问题在于中共没有耐性继续践行，在国家略有气息之际就急着“强起来”，名符其实的发一场“中国‘梦’”（“精英”却异常清醒，走资移民之急可谓路人皆知）。在“中国‘梦’”的氛围下，政府难以对外示弱、妥协，中西的贸易纠结自然难有出路。如此窘局，日本是中国的借鉴。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之优胜劣败不消说，经一事长一智，日本在二战后也似乎深明政治现实的道理和限制。

哈佛大学日本史专家Andrew Gordon回顾上世纪7、80年代，指出日本自1965年起扭转了与美国的贸易差额的位置，到80年代中期每年贸易赤字更跳升至每年500亿美元左右，有望渡过败战后的阴霾，欣欣向荣。不难想象，有人欢喜有人愁，美方认定两国的贸易不公平，并对日施压，致使两国达成一系列协议。其中最致命要数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此举迫使日圆升值，成为“失落的十年”的一大元凶。日本舆论当然怨声四起，批评黑船来航隔世再现，但大和政府务实清楚一点：得罪时下的美国，得不偿失。这段往事，笔者认为中国很难消化，但抚心自问，中南海有能力与重返亚太的美国对抗吗？甘乃迪和尼克森能向前苏联明确表达不准在古巴放置核武和建立海军基地的信息，强调无人能染指美洲，反之，北京今日对华盛顿在南韩设置萨德（THADD）却无计可施，足以看出实力之高低。

或许有人对中国仍抱一丝希望。毕竟，当自由派评击川普反全球化，曾有一些评论以为中国有可能接手自由贸易的龙头位置。但正如笔者已在上文解释，这种想法几近不切实际。尤记得习近平上年一月在瑞士世界经济论坛（WEF）找住美国准备退出TPP的机会，在演讲左一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右一句“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把中国包装成全球化甚至保护环境的倡导者。一年之后，亲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人》竟一唱反调，提倡各国提防中国的锐实力（Sharp power）。习近平当时一片苦心可谓前功尽废，但毫不叫人意外，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乘美国退场而入的加拿大迥然不同。后者总理杜鲁道同样借机高举全球化，但他往年的成绩单显然远较习近平漂亮。

中国将“再”被围堵

说到这里，我们是时候调整检视国际关系的视野。中国可以“和平崛起”当然是春秋大梦，现况也许如同曾任希拉蕊和拜登外交政策顾问的Jake Sullivan所说：“可能除了柬埔寨之外，亚洲没有那个国家希望中国获得主导地位或霸权，另一方面，各国也不想在中美之间作选择。”但国际形势总不会维持现状。未来的中美关系当然是观察重点之一，但只是“之一”。美国国力不如昔日固然是“中美关系不是唯一焦点”的成因，只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回落，北京肯定会更加对国内的企业施予缓手。这样，不满者将绝非只有美国，或德国、法国、澳洲，而是“西方”。与此同时，现在深受另类朝贡体系之苦的中国邻国亦可能反弹，站在“西方”的一边。如同清末时朝鲜希望尽快摆脱大中华的约束，拆毁迎接清朝使节的迎恩门一事仍然历历在目。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对中国而言，现在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引活跃于嘉庆至道光年间的士人龚自珍之说，现今乃中国之衰世：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龚自珍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在“一治一乱”之间，龚先生加上“衰”一字，意则一个表面繁华，活在其中的人却与真相隔绝，了无生气，逐渐步向乱世的世代。龚先生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壮年眼见乾隆自以为强大的满清（说法不一，但GDP占世界比重很高应为事实）如何迅速积弱，到离世时正值鸦片战争的“新时代”，一生彷佛见证了自己的衰世预言。先贤之慨叹，中国人能用心听，认清大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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