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转股之基本含义是将国企欠银行的贷款改成银行持股，原来收本要息，现在按股分红。这项改革被认为是国企摆脱困境的重大政策，但它并不是新东西，十七年前，朱镕基主导的国企改革当中，债转股就是重要内容。
债转股的方式在当时得到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的认可，不过，国企改革动作则始于一九九二年。彼时，“六‧四”开枪造成的经济恶果大显：在国际上，外贸受阻，出口导向流径大萎缩；在国内，重回公有制主体决策使国企经营极为低效。重回公有制主体意在防止经济领域的“和平演变”。
第一试验今爆大弊端
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半年前，经济实践层面开始案例尝试。该年三月，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中国信达资产公司成立，信达选定北京市水泥厂做试点。签订债转股协议是在该年九月初，但具体转股的银行贷款比例并未对外公布，当时只知北京市水泥厂欠建行贷款五亿，欠息四点七亿，趋于本利平。该次改革被称为“中国首家债转股试点”，年底企业扭亏为盈；第二年，实现账面利润两千万，企业资产负债率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为百分之三十。此种绩效是否真实现在已无从考证，而以当时政治环境，当算“不能出不良后果”或曰“不允许失败”的改革。作为第一试验承担者的上级国企，北京市国资委所辖金隅集团后来上市。但是，到今年四月六日，金隅股份公告停牌，原因则是该集团与河北的冀东水泥（唐山）集团进行国资战略重组协商。依着专业经验看，第一试验起初成功的疑问即便不大，也是在正常运行后因缺乏市场观念而陷入困境，作为金隅集团业务主体的第一试验企业在日后不自觉地加入到产能过剩制造者行列。至二○一四年底，北京市与河北、山西等省市签约水泥“错峰生产”，由于带上了河南与山东，该约冠以“泛华北地区”字样。
十七年前因债转股获取活力而今又陷困局的国企，绝非第一试验一家。在全省国企欠债达万亿的山西，最初“获救”者估计占到今日陷入困局者的三成。始自二十四年前的改革本无市场观念支持，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已炒热，按着当时我参与的某次高级咨询会议上说法，是“一家国企，一座王府”。国企不但在后来可享债转股照顾政策，而且狠吃国家福利。狠吃国家福利的最直接表现是子弟进入企业所办社会性质的附属学校、医院、物业等机构。
胡温时期，虽然开始实施央企向中央财政上缴红利，但国企是“王府”、老总是“王爷”的状况没有改变。为了维持一九九七年债转股的政治效果，优先企业获得数不清的市场特权。比如说，作为第一试验的北京市水泥厂至少是国家大剧院、首都机场扩建两大项目的独家水泥供应商。其他如鸟巢、奥运村、八达岭高速等重要国家级、市级项目，也优先采购该厂水泥。还有，在山西大力兼并民营煤矿的过程中，由于债转股国企具有无可比拟的资金优势，一般都出价高于实值数倍收购民矿。山西官商合体于此形成！
出现两种变形私有制
朱镕基个人固然十分清廉，但他主导的十七年前债转股国企改革却成了江泽民时代腐败的重要源头。这个结果固然不为朱本人所乐见，但背后是意识形态落后的社会代价。国企不卖给私人也不将资产量化给全民，是出于政治考虑即死守公有制主体观念。简言之，貌似轰轰烈烈的朱镕基经济改革，实质上是将真正困难往后推。弱势胡温不可能解决朱镕基改革拖延之后果，外界讥以击鼓传花绝非妄议。在胡温时期，国企也从“一家国企，一座王府”变成了“经济军阀”。今日再走债转股老路，相当于对藩镇之帅派长史——债转股后，收购银行债权的国有资产公司（亦称“坏账银行”）或者银行本身可以往发股国企派董事。然而，在过来如同北京市水泥厂之有表面效果的二重重装，华融资产公司两次所派董事均未严肃履行职责，连董事会议也缺席数次，股东大会则一次也没出席过。
二重重装的母公司（俗称“德阳二重”）在胡温时代的国企改革中做出了较好业绩，但业绩背后是盲目采购，工具类（如大型平台）采购价高于市场价百分之三十是正常的事情。“德阳二重买东西不问价”养肥了许多为向它卖东西而组建的私人公司，那些可做到对半赚的公司形如“游击队”，做完特定生意会马上自己拆分以图销迹。“德阳二重买东西不问价”之类的现象是变异的私有化，它也堵塞了通过立法程序实施全面私有化（国企资产量化给全民）的可能。而无论银行、国企、“坏账银行”三家如何处置债权与债务，它都是公有制经济体内的私下交易，一种更加变形的“大号私有制”。形象言之，如历史上不撤藩镇而藩帅易镇亦可做大一样。
银行本身以原放贷款转为持股等于主动由债权人变成债务人，必然降低存款实际利率及提高贷款利率。国企与银行合在一起吃社会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新一轮债转股开始，其吃相将更加贪婪！即便是“坏账银行”收购有关股权，它也要帮企业去吃社会，把企业做到上市，到股市上圈钱，转嫁危机损失。二重重装在第一次债转股后苦等近十年，终于在“坏账银行”扶助下于二○一○年上市。五年多后，困局又现，于是，母公司德阳二重快速甩股，目前已将持股百分之七十的高位降到百分之三十。
今后十三个月或有巨变
通过银行与股市吃社会是国企改革的基本逻辑，但在三角关系内部也有互吃情形。比如，普通商业银行不愿以低折扣（一般为百分之三十左右）将不良资产卖给“坏账银行”，它就向后者输送利益点（谓之通道费），以便将不良资产从表内业务转到表外。政治权力支配下的国企改革不管称为何等名号，目的在于吃社会即政权的经济决策错误成本由全社会承担。但是，随着公众金融知识增加尤其在股市遭挫之后省悟，大家均会采取避险措施，避买银行股（以及与之关联的基金）将是必然选择。
从现在至明年上半年，银行板块跌势在所难免，此时段内（十三个月）会下跌百分之五十将毫无悬念，所以，谓之巨跌。银行板块仍是股市权重板块也是“国家队”的主力（占到七成以上），四月底，银行板块占到A股总量百分之四点三，市值约为一万九千三百亿。其巨跌也必将带动整个股市下行。在今年四月底的基础上，到明年六月底，整个A股下挫百分之三十算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也正是顾虑此等前景，目前，普通商业银行对债转股改革多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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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的方式在当时得到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的认可，不过，国企改革动作则始于一九九二年。彼时，“六‧四”开枪造成的经济恶果大显：在国际上，外贸受阻，出口导向流径大萎缩；在国内，重回公有制主体决策使国企经营极为低效。重回公有制主体意在防止经济领域的“和平演变”。
第一试验今爆大弊端
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半年前，经济实践层面开始案例尝试。该年三月，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中国信达资产公司成立，信达选定北京市水泥厂做试点。签订债转股协议是在该年九月初，但具体转股的银行贷款比例并未对外公布，当时只知北京市水泥厂欠建行贷款五亿，欠息四点七亿，趋于本利平。该次改革被称为“中国首家债转股试点”，年底企业扭亏为盈；第二年，实现账面利润两千万，企业资产负债率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为百分之三十。此种绩效是否真实现在已无从考证，而以当时政治环境，当算“不能出不良后果”或曰“不允许失败”的改革。作为第一试验承担者的上级国企，北京市国资委所辖金隅集团后来上市。但是，到今年四月六日，金隅股份公告停牌，原因则是该集团与河北的冀东水泥（唐山）集团进行国资战略重组协商。依着专业经验看，第一试验起初成功的疑问即便不大，也是在正常运行后因缺乏市场观念而陷入困境，作为金隅集团业务主体的第一试验企业在日后不自觉地加入到产能过剩制造者行列。至二○一四年底，北京市与河北、山西等省市签约水泥“错峰生产”，由于带上了河南与山东，该约冠以“泛华北地区”字样。
十七年前因债转股获取活力而今又陷困局的国企，绝非第一试验一家。在全省国企欠债达万亿的山西，最初“获救”者估计占到今日陷入困局者的三成。始自二十四年前的改革本无市场观念支持，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已炒热，按着当时我参与的某次高级咨询会议上说法，是“一家国企，一座王府”。国企不但在后来可享债转股照顾政策，而且狠吃国家福利。狠吃国家福利的最直接表现是子弟进入企业所办社会性质的附属学校、医院、物业等机构。
胡温时期，虽然开始实施央企向中央财政上缴红利，但国企是“王府”、老总是“王爷”的状况没有改变。为了维持一九九七年债转股的政治效果，优先企业获得数不清的市场特权。比如说，作为第一试验的北京市水泥厂至少是国家大剧院、首都机场扩建两大项目的独家水泥供应商。其他如鸟巢、奥运村、八达岭高速等重要国家级、市级项目，也优先采购该厂水泥。还有，在山西大力兼并民营煤矿的过程中，由于债转股国企具有无可比拟的资金优势，一般都出价高于实值数倍收购民矿。山西官商合体于此形成！
出现两种变形私有制
朱镕基个人固然十分清廉，但他主导的十七年前债转股国企改革却成了江泽民时代腐败的重要源头。这个结果固然不为朱本人所乐见，但背后是意识形态落后的社会代价。国企不卖给私人也不将资产量化给全民，是出于政治考虑即死守公有制主体观念。简言之，貌似轰轰烈烈的朱镕基经济改革，实质上是将真正困难往后推。弱势胡温不可能解决朱镕基改革拖延之后果，外界讥以击鼓传花绝非妄议。在胡温时期，国企也从“一家国企，一座王府”变成了“经济军阀”。今日再走债转股老路，相当于对藩镇之帅派长史——债转股后，收购银行债权的国有资产公司（亦称“坏账银行”）或者银行本身可以往发股国企派董事。然而，在过来如同北京市水泥厂之有表面效果的二重重装，华融资产公司两次所派董事均未严肃履行职责，连董事会议也缺席数次，股东大会则一次也没出席过。
二重重装的母公司（俗称“德阳二重”）在胡温时代的国企改革中做出了较好业绩，但业绩背后是盲目采购，工具类（如大型平台）采购价高于市场价百分之三十是正常的事情。“德阳二重买东西不问价”养肥了许多为向它卖东西而组建的私人公司，那些可做到对半赚的公司形如“游击队”，做完特定生意会马上自己拆分以图销迹。“德阳二重买东西不问价”之类的现象是变异的私有化，它也堵塞了通过立法程序实施全面私有化（国企资产量化给全民）的可能。而无论银行、国企、“坏账银行”三家如何处置债权与债务，它都是公有制经济体内的私下交易，一种更加变形的“大号私有制”。形象言之，如历史上不撤藩镇而藩帅易镇亦可做大一样。
银行本身以原放贷款转为持股等于主动由债权人变成债务人，必然降低存款实际利率及提高贷款利率。国企与银行合在一起吃社会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新一轮债转股开始，其吃相将更加贪婪！即便是“坏账银行”收购有关股权，它也要帮企业去吃社会，把企业做到上市，到股市上圈钱，转嫁危机损失。二重重装在第一次债转股后苦等近十年，终于在“坏账银行”扶助下于二○一○年上市。五年多后，困局又现，于是，母公司德阳二重快速甩股，目前已将持股百分之七十的高位降到百分之三十。
今后十三个月或有巨变
通过银行与股市吃社会是国企改革的基本逻辑，但在三角关系内部也有互吃情形。比如，普通商业银行不愿以低折扣（一般为百分之三十左右）将不良资产卖给“坏账银行”，它就向后者输送利益点（谓之通道费），以便将不良资产从表内业务转到表外。政治权力支配下的国企改革不管称为何等名号，目的在于吃社会即政权的经济决策错误成本由全社会承担。但是，随着公众金融知识增加尤其在股市遭挫之后省悟，大家均会采取避险措施，避买银行股（以及与之关联的基金）将是必然选择。
从现在至明年上半年，银行板块跌势在所难免，此时段内（十三个月）会下跌百分之五十将毫无悬念，所以，谓之巨跌。银行板块仍是股市权重板块也是“国家队”的主力（占到七成以上），四月底，银行板块占到A股总量百分之四点三，市值约为一万九千三百亿。其巨跌也必将带动整个股市下行。在今年四月底的基础上，到明年六月底，整个A股下挫百分之三十算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也正是顾虑此等前景，目前，普通商业银行对债转股改革多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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