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運低潮】前人被捕、後有承者 抗爭代價沉重 中大學生會候選副會長：我願為香港死

「如果死係可以令香港民主嘅話，我會即刻跳落去。」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內閣「朔夜」候選外務副會長羅子維如是說。

「嗱，我哋其他人無佢咁誇張㗎！」候選會長林睿晞（Is aac）急忙補充，「如果有得揀，我唔想有任何一個人刻意為咗大局而犧牲。」

當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面臨「斷莊」，這所有「暴大」之名、屢被建制派追擊的中文大學裡，卻有一支被戲稱為「老人莊」的內閣參選，不少成員是有校政經驗、學運背景的高年級學生，包括書院學生會前幹事、學聯成員。另一特色，是 12 名候選莊員中，多達 8 人主修政治與行政系，相信是歷屆最多；成員間的政治光譜，似乎也是歷來最闊。

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區倬僖（Owen）在中大宿舍被捕數日後，《立場》邀請了與內閣「朔夜」候選會長、兩名候選副會長對話；論上莊、論期望與現實、也論投身學運的成本。

當初的路線之爭

「死左膠。」當問及對內閣會長 Is aac 的第一印象時，外務副會長子維、學生會前會長 Owen 同聲地笑道。

這三人同是主修政政系，其中 Isaac 及子維就讀三年級，四年級的 Owen 剛巧是 Isaac 入大學時的迎新營「組爸」。回想起 Isaac 在迎新營的表現，Owen 形容「其他組仔女雖然左，但唔係阻止個『阻』，但佢真係『阻膠』。」

Isaac 笑笑地承認，迎新營上引來幾個主張較勇武的「行動派」組爸與他辯論，「我仲會諗，其實走去佔領、坐，係可以改變到呢個地方，或者覺得其實上街遊行係會迫使政權去改變少少嘢。」他自言，直至 2019 年 612 當天，當時身處台灣的他在電視新聞看到老師楊子俊右眼被警方子彈擊中，才感受到歷史轉向一個新的方向。

於是，本來參加書院學生會、自言比較擅長校內行政工作的他，回港開學後便決定走到學生會「傾莊」（學生會組閣、物色莊員的聚會），同場傾莊的還有子維。

事實上，這支「老人莊」不止「老」在成員年紀、校政及學運履歷，更加在於數名成員已是「二度參選」。Isaac 與子維去年初已組內閣「流川」，以會長及外務副會長之姿參選，惟因提交提名表格時出錯被 DQ。

然而，當一名「阻膠」遇上一名「衝衝子」，兩人又豈能咬弦。

今天的和勇不分

Isaac 形容當時的子維「好多政治理想、睇好多書，好多時候就會用知識去撻人；可能偶爾有一個莊員講一句，佢就會『唔係咁呢、唔好講啦你』，令好多人都唔敢出聲。」子維則形容當時的 Isaac「死左膠」，「我甚至覺得佢嗰時手法太建制、太腍善、有啲太維穩。」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的多月裡，民主陣營出現路線、手法爭執並不罕見，即使在大學內的會室內也有「和勇」分歧。談及兩人為何「言和」？兩人解釋和好原因時又爭論一番，最後只是聳聳肩，「咁其實都唔係咩政治立場唔同，可以調和，好小事啫。」

Owen 回想起他於 18 年當選學生會時，香港公民社會處於低迷狀態，大家需要對香港前途的大膽想像、路線的辯論，所以一個學生會內閣，需要有一種主張的政治立場及路線。反觀現在，每人對香港前途路線縱使「心中有數」，卻沒有空間和自由行動，「大家需要嘅學生會，唔再係我哋當年空談理論嘅內閣，而係要話到俾大家聽可以做到咩、拋啲嘢出嚟俾大家做吓、動員人嘅角色」。

2021 年，路線分歧顯得不再重要，Isaac 與子維也再次結伴參選。

瀕臨退學　所謂抗爭「成本」

不知何時開始，參選學生會的人都會被記者問「有沒有被捕準備」，內閣成員在宣傳照總擺出強硬、覺悟的姿態，宣示擁有拼命與權力對抗的決心。 「朔夜」也不例外，在中大校園電台訪問中，他們說全體上下 12 名閣員都有被捕心理準備，更坦言在這個時間參選學生會，遭受校方打壓、記缺點，甚至休學或退學的後果，屬意料之中。

然而，現在仍是「白紙一張」他們，真的想像到一年後可能「個底花晒」的影響嗎？

候選外務副會長子維本來主修通識教育，但非常熱衷於閱讀政治書，自言偶像是愛爾蘭民族主義詩人葉慈、最仰慕台灣政治學者吳叡人，閒聊時也不時說起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等理論。他說，自己願意「為香港而死」。

今年如願轉修政治系的子維，近日很「紅」，最為人熟知的事蹟，便是拒絕向中大出入口的保安組出示學生證。自二橋衝突後，中大要求師生入校時出示證件，然而中大保安涉嫌拍下學生大頭照交給警方、為警方「帶路」等，被學生質疑濫權，子維一直主張不合作運動，拒絕出示學生證。

有一次子維與保安爭論，手指觸碰到保安，保安卻突然表現得如感到「強力衝擊」般，向後飛了一米倒地，嚷道自己被學生攻擊。「插水」影片在網上瘋傳，從此子維便多了一個外號 ──「一陽指」。

（相關報道：中大至少 3 學生被紀律處分　包括「保安插水」涉事學生　可影響海外交流及獎學金）

「一陽指」子維說，因為「辱罵大學職員」被記缺點後極速重犯，保安人員點名對他說「認得你，羅子維呀嘛！我一定會投訴你！」子維當時不以為然。不久，保安組果然投訴了，學校再召開紀律處分，「重犯」可記兩個缺點，儲夠三個缺點，他便會被退學。

「我聽到退學呢個字呢，嗰陣時個心真係喺度震。我真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讀書，尤其轉左入政治系，真係好想讀書。我嗰幾晚都瞓得好差，幾晚啲夢都係關於中大，但係原來搞學運係會有機會退學，開始感受到成本呢隻字。」

最後校方只記了子維一個缺點，總算免於退學。但處於退學邊緣的子維，卻又在今年「上莊」，危機似乎仍未消失。

戰勝掙扎：不再想會否反悔

抗爭的代價也可以來得很低調，「其實呢幾日我一直喺一個非常沮喪嘅狀態。」候選副會長何思珩（Sharie）說，她也是曾參與書院學生會的三年級「老人」之一，主修宗教研究、副修人類學，形容自己習慣抽離地旁觀他人，不似另外兩名成員一樣投入政治。

「一陽指」事件之後，她有次獨自回校時拒絕向保安出示學生證，並禮貌地向保安說，「唔好意思，我唔係想增加你哋嘅工作量，或者令你哋難做，但我真係覺得你哋唔應該人格謀殺我同學，所以我唔想賦權俾你睇我證件。」

保安遂拍下她的照片，Sharie 也拍下與保安禮貌對話的過程，怎知不久後收到崇基學院的紀律警告書，指她「辱罵大學職員」，褫奪一個約一萬元的獎學金。

「第一次真實感受到，原來喺而家呢個年代，上學生會係會收紀律警告信，甚至係會影響到獎學金！」Sharie 激動地說。「屋企人同書院高層成日都話『你而家好蝕』，第時好多嘢都做唔到。」她有時也會陷入心理鬥爭，「而家我哋去上莊，出邊黃嘅人就覺得好勇敢啊，藍絲就會覺得存心搞事、黑暴......但其實想講嘅就係，自己本身都 struggle 到仆街！其實每一日都後悔到仆街，會有時想要返個獎學金，你明唔明呀？」

Sharie 說，唯一可以說服自己的就是「人生只有一個」，只需要向自己交代，又安慰自己不要再想有沒有蝕底、會否後悔與值不值得。

「有得做盡做」

去年、今年兩度參選學生會，似乎需要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前者風高浪急、在抗爭浪尖上，熱血沸騰的民主陣營一呼百應，改變似乎就在眼前；後者陰霾滿天，一個個前人被扣上鐵手環，參選一刻似乎等同「預約被捕」。

「我覺得上年難啲，因為 19 年一切都好情緒化、好有熱情喺度。你會感覺到嗰種民族激情，會覺得其實我係完全可以犧牲晒一切，但係今年所有嘢都冷靜咗，我就好理性咁喺度諗，一切係咪值得㗎呢？上學生會可能會死㗎喎、真係有機會死㗎喎。」子維嚴肅地反問自己。

「經過咗咁多嘅辯論之後，我說服咗自己，所以今年上莊係一個理性決定。如果係情緒決定嘅話，到你俾人拉嘅時候，你真係會驚、會好恐慌；但起碼而家，我突然間因為上莊俾人拉，我唔會太恐慌。」

喜愛看書的子維也談起學術，說希望自己未來再「修行」後成為學者的話，可以成為一個入世的學者，「其實我 19 年已經諗，每一個人都係工具，都係香港嘅工具人，我哋所有人都係要為香港犧牲。我甚至會覺得每個人都有義務去犧牲。如果有一日係為咗香港，我修行成功終於有用我嘅地方啦，要我被捕、脫離所有關係，我係冇問題嘅，冇嘢重要得過心入邊嗰份民族情感。」

對於上莊心態，Isaac 則形容兩年的選擇都是理性抉擇，上年感覺是要想辦法去延續和推進抗爭，但今年心態更多是「做得幾多得幾多」。他坦言不太認同子維的立場，「我唔想有任何一個人去到刻意為咗大局而犧牲。如果係需要 10 個人犧牲、100 個人犧牲，去到最後係咪一個好嘅結果呢？……如果有得揀，我唔會想有人犧牲。」

子維只笑笑地回應：「宿命嚟㗎。」Sharie 則喃喃說，「成日望住佢哋，都覺得好似睇住動物園獅子老虎，好想知點解佢會有呢啲諗法。」

Isaac 說，自己會幻想幾十年後回望今天，相信歷史會記得保安「為國安領路」拘捕學生，也相信自己在做歷史上正確的一邊，「一日講香港、講民主、講自由仲未要俾人拉嘅時候，都會繼續講囉。雖然係好情緒嘅嘢，但同時都係一個好理性嘅選擇，有啲咩要做嘅話，都要繼續去做。」

前人之言：學運只為洗練後成長

國安法之下，政治人物每天被清算，新聞每日播著政府計劃如何 DQ 議員、如何為實名制「諮詢」，眼前卻有一班人仍願相信「做得幾多得幾多」、對香港滿懷希望的大學生，迫不及待希望「上莊」，好像多少有點太青春，也有點違和感。

上周一（25 日）晚上，警方稱要調查 1 月 11 日港鐵大學站外鐵馬被推翻一案，進入中大校園拉人，當中包括學生會前會長區倬僖 Owen，當時他雙手被反鎖身後，並在多名警員押解下回到宿舍，在一眾同學目光下搜房。Owen 原是 18 年的學生會會長，因去年內閣「流川」被 DQ ，臨危出任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主席。

也問問他有沒有被捕準備，Owen 只是輕笑，「其實都冇話咩準唔準備，一嚟我個底已經花晒啦，二來我已經拋咗個身出嚟，追擊又俾人追擊過、恐嚇又收過晒、報紙有上過晒、拉我都俾人拉過，咁我唔爭在喇。」作為「暴大」學生會之首，Owen 曾多次被「港人港地」、「點新聞」等親中媒體追擊。

這邊廂被捕，那邊廂一班潛在「下莊」卻鬥志滿滿，Owen 思考良久後說「呃……我覺得係應該鼓勵嘅」。他坦言，有些校內改革推了 10 多年也推動不到，總有其原因，在過去相對「自由」的時期推動不到，預期未來言論空間再收窄，定必更難推動。

他又寄語，學運一年後，無論曾經如何充滿幹勁，也許都會發現改變不到的事很多，但自己從中也總有成長，「你上完一年莊，你就會知道自己想要乜嘢、知道自己能力喺邊度，未來可以點樣繼續貢獻落去，你會為自己嘅成長感到驚訝。」

賤民的希望

訪問中，子維引用了他很喜歡、台灣吳叡人老師說的一句：「The hope for the pariah（賤民的希望）」，當中指台灣人過去學會了一種在絶望中、完全沒根據的希望，而現在的香港人如同過去的台灣人一樣，之所以有希望，是因為活下去必需要繼續希望。對賤民而言，希望是一種必需品。

三名候選成員在訪問中途，突然開始笑著練習被捕保釋後步出警局的一刻，似是完全不害怕。

「我覺得有個理性原因說服我，就係我已經行咗呢條路，返唔到轉頭。」子維說：「如果我無希望、我唔抱住呢個心態行落去嘅話，咁我會死，香港民族會死，所有人都會死，咁我唯有行落去。」

於是，抱著「賤民的希望」，中文大學學生會今年有望不再缺莊。

    本年度中文大學大選網上投票期將於 2021 年 2 月 10 日中午至 2 月 24 日中午進行，並於 2 月 25 日公布結果。

文/ 莫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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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統治下的「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

一句口號被定性為「播毒」、一首歌曲被抹黑為「顛覆」、一條歷史科試題被「誣陷」為「傷害國民感情和尊嚴」，三名戴上黃色口罩的律師和旁聽者被趕出法庭、六名大學生因舉辦悼念活動被紀律處分以至被勒令停課、不同範疇的專業意見和訴求被「政治正確」所擺弄、人們基本的言論自由和遊行權利被掌權者「合法」肆意踐踏……當這一切有悖常理的事不斷重覆發生，扭曲成為常態，荒誕絕倫的新香港年代真的已近在眉睫。

更甚的是，任何有別於當權者主導思想的批評聲音，都被視為「敵對勢力」的對抗性言論，人們自我審查和慎重約束，以及禁忌言語和避諱行為，開始在日常生活中成為普遍現象，並且在心中慢慢扎根，寒蟬的噤聲效應也緩緩的蔓延至思想領域，蛻變得冷漠麻木。這正是當權者所期望和預計的，藉著軟硬兼施的伎倆，以誘導、引領、規範和箝控手法，讓人們在設定的體制內默不作聲地生活下去。至此，這個所謂「一國兩制」的香港市相信距離獨裁專橫的國度不遠了。

中外歷史篇章清晰顯示：謊言和恐懼從來都是極權統治者手上的慣用武器，前者的威力在於瞞騙和麻痹，後者的惡毒在於恫嚇和震懾。謊言由官方宣傳系統鼓動和流播，恐懼借助鎮壓機器製造和擴散，獨裁當權者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以最低的政治成本去控制和駕馭人民，剝奪他們正常自主生活的自由，意圖把他們貼服的「圈養」在預設的統治框架之內，劃地為牢，達到所謂「有效管治」，套進香港市的政治處境中，正是中央全面掌控管治權的體現。此外，更不幸的是，面對獨裁政權的沉重政治壓力，人性的軟弱和醜惡往往在充斥謊言和瀰漫恐懼的環境中冒生和滋長！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的《無權力者的力量》（Power of the Powerless）長文首先發表於 1979 年，隨即被囚，在蘇聯軍佔據下的捷克蹲了三年。可是，十年後這位當年並無擁有「體制內權位和勢力」的「無權力」異見者，最終憑著其「道德感召力量」，成為民選總統，發揮出無比的撼動影響力。其後在〈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一文中，哈維爾指出：在威權政府逼迫下，人們必須保持「個人主體性」，活得像一個「人」，以抗衡暴政管治！哈維爾在蘇聯佔領下的捷克生活過，這都是他以過來人身分經過深刻思考而分享的生活經驗。 筆者十分認同美國歷史學者提摩希．大衛．史奈德 （Timothy David Snyder）說過的一句話：「『活在真實中』就是要作出判斷，以合乎個人意識到認為至關重要的事情」（“Living in truth” means taking decisions that accord with a personal sense of what matters）（註）

不必諱言，新香港的政治黑暗現實已無可避免，那麼，「如何好好活下去」是這個大時代中對所有「真．香港人」的重大考驗。筆者身為教師，大半生從事教育工作，更關心香港教師本著教育專業認知和責任，到底應該「如何自處」和「履行職責」。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和嚴肅的課題，筆者以為，香港教師本人除了堅持「安身立命」的「活在真實中」，更有必要實踐教育專業責任，努力輔助下一代的學生學習和適應「活在真實中」。那麼，身處這個混沌的歷史時刻中，拆穿當權者的巧語謊話，撕破宣傳機器所掩飾的假象，從而指導學生以理性態度尋找事實和還原真相，看來必然是香港教師的重要歷史使命。

時至今天，不利於硬碰衝撞的現實因素已相當明顯，肅殺的恐懼氛圍正在不斷擴散，因此筆者以為，簡單二分化的「認命屈服」心態或者「不認命反抗」意識，實際上已偏離議題的核心，更不應視作「非此即彼」的對立策略，以至「此消彼長」的抵消效應。冷漠沉默的「屈從順服」當然有違「真．香港人」一向嚮往人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可是，冒進輕率的「反叛抗爭」卻只會陷入自毀覆滅的絕境。暴政下人們必須活在團結之中，凝聚生命力量，才能蓄勢以待，期望有機會改變現實。為此，目下當刻，香港人必須真誠的立足於現實生活中。

活著是重要的，真誠的活著更為重要。人，本著對自我生命的真摯和熱誠，必須拒絕活在人們，特別是威權統治者，對你的「期望」、欺騙或者脅迫之中，這才是真正「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

 

此文是刊於 2021 年 2 月 1 日《教協報》714 期「教協焦點」一文的加長版

註：原話摘自 Vintage Publishing 最新出版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2018 年 9 月）一書中史奈德撰寫的序言

from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A8%81%E6%AC%8A%E7%B5%B1%E6%B2%BB%E4%B8%8B%E7%9A%84-%E6%B4%BB%E5%9C%A8%E7%9C%9F%E5%AF%A6%E4%B8%AD-living-in-truth/

【眾新聞】程翔：香港隕落記之五：「留港不留人」的終極毀港方案

系列文章：

香港隕落記之一：誰率先破壞和分化香港？

香港隕落記之二：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

香港隕落記之三：成立網絡心戰團隊

香港隕落記之四：建立智囊統戰各界人士

筆者在本系列的前四篇，引用中共香港工委統戰部2003年的文件，清晰無誤地反映中共從回歸後不久就開始把香港的泛民主派視為「敵對勢力」而部署逐步消滅之，這些策略包括：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對香港人開展「網絡心戰」、以及通過智庫組織分化香港人等。經過20年的工作，對香港造成很大的破壞，使香港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大分裂（藍、黃陣營），支撐香港社會原有繁榮穩定的的各種制度，包括自由、法治、人權、多元、廉政；以及多年來形成的「普世價值」受到空前的衝擊，而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最近工聯會郭偉強貽笑大方的無知是最典型的劣幣）使得香港社會急劇倒退。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年青一代提出「自己城市自己救」的口號，試圖力挽狂瀾卻被中共歪曲為「危害國家安全」而遭殘酷打壓。兩次百萬級的龐大遊行示威不但不能讓中共反省檢討自己有什麼問題，反而被中共視為挑戰其「一黨專政」的安全而被污衊為所謂「顏色革命」，因而更遭當局強勢鎮壓。到去年（2020），有人更提出所謂「留島不留人」的策略，認為這樣方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香港問題。

2020年5月23日，親中共的《東方日報》發表題為〈國安法劍及履及　留香港不留暴民〉 的文章，指出：「不出手則已，一出手驚人......勿謂言之不預，中央決心留港不留人，好戲陸續有來......就當全港有二百萬人支持反對派，這些人若不認同一國，就應該扶老攜幼移民他去，好行夾不送，無謂留在香港搞風搞雨。當這二百萬人離開後，留下來的必須是愛國愛港，尊重一國。中央便可趁此機會，徹底改革行政、立法、司法、教育、房屋等問題，實行留港不留人。香港由亂入治，背靠祖國，便可重新開始」。這是親共傳媒第一次透露北京有意採取「留港不留人」的政策（後來有些人演繹為「留島不留人」，因為15年前，北京就有人發出對台灣實行「留島不留人」、「打爛後再建設」的謬論）。

這個「留港不留人」政策的構思事實上在2019年已經開始醞釀。當年6月9日香港第一次百萬人示威後，規模之大震撼了北京。從那個時候開始，北京就開始醞釀所謂「長痛不如短痛」、「一勞永逸」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筆者當時就注意到，三週後，北京《紅旗網》就在6月27日發表一篇長文：〈正告美國反華亂港勢力：立即住手！——粉碎香港顏色革命，堅決捍衛國家統一〉。文章集中了一些智庫組織向中央提交的香港事件的報告並提出對策。這些對策事實上就是制定了「留港不留人」的所謂「底線思維」（按：「底線思維」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經常提出的問題）。他們提出「十大建議」，如果真的付諸實施，則標誌著香港徹底完蛋，關於這些毀滅香港的對策的詳細內容請參考本文附錄。

當我在第一次讀到《紅旗網》文章時，我覺得非常震撼，但還不認為是中共中央的看法，因為如果按文章的思路去做，則無疑是要置香港於死地，所以當時覺得這可能只是一些極左智囊們的餿主意，中央應該還不至於這麼喪失理智。我當時也沒有第一時間向香港社會披露中共有此滅港計劃，因為它提出的「十大建議」，隨便拿一條出來都足以震垮香港社會，我不想被誤會在「兜售恐慌」（fear-mongering），況且當時我也不敢確定這篇長文的背景。

大約兩個月後，中共就在8月7日在深圳召開一連三天的會議，向一眾親共的香港建制派人士傳達北京「一勞永逸」的方案。這次深圳座談會有550餘人參加，分別為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港區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省級人大代表、省級政協常委、「香港主要愛國愛港政團社團領袖」等。會上，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通報了中央關於穩定香港當前局勢的重要精神」，其中提到：「中央絶不會坐視不管......中央有足夠多的辦法、足夠強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現的各種動亂」。他強調，香港當前形勢「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同場的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王志民則形容當前的「鬥爭」是香港前途命運的「生死戰」和「保衛戰」。北京對香港問題的這個正式定性，同《紅旗網》文章的論調一模一樣。

筆者事後訪問一位與會人士，根據他的回憶，我覺得中共對香港事件的定性、發生的原因、以及可能產生的後果，同《紅旗網》文章的分析完全吻合。但是《紅旗網》文章中提到的「十大建議」，則在會上完全未有提及。可見得，該文章並不是一般毛左的作品，很可能就是傳達中央的看法。所以，深圳會議後，我就覺得中共真的有可能按照該文章的思路去行事，雖然未必跟到十足，但基本精神應該相差不遠。

2019年底，我獲悉香港中聯辦內部正在傳閲該文章，我就知道，該文章真的是有來頭，它的很多建議可能會付諸實踐。雖然文章早已經公開發表，不是什麼秘密，但鑒於香港人大多不知道，所以我仍然不願意主動報導此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到了2020年上述《東方日報》那篇叫囂「留港不留人」的文章出來之後，我就比較確定《紅旗》的文章正是中共執行「留港不留人」的政策底線。

最近，我覺得有必要把潛藏的危機告訴大家，因為我看到一些跡象，已經同「十大建議」提出的對策有點接近，這一系列發展，都是朝著徹底摧毀香港這個不祥的方向發展，例如：

一）改造香港的政制以杜絶泛民參政機會，包括：

- 擬改變特首產生辦法：由選舉改為協商；

- 擬修改特首選舉委員會的結構及構成，取消區議會議席，由政協取代；

- 擬修改立法會組成辦法，或改變投票辦法允許港人在內地投票，或者繼續延期選舉；

- 對司法系統進行罕見的批判；

- 紫荊黨的出現等

二）擴大對泛民的打擊面

- 對勇武抗爭者嚴懲，繼 DQ 議員後，又 DQ 老師，將來可能 DQ公務員（強迫宣誓）；

- 清算「黃店」、排查抗爭者組織；

- 考慮出入境管制；

- 考慮對 BNO 持有人採取行動，取消持有人的香港身份（例如葉劉淑儀的建議）；

- 考慮封網（已經開始實施查封《香港編年史》網址）；

- 啟動更改教科書內容的程序；

- 利用《國安法》給與警方的執法自由度全面加強鎮壓抗爭人士等

讀者如果細讀「十大建議」，就會知道上述發生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準此，香港的前途命運確實堪憂。（香港隕落記系列・完）

附錄：

《紅旗網》文章〈粉碎香港顏色革命，嚴懲暴恐勢力，堅決捍衛國家統一〉提出的「十大建議」

我們建議的對策

第一，香港的情況表明，香港的資產階級上層是靠不住的！他們天生具有軟骨病，懼怕強大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中國中央政府給了他們長達二十二年的時間。期間，更換了數任特區首長，可是香港卻還是走到了今天的局面！可見，香港要想真正地管理好、發展好，依靠他們是不行的！一國兩制，並不等於香港不允許有共產黨的合法存在。我們在此鄭重建議：

立即著手組建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香港工委」或「香港工委」），並將其派駐香港。其職責為：廣泛團結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香港各個階級、各個地方民主政黨，真正地沉下去，到香港人民中去，做那裡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工作，在香港的人民群眾中發展黨員、積蓄力量，建立健全黨的各級組織，以人民為後盾，依靠香港人民群眾自己的力量，建設香港、發展香港。

第二，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向香港派駐機構及人員，協助中共香港工委開展工作，負責審查或取締受到西方勢力或大資本操控之香港右翼「工會」組織，改造並建立黨領導下的、以香港廣大基層工人群眾為主體的香港各級工會組織，堅決捍衛他們的切身利益。對於新的各級工會組織，資方無權任意解僱其工會成員。

第三，香港的嚴重事態表明，現在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經無法再正常履行自己的職責了，因為他們向反華暴亂勢力退縮、投降了。而這樣的一個特區政府，是注定無法得到廣大香港人民的擁護和信任的。

我們建議：立即暫停香港特別行政區現任政府的工作。全體人員不解散，不允許辭職，工資照發，原地待命，等待中央政府的相關政令和工作安排。同時，立即由中央向香港派出得力的人員力量，加強中央駐香港聯絡辦事處的力量。由中央駐香港聯絡辦事處代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職責，代為管理香港的各項事務，直到新的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式產生，雙方交接完工作時為止。在中央駐香港聯絡辦事處代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職責期間，非經中央駐香港聯絡辦事處特別批准，原則上香港的各級公務人員不得出國、出港。

第四，香港的事態表明：現在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正處於一個非常狀態之中，時刻面臨著有從祖國重新分裂出去的危險（哪怕是隱性的）。為此，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應立即出動，並由內地出動一部兵力以加強其力量，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境內實行軍事管制，並負責對香港警察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在香港警察部隊的配合下，擔負起香港全市的日常防務和警戒任務。在軍管期間，在必要的情況下，應對全港實行宵禁或不定期、階段性的戒嚴。對於膽敢尋釁者，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有依循軍法機斷處置之權。執行戒嚴任務的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應由中共香港工委、中國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事處以及部隊所在的相關上級軍事單位共同對其加以領導。

第五，二十二年來的事實已經反覆地證明：在沒有做徹底地去殖民化工作的前提下，一國兩制在香港是無法順利實施的。此次，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所引發的事件，再一次地證明了這一點。因此，不論我們在主觀上是否願意承認，這都是一個殘酷的現實。有鑒於此，我們鄭重建議：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現階段暫停執行一國兩制的方針，並立即著手亡羊補牢。直到香港的去殖民化工作徹底完成之後，再行恢復。

第六，暫停現任的香港立法會和高等法院的職權。人員停職不解散，原則上不允許出國、出港，工資照發，原地待命。同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國家安全部、教育部等中央國家機關，向香港派駐相關機構，幫助並指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相關部門，開展以去殖民化和全面審核香港現行的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內的司法及相關政策為重點核心內容的工作。廢除其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法律存在相牴觸、衝突或矛盾之條文。在此基礎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相關法律條文進行修訂、補充或重擬。在去殖民化工作完成以前，原則上，所涉及到的香港相關單位的各級人員不允許出國、出港。在香港完成去殖民化的工作後，中國全國人大的駐港派出機構應與香港立法會合併為一個單位。

第七，由中國全國人大的駐港派出機構負責審查或取締受到西方勢力或大資本支持、資助之香港反共、反華政黨、組織及相關個人。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派出機構和人員赴香港，協助整合香港地方民主黨派及組織，並著手組織建立中國全國政協在香港的分支機構。只有當香港的主要政治力量不再反對中國的國家相關法律以及修訂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確定之建制框架，真正面對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區的這一基本政治現實時，香港時下畸形的政治生態才有可能得到扭轉。

第八，暫停香港的機場、碼頭、海關等涉外單位重要人員之職權。隊伍不解散，不允許辭職，原則上不允許出國、出港，工資照發。由中國相關部門向香港機場、碼頭、海關等涉外單位派駐機構及人員，負責臨時接管其工作，從嚴把關。並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派出部隊協助工作，直至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式產生並開始運做時為止。

第九，改革香港現有的人才培養、儲備體制及機制，改變香港各級公務暨管理人員不從中國內地，而著意由西方國家加以教育和培訓的方式，建立起由中國內地為香港教育、培養、培訓和輸送人才為主的新的體制和機制。嚴格審查、限制或取締西方國家在香港的教育、培訓機構，以及作出明確的規定：原則上，非經中國內地幫助系統教育和培養的各級幹部，不得在香港的各級管理機構中加以提拔重用。

第十，在完成上述工作，條件成熟時，由中國中央政府牽頭，重新選舉、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協助重組香港立法會，並將其與全國人大駐港派出機構合併為全國人大香港分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幫助重建香港高等法院；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以適當的名義，正式確立全國政協香港分支。並在上述基礎上，適時恢復香港的一國兩制制度。直到該制度在香港完成其歷史使命而取消時止。

（出處：《紅旗網》：〈粉碎香港顏色革命，嚴懲暴恐勢力，堅決捍衛國家統一〉，文章在2019年6月27日發表，該網在2019年7月17日轉載，原文連結按此處。）

原文連結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37512/%E7%95%99%E5%B3%B6%E4%B8%8D%E7%95%99%E4%BA%BA-%E9%A6%99%E6%B8%AF%E5%B7%A5%E5%A7%94%E7%B5%B1%E6%88%B0%E9%83%A8%E5%A4%A7%E5%B0%88%E7%94%9F%E6%94%AF%E9%83%A8-37512/%E9%A6%99%E6%B8%AF%E9%9A%95%E8%90%BD%E8%A8%98%E4%B9%8B%E4%BA%94%EF%BC%9A%E3%80%8C%E7%95%99%E6%B8%AF%E4%B8%8D%E7%95%99%E4%BA%BA%E3%80%8D%E7%9A%84%E7%B5%82%E6%A5%B5%E6%AF%80%E6%B8%AF%E6%96%B9%E6%A1%88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21/01/109.html

香港隕落記之四：建立智囊統戰各界人士

統戰部大專支部的報告提出的第三個對策是由政府成立智囊機構以便吸納各方勢力，通過用智囊機構的方式把反對勢力中可以分化策反的人物吸引到親中共這邊來，其建議的要點如下：

1) 「作為執政者⋯⋯我們骨子裡當然知道誰是敵對分子，我們骨子裡當然要對之進行鬥爭，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在公開的行動上或形式上將我們這種想法表現或表露出來呵！相反，我們要在公開的行動上或形式上要當他們是可以合作的朋友，就像對美國的公開外交行動一樣」。

2) 「現在要學戰國時期的養士方法，如孟嘗君、呂不韋等都養士三千，即：現在由政府廣邀社會各界的人才成為政府的合約智囊，政府每個月支三萬到十萬不等的報酬給每位智囊，每年每給智囊提交十二份報告，每份報告針對香港的一個問題，問題大部分由政府出。智囊並非一定要全職做政府的智囊，他們完全可以繼續做其現有的工作。智囊團的成員左中右都要有，包括各大媒體的新聞部主管、名記者、名嘴、專欄作家、各政團及社團的代表人物、大專的學者等等，總之，一定要包括很多我們感情上接受不了的人物，包括很多經常罵政府的人物等等」。

3) 「若平均每位智囊每月五萬元，即平均每位每年六十萬，設共請三千個智囊，政府每年的開支才十八億，這使得破壞能量最強的群體中的大部分會逐步逐步地向良性方面發展。因此，這樣『養士三千』能發揮的良好社會功能將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對維護我們國家安全也將起到很大的積極作用！」

4) 「智囊機構的運作方式可參照《統戰傳媒》中的做法」。（筆者按：指中聯辦統戰部傳媒支部的一份工作報告）

5) 「這個智囊機構的負責人由工委提名數人，由特區政府選擇」。

這個建議似乎未能得到落實，因為一來香港政府當時已經有一個「中央政策組」，理應行使這個工作，再來一個智囊組織會有架床疊屋的感覺，二來每年要化18億港元換來36,000份言不及義的「報告」而目的只為了使他們不做政府的反對派，實在沒有必要，所以這個建議最終未見落實。

雖然由政府牽頭並斥資建立的智囊團隊未見出現，但由北京牽頭和間接支助的「智囊」機構卻不少見。

回歸前，親共的智囊組織並不多見。在目前香港親共的智庫組織，有兩個是1997年前成立的，即由梁振英在1990年底牽頭成立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它直接源於《基本法》通過後要安排梁振英及其一夥繼續保留其在政壇的存在而設）；另一個是由葉國華在1995年成立的「香港政策研究所」。

在2003年有了「建立智庫」這個政策之後，就開始出現一些「民間」的「智庫」，最早的是2006年成立的「智經研究所」（粵語「智經」與「紫荊」諧音，英文是Bauhinia Foundation Research Centre,英文名不避諱「紫荊」，但中文名卻要用諧音，這是因為創辦人想避免人們一看就覺得它是親共組織）。這個組織把香港政商界一眾可以統戰的人物都納入顧問，其中包括一這些前朝重臣也被成功地「中立化」。期後比較具規模的是2014年由董建華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這兩個基金都囊括了香港政、經、社、學等界別的知名人士，使他們都走向親共的道路上。

直接由北京出面組建的是「全國港澳研究會」，它是由港澳辦下轄的「港澳研究所」牽頭，糾集全國各地研究港澳問題的機構和學者在一起並在2013年才正式成立，比2003年提出成立智囊機構足足遲了10年。這個會是否就是原先香港工委統戰部報告提出的智囊機構，筆者不敢確定，但它確實也部分達到該報告擬起到的作用——統戰親中共的香港學者。2020年「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超過600人，其中香港地區的個人會員共127人，基本上囊括了香港大專院校親中共的學者，但其中也包括很多位政治色彩不算親共的人士。換言之，採用智囊組織的形式，的確讓中共拉攏到比較政治中立的人士。

除了這兩個層次及人員級別比較高的智庫外，中共香港工委還協助成立很多其他「民間」智庫，例如：中港關係策略發展研究基金、香港發展論壇、香港發展中心、香港政研會、匯賢智庫、以及香港社會科學民意調查中心等，但這些所謂「智庫」接近學術打手居多。

這些智囊組織能否起到中共期待的效果呢？筆者一向不敢低估中共統戰「無堅不克」的功能。筆者茲以幾個例子來說明之。

筆者認識一個前朝高官，97前身居要職。他在回歸前已想急流勇退，因為他知道所處位置必然要做一些違背良心的工作。但當時中共不讓他退，因為要營造一個政府班子全體平穩過渡的印象。待97後，他獲准退休，旋即移居海外。後來因為家庭關係想回流香港，先徵詢中聯辦意見（其實沒有這個規定，只是他為人謹慎而已），中聯辦同意他回來，但條件是他不要發表意見，而且要他掛上某智囊組織顧問的名銜，以表明他已經歸順中共了。這樣，一個在中共眼中是「敵」的人就被「中立化」了。

筆者認識一位民主派重量級人物，在組建智囊的政策吸引下，毅然離開所屬政黨，自行組建一個民間的諮詢公司。據國安部一個外圍人士告訴我，他是在回歸前就已經被當時的「新華社」副社長曹維廉相中，認為是一個可以被策反的人物。觀乎他在2012年後的公開言論已經與建制派沒有多大分別。

至於全國級別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就更具有拉攏知識分子的功能。筆者認識三位學者是前朝非常器重的智囊，港英在1981年發表的《地方行政白皮書》（White Paper on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宣佈香港未來的地方行政架構，包括設立區議會，就是這三位學者的方案。他們被時人稱為黎敦義的三個心腹。97回歸後，三人中劉兆佳跟中共最貼，其他兩位「不食周粟」而退隱多年。但經不起中共統戰工作的游說，這另外兩位，最終還是答應出來參加「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工作。

所以，這三個例子就說明以智囊機構的方式來收羅香港的精英，確有它成功之處。

***********

結論：從工委統戰部大專支部的報告提出的三個政策建議（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開展網絡心戰、通過成立智庫組織來擴大親共陣營）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重要的結論：

第一，從時序看，中共部署打擊香港泛民主派的計劃在2003年「7.1大遊行」之前就已經開始，說明並非因為香港人抗爭迫使北京出手，而是北京早有此著。

第二，北京之所以很早就有此部署（指打擊香港的反對派），是因為對香港局勢的誤判，致使得出非要把反對派置諸死地的結論。在筆者前引曾鈺成關於「大和解」的說法，就足以看出北京的錯誤所在。錯誤判斷形勢就必然導致錯誤的對策。

第三，中共香港工委統戰部大專支部直接指揮「網絡心戰」來打擊反對派，換言之，中共是用「準戰爭」的力度來打擊香港的反對派。在對他們實施網絡打擊時無所不用其極地鼓勵網軍採取毫無道德底線的行為，例如：在「資料的真確性方面，部分是可以「脫離道德界線」，即資料可以是「推測即有如事實」（筆者按：著重線是原文如此），甚至提出「言論容易製造，不必考究真偽，亦可跳出道德的界線」。由此可見，中共是在積極鼓勵香港親共分子採用不道德的辦法來打擊反對派。

第四，為了徹底打擊反對派，中共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在收集資料時提出「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脫離道德的方法蒐集」，即是鼓勵親共打手採用不道德的手法收集對手的資料。

第五，為了擴大「團結面」，中共使用其慣用的統戰手法，根據「敵、友、我」區分不同群體。它通過智囊機構來吸納反對勢力中可以被策反的人物，實踐證明它這方面是很成功的。很多本來立場中立的人都逐漸靠攏到中共那邊。但是，文件中有一句話：「我們骨子裡當然要對之進行鬥爭」，反映了一切統戰工作的要害：表面上同你很好，骨子裡是要謀了你。所以，對被統戰的人士而言，他們始終不可能得到中共的信任。

從以上引述的統戰部大專支部的報告可以看出，這套政策若不是醞釀已久，是不可能在「7.1大遊行」之後短短兩週時間就可以拿出來的，必然就是從回歸哪一刻開始就逐步醞釀，才可以在大遊行後兩週就能夠提出來。

from 眾新聞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37478/%E9%A6%99%E6%B8%AF%E5%B7%A5%E5%A7%94%E7%B5%B1%E6%88%B0%E9%83%A8%E5%A4%A7%E5%B0%88%E7%94%9F%E6%94%AF%E9%83%A8-%E6%99%BA%E5%9B%8A-%E4%B8%AD%E5%9C%8B%E5%85%B1%E7%94%A2%E9%BB%A8-37599/%E9%A6%99%E6%B8%AF%E9%9A%95%E8%90%BD%E8%A8%98%E4%B9%8B%E5%9B%9B%EF%BC%9A%E5%BB%BA%E7%AB%8B%E6%99%BA%E5%9B%8A%E7%B5%B1%E6%88%B0%E5%90%84%E7%95%8C%E4%BA%BA%E5%A3%AB

香港隕落記之三：成立網絡心戰團隊

2003年「7.1大遊行」後製定的第二項對策是成立網絡心戰團隊。

文件原文說：

成立網絡心戰團隊

1. 目的

 「以網民的身份及利用言論上的宣傳工作，對抗敵對勢力在網上任意散播破壞香港穩定的言論，同時製造輿論破壞敵對勢力的公眾形象與煽動力量」。

2. 工作方法

• 不停地散播對敵對勢力不利的言論

• 對敵對勢力的言論進行反污衊

3. 進行滲透

「滲透，即無孔不入。在觀察中，發現無論任何可以宣傳的工具都有反中勢力的滲透......因此我們亦可以自己組編一個或數個組織，全職或長時間去滲透這些非社會的主流宣傳點，如：網絡上的討論區、虛擬社群、留言版、新聞評論、報章上的網上投稿，全面反擊他們的反對言論」。

 「應該以主動的形式去作滲透宣傳，因為以往多是被動的姿態，應在推行某一政策前，推出一系列的宣傳，並且假訂多個反對意見進行提前澄清，減少敵對反對派的批判理由。當然，事前事後依照‘無孔不入’的方針進行主動滲透」。

 4. 具體手法

 • 經觀察後，發現部分宣傳、煽動者利用「個人情緒」作為內容的表達，我們亦可以進行如此的發佈，因為個人意見發表是絶對可以表達自己的個人感情及情緒，以一個網民、投稿者的立場，更可以添入個人的情緒煽動，加強感染力。

• 在資料的真確性方面，部分是可以「脫離道德界線」，即資料可以是「推測即有如事實」。（筆者按：粗紅色的文字是原文加了著重線的，下同）

• 由於是有立場的推測，故此「事實」是可以由立場作主導。這樣一方面可以進行意識上的導向，同時有「利用事實與真相作反擊」的功用。加上發佈人可以不公開真實身份，更可說是市民之見。如此一來，令市民覺得市民情緒、市民相信市民意見，好過一個愛國團體身份公開勸說市民。

• 在假定手法外，還可以作出較有說服力的真實資料公佈。在很多的意見調查中，發現調查是有方向的，故此我們可以進行「敵對設定」......（留意！數據是操縱在收集人的手上）

• 上述工作的優點：

-散播速度快

-可流動作業

-容易隱瞞身份

-言論容易製造，不必考究真偽，亦可跳出道德的界線

- 可以隨時作業

-不受地點限制

-資料可以重複使用，容易修改

-以網民身份則可在發佈時不必顧慮身份，又可以加入個人情緒的煽動

-反對派不能公開反擊

-任何網民都可成為散播者

-言論可跳出香港到世界各地

5. 大專支部初步決定成立心戰行動小組以進行上述的工作。

這是一個典型的網絡心戰教材。「心戰」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源遠流長，所謂 「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1] ，是論述心戰的重要性。中共在奪取全國政權的過程中，對「心戰」的使用也是出神入化的。狹義的「心戰」是兩陣對圓時，中共對敵方的喊話（利用廣播、傳單、標語）；廣義的「心戰」則是對全社會各個不同階層的動員（工運、農運、學運、商運、兵運、甚至「匪運」以及社會名流巨賈的統戰宣傳）。中共起家靠「四子」，即：槍桿子、刀把子、筆桿子、錢袋子。其中筆桿子就是心戰的重要武器，所以「心戰」對中共來說是其駕輕就熟的慣技。

但是「網絡心戰」卻是2000年後才引起中共注意的。「網絡心戰」既體現「攻心為上」的傳統兵法，又是傳統攻心戰的飛躍。傳統攻心戰主要是接敵分化、散發傳單、戰場喊話、感化俘虜，始終處於戰爭對抗中的輔助地位。信息化戰爭中的「心戰」，主要依靠非接觸手段，利用文、圖、聲、像、光、電、磁等高科技手段來施謀布勢，並且以大眾傳媒作為其廣闊施展的舞台，具有空前的社會影響力。中共對「網絡心戰」的認識和重視始於2003年。當年12月中共頒佈《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第一次提出為了應對高科技戰爭的政治工作的新要求，要「開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中共統稱為「三戰」）的演練和研究（見該條例第14條第18項）。從此「網絡心戰」這個新的作戰形式才在大陸廣泛開展起來。

換言之，儘管中共在1987年已發出第一封電子郵件[2] ，開始進入互聯網世界，但中共軍方是遲至2003年12月才正式將「網絡心戰」納入軍隊訓練內容之一；可是中共香港地下黨已經在2003年的7月就開始採用這種技術來對待香港的所謂「敵對勢力」，也就是說，中共香港地下黨早就對香港社會開展「未見硝煙」的戰爭，其對香港的仇視和破壞程度於此可見。在這方面中共香港地下黨確實走在全國之前。

從中共工委統戰部大專支部這個文件，結合我們在社會上看到的實際情況，可以估計到，中共在香港通過「網絡心戰」對香港反對勢力的打擊手段有以下這幾種：

一，造謡、抹黑、威懾；例如對反對派人物的污衊、栽贓，如民主黨何偉途事件；

二，離間、分化、策反；例如對民主派政黨多年來的離間，對支聯會「6.4維園燭光晚會」的分化等；

三，宣傳、欺騙、搶奪話語權；例如不斷宣傳愛國必須愛黨等論述。

為了進行「網絡心戰」，很多小規模的親中網絡傳媒在香港成立，例如：點新聞（點知天下）、橙新聞、香港仔、我家、龍周、圈傳媒（齊心基金會）、港人講地、史檔、透視報、HKG報、時聞香港、思考香港、O嘴網、線報、輕新聞、芒向快報、堅料網、輕新聞、超越新聞網、KOL HK 等等。此外還有很多網絡水軍，筆者限於電腦知識無法作出統計（這方面希望經常在虛擬世界奔馳的讀者能夠提供相關資訊）。

從上述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在對香港人進行這些心戰時，還特別強調可以不顧道德底線，即可以造謡、可以煽動、可以弄虛作假、可以無中生有，總之要達到把「泛民」政黨「往死裡整」的目的。（未完・待續）

註釋：

1. 見《三國志・蜀志・馬謖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

2. 見王婷婷：〈中國第一封電子郵件是怎麼發出的？〉，載《中國好故事》系列，

from 眾新聞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37475/%E9%A6%99%E6%B8%AF%E5%B7%A5%E5%A7%94%E7%B5%B1%E6%88%B0%E9%83%A8%E5%A4%A7%E5%B0%88%E7%94%9F%E6%94%AF%E9%83%A8-%E7%B6%B2%E7%B5%A1%E5%BF%83%E6%88%B0-%E4%B8%AD%E5%9C%8B%E5%85%B1%E7%94%A2%E9%BB%A8-37475/%E9%A6%99%E6%B8%AF%E9%9A%95%E8%90%BD%E8%A8%98%E4%B9%8B%E4%B8%89%EF%BC%9A%E6%88%90%E7%AB%8B%E7%B6%B2%E7%B5%A1%E5%BF%83%E6%88%B0%E5%9C%98%E9%9A%8A

【眾新聞】程翔：香港隕落記之二：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

工委《對香港目前局勢的一些思考》的報告提出三個對策：一，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二，成立網絡心戰團隊；三，由政府成立智囊機構，謀劃長治久安的方法。筆者將逐一介紹這三個對策。

關於建立敵對勢力的資料庫，文件原文這樣說：

• 進行一項有耐性的、長時間的數據蒐集，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脫離道德的方法蒐集，當然，可以從新聞中蒐集。

• 這些資料一旦需要用的時候可以隨時抽出，多舊的帳亦不怕重複番、不停番。這些數據可以完全配合大小媒體，而且一方面滿足人愛知幕後消息、不為人知之事的慾望（私隱求知慾），另一方面可以完全破壞對方的公眾形象。

• 同時，部分小道數據甚至可以憑空捏造，例如在網絡上流傳，造成三人成虎之勢，日久即變「事實」。

所謂「敵對勢力的資料庫」，用通俗的話就是「黑名單」。中共早在回歸前就已經在香港建立了各行各業的「黑名單」。筆者當年在香港《文匯報》工作時，就曾經「參觀」過一個專門用來收藏「黑言論」錄音帶和錄影帶的地方，裡面放滿各個電台、電視台不同時事節目的錄音帶和錄影帶，由於當年數碼化技術還沒有面世，主要是用cassette 帶保存，這些音帶與影帶的保存佔用很大面積，擺放了整整一個房間。筆者認識政協委員吳多泰先生，他的夫人朱蓮芬女士是《文匯報》一個專欄作家。她告訴我，有國安部的朋友勸她不要再寫專欄，因為安全部對每一個專欄作家都會建立檔案，無謂因此而進入國安部的監控範圍。她驚異地問我，連為《文匯報》寫都不行嗎？當時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到了回歸前夕，一個國安部的朋友找我，想聽聽我對回歸過程中如何保持香港社會穩定的意見，他無意中透露，他們為排除回歸過程中出現不穩定因素，已經對香港各行各業各界人士中稍有名氣或比較有知名度的人都已經建立檔案。這些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他們掌握之中。這些親身的見聞讓我知道中共在香港一直以來都有做「黑名單」的工作。

既然中共早已經是這樣做，為什麼「7.1大遊行」後再重申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呢？筆者認為，回歸前的「黑名單」工作是由專業部門（即專職的情報部門如國家安全部）在做，回歸後同樣的工作，除了繼續由專業部門做之外，還擴展到由統戰部門來做，這意味著中共將會擴大對香港人監控範圍（從社會上的頭面人物擴大到次一級、次二級的出名的人），而且這種監控工作將發動群眾來做而不限於專業部門來做。

上述報告提出的「敵對勢力資料庫」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它有些什麼內容？相信這是很多人關心的，因為自己分分鐘被人「建庫」（納入「黑名單」）都不知道。筆者就此問題請教了一些知情人士，據他說，首先是界定「敵對勢力」，其次是針對該界別的具體敵對組織，然後就落實到該組織的具體人物。

據知情人士說，從2003年「7.1大遊行」後，中共就開始排查在社會各界存在的所謂敵對勢力。他們主要針對下列界別：

一、學界（各大專院校及學術機構）

二、學界（中學校，主要針對校長和老師）

三、政黨

四、非左派工會及社團

五、傳媒

六、社工福利界

七、教會

八、司法界

九、本港及外國駐港的 NGO

十、香港政府公務員

中共的工作就是在上述每一個界別中找出「敵對勢力」的組織及人物，然後對每一個人做詳細的資料收集。在收集大量個人資料的基礎上，分辨出哪些人可以爭取、哪些可以中立化、哪些必須打擊的具體人名冊。

在每一個界別裡，中共要求做到對每一個界別內知名度比較高的每一個人按其對中共是「敵、友、我」的政治面貌來「排隊」（這是中共統戰術語），然後施以不同的統戰政策。對屬於「我」者實行「拉攏吸納」；對屬於「友」者實行「先使之中立化，後轉化其立場」；對屬於「敵」者則實行「打擊消滅」。這種把人群按照「敵、友、我」進行分類的做法是中共統戰策略的慣技。很自然，這種策略必然導致界別內出現日益嚴重的分裂，而這種分裂最有利於中共掌控這個群體。所以我們看到，在每一個群體，凡是有親中共的人存在，這個群體必然最終會出現分裂。例如在教師群體，有「教協」之後就有「教聯」；在作家群體，有「作協」之後就會出現「作聯」，在記者群體，有「記協」之後就有「記聯」等，如此例子比比皆是。

筆者試以某一個學界名人為例，說明他們對被認定為「敵對勢力」的人物後，中共對其資料收集工作詳細到什麼程度。筆者認識這個朋友，也親眼看過他的檔案（參考下圖）。

資料來源：程翔；眾新聞製圖

（筆者按：從上表第五點評價看，由於這個人開始時立場親泛民，即使後來他想轉為較中立的立場，中共仍然對他保持警惕）

據筆者瞭解，中共對香港大專界171名學者（外籍及大陸籍的除外）的基本情況，都做了上述詳盡的資料收集。這些學者的分佈如下（筆者按：這是2003年的情況）：

香港大學： 13人

香港中文大學：39人

香港科技大學： 9人

香港理工大學：17人

香港浸會大學：12人

香港城市大學：23人

香港教育學院：32人

香港公開大學： 1人

樹仁大學： 1人

嶺南大學： 1人

恆生管理學院： 4人

明愛專上學院：13人

香港演藝學院： 5人

澳門大學： 1人

在這171人中，教授27人，副教授28人，助理教授30人，講師68人，專任導師13人，專業顧問3人，職務不詳者1人。每個人的政黨背景（如有的話）都一一標明。在這171人中，有24人被列為重點監控對象，他們都是近年在媒體上經常發表批判中共及特區政府言論的學者。在「佔中高潮」時，其中22人更被中共當局盯梢併為其記錄「起居注」。對這批「不幸」的朋友，中共的盯梢工作是詳細到該人物在近期的一些活動、言論、與朋友的交往情況等。筆者認識一個「被盯梢」的朋友，赫然發現在他的檔案裡，記錄了一次他同我一道應邀參加中文大學出版社新書發佈會的活動。這次活動是中大出版社應密茲根大學教授洪源遠要求，組織一次小規模的座談會，請幾位資深的中國問題專家評論其新書《中國如何跳出貧困陷阱》的內容。應作者要求，為方便深入討論，這次活動完全是閉門的，事後也沒有發表新聞稿，連同中文大學出版社職員及作者在內也就只有10人左右。這樣一個內部討論會也出現在這個被盯梢的朋友的檔案裡，則中共盯人無孔不入的程度不可謂不驚人。

除了建立「敵對勢力」的資料庫外，中共香港工委統戰部也非常注意發展親共的大專界師生。筆者就看過一張有關在香港大學可以培養的「健康力量」的名單（姑且稱之為「紅名單」），其中的一頁就有270人，在筆者看到的這一頁中有46人被標示為重點發展對象。在這批重點發展對象中很多都是筆者熟悉的朋友，都經常有接觸。他們是否已經入了黨筆者不得而知，但從今天（2021年）這46人的「表現」看，除了少數幾個人不受中共統戰外，絶大部分都成為堅定的中共支持者（用今天的術語是深藍的人）。

據筆者理解，除了香港大學外，其他各家大專院校都有他們本校的「黑名單」和「紅名單」。

不要少看這些「敵對勢力資料庫」的威力。大家應該記得，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前5天，參加新界西選舉的自由黨周永勤突然表示，因受到「來自高層次威脅」退出選舉，並離開香港到外國躲避。9月7日，周永勤回到香港召開記者會，交代被要脅棄選的經過。周永勤透露在決定棄選前一天，被朋友邀請上深圳，到了一間酒店房，有三名來自北京的人士，要求他放棄競選工程，又詳細讀出他身邊支持者的生活習慣及財政來源，令他感到非常害怕。周永勤表示，要脅他棄選的三個人背景已經超越中聯辦，但他拒絶透露對方身份，擔心惹上更大麻煩。

周永勤的案例就說明「敵對勢力資料庫」在起作用：對敵對勢力的監控已經到了「無微不至」的境地，不但本人受監控，就連身邊的朋友的生活習慣和財政來源都搞到一清二楚。

除了大專界外，類似的「敵、友、我」名單，在其他各個界別都有。有一位教會的朋友告訴我，他有一次應統戰部邀請去北京參加一個統戰工作會議，期間統戰部官員拿出一張香港教會牧師的名單請他談談對每一個人的看法。名單大概有五、六十人，他都一一作了自己的評價。

類似拿著名單去找人盤查某人政治傾向的也發生在其他界別。有一個中學校長告訴我，他就曾經被教聯會一位朋友邀請茶敘，席間就被邀請評論一批中學校長的政治傾向。

必须指出，中共在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時手段十分卑鄙。在本文開頭引述它的文件，強調「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脫離道德的方法蒐集......部分小道數據甚至可以憑空捏造」，「造成三人成虎之勢」。從這些指示可以看到，中共對所謂「敵對勢力」的攻擊將會是毫不考慮道德底線的，這是令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原文連結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37425/%E6%95%B5%E5%B0%8D%E5%8B%A2%E5%8A%9B%E8%B3%87%E6%96%99%E5%BA%AB-%E4%B8%AD%E5%9C%8B%E5%85%B1%E7%94%A2%E9%BB%A8-%E9%A6%99%E6%B8%AF%E5%B7%A5%E5%A7%94%E7%B5%B1%E6%88%B0%E9%83%A8%E5%A4%A7%E5%B0%88%E7%94%9F%E6%94%AF%E9%83%A8-37450/%E9%A6%99%E6%B8%AF%E9%9A%95%E8%90%BD%E8%A8%98%E4%B9%8B%E4%BA%8C%EF%BC%9A%E5%BB%BA%E7%AB%8B%E3%80%8C%E6%95%B5%E5%B0%8D%E5%8B%A2%E5%8A%9B%E3%80%8D%E8%B3%87%E6%96%99%E5%BA%AB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21/01/109.html

香港隕落記之一：誰率先破壞和分化香港？

2021年的新年伊始，香港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1.06大抓捕」事件，香港特區政府以「參加初選即等同意圖顛覆特區政權」為理由，一舉逮捕了53名泛民主派意圖參加原擬在去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一週後，又再進行「1.14大抓捕」，逮捕了11名協助擬越境赴台的人士。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共已經下決心消滅在香港的泛民主派以及所有反對者或者異議者的力量。這種大抓捕形式，在內地已經十分普遍（例如7.09大抓捕維權律師），今天則直接用於香港。

本來在《國安法》通過後，香港政治局勢已經很不正常，不但回歸前那種寬鬆自由的氣氛幾乎絶跡；而且還開始出現「告密」、「表態」、「揭發」、「效忠」等中共劣質文化；曾經是大陸受壓迫人士避難的天堂卻如今產生自己的政治犯及流亡人士；很多社會群體，例如教育、工會、社福、傳媒、司法都開始感受到「被排查」的壓力，傳媒過去在做調查研究時常用的查冊手段今天卻成為罪行。有條件移民的人已儘快移民（以致名校出現中途招生填補空缺的罕見現象）；不想走的香港人開始要說服自己去慢慢習慣大陸的意識形態或者去適應羅網高張的新常態。我們熟悉的香港出現急劇變化。香港「回歸」一個極權政體才不過23年就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其隕落之快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雖然香港已經發生這種急速「大陸化」的情況，但中共還不放心，於是才有「1.06及1.14大抓捕」事件，目的就是要根絶泛民主派，因為中共認為，如果不對香港的抗爭運動採取高壓的鎮壓手段，則香港將成為國家安全（筆者按：實際上是中共一黨專政的安全）隱患，外國敵對勢力將會通過反抗運動先奪取香港的統治權，繼而以香港為基地顛覆中共政權。所以必須以雷霆萬鈞的手段把泛民主派及其發動的抗爭運動鎮壓下去。

猶記得在「佔中運動」發生前，時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為解決中央與香港民主派的矛盾，在2012年初提出「大和解」的主張。他說：

我認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走過不少彎路，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把人民內部矛盾化作敵我矛盾。其實中央對香港政治生態的表述相當正確，中央領導多次指出「香港市民絕大多數是愛國的」，他們亦多次提到「包容共濟促進和諧」。所謂「包容」，就是因為社會有不同意見和立場，所以才有包容的必要，但這只是內部矛盾，假如只說我們所謂愛國愛港陣營，大家意見一致，又何須包容？香港近二三十年來，出現了兩個互不相容的陣營（民主派和建制派），但他們相信的愛國和民主，兩者應該是一致的。我希望中央亦可看到，民主派無可否認得到相當多香港人的支持，既然香港大多數人都是愛國，他們當中相當多人支持的民主派政黨和政治人物，又怎會是敵人呢？大家一定會有競爭、矛盾，但如果把這種矛盾看成是敵我矛盾，我認為這樣香港永遠不能發展真正的民主。對「大和解」，不同人有不同定義，但我認為這是值得擁抱的觀念。[1]

筆者覺得曾先生這番言論比較貼近港情，曾主席這番話，表明作為中共在港建制派的頭號人物，他也覺得是北京的政策出了問題，才會導致中央與特區關係緊張。據他親口對我講，他曾經上京見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想說服港澳辦接受他關於與香港泛民主派「大和解」的建議，當時張曉明說，您不必說下去，我知道您想說什麼。中央對香港民主派的政策是要把他們「往死裡整」。

張曉明這種必置泛民於死地的觀點，也呈現在其他場合。據路透社2014年9月11日報導，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8月19日與泛民議員會面時，曾表示「你們能活著，已顯出中央的包容」。翌日（12日）中聯辦發表聲明，指控路透社歪曲其言論。路透社隨即發表聲明反駁，堅稱報導無誤，同一個消息來自兩個來源何以互相證明，而且他們確信翻譯準確。

很多不熟悉中共思維和政策的人，都會被中共的論述迷惑，從而相信今天香港的迅速隕落責任在香港的反抗運動（包括泛民主派的議會鬥爭和本土派的街頭抗爭）。受中共宣傳影響，很多人認為2003年「7.1大遊行」反對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事件，是觸發中共對香港採取鎮壓手段的開始。似乎假如沒有這次50萬人的反中央大遊行，中共就不會被迫對香港採取嚴厲的措施[2] 。事實是否如是？事實是：早在2003年7.1遊行前，中共在回歸伊始就開始部署清理香港的「泛民主派」。「7.1大遊行」只是給中共當局一個順理成章的理由來推動它的圍剿泛民主派的政策而已。請看看以下事實：

2003年7.1五十萬人示威大遊行後，約兩週後中共香港工委（即中聯辦）統戰部大專生支部就在7月13日向工委提交一份報告：《對香港目前局勢的一些思考》，分兩部分：一，局勢；二，對策。錯誤的局勢分析必然得出錯誤的對策。

在對局勢的分析上，這份報告說：

正如支部在五月十五日的文章所言：「在香港特區，教會勢力相當強大，有很大的（明顯的或隱形的）影響力，並與其他敵對勢力相互合作，令各自的功能緊緊地結合在一起，挑戰特區政府，造成強大的抗爭效應，逐步使特區政府癱瘓，然後逐步扶反中央的人物上台。這樣做不論成功與否，他們都會進而在香港特區不斷與中央糾纏、對抗，對祖國內地發動強大的心理戰，扮演前波蘭教會及團結工會結合在一起地對東歐、蘇聯政權所發揮的那些功能。香港、海外敵對勢力的傳媒從旁給之強大的輿論支持，繼而西方國家（美、英）也公開支持之。若發展到這個地步，我們就會非常被動，因此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現在敵對勢力正在這樣做，他們將用一切辦法讓他們的人上台。不理其結果，這個過程本身就對我們造成強大的心理效應。若敵對勢力的人上台，他也一定搞不好香港的經濟，但他們會轉移焦點，把矛頭指向祖國大陸，如請王丹、魏京生、達賴、呂秀蓮、甚至陳水扁之流到香港，參加反動活動，發表反動言論等等，無日無之。

這個簡短的局勢分析有幾點值得大家注意：

一，時間點。這個文件引用的資料是工委統戰部大專生支部在2003年5月15日的情況彙報，這個時候香港還沒有發生7.1大遊行，它就已經提出各種「敵對勢力」合流以便奪權（即文中所謂「逐步扶植反中央的人物上台」）。這就說明，當香港還處於相對穩定安寧的第一屆特區政府期間，中共的陰謀論專家們就已經不斷的在強化香港會發生反中央奪權事件的輿論。在回歸之初，香港人對「一國兩制」還很有信心，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市民對一國兩制支持程度在1997年7月回歸時，表示有信心的達63.6% ，18.1%沒有信心，淨值是正45.5百分點。在港人對前景充滿信心時，中共已經在部署打擊香港的泛民主派。所以，究竟是誰先破壞「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和信任基礎，不是很明顯嗎？

二，事由。由於5月15日尚未爆發7.1大遊行，所以這份報告提出具體防範對象是教會，當天的情況彙報就是針對教會的。為什麼針對教會？因為他們認為蘇聯東歐的解體是教會與工會兩股勢力結合的結果（按：筆者認為這是極端錯誤的分析，但這是另一個話題，不擬在此討論），因此他們要關注香港教會勢力與其他敵對勢力結合的可能性。

三，想像成真。由於中聯辦在5月中已經提交了這個「反對派要奪權」的報告，所以到7.1大遊行時，他們便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敵對勢力策劃的結果，從此就深信不疑，這是典型的想像成真（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思維模式。

四，這個文件粉碎了很多親共分子的言論，謂中共對香港政策的改變是自「7.1遊行」開始，是因為香港人反中央而迫使中央改變對香港的政策。事實上，這文件證明，在尚未有「7.1遊行」之前，中共已經開始部署如何打擊香港反對派，如何藉口外國勢力妄圖奪權而實際上收回香港的高度自治權。

這個文件對香港局勢的分析是嚴重錯誤的，而隨後他們對7.1大遊行的原因的分析也是錯誤的，筆者將來會詳細解釋其錯誤所在，我們先看看這個文件提出的一些對策。文件提出三個對策：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對敵對勢力進行「網絡心戰」、建設龐大的智庫組織以拉攏各方人士。筆者將逐一介紹。（未完・待續）

註釋：

[1]：見2012年2月19日 《明報》發表沈旭暉對曾鈺成的專訪。

[2]：例如2009年清華大學副教授程潔在英文雜誌《香港月刊》（HK Journal）秋季號發表文章〈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 ，指出政黨的興起及其社會動員方式，使反對派的活動不僅是對抗香港建制派，也是針對中央政府，中央因而被迫改變了之前實行的不干預政策。

from 眾新聞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37400/%E9%A6%99%E6%B8%AF%E5%B7%A5%E5%A7%94%E7%B5%B1%E6%88%B0%E9%83%A8%E5%A4%A7%E5%B0%88%E7%94%9F%E6%94%AF%E9%83%A8-%E6%B3%9B%E6%B0%91-%E5%88%9D%E9%81%B8%E5%A4%A7%E6%90%9C%E6%8D%95-37409/%E9%A6%99%E6%B8%AF%E9%9A%95%E8%90%BD%E8%A8%98%E4%B9%8B%E4%B8%80%EF%BC%9A%E8%AA%B0%E7%8E%87%E5%85%88%E7%A0%B4%E5%A3%9E%E5%92%8C%E5%88%86%E5%8C%96%E9%A6%99%E6%B8%AF%EF%BC%9F

【立場新聞】No Stake 醫學生：香港問題 + 中国手段 = 100% 失敗

中国手段用黎處理香港問題，實炒，呢個定律嚟㗎嘛。

送中條例，六月九號百萬人遊行時候撤回，咪乜事都冇。林鄭傀儡死都要用中共高壓管治嗰套，血腥鎮壓，結果滿城風雨。

香港疫情，一早好似台灣咁切實封關，咪馬照跑舞照跳，時至今日確診總數都不足一千，成績彪炳。走去搞咩「小區」「清零」？圍封北角12小時，半宗案例都搵唔到，醜唔醜。

問題根源，就係香港政府唔肯正視，香港嘅社會情況根本同中国完全兩回事，永遠強行將中国嗰套搬過黎，失敗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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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呢個高度發展城巿，交通、經濟活動頻繁，香港人生活節奏極快，就算再努力保持社交距離，每日返工消閒，都可以途經幾百個唔同地點。我地唔係發展中國家、唔係中国近郊小村、亦不存在甚麼「小區」。

中国嗰套「小區清零」，只係適用係中国，人口流動不如香港頻繁，居民較長時間留係家中同附近「小區」嘅環境。香港地，少嘅係長時間留家嘅空巢老人，多嘅係即使年屆六十，都會跨區跳社交舞，都未退休要返工嘅人。

中国式圍封住宅區，就注定用左牛刀，卻連雞都殺唔到。立場早前分析，即使佐敦圍封區範圍大，但翻查區內過去三周確診個案，依然有七成人未曾到訪圍封區。結果成績慘淡，圍封兩日，強制檢測近萬人，卻只有13確診。

喂，我住東發大廈，唔代表我係東發大廈被傳染，亦唔代表東發大廈其他人會被傳染架喎。咁簡單都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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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另一個同中国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地往昔成功嘅根基，唔建基於係「小區清零」、「國家安全」、「安心出行」之上，係「自由、法治、公義、平等」。

示威者抗爭，堵路幾小時，建制派如雷鼎鳴之流就話「佔中令香港損失11000億」。今日警方同政府唔止堵路，隨時成個區一齊堵，一封就一日、兩日，居民冇得返工放工、落街買餸，死吊命嘅餐廳外賣都冇得做。呀雷鼎鳴，咁大件事又冇人講？

用中国嗰套，代表香港人隨時因要「小區清零」被禁錮區內，隨時因「國家安全」所有資產即時冇預警被凍結，結果就係外商撤資、逃離香港、"Made in Hong Kong"都成絕唱。

曾經東方之珠，就因「中国手段」而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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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牛的黃昏、北角的黃昏，亦是香港的黃昏。

疫情只係呢兩年嘅事，但要梳理香港1997以後嘅一切政經議題，就必需要明瞭：香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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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段用黎處理香港問題，實炒，呢個定律嚟㗎嘛。

 

作者facebook

原文連結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E9%A6%99%E6%B8%AF%E5%95%8F%E9%A1%8C-%E4%B8%AD%E5%9B%BD%E6%89%8B%E6%AE%B5-100-%E5%A4%B1%E6%95%97/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21/01/no-stake-100-768.html

海航集团破产重组 涉债务7000亿

来源: 

自由亚洲

背负中国史上最大债务的海航集团，正式发声明，指因不能偿还债务，法院对集团破产重整。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海航集团正进行司法审查。

预料至少涉7000亿人民币债务，是中国史上最大企业债务爆破。

中国第一财经网站记者报道，申请破产重整的决定，是建立在海航集团海南省联合工作组摸清海航底数的基础上。联合工作组自2020年2月29日进驻后，花费数月时间对海航集团及旗下两千余家企业的资产、负债、关联往来等逐一核查，理清了整个集团的资产底数、管理结构、股权关系和债权关系。

报道说，联合工作组根据海航集团整体债务风险情况制定了破产重整方案。因海航集团股权、资产、债权债务结构复杂，为最大可能保护各方利益，经多方多轮磋商，形成了海航集团整体风险化解方案，并获得了相关部门对破产重整思路的理解和支持，后续各阶段工作将在“法治化、市场化”的要求下按法律程序实施。

所谓破产重整，是指对符合破产条件但是具有挽救希望的企业,不立即进行清算，而是在法院的主持下，指定破产管理人，依法清理企业的债权债务，制定重整计划，进行业务上的重组和债务调整，以帮助债务人摆脱财务困境、恢复营业能力。

与破产清算不同的是，破产重整力求使面临困境但有挽救希望的企业避免关门清算，从而获得恢复生机的机会。破产重整程序的目标是让企业重生，避免被清算，而破产清算的目的则是使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公平受偿，使破产企业归于消灭。

2016年至2017年是海航集团海外疯狂并购的两年。2018年，海航集团突然出现历史上首次亏损，亏损金额高达49亿元。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1/%E6%B5%B7%E8%88%AA%E9%9B%86%E5%9B%A2%E7%A0%B4%E4%BA%A7%E9%87%8D%E7%BB%84%7C%E6%B6%89%E5%80%BA%E5%8A%A17000%E4%BA%B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