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来源:
章诒和散文集
楔子
2012年9月22日，我应私人邀请参加李宗恩先生（1894—1962）逝世50周年座谈会。
走进北京东单三条“协和”老楼会议室，我很吃惊：墙上无条幅，桌上无鲜花，室内没有服务员，室外没有签到簿，静悄悄的，乃至冷清。咋啦？座谈会的规格低到无规格。唯一吸引人的地方是与会者，清一色银发老人，人人衣冠整洁，个个举止得体。我扫了一眼，只认得蒋彦永先生。
他见我，即问：“‘协和‘请你了吗？”
答：“我是受李家亲属之邀。”
又问：“你认识李宗恩？”
又答：“我不认识，父母认识。李宗恩划为‘右派‘，是因为父母的缘故。所以一定要来。”
会议开始，先播放视频，内容是一位记者的随机采访——把当下协和的头头脑脑，上上下下，都采访到了。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你知道李宗恩吗？”
回答也只有一个：“不知道。”
我看过一本写协和往事的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涉及李宗恩的文字寥寥数语。显然，这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人，也是被协和忽略的人。为什么“忽略”、“遗忘”？因为他是旧社会协和医学院第一个握有实权的华人院长[1]，更因为他是1957年医药界最大的右派分子。
会议的主持人是现任美国洛克菲勒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ese Medical Board）主席玛丽·布朗·布拉克女士（Mary Brown Bullock），她从大洋彼岸飞抵北京，就是专程来主持这个纪念会，并做演讲[见附件]。尽人皆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一个创举，就是建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1916年协和医学院选址动工，1921年落成并正式命名。医学界人士很清楚：在那个时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代表国际医学最高水准，协和医学院正是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蓝本”，教学、临床、科研三位一体，从总体架构到具体标准，一切向它看齐，模拟仿照过来。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是洛氏基金在20世纪上半叶对华（单项）援助出资最大、时间最长的项目。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援助与付出，都没有白费。几十年间，协和（即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之简称）在中国开创了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高等护理学教育之先河，在培养医生，建设医院以及医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很快成为亚洲医学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标准，对日本、印度的高等医学院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被日军占领，受到严重破坏。战争刚结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立即致函洛氏基金会要求尽快恢复协和的一切工作和项目。当时的基金会董事长小约翰·洛克菲勒在回函中说：“协和医学院的工作是我们皇冠上最明亮的钻石，我们有最强烈的义务继续支持中国的现代医学。”
1946年，再派考察团赴华，根据需要由中华医学基金会再拨款1000万美元。1947年，协和董事会一致通过，任命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院长，由董事长胡适通知他。
一、家世
光绪二十年（1894）中秋（9月10日），一个男婴降生在江苏武进县青果巷内一个士大夫家庭。祖父给刚刚出世的长子长孙起名“宗恩”。婴儿的父亲叫李祖年，恩科中进士二甲八名。高中后，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1902年，李祖年在益都（清州）做知县，开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小学。为了号召当地士绅把孩子送进新式小学，带头把李宗恩放在那里受业。
1909年，李宗恩入上海震旦大学学法语，那年他16岁。
1911年，李祖年出任山西财政厅厅长。丧偶不久的他，决定让18岁的儿子赴英国留学。李宗恩剪了辫子，上了海轮。对于留洋，他没有一般年轻人的远大抱负和热烈憧憬，只是说：“十八岁时，我偶然地出了国。当时并未想到我为何出洋。到了英国，因为官费是指定给学医的人，我就学了医。及至学了医也就安心读书，安心做事；等到后来想到该回家的时候已经近三十岁了。”[2]
1913年，李宗恩进入英国著名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七年间的学习课程依次为：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治疗，病理学，法医，公共卫生学，外科，临床外科，内科，内科实习，产科。保存至今的格拉斯哥大学档案里，注明李宗恩就读期间获临床内科二等奖、年级第十三名。之后，他赴伦敦热带病学院，在Dr. Leiper的指导下工作，很快获得热带病/公共卫生证书，还幸运地参加了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的热带病考察。
1923年，李宗恩在格拉斯哥格西部医院（the Western Infirmary）做住院医生，工作出色。一位医生（Dr. Cathcart）谈及对李宗恩的印象，说：“他非常有人格魅力，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他。他工作上能吃苦而有责任心。”在英国，李宗恩兴趣广泛，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创建了留英同学会。
30岁的时候，李宗恩觉得自己该回家了。去接他的两个弟弟觉得大哥果真与众不同，尤其是那副眼镜，既无“脚”，也无“框”，镜片是靠一个金属夹子夹在鼻梁上的。在其携带书箱里，除医学方面的典籍文献，还有英国文学作品以及探讨社会问题的著作。李宗恩此番回国，还与感情问题相关。出国时他与表妹何晋订婚；留学期间与一个英国女同学相爱。在父亲家书“归国完婚”的催促下，他考虑再三，向异国女子陈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与尴尬处境，终获谅解。此后的数十年间，远隔重洋的情谊并未中断，始终随身保留着英国女友的信件。
李宗恩先到达上海，而他要去的地方是北京，因为北京有个协和。他这样说：“我不愿依附家庭，希望脱离家庭而独立。北京的协和是当时全国设备最充实的一个医学校，我认为它适合我个人的志愿和兴趣……”[3]
1927年初夏，李祖年突然去世。丢下续弦和三个孩子。李宗恩从北方赶回老家。办完丧事，他建议继母带着年幼三个弟妹去北京与他同住。毅然决然地承担起长子的责任，这给了新寡的继母极大的安慰。
他靠一生的品行来拥有自己的朋友与至爱。
二、硝烟
在协和从医从教，李宗恩各方面表现非凡，专业出众，且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当时的副院长狄瑞德医生在备忘录里这样写道：“我认为李医生是内科中国医生中最有前途的一位。他在临床和研究方面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能力。我相信，他是那种不但在自己的专业上出类拔萃，而且可以影响而带动其他人。我深知，在协和的年轻中国人里，他是最值得鼓励和支持的一位。”李宗恩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擢升至襄教授。他以深广的内科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诲人不倦的责任感，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佩。1937年，李宗恩“因为他在临床、教学、和研究方面出色的能力，被中国医学基金会晋升为襄教授。”
1937年7月，日军炮轰宛平城。也就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王世杰部长邀请协和医院的李宗恩、北平护士学校的杨崇瑞校长（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武汉大学的汤佩松教授和在南京工作的朱章赓（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公共卫生专家）四人，一起讨论，决定在武汉大学成立一个医学院，并指派他们为筹备人。但因华北形势动荡，会议草草结束，各自回原校分头筹备。
“八一三”以后，抗战全面展开。经淞沪血战，上海沦陷。战线随之西移，抗战形势趋紧。李宗恩接到通知：教育部决定将正在筹备的武汉大学医学院改建到更为安全的大西南，成立国立贵阳医学院，以接纳从华北及其他敌占区退下的医学院学生。该院的筹建仍由李、汤、杨、朱负责。11月19日，李宗恩离开北京。12月31日，教育部下达聘书，聘请这四位医学专家为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李宗恩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经过紧张筹备，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教育部正式聘任李宗恩为院长。校方顺利地租赁了别墅、会馆以及寺院，经过修缮，6月1日贵阳医学院正式上课。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在汉口、重庆、长沙、西安、贵阳五处设立招生处，共收容战区退出的失学医学生及护士助产士学生计三百余人，他们来自三十余所院校。学生们年级不同，学业参差不齐，故采取分班教学，实行类似协和的导师制。导师及受导学生的分配，在每学年开始后二周内由训导处公布，导师负责受导学生学习、生活之责。这种导师制十分有效，一直延续到1949年。一个学生曾这样形容在贵医的读书生涯：“开办之初，设备简陋，没有甚多的教室，而致解剖学在院子里上课，把人体骨骼挂在树枝上讲演。一些教室也是临时搭成的茅屋。下大雨的时候，教室寝室往往变成泽国，没有自修室，在饭厅里自修，每人发凳子一张，上实习，上自修，背着凳子到处跑。天晴的时候，还好，一逢下雨，泥泞三尺，真有‘行不得也么哥’之苦。一年级宿舍是在山上，离开教室有半公里左右。晚间自修完了回去，不但要摸黑路，而且还怕土匪和野兽（山上常闹豺狼和土匪）。解剖实习的骨骼不够分配，学生常常跑到山上，挖取野坟的骨骼。在物质条件如此低劣之下，师长们诲人不倦，同学们埋头苦学。当时几乎全国知名的教授，均荟集在此，贵阳医学院声誉鹊起，遂有小协和之称。”[4]
两年后，贵医的学生毕业了！1940年2月2日首届毕业典礼晚在敬思楼举行，医科第一届毕业生二十六人，医士职业科毕业生第一届护士十六人、助产士十一人。典礼上，男着中山装，女着旗袍。毕业生也是穿着整齐，或黑色中山装，或白色制服。会场布置庄严隆重，校门有松柏彩牌耸立，两侧书有楹联：“毕业即始业，祝诸君鹏程万里；新生继旧生，看吾校异彩常留。”与会者有省主席、教育部代表、教育厅长、大夏大学校长、湘雅医学院院长等。典礼在乐曲中开始，李宗恩致词。他说——
我热诚的向诸位道贺。但是从我的职务上，以及对于诸位的私谊上，都感觉彼此相处的日子太短了。我对于诸位有无限的希望，在诸位毕业离校的时候，愿意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心得来贡献给诸位。
我们无论求学、办事，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我对于科学态度的解释，认为应该是避免主观，注重客观。主观太强，理智容易给感情蒙蔽，会不知不觉的走入错路。注重客观就必须有冷静的头脑，才可以充量运用他的智慧来求学来办事，才会有良好的成就，才会有不断的进步。就是处世方面，也要有科学的态度，才能够检讨自己，体谅他人。这种心平气和认真做事生活的风格，实在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应有的修养。
求学办事仅有科学的态度还是不够，如果没有一种动力，所谓成就与进步还是没有把握的。这种动力必须有健全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的人才有。在西洋社会宗教信仰是人们健全精神的基础。有人说，主义信仰也可以成为人们健全精神的基础。我以为一个人能够有一种固定的事业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达到健全而有意义的境地，因为有固定的事业欲的人必然是意志坚定的，必然能够不惜牺牲为他的事业向前作艰苦的奋斗，像有宗教信仰或者主义信仰的人一样。这样的人，他一定能够从他的事业中得到满足，得到他特有的乐趣，他活一天觉得有一天的意义，他的心境永远是乐观而且积极的……
我反复阅读这篇致辞，感慨良多。与其说他是在勉励学子，不如讲是在归纳自己——“无论求学，无论办事，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李宗恩不正是这样办学的吗？“心平气和认真做事的生活风格”——李宗恩不正是这样生活的吗？“一个人能够有一种固定的事业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达到健全而有意义的境地”——李宗恩不正是达到了这样的境地吗？最令我钦佩的是他的这种人生态度贯穿于生命之始终。即使在“反右”之后，“山巅秀木，摧杌为薪”。对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来说，内心渺茫惶惑可想而知，但依旧恢恢然君子形貌。我觉得李宗恩的几十年的医学教育实践，有如广袤高原上的冬雪，绵长细密，无声无息又尽心尽力。
临床是医学院教学的重要组成。1941年，为了让贵医有临床教育，李宗恩和杨济时筹集了部分资金，在贵阳市阳明路两广会馆，因陋就简，设置十张病床，成立了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由杨济时任院主任。而在此以前，学生的教学实习和临床实习都有赖于省立医院。医学从来都是严谨刻板、乃至冰冷的，加之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为消解学生日常生活里的冗繁，干枯与琐碎，李宗恩居然组建了一支口琴队！用节省下来的院长办公的经费，在香港订购了各型口琴。经过训练，没过多久，什么《比翼鸟》、《双鹫进行曲》、《汉宫秋月》等乐曲，都不在话下，还定期在贵阳市内公演和电台，且成为贵阳最有名的口琴演奏队。继而他又建立了话剧队，国剧队。前者，为贵阳市捐献慰劳筹款公演，自己还参与《叔叔的成功》等剧目的演出。后者，为劳军、赈灾、募捐等义务也演出多次，剧目包括《玉春堂》、《武家坡》等。风流尽显，旧时代一个受教育充分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深度以及个性之饱满充盈，令人感佩。几年下来，在西南边陲，于荒僻之地，李宗恩等一流教授以血水奔流的方式，培养出合格的医科学生，由是激发出人们在战争中拯救生命的热望。化育人才，弦歌不辍。这所原本不为人知的贵阳医学院，在硝烟中越发显得崇高和厚重，引得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等人也来贵阳参观。有如一条缓慢的水流因高压而成为壮观的喷泉，在战争阴暗的缝隙中迸射出的一线夺目的光亮！
转眼到了1944年的冬季，日军节节西进，由广西逼近黔省，贵阳一夕数惊。省政府命令各机构和市民疏散，贵医决定迁往重庆歌乐山。没有汽车等运载工具，长途跋涉只有徒步而行。李宗恩把自己仅有的黄包车，卸下两只轮盘，给同学们用来拖运行李。“在动身的那一天早晨（12月7日），师生齐集附属医院门前空地。天气阴沉，寒峻的北风吹得房屋在战栗，也吹去心头的温暖，大家有说不出来的悲凉与凄清。（李）院长在一个简单的演说以后，哽咽着喉咙，流着眼泪，颤抖着声音说道：‘我们来唱——唱一个校歌。’在场的人已是泣不成声。”[5]师生们并不恐惧日本人的凶暴，也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全，之所以痛哭是惟恐这刚长成的贵医因经不住狂风暴雨，而枯零凋萎。
在战火中在遭遇苦难，在苦难中坚持不懈，国立贵阳医学院以“永远独立”的风姿完整地保存下来。李宗恩尽管承受许多周折乃至误解，但他懂得作为一个院长的第一意义，就是负担起自己的责任。出色的业绩，使他荣获了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获此勋章的，有国民党高级数十位将领：何应钦，程潜，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有八路军三位将军：朱德，彭德怀，叶剑英。
在此期间，朱家骅、王世杰二人以介绍人身份为李宗恩办理了国民党党员手续。按照当时的规定，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及训导主任应是国民党员。为了千辛万苦办起来的贵医，李宗恩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二十年，在反复的政治历史审查中，却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这个“事实”。
抗战结束，恢复协和的事宜立即提到日程上来。经费方面由美国资助；董事会是中美成员的组合；管理方面则明确要求一个全职中国院长，一个美国副院长，皆由协和董事会选出。被提名的中国院长候选人共有十一位。包括刘瑞恒、林可胜、张孝骞、李宗恩。1947年3月12日协和董事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任中国院长，Dr. Alan Gregg 为副院长。
3月23日，李宗恩电告胡适：“I feel unequal to the great task which the PUMC Trustees did me the honor to entrust to me. I beg you to give me one week to enable me to think over the matter carefully and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Kweiyang Medical College affairs before I can make any final decision.”
（译文：协和董事会的任命以及给予我的荣誉和信任使我感到力所不及。请允许我要求一个星期的时间给你最后答复，让我认真考虑如何安排贵阳医学院的工作。）
3月31日，李宗恩给胡适电报，表示接受任命。时任担任董事会主席的胡适对李宗恩的人品、学识和才干，深信不疑。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在你的领导下，我们相信，新协和将会像过去一样，对中国的医学教育做成重要贡献。对此，你将有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这个在协和任教14年的人担任院长后，便拿出全部精力从事“复校”工作。
恢复一所医学院，钱乃首要之事。美国洛氏基金及时出手，决定继续采用一年一度的拨款方法。李宗恩最头疼、最棘手的事就是管理协和的财务。当时汇率极不稳定，为了交涉美元和法币的兑换率，他与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打了无数交道。日记里，李宗恩甚至详尽地列出汇率的计算方法，而这样的预算计划则是他每个月的“作业”。难怪美国方面感叹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医学院的预算，像协和医学院的预算那么复杂。”
与钱同等重要的是人。恢复后的协和，该怎样办学？李宗恩极为明确的想法就是保持“协和标准”——即“教学质量高于一切”。除了聘请国内外医学家担任客座教授，协和以自身巨大的吸引力、影响力，把战争时期散落各地的资深医学教授都“搜索”回来。经历渺渺程途，跨过滚滚长江，聂毓禅[6]带着几十名学生，走过1900公里行程，由成都回到北京。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于1948年5月，回到协和妇产科。秋天，内科专家张孝骞从“湘雅”返回协和，担任内科主任。师生踏进协和大门，眼前一片残缺：设备找不到，病床十五张，唯有绿瓦灰墙保留着旧日景象。来不及休息，大家放下行囊，就着手重新开课。这些一流医学家表现出“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英雄气概：到库房查找可用的设施；把拆散的仪器拼接修理起来；把校舍重新打扫刷新；向董事会提交购买新锅炉计划；签订全年燃煤合同；为讲授人体解剖学，跑到北京大学“借”尸体。艰难之中，协和以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迅速恢复生机。这两年在协和历史上，被称为“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夺目而短促。
三、去留
常听人这样说：“谁让他们（指老一代高级知识分子）不去台湾！结果呢，戴帽的戴帽，划右的划右，下放的下放，惨死的惨死。后悔吧？要是早早去了台湾，一辈子不会倒霉。”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这个“早早”，是指政权易手的前后，而“你们”为啥去不去台湾？则成为大陆一个久久议论的话题，是走还是留？这句话，就像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台词一样，无休止地提出。
1948年，国民政府有个“抢救学人”活动，即胡适、傅斯年亲自出面动员一些顶级学者教授离开北平，飞赴台湾。其中被他们动员的人物里，最有名的一位叫陈寅恪。胡、傅等人多次劝其南下、东渡，陈寅恪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但最终未赴台，他拒绝了，落脚在广州。1949年后，上面几次派专人来广东，恭请陈寅恪赴京，他拒绝了，尽管新政权有多个重要职务和头衔在虚席以待。
在国民政府开列的名单里，也有李宗恩。他也回绝了，说自己要留下。他们当时为什么要留下？此后，许多人不停地追问？包括今天的年轻人。写李宗恩过程中，我也思索这个问题，还向别人讨教。归纳起来，是否有以下几点：
一，这些学者、科学家绝非一人东渡，独自飘零。他们要带上一大家人；要带上半辈子积累的书籍、资料；要带上所有的家私；要带上舍不得丢弃的零零碎碎。一句话，奔赴台湾就意味着连根拔起，永不回头。而不伤一枝一叶地“移栽”至台湾，需要一大笔钱，需要充沛的精力，需要人力和帮手的，需要埋葬许多珍贵的感情，需要扭转许多习惯，需要割断许多良好的关系……还有永远带不走氏族血脉、乡土老宅、饮食口味、兴趣爱好，以及长满青草的祖坟。远非两张机票，一走了之那么简单。这些严峻冷酷而又极其现实的问题，是阻止远行的力量。这种力量之大、之细、之深，可以压倒一个简单的政治判断。
二，这些学者、教授、科学家对问题的思考，大多不属于政治性思维，也就是说基本上不是从政治上的“左”和“右”，来选择自己的未来。他们一心牵挂和始终惦记的只是学术，学问，学科，专业和技术。在大陆几十年、或研究或执教，都累积起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资源。如，有较好的研究环境（大学或研究机构），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有设备比较完善的实验室，有互相信任的同事，有可以取长补短的同行，有十分得力的助手，有成批的学生，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说不上呼风唤雨，也算得如鱼得水，而漂泊至孤岛，则一切从零开始。两厢对比，孰轻孰重？无须细算，任何一个以专业立足，以学问为本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记得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一位研究员曾对我说，自己看过一些知名专家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信札，当其得知先期抵达台北的同事几家人都挤住在大大的仓库，每家仅以铁丝布帘相隔的情况，顿时全身凉透。心想：到了那边，要熬多少年，才能像在燕京、北大那样生活和工作？有的教授则担心一次永不回头的远行，自己的身体恐怕就吃不消……诸如此类，切切实实的问题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而每一个问题的分量都关乎他们的毕生事业，每一个问题都超过了判断“左”与“右”。
三，这三嘛，就涉及到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时政、对中共的认识了。冯友兰、汤用彤等人讲过：他们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跟它走没有希望；对共产党则完全不了解。说句老实话，在韩战爆发以前，没有几个人认为蒋氏政权在台湾能长久维持。有人推算，充其量存活一年或比一年多一点，毛泽东自会把它干掉，就连美国白宫亦有所估计和准备。抗战结束后，很多知识分子并不看好蒋氏统治，已是众叛亲离，行将土崩瓦解。包括储安平在内，不认同共产党，但更不满于国民党，他说：“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指币值改革），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储安平以“拆烂污”心态对待国民党，这句名言也最终导致《观察》被查封。溃败的国民政府并非像现在一些人说的那么好。
至于对中共的认识，我想引用李宗恩写给（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里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不能忽视包括北平在内的中国北方政治格局的改变。如果这种改变成为现实，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教育方面会有不受政治影响的一定自由度，虽然其重点可能有所改变。这个重点可能会在牺牲教育的标准和科学的基础上转向社会方面……”（原文：“the possibility of a major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involving Peiping cannot be ignored. In that eventuality，it is still reasonable to hope tha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to enjoy a large measure of freedom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though some shift in emphasis is possible. Emphasis may perhaps veer more toward the social aspects of medicine，at the expense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standard.”）
也就是说，在1949年前后，这些接受良好教育、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政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所估计，估计会不同于国民党，但也仅仅是“有所改变”罢了。谁也没有意识到随后到来的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巨变，更想不到登台后的毛泽东会那样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父亲和罗隆基在家里说的一段话：“我曾经是共产党，对共产党、毛泽东是有看法的，也了解他们的一套。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党是那样地差，人是那样地坏。”这话是说在土改，肃反，肃胡，反右，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即使砍了他们的头，也想不到还有一个“文革”。而在1949年前后，大家都在热烈期待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的新政权。所以，陈寅恪选择了广州，不奔赴台湾，也不靠近北京。李宗恩选择了协和，因为台湾没有协和，协和在北京。
留下，留下，“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四、易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对李宗恩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和热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心里明白：共产党需要好医院，好医生。
1949年7月13日，全国首次自然科学会议筹委会全体开会，邀请李宗恩出席。
7月14日，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会议揭幕，李宗恩为主席团成员，成员共41人。
7月17日，《人民日报》刊出为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名单，上面有李宗恩的姓名。
9月29日，李宗恩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受邀参加开国大典，登上观礼台。
江山易手之初，协和没有被新政权接管，美国高级职员均回国述职。1951年1月20日，李宗恩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去电报，电文只有一句话：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这是协和向洛氏发出最后的声音。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的合作历经三十五年后，骤然而止。也就在这一天，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全面接管。学校和医院改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并宣布：院长李宗恩；学校和医院的规章制度不变；经费由教育部拨款；教职员工原职原薪。
1月21日《人民日报》刊出接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消息，全院师生员工欢欣庆祝。李宗恩表示坚决拥护，于26日发表谈话，对未来的协和抱有信心。他说：“我们希望今后在教育方针上应有明确专点，或着重教育，或着重业务，或着重训练。我相信在政府领导下，协和一定可以办得更好。”意想不到的是，大洋彼岸的小洛克菲勒的朋友也写下类似的话：“我们不应认为这将意味着，这所学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终止了。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将有最完美的结果。”
结果呢？
结果是于1952年的元旦，中国协和医学院划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建制，即移交军委。协和高级护校停止招生。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开展“三五反运动”在知识分子当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1月9日《人民日报》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专栏里，刊登了李宗恩文章《我和协和医学院》。这是一个知名科学家，教育家的响应号召，在政治运动中“自我反省”的开始。
1953年，协和医学院停止招生，改为为全军培养高级师资和提高部队医务干部水平，向干部进修学院过渡。对这样“完美的结果”，李宗恩无话可说。
也有让人兴奋的事，那就是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公布。李宗恩为此而撰文，写道：“在旧社会里，我是一个不懂政治也不大过问政治的人，反动统治政府也不要我们这样的人过问政治，这次我有机会参加了全国政协委员会所领导的学习和讨论，我感到这是我生平最大的光荣，我深深认识到了一个公民的光荣权利。讨论的过程中，充分地发扬了民主的精神，例如我们提到了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这次公布的宪法草案中第九十五条就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对科学研究工作的保护和鼓励。这次公布了以后，还要展开全国的民主讨论，这种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正代表了我们宪法的本质，它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是人民的宪法，这是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根本不相同的。”[7]李宗恩之所以兴奋，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以为中国终于有了民主和法制精神；二是认定国家将对科学研究给予保护鼓励——这是1954年的事，那阵子，非但“不懂政治也不大过问政治的人”高兴，懂政治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也高兴。因为都相信了那部宪法。
同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与上一届有所区别的是，李宗恩从科学技术界调整到医药卫生界。这个“移位”，更符合李宗恩的专业，也更符合需要。需要什么？需要他出来讲话，以协和院长的现身说法，在抗美援朝的政治形势下批判美帝，批判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倾向。
12月25日，他登上政协大会的讲坛，他说——
……经过五年来在党的关怀和不断教育下，我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基本转变，使我从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下解放出来。现在回想过去，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却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所培养出了的典型人物。过去的协和医院可以说是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典型机构。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培养我这样的一群人来散布崇美亲美的思想，以达其侵略的目的。
我很早就到英国去读书，长期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和熏陶。回国后，一九二三年我就钻进了美国垄断资本家煤油大王所创办的协和医院，在十余年的过程中，我就被培养成为一个亲美崇美、敌我不分、忘掉祖国、忠实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的代理人……从北京解放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初接管以前这一阶段中，我一方面坚持美国‘标准’和‘医学教育制度’，一方面对政府的一些措施采取应付、拖延、抗拒的态度。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娄克斯之流撤退后，我还向协和美国董事会汇报协和情况，并一再表示努力维持这样据点，甚至在一九五零年秋，军委卫生部都为志愿军伤病员向协和商借病床时，我在思想上还很抗拒，唯恐摧毁美国的‘标准’和‘制度’，怕丧失这块阵地。在一九五一年政府接管后，协和同美国的关系虽然断绝了，但我在思想上还是反动的。处处还留恋着美国的‘标准’和‘制度’。
接管后，在党和上级的领导教育下，在群众的督促下，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在思想改造的运动中所揭露的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具体事实，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更由于党对我的关怀和信任，让我在原岗位上继续工作学习，我得到了进一步改造的机会。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认识到实质上我是在帮助美帝国主义执行其侵略政策。我痛下决心，彻底清除我亲美崇美的反动思想，坚决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永远站在人民方面，全心全意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
这个发言，既是研究李宗恩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当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重要材料。他作为某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不得不站出来表态，就像后来批判胡风，中国的名作家无不撰文表态一样，谁都摆脱不了的时代语境。在一个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国度，许多学科本不具备“独立”“自主”的意义，“五四运动”所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有“过度深入政治性”的严重倾向，以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作用，致使很多专业之士停留在“工具性”层面，始终不能上升到灵魂主体的高度，而中共意识形态在集权制度下的无孔不入，迅速成为主宰人的强迫性力量。于是，专业领域的“高大”与在政治上的“卑微”，神奇般地融入同一个人的身躯。这一切，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波涛，将不再壮丽地飞溅起来。所遭之变，所遇之时，他们既是被逼的，也是自觉地走上“俯首帖耳”、“唾面自干”的可悲道路，且注定要经历大致相同的厄运。
五、划右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要叫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在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的思想让他们去上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章伯钧现场听完讲话，兴奋异常。跨进家门，西服都没顾得上脱，就和家里人讲起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对民主党派提出“互相监督，长期共存”方针。不止是他，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听进去了，也都信了。费孝通撰文称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尽管有人于此前的运动中受到审查或批判，但天真的文人总觉得未来多多少少还是可以期待。
在中共直接推动下，各个民主党派都放手大干，招兵买马，发展组织。按章伯钧的计划，希望农工民主党在两年发展之内，扩充到一万五千人至两万人。每个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方向是按界别划分的，民革是国民党前军政人员及子女，民盟是高校，九三是科技人员，民进是中小学教师，民建是工商业者，农工党是医药卫生界。在吸收人员方面，都注重吸收各个领域的头面人物，和重要机构的组织建设。在农工民主党，章伯钧特别注意著名中医施今墨，著名西医李宗恩，特别注意中医研究院，中医医院，协和医院，中华医学会等几个大单位的支部设立。在这个政治背景下，李宗恩于1956年参加了农工民主党，那时医学界人士参加“农工”的为数不少，而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对爱国知识分子而言的确具有吸引力。从1956年开始，李宗恩和章伯钧夫妇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往来。往来的形式从开会、座谈，到拜访、吃饭。往来的前期内容是发展医药界人士参加农工党；后期内容则是“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
这是他们的交往，也是他们的罪行。比如，1957年5月在北京饭店，章伯钧请李宗恩等五位医学专家出面做召集人，请医药卫生界高级人士座谈“党群关系”以及“有职无权”等问题。在会上李宗恩说：“协和以往是党委领导，‘党委领导’四字对我很抽象，连党委是谁我也不知道。”又说：“如说‘墙’，协和有二道墙，一是党群之间的墙，一是军人与非军人之间的墙。”这个座谈会后来成为有名的“黑会”，仅次于民盟中央6月6日六教授座谈会。李宗恩的这两段话，即成为他定性为右派的证据。在“大鸣大放”阶段，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认为是1949年后政治上最宽松的时候。自然，李宗恩的话也就多了一些。他的话大多与医科教育相关，大多与现代医院的管理相关，这也是他久存于心的基本观点，无非借鸣放的机会说了出来。
李宗恩说得最多的是建议把个别有基础的医学院恢复为八年学制，他坚持认为没有质就没有量，只有在提高的基础上才能搞好普及。对于派来协和的进修人员，李宗恩总要强调标准，认为一些初级的培训班之类，用不着交给协和，以免分散科研人员的精力。来协和进修的人，一定要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医疗卫生实践经验，对把因军功而获得较高军衔的解放军卫生员送来协和进修的做法，他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至少应该只培养那些可能成材的人，军衔在这一点上不该起作用。——这是他的右派言论。
当时官方倡导西医向中医学习，认定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发展的走向。李宗恩对传统医学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对于中药麻黄素提炼的成功，赞不绝口。对于针灸的效果，他从不轻视。但从他的科学主义原则出发，他认为传统医学缺乏检测手段，缺少科学的数据，应用时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对于西医疗效已经肯定的疾病，他就反对中医介入。——这是他的右派言论。
对几年来协和的工作评估，他认为“整天忙乱，成绩不大；工作没有制度，抓不住重点”。——这是他的右派言论。
当然，还有经章伯钧的推荐，李宗恩担任了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章伯钧还准备推荐他担任中央卫生部（非中共人士）副部长。——这更是他的右派罪行了。
到了1957年初夏，李宗恩何曾意识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地下暗流涌动，天上乌云聚集。那时，他住在协和老宿舍区（即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外籍医生修建的别墅），一栋两层欧式小楼，四周有草坪，绿树可遮阴。长子夫妇带着小孙孙与之同住，全家人正在等待另一个孩子的出生。李宗恩对从外地出差来京的小妹李宗蕖说：“我希望有一个孙女，等她长大了，就能挽着爷爷的胳臂一起上街。会有很多小伙子回头看我的孙女，那时候我会很得意。”
不久，李宗恩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孙女；与此同时得到了一顶右派帽子。他的协和生涯戛然而止，一个国家政体的惩治力量迎面扑来。
中国知识分子生命的萎缩，不是从皱纹开始的……
六、拆迁
1958年2月4日，李宗恩接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传达关于处理右派分子决议的会议通知，开会地点是和平宾馆。章伯钧也接到通知，但是没去，因为人家已经把农工党中央一级的“划右”名单送到住所，用意明确：希望他不去。名单上章伯钧列在第一，李宗恩位列前十。李宗恩去了，尽管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右派。
一周后（2月10日下午3点），他被农工党北京市委主任委员王人璇约谈。地点是地安门辛寺胡同，中国农工民主党机关所在。从谈话中李宗恩得知：经过详细讨论和上级批准，全国民主人士最后确认了96名右派“标兵”。章伯钧是一个，自己也在其内。对他的处理意见与章伯钧基本相同，属于：戴帽，降职，降薪。“右派”也有标兵？原以为只有榜样才是“标兵”。
对右派的所有处置意见，李宗恩只能接受，也必须接受。
三个月后（6月3日上午），协和干部处李子和处长和他谈话，告诉他：家要迁出北京，人要离开协和，去昆明医学院教学。遭受同样对待的，不止他一人，还有护理管理专家、教育家聂毓禅，戴上右派帽子的她也要离开协和，去安徽医学院。想当初，抗战刚结束她就带着学生，行程数千里，由成都回到北京。
此前，李宗恩在协和的职务已经免除，放在协和的所有物品从院长办公室挪到“院办”寄存。对一个人、一个家的处置尽在须臾之间，这让他心绪不宁。东单牌楼的夕阳，协和医院的走廊，居民漫步胡同的悠然……有如自己的掌纹那般温暖而清晰。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行将失去，李宗恩无法言说，人家就是要你悲伤到无言为止。
骊歌一曲，垂柳依依，告别协和，告别亲友，告别一木一石，告别一家一计，告别生活方式，告别曾经习惯的一切，从英文书写到抽水马桶。多少事，太匆匆，来不及喟叹和伤感，谈话完毕的当天下午，他就到协和的牙科补牙，又在离协和不远的“清华园”修脚。
8月8日上午去协和，干部处李子和处长拿出一纸行政介绍信，把李宗恩“介绍”到昆明医学院。李宗恩明白这不仅个人的放逐，而是全家的迁徙。他必须像快刀斩乱麻一样地处置这个家的里里外外。下午，他同妻子去银行商谈如何出售家藏的银器。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的心思，很快谈妥。
8月9日上午，早饭后夫妻二人看望弟弟李宗津，是看望，也是告别。接着到托运公司询问家具行李托运事宜。下午办理银器出售手续。
8月10日上午，去琉璃厂，接洽出售字画；下午收拾家中物品。
8月11日上午，去市场买东西；下午琉璃厂来人看字画。李宗津来家谈天。
8月12日上午，外出修血压表；下午上街修理皮包。
8月13日上午，收拾书籍及鞋子。下午取钢笔、血压表。跟着，又拿着没有修好的血压表，去八面槽医药公司实验工厂继续修理，说好19日可取。下午荣宝斋张有光先生来家看字画。
8月14日，全天收拾照片。
8月15日下午，到人民市场接洽字画出售。
8月16日上午外出买绳子，收拾行李；下午继续收拾行李。
8月17日清理字画。下午张有光（荣宝斋）来谈字画出售事宜。
8月18至20日连续三天收拾字画和瓷器。期间，去人民市场接洽字画出售事宜，又去琉璃厂荣宝斋。
8月21日收拾文件，资料。
8月22日上午理发；从下午开始至25日收拾、包装书籍，
8月26日上下午：到朝阳门外废品收购站，卖“废品”；到协和管理科订机票。
8月27日上午，到中国银行换去港币；下午荣宝斋张有光来取字画、墨砚等物。
8月29日上午，去中国银行换美元。
8月31日去廊坊二条10号荣宝斋珠宝门市部；下午到孝顺胡同木器修理部。
9月1日上午，中国银行金垣同志来谈保险费；下午收拾行李。
9月2日收拾行李。
9月3日上午，第一批书籍寄出，收拾行李；下午管理科通知飞机定于十五日。
9月4日上午，寄书，看牙；下午到地安门辛寺胡同与中国农工民主党王人旋第二次谈话。
9月5日至13日，每天收拾和搬托运行李。
……
在这里，我不厌其烦地写出李宗恩是如何动手把家打散拆光、清除干净，其实家中的每个物件，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非常细，细到一针一线；又非常深，深到人的心灵。一幅画，一本书，一件瓷器，一对耳环，不仅蕴涵着人的情感元素和精神养分，维系着家族的命脉与衍化，更是构筑一个家庭的全部物质基础，还在很大成分上支撑着社会成员的复杂的精神活动。把家拆了，人无藏身之处，情无依托之物，变得只有当下，而无永恒。拆散一个家，后来成为当局惩治异类的常用之策。整个夏季，李宗恩从出售字画到兑换美元，家里家外地跑，楼上楼下地搬。日记里的文字写得简单，也无多少感情色彩，但我能深深体味出藏于背后的复杂心情和感受。表达的节制源于自我行为的节制，当然，这也取决于人的修养和性情。
任何一个人在外感到压力，一旦回到了家，一切因家的安稳而心静，因亲情而温暖，因私密而松弛。住着多年老宅，摩挲珍爱的物件，觉得岁月依旧安好。李宗恩一向认为新政权的好歹仅仅是个自由度的问题，老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还会根深蒂固地继续下去。谁承想是这个德行！老物件，老亲友，老嗜好，老做派，在日久天长与不知不觉中，构成了他个性的通达饱满，乃至取得生命的某种平衡。现在自己动手对家做彻底拆除，其内心感情是很强烈的。他知道：以传统文化材料构成的精神性的安详世界以后不复存在。那些饱含手泽的旧之气息，亦随之而去。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发配边陲的前夕，李宗恩还做了另外一些事——
8月1日晚，去人民剧场看剧《林海雪原》；
8月5日和家人去文化宫散步；
8月17日带着孩子（苏苏）到吉祥戏院看戏；
8月23日和夫人观赏宽银幕电影《两姐妹》，之后在大同酒家晚餐；
8月27日晚，去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晚会；
9月上旬，李宗恩夫妇最后一次参观故宫。
9月15日离京，14日晚李氏家族在和平宾馆聚餐。
……
这又是什么？是北京人所说的“找乐”吗？当然不是。自身经历告诉我：身处乱世或遭遇不测，人真的需要干点别的，如逛公园，下围棋，看展览，听音乐，去餐馆……借以暂时摆脱某种社会角色所引起的心理负担和精神重压。1958年以后，我跟着张伯驹夫人学画。故宫如有画展，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张伯驹先生和夫人一定带我去参观。可到了故宫，张先生并不怎么看展品，甚至根本不看，而是抄着手站立一侧，样子悠闲，神情散淡，极有耐性地等着我把展品看完。出了神武门，他还非要夫人找个餐馆一起午餐。人在政治狂乱中所维护与坚持的一点点“趣味”，多么珍贵！
拆一个家，带走了一分命。
七、远行
1958年，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基本完毕。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是“又划又戴”，但都留住在京城；“戴帽”的李宗恩则被狂风吹至远处，“北走燕，南走楚，东走齐，西走蜀”，他走得最远，由蜀而滇。于9月15日，携夫人来到昆明，暂住昆明旅馆。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共云南省委报道。9月17日，昆明医学院派车将李宗恩夫妇接到附属医院，在指定医学院教职员宿舍住宿，在附属医院食堂用膳。北京的家，已经“一锅端”。供职几十载的协和，已于己无干。难道还有什么徘徊不去的事吗？没有了。他面对的只是一种必须接受的现实，准备过一种被迫的生活。
李宗恩开始着手“过日子”——第二天，他到南坪街理发；
之后，上街买日常用品；
之后，买点水果；
之后，和夫人打扫房间；
之后，到食堂买饭票；
之后，他到医院挂号请医生开安眠药处方；
之后，到图书舘，借一本阿英的小说；
之后……
对昆医的安排，唯一不能适应的是宿舍楼的公用厕所，他能适应头上的“帽子”，却怎么也适应不了胯下的“蹲坑”。想来想去，还是硬着头皮到昆医找到负责后勤的某科长，请代做一个“大便凳”。
夫妻相对，行坐相怜，真的切断了对过去的所有联系了吗？没有。我在李氏日记里吃惊地看到，李宗恩尚未完全安顿下来，就给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写去一封信，并亲自上街到邮局将信寄出。我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给农工党写信？
10月3号上午，李宗恩见到党委书记和院长，嘱其翌日在内科门诊上班。要工作了！兴奋的他下午就跑到市内购物，买了一个听诊器。我也纳闷：一个省级医院的门诊部，难道不给医生配备听诊器么？哪怕是右派，不也是医生么？兴许李宗恩要买一个更新的或更好的吧？
每天在门诊部忙碌，有时晚间值班。自己是右派分子，需时时谨慎，刻刻小心，数月间也很少写日记。用他的话来解释，就是“无特殊情况可记录”。说是“无特殊情况”，但当地卫生界人士都知道有个从北京来的大大夫到昆明的医院看门诊了。街巷深深，依然识得春风面。
1960年，中央有人来视察，说了一句：“李宗恩年老体弱，不宜看门诊。”昆医立即做出调整，4月26日突然通知67岁的李宗恩，调到图书馆去整理外文期刊中的资料。服从调动的李宗恩，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干什么，都是兢兢业业。由于英文超好和专业超强，整理外国医学期刊自是驾轻就熟，甚至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
一年过去，1961年5月8日，他给中国农工民主党组织部写的一封信。在寄去全年党费的同时，写下这样的话——
我调来图书馆已一年了，服务一直在期刊组。年初以来，因人事调动，本来三个人的工作现在由我一人负责。
在党的领导下和同事们的帮助下能够按期完成任务。以往每周参加园地劳动，身体有了锻炼。最近因关节常常隐痛，组织又让我做些室内清洁卫生工作，给我时间练太极拳，很有帮助。
在政治学习方面，除经常参加馆内布置的集体学习，利用业余时间参阅些有关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它的经济基础、殖民政策及几方面的资料；对垄断资本的认识有所提高。最近对垄断资本统治下的科学发展方向的被歪曲和技术进步的被阻碍结合自己的思想写了一个小结汇报给组织。一个月前组织让我参加医学院教职员的神仙会学习，我有决心做好我的工作，加紧自己的改造来报答党对我的关怀耐心的教育和各方面的照顾。
兹随函汇上人民币￥17.28作为我的1961全年党费，请查收是可。61.5.8
李宗恩很想加紧改造自己。在紧接着的一篇日记里，李宗恩又写下这样的文字：
对于改造：一方面有迫切愿望能够早日揭掉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1）年龄不让我一拖再拖，（2）改善处境，（3）改善家庭关系。另一方面：自己亦承认改造成绩不大，对自己要求不够迫切。
是的，李宗恩心底有一个盼头，很强烈，很急切，那就是盼着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结束被贬斥的地位和被孤立的处境，重返人民队伍。“改造”的好坏直接联系着“摘帽”，“摘帽”联系着政治身份，联系着个人处境，联系着家庭子女，联系着饭碗，联系着未来。所以，李宗恩“自觉”改造，何况年龄也不容他一拖再拖。要求“摘帽”是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普遍又强烈的愿望，并非李宗恩所独有，罗隆基，储安平也希望“摘帽”。如果说有谁例外的话，章伯钧可以算一个。他说了：“反右需要一个标本，我就是标本。”
至于今后的打算，李宗恩的要求不高，无非是想回到从前，回到“队伍”。这个“从前”不是再去当协和院长，而是当一个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老百姓，只为求得社会接纳与家庭的融洽。一个以治病救人为业、以人道为本、一心崇尚科学的人从北京贬昆明，从住独栋洋楼贬到住两间宿舍，从院士、名医贬到图书管理员，从受到尊崇到遭遇冷眼，其内心要经历怎样的煎熬和挣扎，才能与这个不公正的时代取得平衡？一切皆有所问，却无所答。人的荣辱穷通，是否只系于际遇，并不关乎修行、人品和愚智。李宗恩六十余年，求学、出国、行医、教学，奉行人道，服务人类等所有初衷，在新政权掌管下都未能如愿，而最后的结果又都是适得其反。平生百事来心上，经不住细想。
在图书馆呆了一段时间，经过反复的思考，李宗恩向领导提出希望回到老本行。这样，人又从图书馆回到门诊部。在门诊部上班，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服务周到的他，能忘记自己是右派，也能暂时忘记自己的处境。李宗恩不但给患者看病，还就提高改进门诊工作效率，提出了改进方法，被采纳后，立见成效。当时昆医的副院长蓝瑚是法国留学生，他对“李宗恩整理门诊部秩序的成绩”评价很高，非但不在意他的右派身份，反而觉得恰恰因其发配西南边陲，自己才有幸结识这位医学大家。
八、无望
10月17日，昆医召开全院大会。领导在上，员工在下，气氛严肃又有些异样。李宗恩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就像章伯钧成为右派后，每次去民盟中央开会都会选个“旮旯”坐下，以避免遭遇难堪。
开会了！
会议内容有一项最为重要：宣布朱锡侯、朱肇熙、缪安成三位先生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宣布完毕，院领导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瞬间，他们由敌人成为人民，从“独木桥”转入“阳关道”。摘帽的教授们夙愿得偿，自然是兴奋的。但他们的心里又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我是在读到朱锡侯先生的八十自述《昨夜星辰昨夜风》（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才知道的。“自述”里面说，早在10月2号上午（即国庆节第二天），就得知“摘帽”的喜讯，获悉之时，自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逢喜事，怎么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朱锡侯——留法心理学、生理学双博士，中国近代心理学创始人，在“肃胡”运动中，因交代不清与好友贾植芳的关系而两次跳楼、一次触电。1955年侥幸没有划为“胡风反动集团”成员，1957年，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右派”。对此后漫长的“改造”岁月，朱锡侯这样写来：“牢记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右派分子能回到人民中来的，最多也不过百分之五十，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回不来的——我时时想着这段话，觉得自己如果回不到人民中来，戴着帽子离开人间，那将是最大的耻辱，是任何人都可以唾弃和不齿的‘狗屎堆’。所以，必须彻底打掉自尊心，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必须把每一次训斥，每个人对你的监督，每一天的苦役劳动，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辱骂，都看做是关心你和拯救你；要到了不知道荣和辱，丧失了人的尊严，到了像一块抹布似的，不管人家怎么用，怎样揉，怎么踩，都无所谓的时候，才能脱胎换骨，才有可能回到人民内部来（见”自述“第149页）。”读到这里，全身震颤不已，我马上理解了朱锡侯先生获悉摘帽消息时所说的“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全部含义。
心潮汹涌而面如平湖，没有摘帽李宗恩也到了“崩溃的边缘”。自控力一向很强的他，力图做到无喜也无悲，无晴也无阴，但已经难以做到了。问题是今后这个“改造”，教人何处下功夫？以前的事情不能想，以后的事情不敢想，仅凭参加几个座谈会，提出几条意见，和章伯钧夫妇的几次往来，就能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就能成为一个人的罪行？没有人能够回答。此前的成就、劳苦以及快乐，此后都要用孤立、自责和寂寞来偿还。左派反感你，同类“右派”也嫌弃你。都说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其实没有半点人性，半点人情。
过了一个月，深深的艰窘和屡屡的打击始终无法平复，只有在隐忍中把伤痛和困惑埋到最深处。李宗恩在11月15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
上月中旬，当朱锡侯、朱启照、缪安成三位先生被宣布揭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人民内部的时候，我很感震动并在思想上出现一些不正确的看法。首先，我以为我之不能归队原因恐是我的罪名我以为比较严重，影响比较大，危害性又深远。这一思想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我只认识到问题不在于罪名的轻重，而在对于它认识。
我对朱锡侯、缪安成两位先生的归队没有意见，但朱启照先生亦能在这次此次摘去帽子有些不解。我以为我的改造并不比他差，甚至比他强。这一思想当然更成问题。实际上对他的改造情况我却知道的很少，所见到的不过是些表面现象，怎能据此下结论，这种结论就是对党不信任。
另一个思想是如果需要我像朱锡侯先生那样写数十万言的书面检查才能揭帽子的话，我的希望就很少了。
“我的希望就很少了”——末尾一句，道尽李宗恩的沉重与沉痛。俗话说：“铺路十里，不差最后一簸箕。”李宗恩猛然间发现自己与摘帽的三位同事相比，差的可不只是“一簸箕”。从1957年“反右”到58年“划右”，每一天的思想改造唯恐不努力，工作唯恐不尽心，说话唯恐不检点。此番看到别人摘帽，他才算突然明白：原来命运压根儿就没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切的辛苦付出和所有的小心谨慎与上边对自己的掌控和处置，半点关系也没有！也就是说：任你殚精竭虑，人家对你依旧。李宗恩的思维逻辑性、条理性，一向被人称道。但自“划右”后的三年，他才恍然大悟，别看每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劳动，算得“习文又习武，知子又知午”。其实除了医学，自己啥也不懂！他在日记中坦陈实在是没有能力用中文动不动写出数十万言思想检查[8]。文字的背后是无法言表的哀伤和剧痛。一个灵魂赤裸在苍凉的大地，即使选择坚忍也无法拯救自己。
人落到这一步，什么都来不及了。
九、死别
修行再好，承受力也是有限。
过了新年（1962），李宗恩身体的不适毫无征兆地出现了：早晨头昏、头痛，活动几下就气促，总是容易疲乏。之后，两腿发现肿胀。从2月1日开始，他彻底休息了。2月底，病情毫无改善，医院建议住院治疗。
前路坎坷，后路渺茫，问题是还有“后路”吗？李宗恩是医学家，懂得生命的周期，纵有千般不舍，也难抵“离去”的到来。他意识到终点临近的时刻，日子非但以“天”来计算，且有些事因内容的沉重而意义重大。其间，决定性的责任则落在自己的身上。李宗恩知道：任何一种处置态度与方法，对死者固然重要，但对生者则更为重要，一切都要有所交代。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首先是结束责任，工作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家庭的责任；继而安顿亲人，告别朋友，用最深的情感祝福未来。李宗恩性格中的理性、仁慈、学识与性情等多重因素，使得他比别人更懂得如何书写人生故事的结局。
2月28日，他给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在昆明医学院图书馆服务已将两年，主要在中西期刊组工作；同时结合医学院教学和科研需要收集些医学文献资料。
最近身体较前衰弱，血压高，疲乏，有时腿肿，上了几岁年纪，血管有些硬化，影响心脏和肾脏功能。组织上给我很多照顾，春节前后让我休息了一个月；生活方面亦很关怀。我是非常感激和感动的。昆明今年冬季较往年寒冷，并下过……雪，对我是一种考验。现已春回大地，觉得舒服多了。再有一两个星期总可以恢复工作了。
兹寄上最近的思想总结一份，请查收，并1962全年党费￥17.28.
“雪，对我是一种考验。现已春回大地，觉得舒服多了……”平静的文字，在我读来却是一阵心惊：他的这封信仍是寄给中国农工民主党的。要知道，就是这个党及其负责人章伯钧在1957年夏季，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对此，李宗恩难道不明白？当然明白。既然明白，为什么还要和这个党保持联系并坚持到临终？我不解。对应该诅咒的党，竟无一点怨恨？我不解。据我所知，很多名医，不论中医还是西医，不管后来是不是右派，自“反右”运动以后（有的还在运动当中）都要求退出民主党派，或书面提出，或主动疏远，或不再缴纳党费，如此情况几乎占了七八成。一位有名的西医，“文革”后期与我家同住一栋大楼。即使是邻居，他也不和我的母亲说话，哪怕是电梯里面对面站着。看得出来，人家是从心里厌恶章罗联盟及其家属，这才是正常的现象。谁搞的“反右”？名医心中是明确的。但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压力，久处政治阴影下的恐惧心理，以及趋利避害等因素的作用，决定了人的选择取向——从1949年至今，靠拢共产党成为覆盖全社会的群体灵魂。一顿政治暴洗，把中国知识分子原本就不怎么硬朗的筋骨压扁碾碎，几乎没有个体灵魂可与之抗衡而单独存在。
李宗恩是个一个例外！大限在即，他没给中共的领导写信，偏偏给农工民主党组织部寄去一份思想总结，还缴上全年党费十七块两毛八，信里特别注明：“1961年第八期”前进“（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及1962第一期学习资料均陆续收到，以后如寄昆明六合村昆明医学院图书馆李宗恩收更为直接也。”不可思议，即便是发生在今天的2016年也不可思议！我从热泪涌出到伏案大哭，哭什么？哭一个违背常情常态常规的例外。李宗恩的人生一路狂跌，从名医到右派，从京都到边陲，从中年到暮年，从盛年到衰危，困踬流离，天上地下，他竟守着一份对民主党派的信赖，偏偏这个政党最对不住他！这种横亘岁月的政治抉择和情感是从哪里来？何处是因由？我无法回答。也许，是因为他长期接受西方教育所形成的独立意志；也许，是由于现代医学所给予他的某种思维定势；也许，是出于不同凡响的李氏家族的遗传基因，使他得以抗拒“群体灵魂”对个人灵魂的吞没与剥夺。是这样吗？也许还因为他不懂政治，不懂社会，不知进退，不明利害，仅仅是出于人情人性。
李宗恩最后做的一件事是安顿妻子。夫妻同属一条命，今后是她替他活着，所以必须为妻子的今后着想。他立即动笔，分别给三个老友孙邦藻[9]、林宗扬[10]、胡正祥[11]写了内容相近的信函，这是李宗恩唯一可以安顿妻子的方法。信是用英文书写的，清简凝重，从每个字的后面飘出淡淡细雨，阵阵寒风。
这里将其中的一封，抄录如下——
My Dear Johnson：
I fully expect to see you in person before very long but that is not to be. By the time this reaches you I shall be in the land of limbo. I shall for my lad on for there are things I do not understand but I do admit that there is a lot to be said for the new regime and I have no complaints.
Jean，my wife，will live long after me. I am asking you，C.H. Hu +C. E. Lin to be her advisers. If any time she has occasion consul to you I am sure will give her your wise counsel.
Adieu，my friend
Yours always
译文——
亲爱的Johnson（孙邦藻——注）
我以为一定会亲眼很快见到你，但是已经不可能了。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到了灵魂安息之所。我应该说，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不过我承认新政府做了很多事。我无悔无怨。
我走后，Jean，我的妻子，还将会继续生活下去。我请求你，胡正祥，和C.E. Lin 为她的顾问。如果她有时咨询你们的意见，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给她明智的建议的。
再见了，我的朋友，永远是你的，
从容入世，清淡出尘。李宗恩临终前发出的三封信，让我们看到一个高贵的灵魂：一方面是至死保持着爱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选择死亡的平静。
信函寄出不久，李宗恩悄然离世。来则安然，去则泰然，一个气度磅礴、宽仁恭俭、缜密精致的人，在荣耀和耻辱中穿行六十八载之后，倒在险恶而干枯的路上。一场死，无声无息，不惊不怖。
李宗恩病危之际，昆明方面曾向北京打了报告。中央（据说是周恩来总理）让李宗恩的长子飞往昆明，并指示：如有可能的话，将其接回北京救治。但儿子接回来的，是父亲的一捧骨灰和悲痛欲绝的母亲。
李宗恩出生地常州青果巷。这条小巷人才辈出，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足有一百多人。但是不管你查阅“百度”，还是查阅当地编印的材料，就是没有李宗恩。
所以，我要写李宗恩。“拂尽了红尘黑雾，还他个朗月清风清。”[12]
2016年1月—7月
写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1]刘瑞恒（1890—1961）公共卫生事业创始人哈佛医学博士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高等院校的校长必须由华人担任，遂于是年被任命为协和医院院首任华人院长。原院长退为副院长。刘一直在国民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实际上协和医学院行政领导权仍在美国人手中，而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史上握实权院长的第一人。
[2]《人民日报》1952.01.09《我和协和医学院》
[3]同上
[4]骆炳煌的学生。参见其撰写的《十年》。
[5]同注[4]
[6]聂毓禅，女（1903—1997）护理教育家，护理管理专家，公共卫生护理家，被称为中国高等护理教育第一人。
[7]1954.6.18《健康报》
[8]李宗恩的英文水平超过中文，在协和习惯于英文书写，日记也全部用英文书写。
[9]孙邦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文学硕士南洋大学教授，英文极佳。李宗恩在协和复校期间任英文秘书，负责协和与洛氏基金会的所有联络事宜。后成为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英文版编辑。
[10]林宗扬（1922-1942），协和医学院细菌科主任。珍珠港事件后协和关闭，在北医工作，任流行病系教授。
[11]胡正祥（1896-1968），著名病理学家，于19世纪30年代证实了白蛉子传染利杜氏体的途径，发现严重贫血可在颅骨内板形成局灶性髓外骨髓增生，证明了一种主要由大单核细胞形成的单核细胞肿瘤，提出了病毒性肝炎的病理诊断标准，恶性淋巴瘤的形态学与预后的关系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于1951年合作编写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以国内病理资料为主体的病理学参考书。曾任中国协和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创办《中华病理学杂志》并担任总编辑等职至1966年。“文革”中自杀。
[12]“拂尽了红尘黑雾，还他个朗月清风”一句，摘自清人颜鼎受小令《椶拂》
附件：玛丽·布朗·布拉克女士讲话全文如下——
做为现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和一个历史学家，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有二十世纪四五十代PUMC毕业生和教师以及李宗恩亲属参加的李宗恩院长纪念会。
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李博士（医生）的事业与中华医学基金会密切相关。早在二十年代初，李宗恩是第一位由CMB （China Medical Board，中华医学基金会）聘请加入PUMC的以外籍教师为主（faculty）的中国人。他因为拥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且具有很好的专业背景而备受学校重视。与后来加入的几位出色中国教员一起，他们为协和医学院培养了第二代和第三代教师。
他早年从事传染病特别是黑热病研究，他对黑热病利什曼原虫的生活史进行了从实验室到野外现场的深入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使1950年代黑热病的根治成为可能。他是黑热病研究的光辉先驱和典范。
李宗恩是一位爱国者和杰出的学院领导人。抗日战争爆发之初，CMB曾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便在美国的庇护下把协和继续办下去，但是李宗恩谢绝了这一邀请，他决心接受聘请到西南大后方去创办贵阳医学院，为国家、为抗日战争做贡献。
毋庸赘言，在当时条件下创办一所医学院有多么艰巨，他却在这一极其艰苦的时期为中国培养了几千名医生，获得这一成功是十分艰难的。从他给CMB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贵阳医学院的这段成功经历改变了他对PUMC的看法，重新审视了PUMC在中国医学教育中起的作用，认为PUMC的医学教育脱离了中国贫苦大众的需要，应该成为中国的医学教育的重要一部分。不过，他的这一医学教育理念成为日后CMB聘请他担任PUMC真正的首任中国院长的主要原因。虽然刘瑞恒是前任院长，但实际上是美国人掌权。
抗日战争结束后，对于PUMC究竟是否应该复校，以及能否复校，在美国和中国都存在着争论。学校的楼里空空如也，学生和教师都离开了，政局不稳定、内战烽火已经燃起、通货恶性膨胀。据说美国方面听说，一位有些重要影响的中国领导人说过，中国需要PUMC，CMB从而下决心恢复协和。关键是，必须选一位医学院领导人，他既要有办好医学教育的能力和经验，又要有卓越的医学科学研究背景，CMB认为，李宗恩是理想人选。
李宗恩不负众望。协和于1947年复校，当时的教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他重新构建了协和，保存了协和的教育理念，倡导了协和精神，维持了协和追求卓越的教育标准。在五十年代初，协和经历了一个困难的政治过渡时间，他和他的家人都也经历了很多磨难。
我们有幸今天在这里缅怀他。
（选自《章诒和散文集：句句都是断肠声》，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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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大屠杀的最后家书。1941—1942》展览中的图片
作为对父亲的纪念，保罗·科尔诺夫斯基创作了《第二号运输车》（Transport No. 2）一画